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呼吁重新评价毛主席
弹指间，毛主席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我同所有在旧社会被压迫、被迫害、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样，沉痛地缅怀人民领袖毛主席！这三十年间，劳苦大众怀念他；而某些人贬损他，其恶毒的程度超过国民党反动派辱骂毛泽东“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而后者是挂了牌的公开的反动派，人们容易识别，而前者却挂着“教授”、“专家”、“大人物”…的招牌，很具欺骗性，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望，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呼吁重新评价毛主席，不惟书、不惟上，只唯实。
一、 我为毛主席守灵所见
毛主席逝世后，为了让全国各族人民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表达对领袖的哀思，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让人民瞻仰。人们深情地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一个推倒了压在劳苦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时代；一个结束了百年战乱的时代；一个消灭了恶霸、地主、富农、资本家人吃人和人剥削人的时代；一个穷苦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一个无失业的时代；一个基本没有黄睹毒凶杀和拐卖妇女和儿童的时代；一个为人民服务为荣、助人为乐、而不腐败的时代；一个拥有两弹一星不怕帝修的时代；一个世界上唯一打败了美帝的时代；一个教育和医疗基本有保障的时代；一个无护栏和防盗门的时代；一个由解放初人均寿命为35岁而延长至65岁的时代；一个没有西洋性病和传染病的时代………。这一切，人民怎能不怀念领袖毛泽东？！因此，各族人民都想前往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表达对他老人家的哀思。
我以科技界代表的身份为毛主席守灵 (六小时，每半小时换一班，实际守灵三小时)。瞻仰人群在大会堂外排着长队，分批进入大会堂。许多男女老少，一进入大会堂就嚎啕大哭，嘴里呼喊着毛主席呀……，整个大会堂充满了悲痛的哭、喊声。我们这些守灵的，本来就是含着悲痛的眼泪肃立在毛主席遗体旁的，人民的哭喊声，使我们不能自禁地唰唰直流泪。仅三小时内，就有八人由于悲哀过度而当场晕倒了被抬到后面抢救，其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六小时的守灵，脑海里始终是一片哭喊声，在事后的2、3天内久久不消失。
人民大众如此敬仰和崇拜毛主席，既不是靠行政手段组织上动员的，更不是给金钱雇佣的，完全是出于内心。当然不排除个别人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去的，大概后来诬蔑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人就是，他们用小人之心，度众人之腹。毛主席对搞个人崇拜，什么万岁、四个伟大、马列主义顶峰之类捧场，十分反感，还说：他就不相信他那几本小册子就那么灵验；并由他主持中央专门发了文件，严令禁止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讲话，在《毛泽东传》(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等等许多公开出版物中随处可见。毛主席还一再强调“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并告诫大家：“反对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吹捧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在电视剧中还有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一位妇女说“雷(电)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打死”，毛主席知道后不仅不让惩罚她，反而要听取她的意见；《毛泽东传》等书中也收录了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还说对贴反标的人不要抓……。人人皆知，毛主席就是从林彪高喊四个伟大声中发现了林彪的问题。像毛主席这样博大胸怀，谦虚谨慎，他心目中唯有“人民万岁！”时时事事为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着想，是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榜样。人们看到的是，攻击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人，才真是搞个人崇拜的，…。
二、正确对待农村集体化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解放前，中国农村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了8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仅有10％几的土地。真正种田的农民，大多没有或少有(中农、下中农)土地所有权，靠租地主、富农的土地，或为其打工过着贫寒的生活。各顾各的个体小农经济一统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天下，“富人一席酒、穷人三年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是对几千年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现六十岁以上的农村长大的人对这些都是清楚的。
解放后，一开始就搞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交地、富的地租金和为活命所借高利贷的利息负担(地租和高利贷，农村在土改后基本绝迹了，但前些年某些地方又死灰复燃)。这两年的电视里又偶而可看到老农谈减租减息那股满腔喜悦场面。紧接着搞了土改，这是中国史上真正实现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同时把地主、富农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劳动者不得食。空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唤发出的改天换地的热情，很难用文字表达。本人是在第一线搞减租减息、土改工作的，都是亲历情况。近两年偶而又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反映当时土改实况的电影镜头。但是土改，也仅仅是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农村的革命是否可以到此为止，农民就能安享万年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农村不仅仅仍维持着千年的小农生产，分割为小块小块的土地也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各户农民所遇不可抗灾害(例如病、死、丧失劳动力等等)的机遇不均等，加上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土改后不久(约三年左右)，农村又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有的被生活所迫而无奈出卖土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人民政府总不能象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不顾事实的骂他们“命不好”、“笨”、“懒”而了事吧？如何杜绝两极分化、共同走上富裕之路，就极待解决。恰恰是一些有覚悟的农民和基层的农村干部，摸出了一条走集体生产发展致富之路，而先后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其势头，毛主席感慨地说没有估计到。这就是从一解放到1958年发生在中国农村史无前例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回顾这些基本情况，对辩明一些是非十分必要。
