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机关的错误对于此次革命失败应负很大责任，首先因为此次革命的爆发并非客观的自发的，而是革命党自觉准备下来的结果。革命党主观和革命客观之间的关系，此次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更加明显。巴黎攻陷巴士狄堡垒和彼得格拉一连五日的罢工，示威，暴动，比较上海五月三十日的租界讲演及继屠杀而起的大罢工，更多含有“自发的”性质。讲演和罢工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准备和领导的，至于巴黎和彼得格拉那两次暴动则没有一个政党去准备和领导，虽然也可说是过去革命者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在爆发以后还保持着，而且保持得颇长久，直至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北伐引起的新浪潮时候。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照理应当保障革命的胜利，可是反而促成革命失败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里，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因为领导机关犯了错误，”——虽然对于“错误在那里”和“领导机关指的是谁”，各人见解不同。
“宿罪”(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议决参加“国民革命”，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这是划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本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国内外革命者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各方面感到没有出路时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影响才走到共产主义来的。他们发起了或加入了共产党，本怀抱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可是现在这些理想收藏起来了，暂时不谈了，而回去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新路线，虽然对于何时再拿出原来的理想，以及怎样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两大口号之中“打倒军阀”是隶属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仅仅把军阀看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如此，凡一切灾害，一切可引起斗争的对象都是归结到帝国主义去的。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结果，等等，等等。总之，人们转移了工农群众对于本国压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国主义，外国压迫者。中国一切灾害，归根结底，也许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如此单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本国压迫者只当他们是帝国主义工具来反对，往往会造成错误的结论。试举一例来说。农民生活的困苦既是由于农村破产，而农村破产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则农民斗争对象自然是帝国主义了，而不是切近的敌人，地主阶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提出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直至湖南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土地拿来平分之后才提出土地问题，可见并非偶然的，可见是与一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落在农民群众之后提出土地问题，其说明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土地革命自身，而是为了农民没收土地可以削弱地主阶级势力，而地主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乡村的代理人，即结果也只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被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能相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这个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携手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拿这个“国民革命”理论来准备，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一部分农民，果然应召而起了。他们轰轰烈烈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潮也确实惊吓了帝国主义。在这时期，群众一般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很少走在共产党前面，我们绝对未曾听到“过火”论调。
可是这种一味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上海和香港的罢工都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群众革命潮渐渐衰退而落人平时的轨道。到了一九二六年初春，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时，秋白叹息说：“在这退潮时候，屠杀案是不能激起广大群众运动的!”果然，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案，只死了一二十人，能够激起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案，死了更多的人，却只得到各地空泛的抗议罢了。
北伐划分革命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相当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五卅爆发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北伐后才爆发新的革命。这个新革命则是自发的。我的意思是说：群众提出比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为这些领导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这些领导者前面去。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新革命才当得起“革命”之称，以前的革命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罢了。
新革命爆发于湖南农村。湖南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之一。在长沙的核心，从五四运动走到社会主义，并不比《新青年》更迟些。中国共产党重要干部里，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说，安源煤矿是在江西境内，可是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铁路联系于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地盘。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俱乐部和合作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支部，工人同志朱锦棠且被第四次大会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李立三走后，工作是刘少奇负责；以后，与我同船回国的汪泽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里去做支部书记，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矿工几次斗争得了胜利，成了很大势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终于失败了。矿主，盛宣怀的儿子，勾结了江西军阀，解散俱乐部，枪毙委员长某同志，好多矿工离开安源散回自己家乡去。他们都在安源受过宣传和训练，即使在矿山是无所表现的，回到乡村也能成为农民导师和领袖了，何况其中有许多活动分子。这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超过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军进湖南，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跟了来，他们也有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农民被鼓动起来欢迎和响应北伐军，参加战争，缴除溃败北军的枪械。可是出于鼓动者意料之外，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竟不以这种军事行动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们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级，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有几个县份甚至夺得了土地和政权。
