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

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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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张捷同志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很有造诣，特别是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领域的研究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本刊已发表过他的几篇文章，深受读者的好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振兴、发展与失败的历史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观点，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随风摇摆，不随波逐流。这样旗帜鲜明而又十分严谨的学术风格及其研究成果，必然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与共鸣。
  本期首发的《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张捷同志近期又一力作。文章以翔实的资料(特别是近几年俄罗斯书刊、报纸新披露出来的大量历史资料)、生动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苏共二十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尖锐对立与斗争。读起来，犹如把一个电闪雷鸣般的历史场景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给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揭示出深刻的教训。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的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篇文章共有4万多字。分为五个方面的专题：一、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二、秘密报告讲了些什么；三、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做秘密报告；四、秘密报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五、如何看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本刊将分4期发表。
  欢迎读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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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那时起，五十年过去了。
    在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来人们把这个报告称之为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事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使这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意义，并成为苏共历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人炮制的，其出台的内幕一直鲜为人知，最近十余年被掩盖着的事实真相才陆续揭开。五十年来，在如何评价这个报告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苏联的剧变和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今年俄罗斯报刊为纪念苏共二十大五十周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秘密报告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看法。本文将根据近年来看到的材料，对秘密报告作初步的评述。现在分以下五个方面来讲。

    一、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

    苏共二十大是一次例行的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决定是苏共中央于1955年7月召开的全体会议作出的。当时确定的大会议程有以下四项：（一）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机关。当时没有提出要在大会上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在秘密会议上做这样的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在赫鲁晓夫坚持下匆忙作出的。
    这个报告的题目上面已经提到过，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过去不少人认为批判个人崇拜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首次提出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为了讲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斯大林逝世后说起。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并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成为主要领导人。贝利亚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莫洛托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在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这三人为首的三个派系。当时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赫鲁晓夫因羽翼未丰，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摇摆于各个派系之间的状态。从当时苏联国内情况来说，斯大林在世时实行的某些政策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某些做法需要改变，过去犯的错误需要纠正。苏联新的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认识到这一点，同时觉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讲话，虽然如同历史学家茹科夫所说的那样，像是在斯大林灵前宣誓[1] ，但是在举行葬礼后的第二天，即1953年3月10日，他就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苏联社会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由个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须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2] 态度改变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想像。这大概是首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3月19日以后，苏联报刊实际上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这与十来天前的一片沉痛的哀悼声和热情歌颂声形成强烈反差。马林科夫提议在1953年4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并作了讲话的准备和起草了全会的决议。他准备的发言稿开头这样说：“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来说具有巨大意义的重要的根本问题。我指的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问题，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理解在我们这里得到广泛流传，结果对个人崇拜进行着有害的宣传。用不着证明，这种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本身无非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3] 后来因为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领导集团内多数人的支持，中央全会没有开成。上述事实说明，马林科夫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贝利亚也不甘落后，他提出各种具体建议并开始采取各种行动。他提议颁布大赦令，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一批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尽管贝利亚提出的某些建议是合理的，他的某些行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不难看出他意在推卸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应负的责任，达到笼络人心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他的行动引起了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猜疑。