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垮国营工厂的“四大损招”（李平书记访谈录）
——一个有40年国企管理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对企业改革的体会
访谈整理：老田
时间地点：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李书记家）
（整理稿经过李书记审阅）
李书记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不同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从1952年进工厂担任团总支书记开始，1994年从北京叉车总厂党委书记任上离休，见证了国企的兴盛和衰败过程，也由此见证了共产党的独特管理模式和核心价值理念如何在工厂里的确立和瓦解过程。李书记52年从部队转业到401厂，53年上中央团校学习，54年去了石油五厂。59年被石油部高官吴星峰核准为右倾分子，受留党察看处分。文革早期靠边站，70年调去湖北五七油田，73年调到燕山石化宣传处当副处长，76年去华北油田，78年调北京市委第一国防工办，80年才撤销59年的留党察看处分，因为是上面定的案子，下面谁也不敢翻，怕担风险。1980年4月调开关厂任副书记，三个月之后任书记。83-94年在叉车厂任党委书记。
一、共产党管理工厂的特色
我1932年出生于辽宁法库，48年底参加工作，后来入朝参战。小的时候在老家，看到八路的部队过去，穿得破衣啰嗦的，枪炮也不行，坦克根本就没有；国民党军队新一军、七十一军那完全不一样，全副美械装备，今天解放军的服装都没有他们牛，但战斗力完全不一回事，八路军两三年之后就打下了锦州，全部歼灭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营连干部都是士兵提起来的，没有多少文化，装备远远不如美军，跟美军对阵，对面一个连展开，美军绝对比不上，战斗力不是“外面光”决定的。
52年从部队转业进工厂，最开始是在401厂，现名是葫芦岛炼锌总厂，当时算是很大的企业。日本人在东北时，圈占了很多农民的土地，盖了些工厂，当时没有原料实际上没有投产，解放后我们接收过来，有2000多人，工厂产品是锌和硫酸。厂长叫铁流，是从漠河地委书记转过来的，曾经担任过延安青训班的指导员，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北上后是在黑龙江漠河，有文化，懂管理，要求抓“岗位责任制”，这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制度，如果这个不落实，其他都是空的。后来大庆经验中间总结的“三基”，基础就是岗位责任制，很多人说共产党干部都是文盲糊涂蛋，那是瞎说。
当然，共产党人的管理不同于从前，第一点是依靠工人阶级，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二是在企业里面建设党团组织，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入团。以前管理体制中间，工人没有地位，动辄打人骂人，八路军一来就很不一样，管工人叫师傅师傅，还关心工人政治进步，谈心做思想工作，这就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收入和生活都要好很多，很多工人都娶媳妇了，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就跟今天北京的农民工在城里娶媳妇一样不可能。从八路军来的干部，虽然不懂具体的技术和生产，但很快就和工人打成了一片，毛主席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十分明确，贯彻下去的效果也很好，到了52年我进工厂之后，很多工人都成为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大量的车间主任、支部书记都是从工人中间提拔上来的，还有一个当了副厂长的。干部和群众之间没有隔阂，没有什么矛盾，完成打成一片，吃饭都是一个大食堂，厂里秩序非常好，早上组织工人做早操，做完了之后回来每个人的牛奶都不会错，更不会丢。
我刚进工厂的时候，是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当时厂子里头干部岁数都不大，厂长30岁的样子，保卫科长是共产党派去的，派进去的“革命干部”只有十来个人，最开始是叫军代表，其实也都是地方干部派进去的，其他好多科长都是旧社会留用的。我去工厂算是晚的，进去就感到与军队不一样，觉得生活太好了，在部队是3.5元的伙食标准，就是白菜豆腐高粱米饭。到工厂改工资分制度，我是360个工资分，4个月之后涨到400分，等于90万元，人民币改革之后就是90元，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当时鸡蛋才3分钱一个，大米一斤也就一毛多。食堂里白菜炒豆腐8分钱一份，炒肉一毛五，早餐就是油条牛奶，科级干部的生活相当好了。工人也有很大的改善，一些农村来的工人吃得很省，3分钱的菜5分钱的饭，要省钱回家买地，还有的工人能够娶上媳妇，例如高小毕业生，那可真是不得了的事情了。那时有文化的少，初中生就算是见习技术员了，高中生就是技术员了，大学毕业生直接评为工程师。