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夏、秋两季，当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扩展到到其他城市和省份的时候，毛泽东主义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他们既低估了这场运动带来的混乱，也低估了地方党组织抵抗这场运动的力量。在l0月末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我也没料到。北京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未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见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第271页。）同时，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试图解释群众组织为什么没能达到团结、为什么没能形成新的政治结构时，他谴责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因此就“挑动工农斗学生”（见1966年12月11日出版的《东风战报》，(出版物研究联合服务公司)，第40488号，第13页。）当然，陈伯达没有说明，他和北京的其他毛泽东主义领导人同非毛泽东主义的官员一样，试图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操纵群众运动。
还有另一个因素，毛泽东主义者也低估了，即城市工人阶级自发的社会政治激进性。这种激进性不久取得了自己的原动力。但是，1966年底，毛泽东主义者关注的问题是各省市的老干部在重整旗鼓。那些老干部利用不断发展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分裂，设法保住了自己。当时，共产党作为一个发挥作用的全国性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北京，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掌握了大权，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指示。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各省、市和地区、地方党组织保存下来了，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行使职权。虽然各地的旧官僚机构都遭到了攻击，但是几乎各地旧体制的各个部门基本上还是完整无损的。它们的领导人既敬重毛泽东的思想，又阻挡毛泽东在当地的支持者的猛烈进攻。为了打破这种政治僵局，北京的领导人要求立即贯彻《十六条》里宣布的一个目标：“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首先进行了尝试。事实证明，1967年的前几个月里在那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发生的事件，对决定这场全国性斗争的未来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暴露出文化大革命面对的客观限制和文化革命者的主观局限性。
上海不但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国工人阶级中最大量最集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个大城市里巨大的现代工厂里工作。他们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工人阶级斗争传统。在中国的城市中，上海在文化方面最具有国际性，在政治方面也最激进．它是成熟的工人阶级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也是现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正式建立；毛泽东于1965年号召上海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国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上海是它天然的出发点。1966年后期和1967年初在1966年夏季开始了。学生们仿效首都的学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和其他地方一样，上海的红卫兵自建立时起，就因为内部的激烈争论而分裂。这种分裂部分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部分是由党的干部造成的。但是，不管运动分裂成多少派别，它还是不断发展，而且越来越激进，迅速从利用墙报和群众大会攻击党的领导机关，上升为从肉体上攻击政府官员，从批判和驱逐学校里的“资产阶级权威”，转到向以市长曹荻秋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为首的党政机构的权威进行大规模的挑战。（关于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描述，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9)；安德鲁．G．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8：)；杰拉尔德．坦南鲍姆：《再评上海一月革命》(见《东方地平线》，1968年5-6月，第7-25页)；帕里斯．张：《上海和中国政治：文化革命前后》，载于克里斯托弗．豪编：《上海：一个亚洲都市的革命和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林恩．T．怀特：《文化革命中上海的政治组织》，载于约翰．w．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
和其他地方一样，上海运动初期出现的一个特别具有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显示了人们对统治他们的那些人憎恶怨恨的问题，是“黑材料”问题，也就是党的工作人员和治安人员数年来在学校、工厂、居委员和群众组织里编制的公民政治档案的问题。许多人倾向于响应毛泽东主义者进行造反的号召，但是那些档案材料限制了他们的政治活动，特别是限制了一些工人的政治活动。他们担心，如果党恢复到通常的突出地位，他们就会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惩罚。北京10月5日的指示，命令当众烧毁那些档案。造反派学生受到这一指示的鼓励，要求销毁档案。但是，党的官员拒绝交出他们标为“国家机密”的材料。11月初，一些好斗的红卫兵夜袭党的机关，试图夺取那些档案，结果，引起了同党的干部和警察的激烈冲突。11月16日，北京又发出新指示，要求销毁那些档案；但是新指示规定，要通过说服而不要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当局实际上是更难以说服的，最终的结果不是销毁了政治档案，而是增加了造反的群众和党的干部之间的敌对。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之间仍然长期存在着不信任的气氛。
