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风云变幻，两次不同大变革

六十年风云变幻，两次不同大变革

环卫工

在《中共历届代表大会焦点写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三个伟大人物开创了三个伟大时代。”
我们认为上述评论是不客观的，值得商榷。且不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说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改派的改革开放。《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焦点写真》的们混淆了（或者说抹煞了）前后两个时代的不同性质。毛主席倡导的是“公”字，而资改派推行的则是个“私”字。这一公一私体现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而资改派推行的改革开放则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就导致了巨大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两种世界观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反应和斗争，才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余年中充满激荡风云。基于这种理解，撰写了这篇文章，与读者沟通认识。
一、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震撼环球的时代最强音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基本结束。帝国主义被驱逐出去，封建主义基本上被消灭，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蒋家政权退居台湾的几个海岛。在重大历史关头，新中国何去何从，走什么样的道路，构建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便成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在此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高层为新中国要走什么社会道路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毛主席提出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头号走资派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论点当时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论点又受到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由其当时的阶级、政治和经济等状况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届代表大会之所以将中国的革命性质确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还存在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还没有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权还统治着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革命的性质应当随之而改变，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当时照某些人的主张办理，革命仍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那么势必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何以得到解放？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思想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使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财富，继续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在天津毛纺厂讲话时大力赞扬资本家剥削有理，资本家剥削有功。他还明确提出：“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他这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在农村革命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具体。提出发展富农经济和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贷自由等“四大自由”。1950年1月23日，他在批发中组部《关于“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中，答复东北局的请求的信中提出：“单干”和“雇工”是党的政策是允许的。并说东北局所主张的通过“变工组”与“合作社”向集体经济方向发展是错误的。他还明确地说：我们的意见党员参加变工组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 必须参加变工组，并必须起带头作用等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这种政治主张与改革后共产党员下海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其政治方向和性质是相同的，同样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照此办理，土改后的广大农村必然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因为小生产者每时每刻大量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革命进程没有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胜利完成，由个体和私营企业变为国营和集体经济，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第一个决裂，即与私有制经济决裂。但却有人攻击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搞错了”。
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时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称之为“三面红旗”。那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许多奇迹。但却被走资派们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xxx还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和他头脑不热。这话只说对了一点，即他头脑不热是真的，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社会主义，xxx却集聚一些人在一起打桥牌，这样的人自然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冷眼旁观。但大跃进运动取得的惊人成就是谁也抹杀不掉的。
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4月12日第一台40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6月1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山钢铁厂建成出钢；1958年7月17日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9月14日第一台内燃发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12月28日，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9年1月1日，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2年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上述成就现在看来并不令人惊奇，但当时却为中国的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当时却是全国人民欢呼鼓舞的大创举，因为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个年代，除所列上述巨大成就以外，还在大庆找到了油田，推翻了“中国是贫油国”的错误论断。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创下了良好开端。
更令人自豪的是，在尖端科学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还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为发展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时在交通和水利方面也取得了惊人成就，如全长1000公里的宝成铁路于1958年1月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的鹰厦铁路于1958年1月全线通车；全长1000公里的包兰铁路于1958年3月通车；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与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1959年2月7日，全长605公里的黔贵铁路通车；1960年1月1日，全长1315公里的兰新铁路通车。兰新、宝成，黔贵、包兰、鹰厦等铁路的建成对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内陆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在此短时间内，还建成了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轮渡历史。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兴修水利方面的伟大成就，且不谈全国的全部水利工程，只点部分项目。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11月18日海河提河大坝合拢；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1960年河南林县   红旗渠破土动工……全国各省还修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如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王快水库，石家庄地区的黄壁庄，岗南水库。这三座大型水库除了为当地的灌溉与民生服务外，还向首都北京输送饮用水。在那个时期还造就了一大批电力灌溉区，为提高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改革开放后，却忙于私有化，罄尽国力、借助外力发展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农业基础设施，才出现了西南五省市遇到大大旱而束手无策的惨景。如果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国方针何止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大跃进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发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当然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也是不可忽视的。这股“左”的思潮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五风”的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等人。当时国际风云激荡，因苏联变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伊拉克反帝斗争胜利，宣布成立独立的伊斯兰民主共和国，美国出兵中东；美帝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与印度反动派和西藏农奴主头子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这一系列的国内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毛主席于1958年6——10月把主要精力置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等问题。还亲临前线，指挥炮击金门，将美帝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以减轻中东人民的反帝压力。还要考虑西藏问题，如何准备对付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的反叛问题。因此让刘少奇主抓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刘少奇作为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人物，利用手中权力掀起一股“左”倾潮流。