当时是一年晋级，每个季度都报两个人上去，有计划地涨工资，比如这次张三涨50分，下一次就李四，大家轮流，解放后一下子改善那么多，大伙儿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作为团干部，就是组织青年工人生产和娱乐，周六组织舞会，还定期给工人作报告，讲中国工业化的道理，为什么要发展重工业，有时也讲社会发展史、辩证法三大定律。那时候组织青年工人突击队，如果不要你参加，你自己也犯嘀咕，我有什么毛病？怎么不让我去。突击队都是干硬活的，没叫你，你还不愿意了，认为是有问题，其实可能也没啥问题，可能就是待人接物有点啥毛病、啥缺点，才参加不上。你看张百发，原来就是来自工厂，原来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最后突击到了北京市长；李瑞环不是北京市的，但是官更大了，也是突击队出身。
共产党的管理特色，就是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不疲倦地进行教育，每个时期都结合国家大政方针和目标宣传，例如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来宣传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还组织设立青年监督岗，组织义务劳动，生产紧张的时候组织青年突击队。发动群众是共产党的老传统，很多人在部队就学会了，后来下农村组织土改，进工厂组织生产，都是这一套做法。年初的时候还发动群众讨论一年的计划，今年完成多少任务，有什么薄弱环节，有什么改进措施，共产党一进工厂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跟从前两个样。
东北推行过一段苏联的一长制，但厂长也是从八路来的，老传统不改，有什么事情、制度还是拿到党委会讨论，不是硬要一个人说了算的，而且那时厂长和党委也没有那么多矛盾。我当时是团干部，列席党委会，老厂长和书记之间很合作，请示什么事儿，都一块商量，没有看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后来推行鞍钢宪法，那些管理制度、劳动纪律就更完善了，感到国企管理中间没有什么严重问题，比今天私企里头的管理问题要少很多。
我在石油五厂经历了57年反右，这个事儿有点偏差，弄得有些紧张。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相当看不惯共产党干部，就是有些知识分子跟党的作风、要求都不一致，这些人年纪也不大，也就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的。大鸣大放期间，例如我厂有个年轻的翻译，要求共产党下台，有个老红军没有多少文化也就是个科级干部，他就说应该让他回家扫地去，象我们这些刚刚从战场下来的人听到这个话就很反感，再加上他出身也有点问题，这就划成右派，还有些人是与书记个人有矛盾的，这就有点扩大化。不过反右也有一些正面效果，当时五厂从上海调来500工人，闹情绪不干活，一反右，都弄老实了。
反右之后，弄成谁也不敢说话，私下聊天都不行，这就弄得大家都胆小慎微。在私下聊天中间，我跟人说起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处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都有问题，这就被人密报上去了，说我反苏。石油部是吴星峰具体抓这个事儿，这是很大的干部，能够看到党内机密文件的，从内部文件已经知道毛主席的意见，跟我说的一致。但是，他不管这些，依然给我劳改处分，这样就不能当干部了，下放劳动两年。共产党内部确实有些领导干部个人品质不好，就是想要多抓几个坏人来报功。两年后没有开除党籍，但不能当政工干部了，改当车间主任，主抓一种航空用油品种，结果也成功，但是不能评模范。四清时期，又让我下去劳动，越发觉得到不对了，两年后调去工程队当支部书记，我领导的那个工程队没有一个工人不写入党申请的。
二、老八路的传统
批评大锅饭，大锅饭有得吃行呀，这没有什么不好呀，照我看，企业应该配齐四班工人，一班专门轮流学习马列主义，要真这么搞下来，可不得了。他们开始批评大锅饭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后来才算是看清楚了。企业应该多招人，大学生都去卖糖葫芦，纯粹浪费，应该把他们招到军工企业里头来，搞大军工，搞技术，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不学习，不实践，才是永远不会。
当企业领导，也不需要什么高明手腕，只要不搞多吃多占、不搞破鞋，跟工人打成一片，认真听取下边的意见，解决工人的困难，有什么问题多做思想工作，就行了，谁都能够干好的。搞工业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复杂，好像中国人就是搞不好，农村的几个支书都能够搞出百亿元产业的村办企业来，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就是按照毛主席说的做就行了，管理就是社教。