当“黑材料”问题上的斗争损害了上海党组织的威望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也摧毁了党组织的权力。1966年中秋，对当局造反的浪潮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因而标志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部戏剧中出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工人们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参加斗争的。这是一个分裂的阶级。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从现行的工资和奖金制度中得到了好处，因此普遍希望维持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他们更倾向于造旧官僚制度的反。更大的差距把固定工人和大量属于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及合同工分离开。固定工是国家的永久雇员，而临时工和合同工大部分是附近人民公社的农民(有一小部分来自城市的失业者)，他们被雇用有限的一段时间，到时间就要被解雇。合同工生活在最差生活的边缘，不但挣的工资很少(其中的一部分要交给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而且缺少固定工享受的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工作保障。合同工制度最初被构想为——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认为，是缩小工农差别(三大差别之一)的一个手段，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不过是造成国营企业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这种制度大大地发展起来，还有一些劳动剥削形式也发展起来。（刘少奇经济和教育政策造成的另一种社会观念的异常变化涉及“半工半读”学校里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建立这类学校最初是为了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给贫困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它们实际上成了廉价劳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文化大革命之初，工读学校学生造反的时候，官员们斥责他们是“流氓渣滓”。见李洪云：《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第132-133页。)
前些年，有些青年工人和学生被送到乡下去，尽管他们不愿去。现在这些工人和学生返回城市，要求工作和住房，因此，上海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了。复员军人也和各种各样的临时的、非专职的体力劳动者一起要求工作。
上海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中的那些完全不同的群体，提出了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要求。这些要求不久就在分裂的而且常常是对立的政治组织中反映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是第一次使心怀不满的工人和其他一些人得到了说出他们的怨恨的自由，得到了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的自由，而且不受共产党迄今所施加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约束。结果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自发的群众造反组织。他们都宣称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都根据他们自己的特定利益来解释那些原则。11月初，几个造反派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松散的联盟，它处于年轻的纺织工人、党的中层工作人员王洪文的领导之下。工总司是上海工人自己创立的，没有依赖北京的指示。实际上，那时候来自北京的指示更强调工人的生产任务而不是强调他们的政治任务，命令工人们在完成了八小时的工作以后再参加文化大革命。首都的领导人大致的设想是，工人委员会(特别强调它是在业余时间建立的)和管理干部进行合作，对工厂里的生产关系进行和平的改造。由于担心影响生产，一直等到新的一年开始时，北京的领导人才号召工人组织“革命造反派”。
但是，上海的革命高潮比毛泽东主义领导人所预料的发展得更快。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要求，明确宣布要用新的人民政府机构取代旧的官僚行政机构。工人们要求行政当局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这就向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他们坚持要市政府向工人提供在全市所有工厂建立组织的资料，并且要求市政府就其管理措施作出公开的说明。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的时候，一些激进的工人决定把这些要求提交给毛泽东本人。11月10日，他们强行占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以便实现他们的计划。党的领导机构迫使火车停在上海市郊的小镇安亭，但是有一半工人无视返回城里的命令，停留在那里，结果是受到五天的围困。
首都的领导人对安亭危机的反应是犹豫不决和不明朗的。第一个反应是陈伯达发来的电报。他警告说，“违背党的指示是一个严重事件”。他还补充说，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其次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最后说，工人必须返回工作岗位。（转引自亨特：《上海日记》，第139—140页。）但是，上海当局还没来得及贯彻这项命令，北京的新指示就到了。新指示是由张春桥亲自传达的。7月以前，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后来他离开了上海，成为首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11月14日，张春桥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以中央的名义在他们的要求上签了字，并且迫使不愿签字的曹荻秋市长也签了字。北京的毛泽东主义领导人显然已经断定，允许无产阶级——至少是上海的无产阶级——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来到了。毛泽东几乎没有谈过真正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正如不久以后上海和其他各地的事件所表明的，他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信任只是暂时的。