毛主席去世后，从1956年的合作化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就成了某些人反毛、非毛的突破口。其间他们又牵连了鼓足干劲、力事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注：以下称总路线)和大跃进，统称“三面红旗”，都遭到攻击。目前公开发行的书、报、刊、资料表明，总路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发明的，毛主席曾担心能否成功？大跃进是其它领导人和人民日报发明的，但毛主席都是赞同和支持的，最终都由中央集体研究决定进行推广。按组织原则，集体决定了的东西，对和错都是集体负责，这是任何党员都清楚的。遗憾的是尽管某些人使尽全力借此攻击毛主席，其结果，不管你髙举不高举或承认不承认“三面红旗”，“三面红旗”依然发挥着更巨大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面红旗”的是与非，理当实践说了祘。
这些年来，在广大人民的实践中，仍然“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是主流，那些搞少慢差费的均遭到众所指责，少数还成了遗臭万年的反面教材(例如豆腐渣工程、烂尾工程、形象工程、腐败工程等等)。
“大跃进”虽然被某些人骂得一无是处，他们公然搞分田到户单干大倒退，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严重后果给大倒退亮出了“黄牌” 。然而大多数人民和干部盼望 “上一个台阶”、“翻几翻”，更可喜的是南街村、华西村、大寨大队、河北唐山市的半壁店村等等，都仅是数百户的农村，从人民公社至今走集体化道路不动摇，硬是顶下来了，至上世纪末，仅四十来年时间，都年创产值几个亿、几十亿、上百亿元，家家有存款，有的村“贫困户”的存款在百万以上，富户存款不过千万，社会和谐稳定。翻翻中国历史，有过这样的飞速发展的例子嘛？这不是大跃进是什么？这些走集体致富的地方，让人们实实在在的见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曙光。对那些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知论的人是有力回击。因此，大跃进在人们心目中始终占上风。
合作化、人民公社“搞糟了”，也是某些人攻击毛主席唱的“重头戏”。 走集体化道路好不好，仅就上面举的几个大队就足以说明其优越性。全国顶着风险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取得高速发展的有数百个村或原生产大队。大江南北凡高速发展的，大多坚持了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或者分了感到不行又合了。
在全国推广分田到户单干的典型安徽省小岗村情况如何呢？有比较才有鉴别。据2006年3月10日《作家文摘》报报道，标题为：“严俊昌与他的小岗村之路”。报道说：“1979年7月，邓小平来到安徽，对小岗和安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从此带村民按手印分田地的生产队长严俊昌成了名人。严俊昌回忆说，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当年就达到400元。此后，粮食连年大丰收，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村都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严说的‘富裕’标准就是有饭吃，当地村民也都这么认为” 、“然而，令严俊昌没有想到的是，日益高炽的名气并不是小岗村发展的机遇，而‘改革旗帜’这一称号反成了对小岗的禁锢和限制”、“1987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到安徽调研，希望看看小岗村。当地官员闻讯后担心小岗人乱说话，毁了好不容易树起来的形象。凤阳县一主要领导先与他谈：‘老严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1995年后，当地政府提拔严到镇里当农委主任。严表示，如果他当时继续在小岗村干，他会把村民组织起来，带领村民集体致富”、“严走后，官方派外地干部到小岗当‘村官’，…这个‘改革第一村’结束了自我管理的时代，不再‘岗人治岗’。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村内的宗族矛盾也逐渐公开化，引发内耗，到1997年上半年，小岗人还装不起一部电话”、“由《解放日报》记者牵线…，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与小岗建立了友好关系，长江村一来就支援小岗120万元…”、“1998年，是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各级官员都很重视。这年6月起，在三个月内，小岗有了水塔，…，有了希望小学和展览馆…，各家墙皮刷了涂料，各户改建了茅房…”、“但是，他(指严)对官方搞的一些项目还是颇有微词，……路过‘别墅区’的工地，他指着那些建筑物对记者说：‘搞了20多年了，还要搞虚假的形象工程，这样下去会害了小岗的，不谈发展，只讲形象，小岗怎么能发展上去’”？ 从这一报导可见小岗村的状况，他告诉我们农村搞单干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由几千年历史证明了的。如果都搞到了像小岗村要旁人掏口袋塑造，就麻烦了。另有媒体报导：现在的小岗村年青人外出打工，挣钱糊口，一部分土地卖给私人老板搞“开发”……。还有报导说“小岗村又有外出讨饭的”……。
尽管农村有单干发了大财的，但大多靠雇用劳动、剥削他人剩余劳动价值，这种富户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是什么新闻，而且正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不能说打了社会主义招牌私人雇用他人劳动为自己创造财富就不叫剥削，而且由此同样造成社会的阶级分化，破坏安定团结，……。我们不能旁若无事地对待报刊上公开的某些报导：儿子生病无钱医治，而自己自杀，写下遗书出卖自己的器官，为儿子治病；农民为了温饱而进城打工，有的一再为讨要那点微薄的工资无门而自杀；……。如果无视农民单干后失去了集体这座靠山而发生的种种悲剧，这很危险。
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不在谁髙举还是贬损它，被高举的不一定就是真理，被贬的不一定就不是真理。人们常说：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因此，提倡什么、反
对什么，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
三、“共产风和浮夸风”及三年自然灾害