当时我们厂车间有个老工人愁眉苦脸的，支部书记一问，是姑娘上初中有早恋倾向，挨了老师批评感到抬不起头，不想去上学了，支书一听这简单，转个学校读书就行了，新学校里谁也不认识你，好办得很，党委开介绍信给转学了，那时候党委介绍信还是管用，一下子就解决了。另外一次，有个工人屋顶漏水，挺伤神，我就让周日党员义务劳动给处理一下，在厂里领了水泥油毡，修完了之后，特地打招呼叫大家不在人家那吃饭，立马回来，不增加人家负担。党支部专门组织干这些事儿，当群众的朋友，生活上的帮手，精神上的导师。经过这样的小事，一件又一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什么事情非要你板着脸去训人就管用的。
我当书记的时候，从住的地方到厂里，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坐35路车倒6路，每天第一个到厂里，挨个车间走到，跟三班工人都见上面，跟工人打成一片，有什么问题意见帮助解决，十点半回办公室开办公会。党领导不是给工人作空头报告，也不是我说了你就去照办。
管理企业没有多少奥秘，当然知识要多点，多知道些事儿，才能够引导工人向正确的方向。不过，现在是个官都贪，都骑在群众头上，理想的党务干部找不出来了，跟老八路完全两样了。
八路军讲究官兵一致，干部带头。刚解放的时候，都是这样，基层干部不仅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还得带头干活。我在钻井队呆过一阵，当时队长、指导员和技术员都是要跟班劳动的，每天班班，三个人中间必定要有一个人要第一个到达现场，早上开钻之后进尺1200米之后才去吃饭。到一个新地方，新井场，行李先甩一边，干部第一个上去握住刹把子开钻，是带头干的。干部和党员，当时不带头都是不行的，困难和危险党员不上也得上，别人都看着你，要是缩在后头，回来之后开会还得讨论你。那个环境下，知识分子当干部也得带头干，1960年鞍钢宪法出来之后，干部参加劳动就更是制度化了，现在不管什么人一当了干部就想着捞好处甚至贪污。以前那种风气下，厂子出了事儿，工人都是从家里往厂子里跑的。
搞企业没有那么多花招花样，只要恢复成50年代那个样子，肯定能够把工厂搞好。那时候真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生活也很好，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干活也很带劲，没有多少发愁的事儿，也没有多少溜须拍马。上班前要组织工人学习两个钟头文化，晚上常常不回家，哥几个一起琢磨技术提合理化建议，反右运动之后就不一样了，说话得留点神。
我在国企工作这么多年，也没有看到多少创新，毛主席把话讲得太具体了，离开那些还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就是要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秘诀。余秋里这个人确实行，他在大庆经验中间推行“三基”制度，也无非是把井冈山时期学会的那套话翻出来讲一遍，当兵会放枪，工人会干活，首先当然是要修炼扎实的“基本功”，这不算什么新见解吧；第二是要建设党支部为核心的基本队伍，这是从三湾改编来的；第三个是要建立起基本的岗位责任制，这是一切管理制度的基础。
我见过的共产党干部不少，在管企业上，马宾行，余秋里可以，最起码他翻新应用了毛主席的思想，铁流、芮杏文可以，业务很熟悉，南街村王宏斌行。其他的一般领导干部，厂长书记，他能做的我也能做，他能说出来的我也能说，还指不定我比他们强点，在工厂工作了四十多年，没有看到多少高明的人和高招。多数人都是一般人，他们能干的，其他人照样能干，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都是跟着走、跟着干的人多，真能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少。
三、搞垮国企的“四大损招”
改革实际上没有改技术，改的是生产关系。改革开始是说要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呀，鞍钢宪法里就有这一条，脑子里一直有这个问题意识，但绝没有想到要改成私有制。真正搞垮国企的是四大损招：取消政治思想工作、过度依赖物质刺激、片面搞厂长负责制，还有就是“拨改贷”。
企业经营资金原来是财政拨款，后来改成贷款，还要求税后还贷，甚至还要上缴利润之后的企业留利部分还贷，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么搞的，别人都傻呀。厂子要搞技术改造，增加设备，国家不投资了让上银行贷款去，贷款去了，用什么钱还，当然靠利润还了，不行，利润上交之后还。你这不废话吗，我利润交给你了，你回头你叫我去代替你去贷款呢，最后都是假的，只有截留资金了。拨改贷这也是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现在一看这个理论是胡扯蛋理论，根本不了解实际。
在分配上用物质利益的办法来调动职工积极性，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厂子改革了，真赶潮流，有一年曾经涨过两级，你说劳动积极性能增高两倍吗？我们厂在广安门那儿，下班了坐车，坐在公共汽车上，工人说：咱们头今天可以啊，给了咱两级，过了六站到菜市口了，你看又他妈涨价了，白涨了，这积极性到菜市口就有意见了，他调动不了。承包制的时候，年初开职代会，第一个议程是今年涨几级，开始时一年涨一级，后来涨一级嫌少，要一年涨两级，利润不够了，涨工资就得占用流动资金，谁也不敢不同意。想要用物质利益来激发积极性，来控制工人，没有那么好使。想要靠钱把管理问题解决，那是不现实的，还是要坚持政治思想教育。用物质利益的办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不行，不给工人用物质利益那也是错的，不给钱能够白干活吗？还是应该根据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脱离这个基础要求工资大涨，占用流动资金涨工资，最后能够长期保住吗？最后是来一个减员增效，下岗回家，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了，你争取那工资级别现在全没了是吗，拉倒了。回家吧，啥也没捞到完事了。