随着工总司在11月中旬取得的胜利，造反派组织自由地涌人城市，组织工人和其他群众，上海党政机关的权力迅速瓦解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同红卫兵松散联合的工人阶级组织争夺群众的支持，争夺权力，这场运动以疯狂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向前发展。大部分较重要的群众组织最初曾和工总司结盟，但它们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政治上更激进。其中有工人第二兵团(一个拥有50万体力劳动者的强大组织，由暴躁的耿金章领导)，工人第三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的由几十万激进工人和学生参加的组织)，以及红旗军(松散的全国复员军人组织的一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造反派组织的详细情况，见亨特：《上海日记》。该书第300-301页，列出了18个较著名的组织。）还有一个自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组织，反对激进的工人。工人赤卫队是一个主要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保守组织，号称有80万成员。这个组织最初可能是由原来的党组织为反击激进分子的进攻而组织起来的，但是工人赤卫队不久就因为上海市委停止抵制造反派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开始对它进行谴责。在赤卫队的大旗下，集合了大量希望维护文化大革命以前制度的上海工人和其他市民，虽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响亮地宣称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到12月中旬，上海大致上分裂成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方由保守的工人赤卫队领导，另一方由激进的工总司领导，虽然两个阵营都不是铁板一块。在那一年的最后一星期里，两大阵营的对抗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完全停止了工厂里的生产，严重破坏了市政服务。在罢工浪潮、政治示威、游行和暴力升级的总背景中，工人赤卫队于12月31日宣布总罢工，这个大城市瘫痪了。当原行政当局在孤注一掷努力自保中耗尽了这个城市及其工厂的财力时，就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市委批准发放补助费、补发增加的工资和救济金，部分是为了应付各阶层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这种做法后来被谴责为“经济主义妖风”，这也是旧上海市委的苟延残喘。上海市的官员既耗尽了他们的政治资本，也耗尽了他们的经济资本，现在只能孤立无援地靠边站，眼看着准备推翻他们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推翻旧市委的行动是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完成的。这次行动被赞颂为“一月革命”。1月5日，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和工总司联合(在首都文革小组成员的鼓励和帮助下)，在该市的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两天前，造反派就接管了《文汇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痛惜蓬勃发展的群众革命运动中的分裂(并且谴责工人赤卫队和当局制造分裂)，呼吁工人返回工厂，要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团结起来。第二天，即1月6日，团结起来的要求被戏剧性地表达出来。当时，100多万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几百万人在电视上观看了会议进行的情况。市长曹荻秋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遭到批斗，被撤了职，被迫公开交代他们的政治罪行。在以后的几天里，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干部也在其他大会上受到类似的侮辱，被迫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游街。旧市委垮台了。
然而取代旧市委的并不是进行“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张春桥又来到上海，他不但把自己置于获胜的群众运动的首位，而且控制了群众运动，要重新建立城市的秩序。（关于张春桥1967年一、二月间操纵上海革命运动的详细情况，见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梅一月革命》，第7章第51-63页。）他和来自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他的助手姚文元一起，同工总司的领导人王洪文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这次联合把他们3个人联系在一起；10年后，他们都被谴责为“四人帮”的成员，被监禁起来。这样一来，工总司便成为张春桥获得群众支持的最可信赖的主要基础，但是，他并不仅仅依靠群众来恢复上海的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他还接管了失去领导人但是依然存在的党的地方机构，充分利用他原来的组织关系来获得基层干部的合作。张春桥进一步控制了该市的治安部队和解放军地方部队。他随意地使用这些部队，催促工人返回工厂，拒绝谋取更高工资的“经济主义的”要求，镇压罢工，重建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到1月底，上海以多少算是正常的经济和管理方式运转起来。
在保持一月初暂时取得的群众运动的团结方面，张春桥却并不怎么成功。虽然工人赤卫队解散了，该组织的许多成员加入了工总司，但是参加了一月革命的更为激进的组织却成了对立面。由于担心张春桥的新政权和它所取代的旧政权没有多大差别，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游民无产者的组织(特别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对张春桥统治的革命合法性表示异议。在一月的后两个星期里，派性斗争又开始了，有时发展成为暴力事件。（反对张春桥的较著名的组织，除了耿的第二兵团，还有工人第三军(是从工总司里分裂出来的)，复员军人的红旗军，和一些激进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以前曾和工总司联合。关于反对张春桥的情况，见上书，第58-63页；李洪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46-150页；亨特：《上海日记》，第221-267页。）
群众运动之所以保持了团结的假象，是因为张春桥作了许诺：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模式的原则来建设新制度。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就竭力宣传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几乎得到了上海的政治活动分子普遍的支持，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过去的专政感到不满。1967年年初，在整个城市里听到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公社”，如果说未必属于张春桥。