在1958年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产的大好形势下，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或严重错误，例如浮夸风，有的把 58年实际亩产粮食几百斤，而虚报成几千斤、上万斤、十几万斤等等；同时搞一平二调，贫富拉平，把农民的自留地、农具、家畜、家禽、甚至包括住房等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并推广吃仮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刮起了 “共产风”。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大跃进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接着是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遍及全国的严重自然灾害，许多地方甚至是颗粒无收，例如：北京地区玉米不结籽，而成了白灰；白菜小而不包芯；大鸭梨仅有小枣大，几乎是零产量……。加上1959年相当一段时间的浮夸风、“共产风”仍有增无减，58年粮食增产未增收[未全部收割]，糟蹋了不少，又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饱饭，甚至孩子吃饱了，大人还得打几下逼着再吃点。例如苏南地区，农民习惯两稀一干，而农闲时瓜菜代粮，而吃饭不要钱，就一天三歺大米饭，甚至吃4-5歺，造成很大浪费……，因此在59至61年发生粮食普遍不够吃(吃不饱肚子)，闹饥荒，结果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营养不良)和有的地方饿死人的问题。但某些人夸大其事，诸如制造“大跃进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因此又称“毛主席饿死三千多万人”等等大谎言，蛊惑人心、制造混乱，诽谤毛主席，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那些挂着“专家”、“教授”等等招牌的“精英”们，心里很清楚，大跃进同刮“共产风”、浮夸风(以下简称“两风”)没有因果关系；这些年在他们大骂大跃进的时候，浮夸风、无偿侵吞他人劳动成果的“共产风”事例少吗？仅就上述《作家文摘》报导的小岗村情况，其中弄虚作假搞浮夸、平调等刮“共产风”，什么歪风都有；天津大邱庄的问题就更触目惊心了，难道这不是在否定大跃进的情况下发生的“两风”？！可见从理论到实践都说明大跃进同“两风”是两回事。
诬称“两风”是毛主席刮出来的，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事实如果不是毛主席狠刹“两风”，其后果更为严重。还是让事实作证。
吴冷西着并由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的《忆毛主席》一书中，分别道出了人民日报当时不是毛主席负责把关、以至一些事关重大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也未经毛主席审阅。吴冷西在书中感叹地说：“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1958年)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只限于典型报导，后来从河南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这段话中说：因毛主席再三叮咛是指毛主席要吴冷西“报纸宣传，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又说：“随大流，……，浮夸风到处泛滥，…就刮起‘共产风”；这里指的随大流显然不是随毛主席的大流；而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可以不听，而要“随大流”，可见“大流”其来头之大！毛主席反“两风”遇到的阻力之大。
究竟是谁刮起的“两风”？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有，包括当初反集体化的人，还有少数坏人。这个问题还是由那些非毛、反毛的人去讲，其效果和影响力度比我们讲好得多。相信他们中的多数，迟早会回到实事求是上来，干昧良心的事，内心是不得安宁的。在此要补充的是有人刮“两风”时，毛主席忙于其它事务，如国民党窜犯大陆、布署炮击金门、尤其是中苏关系紧张等，为这些他和周总理日夜操劳。三年自然灾害前，中央已同意毛主席退居二线。但毛主席一再替人代过作检讨，还一再坦诚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当然，希望工农业发展快一点、好一点等急于求成的愿望，毛主席同其它中央领导人一样，都或多或少存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盼望能快一点，即便当今领导人，也总希望发展快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决不是和稀泥，这同“两风”毫不相关。除非是别有用心或帝国主义希望我们少慢差费、或最好一败涂地。
毛主席从认同大跃进、人民公社到积极推广，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调查、思考、学习马列著作、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提髙的漫长过程，也是他认识上逐步深化的过程。值得我们敬仰并学习的是，毛主席每调查、学习、实践、总结一次，都自覚纠正原来不全面、欠妥或错误的想法和讲话、批示等，以至毫不含糊地认错和自我批评，是他的优良品格所在。一个人要做到敢于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毛主席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反复讲他对怎么搞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一再强调反复实践、学习、总结、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些在《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等等公开发表的图书、报刊里随处可见。同样也能随处可找到毛主席研究一个问题时不全面、不太正确、以至错误的想法、讲话、批示等，尤其在他研究一个问题的开始阶段。因此，一些反毛和非毛者他可以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遗憾的是这些人是眼高手低，自己一干就捅出一大堆难以收拾的乱子。正印证了黄克诚同志预见的：“说共产党内谁比毛主席还高明，那是笑话” 。邓小平也说：“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反毛、非毛的人攻击毛主席搞“浮夸风”，能拿出的事例有两件事。其一是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访苏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他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我国今年有了530万吨钢，……，赫鲁暁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中国可以超过英国。……，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钢，不是超过英国了吗？”[见张聂尔着花城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中国第一人毛泽东》第50页]。其二是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另七十万吨钢而奋斗！’”薄一波说：“他向毛主席建议把一0七0(万吨钢)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当时我通知胡乔木，说毛主席说了，把一0七0写到公报上……，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见叶永烈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政台风云》137页]。这两件事就成了某些人攻击的“把柄”。