当时领导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主要发生在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而与贝利亚在一些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的赫鲁晓夫支持马林科夫，他与和其他领导成员进行密谈，指出贝利亚的野心和把他留在领导集团内的危险性，说服他们对贝利亚采取行动。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7月2日至7日中央全会讨论贝利亚的问题，马林科夫作了报告并作了总结，赫鲁晓夫等人都发了言。全会决定撤销贝利亚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1953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马林科夫在上述中央七月全会上做总结时，又谈到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而且在于直接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他说，“我们应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写进全会决议。他为了说明个人崇拜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引用了马克思1877年写给法国政治活动家威尔芙姆•布洛斯的信中以下的一段话：“我‘不生气’，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摈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所作所为恰恰相反。）”[4] 这段话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也引用了。马林科夫还就有人在全会上的发言中涉及到了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表态说：“任何个人都不敢、不能、不应该和不愿意扮演继承人的角色。作为伟大的斯大林的继承人的，是党的领导人的紧密团结的集体……”[5] 尽管如此，马林科夫的主张并未取得多数人毫无保留的支持，会上提出暂时不把批判个人崇拜这件事公之于众，因此在关于召开全会的公报里对此只字未提。
    但是马林科夫继续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1953年7月，他组织人起草了一个苏共中央关于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十周年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作了完全不同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明，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三次，在最后部分提出了“根除”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的要求。此决议未能通过，但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名义于7月下旬全文发表。接着《真理报》又先后发表了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的《苏联共产党五十年》一文，其中基本上重复了上述决议草案的内容，有的刊物发表了一些批判个人崇拜的文章。但是在马林科夫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批判个人崇拜的运动没有大规模开展起来。
    上面提到过，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作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没有完全站在某一派一边，甚至表面上也对贝利亚采取友好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的发言中对他的这种“策略”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有的同志说：怎么会这样，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贝利亚挽手而行，他们俩也许在议论我。也许会对另一些人说，赫鲁晓夫也跟他这样。这完全正确。散过步，我也散过步。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说：你们一起走来走去，在讨论什么问题。我回答说：都是扯谈，他说各种下流话，听得叫人讨厌。我认为到适当时候，这种散步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且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们三人——马林科夫、我和贝利亚——同乘一辆车，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阴谋家，他对我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反对马林科夫。分手时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热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这个下流家伙，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两点钟，我们就要挤对你。我们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夹起尾巴。同志们，对这种奸诈之徒只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早一点说他是坏蛋，我相信，他会收拾我们。”[6] 在政治上进行摊牌的前夕，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居然能做到如此“冷静”，真是难能可贵。这也说明，要制服“奸诈之徒”就要比“奸诈之徒”更奸诈。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为了加强对中央书记处的控制，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组，把自己的人安排到关键岗位上，积极开展活动，更多地干涉党务以外的工作，因此他在领导集团内的地位有所增强。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就在这一次全会上，他被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速记记录，赫鲁晓夫是在9月7日晚6时的会议上这样被批准为第一书记的： 
    马林科夫：同志们，全会议程到此结束，但是中央主席团有一个建议。
    同志们，中央主席团建议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需要对此事作说明吗？
    喊声：不需要。
    马林科夫：好，不需要。那么进行表决。赞成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请举手。请放下。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马林科夫：那么全会到此结束。现在宣布散会。[7] 
    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回忆，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是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中间休息时突然提出来的，未经任何酝酿和讨论。事后卡冈诺维奇问马林科夫这是谁的主意，马林科夫回答说，全会开幕前布尔加宁要他在全会上提出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建议，并以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马林科夫不同意，那么他布尔加宁就自己来提。马林科夫觉察到这不是布尔加宁一个人的意见，就同意了。[8]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重要职位及其人选就是这样产生的。
    赫鲁晓夫当上第一书记后，政治形势和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主要在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也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样反对个人崇拜，这可从下面的一件事看出来。1953年3月19日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社论，其中说道：“苏联文学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当代人，为子孙后代塑造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伟而丰满的形象。”赫鲁晓夫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求撤销总编西蒙诺夫的职务。所以西蒙诺夫说，这时赫鲁晓夫大概已想要过一段时间给斯大林下结论，已在考虑他三年后在二十大讲的那些事情。[9] 但是在他当上第一书记时，马林科夫早已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正在积极进行，他觉得不便与他的竞争对手唱一个调子，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积极干预内政和外交事务、掌握更大的权力上。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提出进一步批判个人崇拜问题，相反，重新对斯大林作了某种肯定。1954年2月4日，苏斯洛夫取得赫鲁晓夫同意，指示全国主要报刊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社论，指出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并且紧密联系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活动说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根据某些论者分析，赫鲁晓夫在1954年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主要是为了打击此案件主要策划者马林科夫。关于这个案件下面还要说到。