由于派性斗争而推迟了一些时间以后，上海人民公社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上百万工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它的诞生，庆祝“上海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节日”。但是，从一开始，建立以马克思1871年提出的原则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次尝试就有缺陷。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要求一个“生产者自治”的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要受群众的监督，直接由人民撤换，而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所拥有的那些权威和合法性不是产生于上海的工人，而最终来自最高权威毛主席。马克思要求取消常备军队和警察，而张春桥以公社的名义利用解放军和治安部队加强他的统治，压制不同意见；实际上，在新政府成立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新政府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此外，张春桥把他的政治对手排除在公社的规划、组织和领导之外，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并且派代表团去北京抗议张春桥的镇压政策。（“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領导人物就是第二兵团的领导人耿金章，他声称得到了48个革命组织的支持，比张春桥得到的支持更多。关于耿金章在上海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见亨特：《上海日记》，第11-13章。）
然而在上海还是宣布了公社的成立及其空洞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已经在上海人民中扎下了根。一个新生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多么没有希望，如果给予机会和自由，它就可能在民众支持和参与的基础上运转起来，并且发展成熟。
但是，上海的情况并非如此。当上海人民等待北京以迎接一月革命的同样的热情欢呼公社的建立时，毛泽东当时却被吸引到大不相同的政治模式上。1月间还发生了另外两起“夺权”事件，一个是在山西省，另一个是在东北的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在这两起夺权中，人民解放军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推翻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政治结果不是建立了公社，而是建立了以群众革命组织、党的干部和军队“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军队显然是居支配地位的合。在一个月内，北京的毛泽东主义领导人宣布，“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改革的唯一适当的组织形式，而在此期间却没有公开提及上海公社。但是，2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私下里向他们传达了那项决定，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呆了10天，当毛泽东听说上海的一些革命派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时，他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至于上海公社本身，毛泽东怀疑，除了上海，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是否能够贯彻它的激进原则，也怀疑即使在上海，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是否能够保持必要的革命警惕性。他说：“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前门进后门出”。因此，毛泽东建议，上海公社应该改成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三次会见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时的谈话》。见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第277-288页。）那时，主席的建议当然是最高指示。在预言文化大革命未来的进程时，毛泽东也怀疑公社的体制是否给共产党留有政治地位。他坚决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需要党及其有经验的干部。（《南华早报》第4l47期。）
张春桥一回到上海，就被迫于2月20日发表电视讲话，向上海人民解释为什么公社不存在了。鉴于毛泽东主义理论家广泛宣传毛主席不但继承而且“发展和丰富”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更不用说毛泽东本人曾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因此张春桥的解释工作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不管怎样，上海人民公社默默地存在了19天之后，就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在北京作出的，并不是上海工人作出的。为了支持“三结合”，在其他城市里也立即放弃了建立公社的计划。上海人民公社本身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报道里，既没有记录它的产生，也没有记录它的消亡。
虽然上海人民公社的公告一点也没有改变上海政权的现实，但是，公社的消失所涉及的却不只是名称的变更。它的消失象征着放弃了原则，打碎了希望和理想。因为在上海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革命委员会”不是人民民主统治的机关，而实质上是官僚政治的工具。它们最初受到军队的控制，最终必然处于经过改造的但仍然是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而且会合并到共产党中去。
1967年2月的事件标志了毛泽东主义者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目标和诺言向后退的第一步。那些事件也显示出中国的一切政治权力最终属于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并且被认为是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创造的。这种现象类似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现象，即人民的政治权力最终在行政权力中表现出来，“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690页。）当时，对毛泽东的崇拜无处不见，结果是毛泽东主席不但能够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能够决定社会运动的命运。上海的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政权，在1月初的短暂的时间里，实现了文化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目标，此时他们把政权完全地、大部分是慷慨地交给了“更高的权威”。很明显，文化大革命的“敢于造反”的权利并不是人民固有的权利，而是神圣的毛泽东的权威授予他们的。1967年2月，毛泽东既为上海的工人规定了造反的范围，也决定了造反的政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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