上述十五年赶超英国和1958年1070万吨钢生产指标，都是为了钢产量问题。这同当时严重缺钢材的现状有关，没有钢，许多事不好办，而且美国封锁我们，苏联不支持我们，处境艰难。困扰着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情况。
毛主席在第二次访苏期间，在大会上讲了十五年赶超英国(即钢产量)’。但不是毛主席头脑“发热”，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祘。请看事实：关于15年赶超英国，“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并不是偶然的，他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国正式公开宣布15年赶英国的口号，是在1957年12月2日开幕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宣布的、李富春在会议上对此作了全面论证和解释”。[以上见由郑谦、刘波着，并由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帮助，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1年12月出版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少奇》第四卷1005页]。可见十五年钢产量赶超英国是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提出来的，不存在谁“浮夸”“发热”的问题。即便今天看，这个口号无大错，不能同浮夸风混为一谈。
关于1958年1070万吨钢的问题，先介绍以下情况：1958年6月6日，王鹤寿等给中央的报告称：“华北地区的钢生产能力，1959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 6月16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给中央的报告称：“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6月17日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给中央的报告称：“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注：即两年时间除电力外就全面超过英国)；6月21日冶金部给中央的报告称：“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 在这些之前，毛主席叮嘱大家：“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以上均见《毛泽东传》上册，第813至826页)。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毛主席还是同一些领导人反复商讨、研究，把1958年纲产量一压再压，从二千多万吨压到1070万吨(还是偏高一点)。“1958年9月5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重申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少奇》第四卷1022页]。前述诸报告，其中有几位是后来批评“毛泽东头脑发热”的。他们“忘掉了”自己给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如果毛主席“头脑发热”而完全听从了上述各报告，就不知该如何评说了。在此我由衷地对毛主席工作艰辛、困苦感到钦佩和同情。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和饿死人的问题。按那些反毛、非毛者的推理逻辑：大跃进就是“两风”，而饿死“三千多万人”，毛主席搞大跃进，所以“三千多万人”是由“毛主席饿死的。”而实际情况“两风”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毛主席花费了几年心血才刹住了“两风”(这在后面作介绍)，大跃进也不是毛主席发明的，那么就应该说别的什么人搞 “两风”而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同样是荒唐的推理和荒唐的结论。别的人大刮“两风”是事实，他们人为地造成一些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饿死三千多万人是某些人跟了他们的美国大老板出于反华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许多同志给于了充分揭露和批驳，在此不予费心重复。但那么大的连续三年灾害，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在解放仅十来年，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要做到不死人，是力不从心。我们从最近电视台和报刊报导中，看到今年广东等地的水灾；四川部分地区和重庆市的严重旱灾实况，土地严重干裂，农作物干枯了，明显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靠了长江，连人的饮用水都解决不了，还何谈向地里灌水救灾？这些灾害至今已死了两千多人(见“京华时报”8月18月报导)。何况现今己是二十一世纪，都一筹莫展，好在就全国而言，它仅是局部地区，对全国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如果这种灾情像1959至1961年那样边及全国，而连续三年，将是什么情况？即使是某些人捧为“圣地”的美国，遇到自然灾害至今不也一筹莫展，照样死人。事实上那三年天灾死人并不多，比旧社会大灾年死的要少得多。例如“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死病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痹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造成这一情况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对特别需要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组织专门小组对病肿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查处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一个教训》的批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斤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思想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并提出了具体克服的办法。[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151-152页]。又例如： “(1959年)10月，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三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三省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农村最严重的问题。其中广东省已饿肿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对增产幅度估计过高，…，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及放开肚皮吃饱饭。中央指示，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达不到的…，应该修改，不要硬性下派。”[见宋强、乔边等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人民记忆50年》160-161页]。中央还采取内部调节和进口粮食，缓解困难，减少损失。可见死人并不多，死人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也不全是饿死的。