    1955年2月赫鲁晓夫终于迫使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在关于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的争论中击败了莫洛托夫，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在这之后，他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才暴露出来，开始把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卡冈诺维奇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这样谈到赫鲁晓夫的变化：“1955年10月，在党代会前四个月，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议案。赫鲁晓夫本人在党代会前五个月还在发言和谈话中称列宁和斯大林是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说是他们保证了我们的胜利。这是代表大会前五个月的事！”[10] 卡冈诺维奇提起这件事，显然意在嘲笑赫鲁晓夫的变化之迅速。
    1955年11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不再像往常那样开纪念会，只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他的提议遭到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对，却得到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人的支持，结果获得通过。
    12月3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有关的问题，从会议记录来看，当时未经充分讨论就决定成立以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审查有关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该委员会的成员除波斯彼洛夫外，还有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鲁坚科、谢罗夫等人。
    1956年1月21日和1月23日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先后出席了参加垦荒的先进青年大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例会。他们在休息室里讨论了一些迫切问题，如：是否可以在向二十大做的总结报告中利用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将要提供的材料，是否把大规模镇压的情况向大会报告。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追述，不过他把争论的时间说成是在二十大开幕之后了。[11] 
    2月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再次提出要不要向代表大会报告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情况问题。当时传讯了曾担任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的罗多斯。赫鲁晓夫在罗多斯讲述时不断插话说：“有过错的是职位更高的人。一些形同罪犯的分子被吸收来做这些事。有过错的是上面的人。斯大林有过错。”阿里斯托夫问他“有没有勇气说真话”。别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提出“应当承认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刺了他一句：“莫洛托夫同志，当时你是支持的！”卡冈诺维奇激动地说：“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问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有三十年的时间居于领导地位。”莫洛托夫接着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布尔加宁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认为“报告里可以不说斯大林是继承者，不夸大他个人的作用”。伏罗希洛夫对党应当知道全部真相这一点表示同意，但是他说：“斯大林有没有他的一份过错？有的。肮脏的东西很多，您说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有斯大林的一份。我们不能避而不谈。但是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以免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出去。”莫洛托夫赞同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说道：“应当恢复事实真相。但是要知道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也是真的。有过做得不对的地方，做过丢脸的事——这也是事实。应当权衡一切。因此在代表大会前未必来得及这样做。”赫鲁晓夫在做总结时说：“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用野蛮的方法做这件事。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人身上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抹掉了。随心所欲地处置一切。”他同意暂不向代表大会报告，不过提出不要给斯大林以过高的地位，应清理一下各种宣传画和书籍，多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2] 
    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一次开会，这是决定是否向代表大会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听取了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1935年到1940年是我国对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年代”，在这期间“根据从事反苏活动罪逮捕了一百九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六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三人被处决”。[13] 这给与会者以很大震动。赫鲁晓夫乘机再次提出向代表大会报告大清洗的事，他说：“斯大林当不了领袖这一点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把所有人都消灭了，那还是什么领袖？应当勇敢些，讲真话……原因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14] 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想在总结报告中增加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他提醒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在讨论总结报告时，每个领导成员“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即使这观点与总结报告不一致”。[15]  言下之意，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都将在大会上讲个人崇拜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要挟。这时有人提出在大会上另做一个报告的问题。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迫同意了，但他们提出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充分准备，最好把这个报告放到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时来做。赫鲁晓夫反对这个意见，他说：“到二十一大就晚了，即使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和不让我们提前作出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就做第二个报告。”[16] 
