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答问(全本)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答问
上海东方早报
记者石剑峰
1、《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原名《中国当代文化意识》）于1989年首先在港台出版，这次时隔17年才在大陆正式出版，为什么选择今年才出版？与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不久前的出版是否有关系？是巧合还是借《八十年代访谈录》热卖炒作？
答：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出版是好几年前就已经和出版社谈定的，我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再版此书。其实查建英和我访谈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访谈录会引起这么大动静。所谓访谈也没有那么正儿八经，就是坐在她家里烟雾腾腾地神聊瞎侃，所以她这书或许叫［八十年代神聊］更好。不过回过头来看，这种聊天方式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大家都忙于挣钱，谁有功夫聊天？她作这个书的方式也是八十年代的，不是九十年代的，并非刻意要去炒作一个有市场效应的题目，而是很有兴致地作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现在突然“八十年代”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题目，倒是有可能下面变成了炒作，不过说不定也会出来一些更深入的八十年代研究。
2、能谈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当时为何首先在港台出版？
答：因为这书原是香港三联约的稿。当时北京三联的董秀玉女士调任香港三联总经理，因此北京香港之间的文化合作比较多。
3、你在《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再版序言中称八十年代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其中主体是知青。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只能是知青一代，那么除了年龄因素，是什么原因使知青这代因为政治运动耽误了学业的年轻人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
答：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八十年代写得最漂亮的书也首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此外，刘再复，王蒙等都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级人物。比他们年龄更大些的许多老先生也非常活跃，例如金克木在｛读书｝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很有影响，当时老中青的关系都非常好。另外，比知青更小的一代也已经开始冒头，例如张旭东以及作家中的余华格非等。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除了年龄，主要因素可能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制度，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是1984和85年左右，例如“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员主要是北大等毕业的研究生组成。这批知青出身的研究生从1977到1984年期间有机会把全部时间用于读书思考，所以理论准备相对比较充分。
4、《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分“反叛”和“彷徨”两部分，“反叛”主要是通过美术、电影、小说、诗歌、建筑领域来反映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状况；下编 “彷徨”则着重勾勒80年代对现当代西方理论学术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当初选择文章入集的依据是什么？
答：八十年代“文化热”后有很多讨论文集问世，但几乎所有这些文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收入那些直接讨论“中国传统”的文章。但我认为这种角度太窄。我编的这本不同，此书同时注重八十年代中国学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思考分析。我在1988年写的“初版前言”中特别强调，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讨论”从来不是仅仅只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而总是首先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说到底，没有西方文化的东渐，也就根本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中国文化讨论”。而且事实上，现代以来中国人怎么认识中国往往首先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西方，每次大的思想文化变化实际都是由对西方的认识带来的，例如九十年代初期最大的思想变化首先是与大量引入西方经济学有关，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变化则与西方各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理论有关。中国思想学术下一步要有大的发展，同样取决于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能否有大的突破。我有一个说法很多人知道，叫作“消解西方神话，重说中国故事”。
5、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最终有没有结出学术理论的果实？是否影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答：八十年代后期已经产生一批学术成果，例如陈来的朱熹研究和汪晖的鲁迅研究等，都是非常扎实的研究。当时影响最大的或许首推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极大地扩展深化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八十年代后期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实际早已超越“五四”那代人，我们八十年代时对胡适等非常失望，因为觉得胡适对西方文明的了解非常肤浅。
6、你在序言中称八十年代是“文化人时代”，九十年代是“经济人时代”，这样一种标签式的分类依据是什么？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6年，根据你的观察和体验，这未完成的10年正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趋势？是否也可以用一个标签分类？
答：目前没有什么文化发展趋势，因为仍然是简单经济人时代。不过年轻一代学者和学生正在读书思考，他们还需要一些理论准备的时间，我相信大概五年后他们会彻底取代八十年代的老帮菜。
7. 你是否认为《八十年代访谈录》、《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先后出版，会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掀起一股八十年代的怀旧热？这对我们中国当下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发展有何影响？
答：目前谈论八十年代似乎已经很流行，不过多数没有什么问题意识。我在和查建英访谈时曾经说，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意义在于重新提出了晚清以来的中－西文明问题。回顾八十年代，不是要怀旧，而是要通过八十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来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我们那时称为“古今中西问题”。中国人必须拉长历史的视野，反复思考这个大问题，因为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生存论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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