反毛非毛的人一是否认灾情的严重。周总理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他一生中所见最严重的，对我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前面讲了点我在北京亲见的情况。我再介绍一些历来有鱼米之乡的江南见闻：由于灾荒，当时江苏无锡地区就有逃荒的，历来是讨饭去无夕好讨，因为那里相对是富余，而在三年大灾期欠收严重，有的稻田颗粒无收，有名的产米区灾害严重到如此地步。因此，否认灾荒而夸大“人祸” ，反毛、非毛者用这些心机是徒劳的。
反毛非毛者另一手是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以此为据说明死人是“人祸”造成的。首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符事实；其次是他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断章取义，篡改并歪曲了其讲话的基本精神，太有损于“精英”们的“学者”身份了。前面已批驳了他们否定灾情的问题，在此不重复。在此讲明他们是如何篡改和歪曲刘少奇的讲话内容的？请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有关部分：“…，因为1959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减产40％还多。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某些人从中挖出一个“两风”严重地区一个农民的话，推而广之，这就不难看出那些反毛、非毛者的良苦用心了。
四、毛主席狠刹“共产风”和浮夸风
从本人手头材料，毛主席第一次公开反“两风”是1958年7月[见《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92-199页]。而目前大多认为毛主席从1958年秋发现“两风”而开始狠刹“两风”，至1962年这段漫长的时间内，为把“两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他废寝忘食，排除各种阻力，艰难地狠刹“两风”，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朽贡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等有较系统的介绍。
毛主席为了1958年11月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而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至10日)，召集一些中央、大区和省、市领导汇报、座谈，并为武昌会议准备材料，即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和《郑州会议纪要》。开始让河南吴芝圃负责两个材料起草的抓总工作，后于6日改为由邓小平总负责。在讨论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稿时，毛主席对草稿的每一条都发表了意见，现摘录与本文主题有关部分如下：“第四(条)，髙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纲？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加三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罚苦工……，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会议最后一天，11月10日，毛主席谈对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时，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并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还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后来毛主席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1至27日) 说：“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骗自己”。[以上见《毛泽东传》894至898、908至909页]。
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署名的《党内通信》指出：“要告诉公社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注：指六级干部大会)，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注：收回银行贷给农村的贷款)，暂时脱离了群众，从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紧接着于3月30日、4月2月、4月3日、4月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分别对山西等省委领导贯彻上述《党内通信》执行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纠正“两风”，并对侵占农民和生产队等的钱、物进行退赔。 [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2页、34--37页]。 紧接着于4月29日，毛泽东又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写了《党内通信》，进一步刹“两风”。
1960年3月23日《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此件[指山东六级干部会议<会议情况>第二期]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并指示“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撒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细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63-165页]。
1961年3月13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两个平均主义指：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人与人间的平均主义。[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250-251页]。
1962年春节前后，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一些中央领导分别讲了话，并作了自我批评。纠错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从58年秋以来，毛主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和批发了许多文件、批示、通信，狠刹了“两风”。达到了新的基础上团结。
