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最后日子的医疗护理真实情况

刘少奇在最后日子的医疗护理真实情况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医务人员对他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的。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是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确认了。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１０月１４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的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片一片十好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１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马晓先说，在与黄宛大夫的接触中，能感觉他压力很大。马晓先说：“我们当时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实我们当初何尝不是如此。即使是在‘红’的身边，也不是那么舒畅。像后来的护士小周在江青身边，江青老找麻烦，使她受到迫害，我们看在眼里能不紧张吗？而且在十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个由‘红’变‘黑’，又由‘黑’变‘红’？”
    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北京赴河南的医护人员都奉命返回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
    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１０月２４日、３１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
   （《环球视野》摘自《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