后来想起来，他们那些人并不是要搞好国企，当时说要做大做强，我们在企业中间工作的人就当了真，认为本来就应该如此的，所以就主动去跟二通联系，因为二通是个大厂，只是搞铸造的中间产品，没有最终产品，所以也同意跟我们联合，想要成立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如果真的好好干，还是有前途的。陈希同开始表示同意，后来又反对，回想起来，他们根本没有想要好好干，陈希同亲口讲的：要对工人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这像共产党人说的话吗？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好好干工业，我们也是多情了。
为了在企业中间取消党的领导，就宣传说政治思想工作都是输灌，说这个不好，也不对。他们纯粹胡扯，谁不是输灌，每个人为什么叫爸爸，没有讲道理的，都是一学会说话就被输灌了喊爸爸的，然后就叫了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谁来反对这个输灌。学习上课不是输灌是什么，难道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这样去寓教于乐？不可能的。因为反对党领导，反对政治思想教育，这就导致过度依靠物质刺激。
工人阶级确实是需要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我走了许多厂子，观察各厂子有很多特殊的风俗习惯吧，我们给它叫做亚文化，这个亚文化倒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譬如说解放前这个厂子原来是师傅教了一帮徒弟，最后这个厂子并到国企去了，师兄弟有人当上车间主任了，你们几位是班长，还有几个是党员了也入党了，甚至都是支委了，但是我们之间第一位的还是师徒关系。厂里办事的处事原则，师兄弟关系之间和真正的共产党不太一样，这个我有深刻体会，党委开会说某个人最近表现怎么样，下去本人很快就知道了，谁告诉他的，他的师傅师兄参加了会议。尤其是北京的厂子，都是解放前的小企业变的，哥儿们义气比较严重，小团体利益、眼前利益看得重，你比如说搞奖金特拥护，涨工资涨一级还嫌少，结果后来搞完了，分配上拉开距离没？拉开了。厂长年薪25万，你一个月800，就这么个拉开法，要早知道这样，工人肯定就不赞成拉开距离。通过流行的亚文化，工人很容易接受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对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一定的排斥，这个需要共产党从外边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这个在我们政治工作上也做了一些，但没有彻底地解决。当然亚文化不是企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不是说亚文化是帮助糊弄人或者偷懒，也不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反对共产党，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也起了一定的腐蚀作用。
说多劳多得，在理论上没有错，在实践上纯属胡说。我们在叉车厂做过三个月的计件工资制实验，结果产量还是一个样。如果来料是8辆车，谁也做不出9辆，如果一个班次做出来8辆，谁也不肯做7辆让别人占便宜，结果三班都是出8辆。这么个搞法，结果只是把工人的思想搞乱了：一切服从于不让别人占便宜。活儿还是那么多，但是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其实为什么要搞厂长负责制，厂长乃至局长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搞，都是上头强行推下来的，实际上上头也根本不懂美国日本企业管理体制，只是想当然应该是这样的。说是要拉开差距，就能够刺激工人努力，我看今天工厂工人差距还是很小，问你挣多少钱，800一月，他呢也800，私企也一样要搞平均主义。真正差距拉开了的是干部和工人，以前车间主任跟工人差不了几个钱，甚至比老工人还少点，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厂长就更不得了，年薪数十万。