五、关于庐山会议
中央宣布给彭德怀平反后，这三十来年，公开的舆论报导基本是一边倒：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万言书，毛主席容不得不同意见，坚持极“左”路线，制造了彭德怀冤案。为此，许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出于避嫌或标榜“早就看到是大冤案”，以抬高自己；而发表谈话、写文章、着书立说。而且“气候适宜”，在大力宣扬“实事求是”、“拨乱返正”，在这个旗号掩盖下，他们 (注：其实多是一些“文人”和“受了点冲击的人”)不甘落后，积极反毛、非毛，不惜篡改或为我所用以至捏造和歪曲事实，正如胡编乱写的人坦言：“为了使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正是这些“不得不这样写”的人“幇忙”，把“实事求是”、“;拨乱返正”倒了个儿。出现了现今看书难、难看书，因为大量书、刊不知里面有几句真话？因此对探讨彭德怀的问题也同样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
上面已介绍了以“两风”为特征的极“左”不是毛主席刮起的，毛主席是替人代过，刮“两风”的人说毛主席是极“左”，显然是人品问题。谁是真正的极“左”人物？这些还是我前面的态度让非毛的人去讲清楚。在此仅就彭德怀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摘引一些有关材料。
1、 刘少奇关于庐山会议对彭的问题后来解释说：“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 (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内形势问题”一节中第二个问题。选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国风云五十年》一书 ]。国防科委向康生诬告彭德怀等里通外国，诬陷彭德怀是立了“大功的”(内容略)。
关于庐山会议实际上包括三个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议；8月2日下午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现已统称为庐山会议，其实内容完全不同，扩大会是反“两风”的，其中夹了一些对彭德怀的信的争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是专门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2、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卫士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毛泽东)把彭德怀提的意见说成是‘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与某些人不正确的汇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见山岚着，2006年3月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墙内的秘书们》李银桥，270、271页]。
3、在两天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即7月23日在扩大会上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见《毛泽东传》995页]。
4、“庐山会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10期，标题是“庐山会议期间不为人知—毛主席邀请王光美游泳的往事”]。
5、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批判他那封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276页]。他讲到批斗他的会议情况说：“我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见《彭德怀自述》278页]。
6、毛主席同彭谈时谈起往事“(反)立三路线……，反对张国涛分裂…，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成绩也是肯定的。…打败胡宗南…。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留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注：指彭去负责建三线的工作)，要他来找我谈。”并留彭共进午歺。临别时毛泽东突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髙绕反党联盟’吧？” [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7期，标题是“下庐山‘闲’了六年后的彭德怀”]。
7、1970年，彭德怀 “专案组”负责人黄永胜“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藉，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决定”、“毛泽东、周总理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8期，标题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最后一封信前后”]。
8、毛主席在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又说：“ 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 [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文，273页]。
从上述材料可见按照刘少奇讲的，彭德怀的案子该不该平反，就成了问题。现仍按后来的中央作为冤案平反为前提进行探讨：1)、原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有批彭和辩论的问题，毛主席看了会议材料、文件也讲了话，批评了彭“右”了。但会议没有对彭作任何文字的处理决定，会议就结束了，并准备下山了，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见而把会议由反“左”而转向反右之说；2)、其它领导人坚持要召开全会解决彭的问题，另有一些报导说有人表示不解决不散会，看来毛主席服从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数人或是有相当影响的领导人的意见，而同意开全会，毛主席在常委会上发表了前后自相矛盾的讲话，即上述第三条，表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没有参加批彭的会议，这证实了他偏听偏信是事实；3)、批斗会上把个性那么坚强的彭老总，搞到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招供，会议乱到了开不下去，有人要打彭，证明存在严重的逼、供、信，其招供材料同某些人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以及会议记录，三者显然会很吻合，这种三对证的材料，误导性很大。