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抗战一开始，不象北平他的同事和朋友那样，急急南下避难，而是一如既往的坐在苦雨斋窗前，平心静气的读书写作，可谓定力超人。当时大难来临，各人自保，大家纷纷南下时，有很多朋友关照过知堂先生，劝他南下，他找的借口是“家累太重，继说要当苏武”，就是不肯离开北京。当北平被日寇占领之后，好多逃出来的人发现知堂先生还静坐在苦雨斋中，很为他担忧。其实这时候没有逃出来的文化界名人还很多，但知堂先生有点特别，因为他娶了日本老婆，有识之士便开始担心起来，认为知堂留在北平不好，最终害怕被敌人所利用。据他的学生张中行先生回忆，就在传言他准备变节之前，知堂先生的朋友如钱玄同、马幼渔等先生都婉言劝阻过。其实当时的文化界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都写文规劝过。知堂弟弟周建人先生也写信劝知堂南下。还有他的学生，如中行先生本人“1938年秋冬之际给他写过一封信，那是盛传他将出山的时候，我不信，却敌不过一而再，再而三，为了防万一，遵爱人以德的古训，表示一下我的小忧虑和大希望，记得信里说了这样的意思，是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理想的破灭。他没有回信。”（《负暄琐话》）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劝，后来知堂先生还是变节了。
知堂先生究竟在伪政府中做了些什么职务？笔者翻阅史书，查知知堂先生此前只是北大的老师，变节后他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一是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二是伪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1942.4.10代理）；三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1940.12.19-1943.2.8）；四是伪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4.5在职）；五是伪国民政府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12.19特任）；六是伪国民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以上资料来源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一书）从以上所见，知堂先生附逆后还是很活跃的，无论是挂名还是实授，先后担任职务达六项之多。
担任职务是一方面，言行显得更重要。朱正先生在《周氏三兄弟》一书中考证：“1941年4月，周作人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了半个月，受到了日本国文相桥田等高官的接待。他到东京的第一陆军病院和横须贺海军病院去慰问侵华战争中的日军伤病员，两处各捐赠五百元”。珍珠港事件后周作人发表广播演说《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说：“这次的战争虽然是日本与美英交绥，但意义则极为重大，那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这就够了，还有其他的言行历史记载清清楚楚，此不赘述。
对知堂先生变节之原因，说法有多种版本。一是张中行先生的“大事糊涂”说。中行先生说知堂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不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而不出山……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负暄琐话》）据说知堂先生是很精明的，在外人看来是大事糊涂，而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他对任何人不会说的。中行先生还委婉地提出过“神鬼”说，认为“就周说，神是知和智，鬼是势位富贵，忽然遇见机缘，神与鬼不协，鬼竟显了大力，一时战胜了，关键时刻，知打了败仗” 。“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气，不幸一时神鬼交战，鬼竟占了上风。”我想中行先生的意思是人性都有弱点，在关键时候，是邪恶的一面战胜，还是正义的一面取胜，决定了在大事面前的取舍。知堂先生在民族大义面前，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取胜了。这正如他自己曾对人所说：“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作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同上）可见本性中“坏东西”最终还是显示了威力，做了杀人者的帮凶。
二是“日本太太说”，人们分析说知堂先生娶了日本太太，在民族大义面前，日本太太起了“枕边风”作用，这一点最近陈四益先生撰文予以否定。他举例同是娶日本太太的郭沫若例子对比说：“抗战前夕，周作人住在北平，郭沫若住在日本的千叶。周作人有妻子一家及子侄需要照顾；郭沫若也有妻子和五个儿女需要抚养。周作人在日本军队侵占北京前，行动是自由的。郭沫若则一面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郭沫若抛妻别子毅然归国参加抗战”。（《文汇报》2006年3月25日）由此可见日本太太说也不尽然，其中肯定另有深层原因。
三是“贪图享受”说，陈四益先生否定了“日本太太”说后提出了“贪图享受”说。依据是和周家关系密切的俞芳对周作人评说“周作人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这所舒适住宅，也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这种说法在陈先生读过《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一书后，更加确信俞芳之说。从这本通信集中“可以感到周作人生活的日本化，和他为了保持那种安逸舒适生活的苦苦挣扎。已经栽过跟斗，蹲过监牢，成为‘贱民’之时尚且如此，当初在北平之际，又怎肯抛弃已经有的和可能有的优裕生活，去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呢？”（同上）。其实不尽然，当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作人担心他将会受到惩处，就想起他曾经营救掩护过一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于是产生了投奔解放区的想法。而且还托人探寻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当时解放区的生活条件知堂先生是知道的，比起大后方不会优越多少，他都想去。对他来说优越生活固然重要，但还不足以诱他下水做汉奸。以他的学问与地位，大后方的生活也不会差到那去。因此“贪图享受”说不是真正的原因。
四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说。此说朱正先生在他所著的《周氏三兄弟》一书考证，明确指出与当时事实不符。传说中是当时北京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定南托人游说周作人的结果，后来王定南针对这一说法在《山西政协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同时朱正先生指出：“不能把周作人当汉奸这事算在共产党的帐上，也不能以此为由为周作人开脱”。
以上诸说，只是知堂变节的表面因素，真正促使他附逆的因素知堂从未谈起。这是因为：一是他很精明，不会轻易袒露心迹；二是他的附逆是以他的后半生为赌注的，万一输了他想侥幸逃避历史对他的审判。掩人耳目的话也是表示过：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说：“七七事变后，‘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之类，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言，正式下水之前的某种犹豫、扭捏，也都是应有的‘文章’，如此而已”。钱先生对知堂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尽管他不想谈，避免谈，但是从他的文章中也是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如知堂在他的《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一文中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和道德的毅力”。在《立春以前·后记》中说：“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之道，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这些话反映了知堂先生从一开始内心就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找出自己之所以做汉奸的理由——挽救民族挽救国家的另一种方式的自慰语言，另一方面反映了他认为自己的选择在有生之年是正确的。这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所持心态无甚差别。可以说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就走到了同一条船上。知堂先生的真实想法没有写出来，同一条船上的同伴可是留下了文字的东西。如当年正在得意时的周佛海先生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一文中流露出的认识：“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不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为什么战必大败，只稍有常识，而不绝顶糊涂稍有理性，而不纯粹感情用事的人，没有不明白的，用不着多说……当时我就说过，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周佛海先生在得意时说的这些话可看作他们共同的心声，是他们的共同认识。知堂先生正是抱着这种认识，才不轻言离开北京，才扭扭捏捏地当起了汉奸，这正是他们附逆变节的真正原因。正如汪精卫先生曾对他的亲信陈公博先生说：“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陈公博的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当年也已经五十多岁的知堂先生也正是抱着这种心态，不听亲朋与师生的劝阻，深思熟虑后而“下水”了，这才是知堂附逆的真正之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