真要搞厂长一个人的责任制，由一个人负责技术和管理事务，除非回到铁匠铺水平，否则是不可能的，只有铁匠师傅能够做到一个人说了算，叫徒弟这个地方打几下就打几下。工厂那么多人那么多生产环节，技术、经济、管理事务多么庞杂，根本不是一个人应付得了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是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国营厂要由厂长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监督，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给那个车间部门发多少奖金，不仅不公开，还不让打听，这是万恶之源，是干部腐败的基础。干部的价值观怎么变的，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从前讲究跟群众打成一片，现在不是这样，是一切服从厂长的个人意志，当干部脑子里完全没有群众、也没有集体利益和党，只有上级。厂长给一车间主任5万块奖金，主任是向下分发，还是向厂长回馈？谁也不知道。贪污腐败，说是解决不了，上面也确实管不了那么多，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试试看？
干部不关心群众，只注重上级对自己的看法，借以保住自己的私人利益和地位，再与工人中间的“亚文化”一配合，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就是这么给破坏了，没了，大伙儿就剩一个字：钱。企业垮台太快了，开始瞎报账，最后就是分奖金，分奖金就没谱了，都搁兜里装着，厂长给车间主任五万，分给手下人多少主任说了算，没有监督，车间主任拿了钱留多少，他留多少谁也不知道。上级对下级，完全靠钱来调动，党的话还听来干什么？你说无私奉献，他时刻想着多弄两万，你不搁这儿瞎说嘛。这么一整，朴实的干部也得变坏，再跟职工队伍“亚文化”一配合，都对上眼了。很快大伙儿都一门心思弄钱，工人弄不着啊，那好办啊，只好偷零件当做废铁卖，就偷零件也得把厂子偷垮了。大伙儿一门心思弄钱，就把人的思想搞坏了，这时谁都不愿意跟你党委书记接触，你一见面就跟你讲无私奉献的套话，有用吗？老爷子别老说这个了，哥儿们来点这个，北京人话叫有卤没卤？问干活，今儿加班有卤没？就是有钱没钱。这个东西一起来，就彻底破坏了我们党的一些传统，破坏了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
工厂里头的技术进步，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大的进步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美国人不也是这么干的吗？哪有一口吃个胖子的？要不是厂子黄了，三十年赶上美国也不是什么难事，一个进厂两三年就能够提出合理化建议，十年之后呢？原先石油五厂就是一个中专生打头搞产品革新的。我在叉车厂里头，有个59年清华毕业生，设计了一个三吨叉车，特皮实，现在还在生产。后来他们硬要把日本图纸搬过来，结果工艺装备达不到要求，然后就全盘引进，三菱公司改一个零件就得付一次钱，永远花钱买，永远没有自主技术。如果不是那样三心二意，而是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三十年的进步肯定是相当可观的，难道中国人都是大笨蛋吗？
四、从政治运动看干部品质和要求
文革起来，批判赫鲁晓夫，我57年就批判过，这回总对了吧，但是上面当官的还是不给你改回来。1966年群众运动起来之后，67年初党委就停了，工程队成立革委会选负责人，当时要经过群众组织认可，造反派也没有主张结合我。68年重新成立革委会之后，先登记，然后让我下五七干校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后来回厂里在车间继续搞体力劳动，70年1月调去湖北五七油田。我在那里管招待所，当时中央号召学习六本书，他们都不爱看，我就把书要过来学习，《反杜林论》等等。我跟工人关系好，开始让当管理科副科长，后来调去宣传科当副科长。
当时的国企为什么能够运转好，是因为共产党有一套价值体系，核心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用马列主义教育工人，做工人的导师，不疲倦地教育和提高工人的觉悟和认识，毛主席说“管理也是社教”，党领导的核心是这个，不是党员或者干部说了算，而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韩德强写了本《整体管理》，虽然他没有直接讲要用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的。很多厂长实际上没有多少水平，只要不是说胡话照样厂长当下去，搞企业没有多少秘密，真能够实现鞍钢宪法，肯定就能够搞好。
改革后国企倒闭了，干部问题是一大因素。叉车厂在内蒙古跟人搞联营，把车子运过去交给别人卖，许多中层干部都去看过，回来对我说：哎呀，李书记，到那里之后真把我们当皇上一样招待呀，他们描述了对方怎么丰盛的招待，怎么让漂亮女的来敬酒。这个联营厂把车子卖完之后，转手就办了假破产，这一笔就损失了400多万，另外山东还有一笔同样的损失。办实业工厂，挣两钱挺难的，经不起这么折腾的。业务的事情不归我管，厂长离任审计的时候，企业局说不到三年时间，所以不算问题，这种经营上吃亏上当的事情不少，也没有人负责。后来说叉车厂要跟韩国人合资，具体做法党委不清楚，是局长厂长他们去办的。跟汉那合资之后，汉那垮了，这样两家一起把厂子卖给现代了。