革命失败后，许多研究家钻进故纸堆中，从《二十四史》，《九通》等线装书中发现出：中国古代农民曾有几次进行过土地革命。可是，以前，我们一般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暴动，都以为是像明末的“流寇”，并不知道农民要求土地。我们读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看见俄国农民如此渴求土地，又看见民粹派各种组织都以土地问题为主要政纲，心中都很诧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要求土地，中国革命者不讨论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者一般不知道土地问题，以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的土地斗争震动了全国，不仅震动了地主阶级，而且震动了共产党领袖。共产党在农民土地斗争中尽的是制动机作用。虽然如此，这运动还是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下级干部和党员，与农民接近的，也有许多赞助和领导农民自发的要求。湖南各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有几个地方农民协会实际掌握了政权。北伐军向江西和湖北发展，这个土地斗争也跟着蔓延去了。同时，在彭湃领导底下，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也更进一步发展，也到了土地斗争。
北伐军到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城市，又触发了一个大群众运动。这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有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也是群众的自发运动，即也是违反共产党鼓动者本意的。武汉以外，湖北诸小城市也有这个运动。
反抗群众要求的地主和店主，或过去劣迹昭彰的人，都受了惩罚。最轻的是戴了纸帽子游街，重的枪毙。枪毙了不少的人，最著名的是叶德辉，一个渊博的古学者；中国另一个渊博的古学者王国维为了这件事情在北京投湖自杀。古学者间既有狐死兔悲之感，则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国内战争”规模。我说的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北洋军阀军队之间的国内战争，而是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上海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此时也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罢工”，即是说：工人罢工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不管这工厂是帝国主义开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开的。北伐以前，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就已走上这条道路了。这罢工，共产党还能够指挥着。
这新革命的特质就是阶级斗争，即中国工农反对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甚至国内战争；与此相较，前期的革命可说是民族斗争，即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期的革命，除了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斗争。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到反动而屠杀工农的，绝不是那个民族斗争，而是这个阶级斗争。如果革命只限于“国民革命”，即只限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亦即只限于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那么蒋介石也许真会打下北京之后再同我们算账的。可是中国工农群众不肯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所愿望的，自限于“国民革命”范围以内。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之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自身呀!”不错，不错。可是，我们这样说也是不错的，即是：“后期革命中，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帝国主义援助群众的仇敌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群众在帝国主义身上反对的是中国资本家和地主。”非彻底进行阶级斗争，非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管理资本家工厂，中国便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因之也便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非超出“国民革命”范围以外去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此次革命中共产党领导机关所不明白的，但工人和农民，他们明白，他们以行动表示这个认识。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并非仅指那些中国领袖，而兼指莫斯科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总之指一切将中国革命限制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人。
上面说第二阶级的革命是北伐触发起来的，也许有人由此做出结论说：当初若是没有北伐，就不会发生这新的革命。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不错，倘若共产党领导机关保持着那种错误路线，也许需要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来触发这新革命。可是，在正确路线底下，这新革命仍是可以准备，发动，而且领导的，同五卅爆发的革命一般。反之，在实际发生的形式之下，这个革命给人以恶劣的影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干部，对于“革命”还有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革命主要是以群众暴动手段来实行的。党把主要力量，把优秀的干部，配备在下层群众运动上或党内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这是为了准备以群众力量实行起来的我们自己的革命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革命观。可是北伐问题发生了。上海中央反对北伐。后来北伐居然胜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工农群众运动，于是一般人，连上海中央在内，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观。割据了一个地域，组织政府，编练军队，然后出发征伐，以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方式被视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众武装暴动退人于响应革命军的别动队地位。从此，党就把最好的干部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众运动了。这个革命观甚至影响了国际同志。在莫斯科乡下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制造一种理论，援引中国特殊国情来做这个革命观的根据。这个理论是说：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之可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北伐影响，他方面也是模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大规模的“红军”运动正适合于这个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割据江西和他省一县或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和编练红军，然后出征长沙，南昌，以至南京。至于大城市如上海的工人运动则不过尽响应红军的别动队作用罢了。这个“革命”后来自然没有成功，红军长征到陕北去。现在国共再合作之后，人们已不谈革命了，即使暗中还谈革命，那也是割据“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编练八路军和新四军，候机会出征西南，东南，或东北的。广大群众运动仍是被视为响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别动队。不幸这个革命观在中国也有历史的类比，除了北伐以外还有辛亥革命，那也不是群众的行动，而是军事的行动。这个错误的革命观何时能抛弃，中国革命就何时有胜利希望。
可是我紊乱先后了。以上关于革命过程和革命观所说的话，并非那时(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我能说出的。我这个见解成立于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言论以后，而且好久以后。这是第二次入狱后在狱中思考革命的结果。至于那时，我虽思考着，虽怀疑着，但得不到明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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