    尽管最后大家都同意做一个专门讲个人崇拜的报告，但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分歧很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斯大林辩护。莫洛托夫说：“三十年来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生活，进行了工业化，斯大林逝世后我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卡冈诺维奇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主张“采取冷静的态度，不把这三十年抹掉”。伏罗希洛夫则说：“那时有敌人。斯大林在对敌斗争中变得凶狠了。不过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符合人性的东西。”他主张采取谨慎态度。米高扬认为斯大林在1934年前表现得很英勇，而后来干了许多可怕的事，篡了权。布尔加宁提出应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党的功绩归于斯大林。马林科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不做“一般讲斯大林的报告”，而把一切与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他还说，“无论与敌人进行什么样的斗争，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大批杀害干部”。别尔乌辛主张在报告里不讲好的一面，只讲他如何篡权，消灭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杀害干部等。萨布罗夫要求对代表大会讲明一切。他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三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的立场不对，说斯大林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阿里斯托夫也对上述三人提出批评，他相信向代表大会讲明真相不会使党丧失威信。最后赫鲁晓夫作了总结发言，他说：“我们大家都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但这并不能束缚我们。既然事实摆出来了，就〔需要〕加以说明，否则〔就会变得〕好像我们是为他的行为辩护。不〔应该〕害怕。〔但是应该〕不当庸人，不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要彻底揭示个人的作用。”[17] 赫鲁晓夫提议由波斯彼洛夫担任报告人，主席团多数人认为这个报告最好由赫鲁晓夫来做，赫鲁晓夫同意了。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把列宁的“政治遗嘱”和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分发给代表大会代表。
    2月13日，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决定把在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建议提交中央全会批准。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根据会议记录，赫鲁晓夫先谈到总结报告，他说：“主席团审议了这个报告并且表示同意。中央委员们认为怎么样？这报告不是代表主席团的，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怎么样，全会要不要听取这个报告？”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同意！明天再听！”于是总结报告就这样“批准”了。赫鲁晓夫接着说，“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有必要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主席团会议决定此报告由我这个第一书记来做。不会有人反对吧？”他看到没有人表示反对，便宣布全会结束。[18] 这次五分钟的会议解决了上述两个大问题，这种做法与1953年9月批准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做法如出一辙。
    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这时代表们手中已拿着发给他们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和他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不久前审议和批准的总结报告里，本来有“党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从我们队伍里夺走了列宁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三十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贯彻实行了列宁的遗训”这样一句话，而赫鲁晓夫宣读时把这句话去掉了。可是报告却增加了批判个人崇拜的内容，其中说道：“中央坚决反对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它把某一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同时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导致他们的创造积极性的降低。个人崇拜的流行，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有时造成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19] 但是没有点斯大林的名。大会通过的关于总结报告的决议中也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在进行大会讨论时，有七位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说得很简短，具有表态性，他们这样做，像莫洛托夫后来说的那样，是因为担心出现分裂而表明他们没有不同意见。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主要从加强集体领导的角度谈反对个人崇拜。女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则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说起，讲了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消极影响。达吉斯坦代表达尼亚洛夫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发言最激烈的是米高扬。他说，“大约二十年来，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被马克思和列宁先后谴责过的个人崇拜盛行一时，当然这不能不给党内的状况和党的活动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20] 只有他一个人点了斯大林的名，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关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论述“未必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大概他在发表这样的高论时忘记了三年多前在十九大的发言中说过的话，当时他称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天才著作”，说它“以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已经走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以及通往轮廓日益清晰的共产主义未来的道路”，“在世界历史和我国历史的现阶段中，不深刻领会斯大林同志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提供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法则和道路的新学说，要生活、建设和斗争是不能想像的”。[21] 米高扬还号召历史学家重新阐述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谈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22] 他的发言遭到部分代表和客人的反对，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甚至递条子表示抗议。然而总的说来，大会是按照原定议程进行的，其他问题的讨论都比较正常。尽管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里作为“创新”提出了“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理论，但是错误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的纲领，如果不是这个秘密报告，暂时还不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涛。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赫鲁晓夫手中还只有以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调查报告。他对这份报告不满意，于是临时设法加以修改和充实。根据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和《真理报》总编的谢皮洛夫回忆，在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即2月15日，他发了言后回到座位上，赫鲁晓夫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和这些人（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什么也干不了，而我还是想揭露个人崇拜问题。您能帮忙吗？”谢皮洛夫点了点头。于是他们离开会场来到老广场苏共中央大楼，赫鲁晓夫要谢皮洛夫留下，让他对报告进行加工和补充，并给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权。谢皮洛夫整整写了两天半，写完后交给了赫鲁晓夫。据他说，后来在听赫鲁晓夫宣读报告时发现其中有整段整段他添加的话。整个报告究竟是谁最后定稿的，他不知道。[23] 根据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副馆长普罗祖缅希科夫的说法，报告的“坯子”是上述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参与加工的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阿里斯托夫和谢皮洛夫。此外还从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准备的发言稿中汲取了一部分。