合资这么重大的事情，根本就不经过党委讨论。有制度不执行，完全依靠个人，而且完全没有负责的实际制度，结果怎么样是明摆着的。我在叉车厂的时候，只是坚持住了一条：没有对工人实行合同制，我对他们说：我们革命的时候，没有说是几年合同制，你们干嘛非要让工人回家，让你回家你干吗？合同制推广之后，工人地位就节节下降了。我94年退休之后，就管不了了。
干部问题很重要，经过中国历史这一次大的反复，过去过分强调家庭出身看来没有必要，应该由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没有知识领导不了，没有觉悟就更不行，有很多人连杜林是谁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原来手下的干部中间当局长厅长的不少，但是真懂马列主义的人有几个？原来他们说自己相信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真的还是假的？没有文化，理解不了马列主义，觉悟有限，而没有觉悟就更不行。党史上有些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被敌人一抓住就叛变。革命时代，有些人参加革命纯粹是怕饿死，是为了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没有文化也不肯学习，解放后看到的是享受，首先是让老战友帮助换老婆。开会作报告完全要秘书写了稿子念，思想没有一分一毫的进步，但是享受的机会多起来了。
从我的亲见亲闻看，文化大革命是很对的，党内有些人确实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个人的具体表现，党内有些老干部确实没文化，也不喜欢学习，没有见过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理解新制度过于简单，但是对旧社会却太熟悉，甚至喜欢溜须拍马。进城之后，有些三八式干部第一件事就是换媳妇，换个中学生什么的，年轻点、漂亮点的，当时他们自己三四十岁的样子，换个十几二十岁的媳妇。这些人中间，很多人原来就是普通农民，参加八路军之后，也当了团长政委什么的，文化不多，对马列掌握也少，缺点社会主义觉悟；但对地位、权力和享受很重视。胡耀邦还不是贫农出身，很小就参加革命队伍，原来就不了解马列主义，进城之后思想还能不变？这是有代表性的个人。还有些有文化的干部，由于思想改造不彻底，他们非常欣赏资产阶级那套理论，一搞私有化就很对胃口。很多干部作报告的时候，满口马列词汇，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象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能够理解多少。
没有平等待人的思想，“当官管人”是旧社会的经验，这个思想不解决，别人怎么说都没有用，一当了官，就是他来管你，这个思想不在于个人有没有文化。有些老干部头脑里头，始终有打天下之后我要当个什么官的念头，这是最可怕的。很多老干部当了几年八路军，解放后当了厂长局长，定了高干级别，当官之后架子就起来了。我也见过一些老干部，整天绷着个脸，好像一放松就唬不住人似的，骂人的也很多，甚至成了一种风气，大学毕业生也跟着老干部学着骂人，说话带渣子，反高岗之后才稍微好点。他们就是见识过旧社会是怎么管人的，把旧统治阶级那一套原样搬过来。
文革确实应该搞，我自己也有不平等思想，这不是哪个人故意这么想，而是客观上就有地位不平等，往往你自己意识不到的时候就已经起作用了，如果自己能够意识到有点反省，还能够克制点。搞文革不要斗争那么多人，应该多办党校学习，老干部终究是在革命时期立过功的，最好不要那么多批斗，面也不要那么广。应该只斗争少数人，多数人应该上党校学习，还是个教育问题。文革的时间也搞得太长，前后搞了十年，最后人人自危，不知道哪天整到自己头上了，连我都被看做是犯错误的干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的，还是应该普及马列主义，《反杜林论》还得读。因为文革牵扯的干部太多，毛主席去世之后，胡耀邦等人就把这些人弄一块，出来反对，这一次是直接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了。
文革挺激烈的，因为我算是犯错误的干部，也没有结合我，我就站在一边观看，并按照上级要下去劳动改造。群众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共产党派，有时候也跟他们讲讲巴黎公社，我跟工人没有啥子仇恨和对立，下台好几回也没有什么事儿。跟干部之间，也没啥个人关系，没有人恨我，也没有人太喜欢我。到湖北一看，造反派挺厉害，比葫芦岛厉害得多，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在收拾造反派问题上都一致，新建的五七油田并没有造反派。
文革中间，干部斗争完了，一结合他就变，刚刚斗完他就变了。老干部恢复工作，首先是房子还给我，子女要安排好地方。接下来是谁保了我得提拔，谁贴了我大字报得收拾收拾他。
文革是要跟剥削阶级彻底划清界限，废除了私有制后，还特别要跟“当官管人”这种思想划清界限，觉得非常难的，不仅干部有问题，劳动阶级本身也有很多不足。毛主席自己说文革是一场大的演习，许多年后，后人看材料找问题，也许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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