但毛主席当时以至他去世都不会知道有严重逼供信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在如此高层会发生严重逼供信，因此，毛主席轻信了逼供信招供和汇报材料，对彭老总的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情有可愿，因为他既不会想到那么高层人物会搞逼供信，也不会想到那么坚强的彭老总会“屈打成招”，该受到指责的是搞逼供信和汇报假情况的人，应按律受到处分；4)、庐山会议后，某些地方包括部分军队(如国防科委)，尤其是刮“两风”严重的单位和地区，确实不反“左”而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搞了不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造成这个严重后果，不是毛主席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关于芦山会议对彭等的处理材料等传达的面宽了造成的，一经发现，毛主席立即纠正，进行平反，并自我批评。事实恰恰相反，庐山会议后，毛主席不仅没有放松狠刹“两风”，而是抓得更紧、措施更有力。在前面毛主席狠刹“两风”问题一节，我分别介绍了庐山会议后60和61年的两份材料，事实上60至62年七千人大会之间，针对刹“两风”，毛主席召集了不少会议、讲了不少话、作了不少批示、批发了不少文件，《毛泽东文集》均有详细介绍。有充分证据说明，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反右不反“左”，纯属谎言。
还应说明，在庐山会上，是毛主席不赞同一些人要开除彭的党籍，而坚持了保留党藉和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联想到文革期间，毛主席批评中南海工作人员批斗刘少奇和不同意把《我的一张大字报》向下印发[注：某些人制造的对刘少奇的病“没有认真治疗，而进行迫害”之说，由中央医疗组的同志作了辟谣，在此略]；对邓小平是有批评有表扬；对林彪做到了仁至义尽。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一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错了还可平反；还尖锐指出“文革中的专案材料基本不可信”…[注：《毛泽东传》有记载]。
从上述材料看，彭德怀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几个人闹的，说是真是为了需要、说假也是需要。这就难怪一些电视剧借古讽今：“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广为流传。彭德怀同志就成了牺牲品。证明当今确实是读书难、难读书，书上有多少是事实？严重困扰着读书人；也贬损了书本本的信誉，也是对某些史学“精英”的讽刺。看来追逐效益和收视率而见风使舵、投机取窍、墙上草随风倒、奉迎拍马的胡编滥造的“史学精英”，不仅严重损害党的声誉，同时坑了自己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文痞。害党、害人、又害己。
六、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质疑
谈这个问题，先作个自我交底，有四位亲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其中有建党初期的党的高级干部，有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日本鬼子、国民党分别把我家焼得片瓦未留和家破人亡。文革中两人被打成“叛徒”(七十年代初平反)，被关“牛棚”的亲人和亲戚三人，本人也被两次关过“牛棚”和私设的监狱。 但文革中，凭我的阶级本能地历来紧跟党。在文革中，首先是赞同、紧跟，但我不赞同在军队搞群众组织和同地方搞串连，不赞同随便把干部说成“走资派”和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游街、戴高帽、把干部群众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我讲这些经得起任何人核实。正因为有这些基本态度，文革中我处理的案件和人，任何情况下无一人翻案；当我受迫害时未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100％是凭空捏造的“罪状”，即便把我打翻在地也没有低头、“请罪”。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敢讲、不敢说、不敢干。我信奉“心里没有鬼，不怕鬼敲门”。如邓小平所说：被打倒两次，就不怕打倒第三次。
全盘否定文革，从理论到实践，必将遭到人民广泛的质疑。共产党领导的几亿人民(男女老少，从八旬以上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娃娃)积极参与的这场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在古今中外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在人民心中不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发动不起来的或者根本不敢发动。历来的统治阶级都是宣扬“英雄史观”或“帝王将相史观”，唯有马列主义共产党坚信人民创造一切的人民史观，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本质所在。文革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是我们党人民史观最充分而具体的体现；这同几千年的统治阶级的“英雄史观”或“帝皇将相史观”形成了显明的对照。然而有人把文革扭曲为“几个大人物间的矛盾或是是非非”，无视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防止苏联和东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而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毁于一旦的教训在中国重演这一历史事实，而抓住任何运动都难免的缺点和错误，用“精英”们的“文学天才”无限夸大，而全盘否定文革，如无人质疑，那才是怪事，毕竟马列在中国已传播了八十多年了。
1、1966年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五一六通知》，都是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的，而当时的中央都是原班人马，既没有“四人帮”、也没有红卫兵。下发的中央文件没有听说有那位领导弃权、保留意见、或反对。后来说“文革全错了”，有的人竟说“当初是相信毛主席因而赞同搞文革而投了赞同票”，请问为什么不把这个态度要求写在文件上向下传达？天天教育人的人就不想想那一票的分量，要对全体党员、十几亿人民负责，而不是作为自己如果事情对了有自己一份功劳，错了是你毛泽东的，成了投机的一票。人们都牢记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紧跟党中央投入文革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对文革投了投机票的、反中央的反成了“响当当的英雄”，而全国上百万干部、群众因紧跟党中央参加文革，反而受文革株连而遭迫害，原国防科委就是突出典型之一[周总理在文革中就警告他们说：“国防科委老是一部分人受压”]，这是否才是真正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构成了一场空前大劫难？
2、中央发动的文革，一再讲明是为了防修、反修，而至今没有任何一届中央宣布反修、防修错了，但说文革全错了。这不明显自我矛盾吗？
3、在文革中，林彪反党集团的暴露，和被粉碎，如此险恶的定时炸弹挖了出来，至今都是肯定的，邓小平还专门讲了要继续批林，因此怎么能说文革全错了？