最后，赫鲁晓夫在做报告时脱离稿子，“即兴”讲了一些话。[24] 而《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一书的编者之一阿尔季佐夫在一次谈话中说，2月13日中央全会决定增加报告的起草人员。2月18日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签署的报告第一稿提交给了赫鲁晓夫。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了一些内容。他的话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成为后来在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的基础。不过他并不否认谢皮洛夫参与了这项工作。[25] 尽管各种说法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是报告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少数人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改、未按照程序进行讨论就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苏共第二十大代表大会原订的全部议程于2月24日结束，这一天晚上代表们已投票选举了新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而赫鲁晓夫却安排在这之后做他的秘密报告。根据某些论者分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他的报告如安排在投票前可能会遭到代表们的反对而影响选举结果。秘密会议不是像过去传说的那样在2月24日午夜举行，而是在2月25日上午。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代表们都凭特别入场券入场。应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外国兄弟党代表团的成员大多被拒之门外。可是却邀请了一些不是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到会。大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不是由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这就使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代表大会的继续还是另一次会议。赫鲁晓夫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五个小时。参加过这次大会的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大厅里死一般地寂静。既听不到座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谁也不看谁——也许是由于发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许是由于惊慌和恐惧，这种感觉似乎将永远留在苏维埃人心中……赫鲁晓夫列举一个又一个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人们离开会场时都低着脑袋。震动极其巨大。我个人也感到压抑，不知道相信谁才好……内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赫鲁晓夫讲的是实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这样想。”[26] 据说赫鲁晓夫做报告时甚至有人当场晕了过去。报告结束后，没有按照议事规程组织讨论，根本没有让代表们发表意见，而是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只有十几行字的关于报告的简短决议，就匆匆宣布散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既不全部录音，也不安排速记员做详细记录，这又是与历来的做法相悖的。
    有的俄罗斯论者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首次确认了这样的事实：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人在大会期间通过紧张的“地下”活动加上去的。[27] 显然，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不正常的。他把秘密报告的补充和加工称为“地下”活动，不免有点夸张，不过这个报告由少数几个人拼凑成后未按照规定进行讨论和批准就拿到大会上宣读这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也在十年前指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28] 2001年他又指出，赫鲁晓夫在新的中央机关已经选出后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秘密报告，那么人们就要问：赫鲁晓夫代表的是哪个中央？他还说，在大会最后的议程结束后，代表们的受权也告结束，他们通过的决议就失去合法性。[29] 
    代表大会闭幕后，对这份匆忙拼凑而成的报告进行了加工，以供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之用。这个文本在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传阅过程中被泄漏，译成英文刊登在1956年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上。西方有关部门又将其返译为俄文广为散发。在传播过程中版本不断增加。1956年在苏共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苏霍杰耶夫说，这个报告最后共有十一个版本。[30] 在苏联国内到1989年才公开发表，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据听过这个报告的人说，它与赫鲁晓夫当年在台上讲的不完全符合。有人指出，其中“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笑声”、“全场一片愤怒声”、“全场活跃”等字样是加工的人加上去的，因为当时全场自始至终一片沉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现在已无法知道当年赫鲁晓夫讲的确切内容。现在只能以1989年公开发表的本子为根据。

参考文献
    [1]  Ю.茹科夫：《斯大林：权力的秘密》，2005年，第618页。
  [2]  见1989年10月27日《真理报》。
  [3]  转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权力的秘密》一书，2005年，第639～64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1972年，第288～289页。
  [5]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2期第195～197页。
  [6]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第 158 页。
  [7]  转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权力的秘密》一书，2005年，第679页。
  [8]  见Л.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一书，1997年，第503页。
  [9]  见К.西蒙诺夫的《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文版，1989年，第268页。
  [10]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文版（上册），1997年，第87页。
  [11]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2～293页。
  [12]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08～309页。
  [13]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17页。
  [14]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49页。
  [15]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3～294页。
  [1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4页。
  [17]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49～350页。
  [18]  见Ю.阿克秀京的《赫鲁晓夫的“解冻”和苏联1953～1964年的社会情绪》一书，2004年，第163～164页。
  [1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102页。
  [2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302页。
  [21]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文版，1955年，第495，497页。
  [22]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325页
  [23]  见Д.谢皮洛夫的谈话，《星火画报》1996年第2期第66页。
  [24]  见2006年2月20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25]  见2001年2月27日《劳动报》。
  [26]  《论据与事实报》2000年第47期。
  [27]  见1996年2月21日《文学报》。
  [28]  见1996年2月15日《俄罗斯真理报》。
  [29]  见《请斯大林同志讲话》，增订版，2002年，第489～490页。
  [30]  见《星火画报》2006年第7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