4、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中央一再宣布用“文革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那么，既然文革全错了，这个“文革的办法”就全对了？这是否有双重标准之嫌？从事实情况看，他们揭批“四人帮”搞层层揪时，例如国防科委主要领导人，为掩盖他滥用职权、非法专门组织人员突击搜集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和私下同王洪文密谋在上海生产核弹头的阴谋活动；他凭空捏造冤案(注：中央定为“天大的冤案”)，陷害毛主席的后代并株连数十人之多；他先定性，后编造材料，一个人说了祘，谁反对就打击迫害谁；搞逼供信、随便抄家、乱联乱挂、私造监狱(四周高围墙，还加一层铁丝网，配备各类轻武器的一个排的兵力警戒)、无合法手续而非法关人(包括人大代表)、株连九族、随意捏造罪状、搞人身攻击、停职停薪、剥夺工作权、压级别和不评职称等等，有的地方甚至用捕人的办法解决党内路线分歧(如河南省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某些人所说的“文革”。而且没有落实政策一说，这不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至当今，党内或党外那些有关条例等等与这些人是绝缘的，申诉无门。所不同的是文革整的主要是“大人物”(有人说整了约两千人左右，有据可查是200人左右，但没有一个被定为走资派，毛主席生前大多均落实政策)。后来用“文革的办法”整的主要是小人物、普通群众，但数量远超过前者，他们层层揪“四人帮”、层层揪造反派头头、包括“红卫兵”，连十来岁的娃娃(小学生)也让丑化得不成样子，打击面之大、迫害的人之多，在中共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至今无一被平反，这是否是一场浩劫？因此，他们否定文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岂不太低估了他的“贡献”，是否应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数百万人帮”？！那些“精英们”对此默不作声，怎么就不建议搞个某些人用“文革的办法”粉碎了“几百万人帮”的大型展览呢？国防科委(现改称为总装备部)就可以布一块大展台，其内容要比他们讲的“文革”更加精彩。
6、有人说“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而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见《毛泽东传》1709页)。这个数字，为许多部门的统计数字证实是实事求是的，农业更是连年稳步上升，何况众所周知的文革期间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长江大桥的建成…………，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崩溃的边缘”却是一句信口开河的空口号，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奇怪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增长率均低于这个“崩溃边缘”的水平，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徘徊不前，直至近两年才起了些变化，三农问题、工人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严重污染、凶杀和矿难以及毒赌黄还有严重腐败等等造成的非正常人口死亡、……，其中不少可以说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就更不用说是共产党党史之最。因此，人民完全有理由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2003年，我们的党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们党的威信也到了解放后的最低点，华西村吴仁宝形象地说：“一个党支部，顶不上一个巫婆”。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己是执政党十分棘手的事。而且以上这些是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因此，人民有理由提出全盘否定文革是为了如此结局吗？
7、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而一段时间内，曾不让人民讨论、关心人民政府的事、国家的事，简言“不争论”。前面讲了，是“英雄造时事”还是时事造“英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如果高举马列的政党，而崇尚“英雄史观”，其结果只能是个人崇拜盛行，这是不是恰恰说明反毛泽东“个人崇拜”，目的是为了搞新的个人崇拜？相信我们党的任何成员，都同社会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对同一件事，都会听到那些“精英”是怎么吹的、而那些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士兵、小官…是如何议论的？定会大开眼界！能悟出否定毛主席、全盘否定文革带来了什么结果？信仰危机又到了何地步？
使我们想起，毛主席听到农民吃不饱而掉下愧疚的伤心泪；他听到小人物、贫苦人受欺凌，他会奋勇抱不平，支持弱势群体；他看到靠吃老本、狂妄自大、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他会毫不留情的发动群众给予揭露批判，以至纯之以法。一改中国几千年盛行的官官相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封建残余。否定文革，就包含某些自命不凡的人，还有自认为“老子打下的天下” 的人等等，他们脑瓜里装满了光宗、耀祖、理当享清福了，革命到顶了，……。然而，文革对他们的人生观提出了挑战，触了他们一点痛处，摸了一下他们的老虎屁股，这就不得了啦！就象原国防科委主要领导人宣称：“你打我一下，我要还你十下”，以十倍的疯狂对文革进行反攻倒祘。有的人甚至把下放劳动[注：本人也被下放劳动两年多]，也说成文革的“大罪状”，似乎他们是不该劳动的老爷、太太，可惜他们走错了门，就不该跑到共产党来，而应跟了蒋介石到台湾去。因为共产党是公开宣布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剥削有罪。一些本来对共产党抱着敌意的人，就更是有恃无恐地借此毁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再次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要辩别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哪个阶级的人在拍手称快、而哪个阶级在反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列主义一条根本的原则。世上只有阶级的爱、阶级的恨，超阶级的爱和恨是没有的，所谓“博爱”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资产阶级从来就是残酷压榨无产阶级，就从来没有爱过。我们民族也有句相传持久的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坚信，毛主席是否定不了的，包括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也难以得逞。邓小平曾说：人们“嘴里吃了肉，一边在骂娘”；说明他了解非毛、反毛、否定文革、搞修正主义不得人心。“肉”堵不住人们对毛主席、社会主义的怀念。正如黄克诚同志说：有人想和毛主席试比高，真是太不自量。
毛主席您安息吧！革命自有后来人，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恽仁祥
200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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