在“五风”中尤以共产风和浮夸风为最严重，我们看一看刘少奇是如何煽动共产党风党的。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谈话时说：工人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都是自己干……。他还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美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讲话时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类似上述内容的讲话在同一时期内在其他地方也讲过。1958年7月14日——18日视察寿张县，相关报道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对亩产几万斤粮食的浮夸风也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拔出几百亩土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好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时，听一个乡党委书记说一亩地产1万斤稻谷，刘少奇反问道：还能高产吗？你们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一些。刘少奇在视察江苏城乡时提倡农民搞供给制，他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必须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1958年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鼓吹“共产风”，“穷过渡”的事实很多，不便一一列举。在当时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和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是刘少奇的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受的损失最大。家家户户交出自己的粮食到集体食堂吃饭，男女老少统统如此，概不例外。男女分开住宿，实行军事化的大兵团作战，每周夫妻团圆一次。河南省的做法是：夫妻分开，父母分开，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社员原来的房子，由公社统一分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个星期家人团聚一次。毛主席知道后提出严厉批评：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污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大搞实验田，深翻地，给庄稼灌狗肉汤，一亩小麦下种100余斤，产量12万斤，一亩山药计划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亩产匹棉5000斤……凡高产放卫星的都插红旗，实事求是的是扛黑旗。这股左倾风迅速刮向社会，男女老少被卷入共产风和浮夸风之中。当然也有例外，石家庄地区晋县的周家庄公社，雷金河是个原则性十分强的老党员，人称：“老坚决”，在“五风”面前巍然屹立，坚决抵制，自然也就被插了“黑旗”。但他坦然对待，让人将黑旗插在本公社范围内的最高处，向世人展示。在改革开放以后，周家庄仍走共同富裕之路，经济发展远远高于个体经济，但在石家庄地区的经济发展排行榜上，周家庄还是位于下游。雷金河又让人将该排行榜用红纸抄写下来，贴在木牌上，戳在沧（州）石（石家庄）公路一侧。如果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共产党员都像雷金河那样坚决，“五风”也不会泛滥成灾。
鉴于“五风”愈刮愈烈，如果任其泛滥，必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其损失不可弥补。为此，毛主席先是泼冷水降温，后是大力纠正。毛主席在天津新意村听说一亩水稻产10万斤稻谷，他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958年11月初，毛主席在湖北省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他摇头说：我不相信。毛主席还对外国朋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1958年11月初，在郑州会议上说：……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还指示《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还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并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共产风，浮夸风等不良风是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势力，很难克服。不得已毛主席才大力纠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58年11月2日——10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日——27日召开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3月2日——4月1日召开上海会议……在这一连串会议上，毛主席对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明确指示：针对混淆和打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界限的现象，毛主席指示，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在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对遏制“共产风”起到了重大作用；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主席多次批评刘少奇、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主席还强调了现行社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格法则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毛主席针对浮夸风讲了改进干部作风问题，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他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另外，毛主席还强调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要压缩指标，否则就可能出现死人现象。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改革开放后竟有人将这盆污水泼在了毛主席头上，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刘少奇等人煽动共产风和浮夸风以及毛主席一系列纠正“左倾”风潮的活动都有历史记载，谎话是不能持久的。但谎话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切邪恶之徒的手中法宝，它不仅可以迷惑群众，而且还可以诽谤他人，抬高自己。还可以颠倒黑白，以假乱真。我们回忆一下，自从利用非常手段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在“拨乱返正”的口号下又颠倒了多少历史的真实呢。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被否掉，而且转嫁责任。比如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不仅一风吹，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有的委以重任。难道真的全部打错了吗？真的没有右派分子吗？一风吹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有的人至今仍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右派，没有划错。再如庐山会议事件，1959年7月2日——3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在会上发生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事件。对于这件事，社会上流传说是：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毛主席的，对其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提出严厉的批评，毛主席不能容忍，予以报复，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来准备反“左”的庐山会议也就变成了反右。持这种说法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彭德怀等人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对谁是大跃进运动中“左”倾潮流的始作俑者和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会议和指示不会不清楚，他们怎么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呢？很显然彭德怀“意见书”的锋芒另有所指。根据一些资料介绍，当时刘少奇最恨彭德怀。庐山会议于7月2日开幕后毛主席提出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其中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农业、综合平衡以及团结等问题。彭德怀于7月13日起草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14日将“意见书”呈送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将“意见书”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对“意见书”中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意见书”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话，只愿意让人家讲好话，不愿意听坏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大部分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他根据大会收集的讨论意见指出：“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他诚恳地批评某些人：“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对动摇分子，我赞成不戴帽子，讲明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还批评了“共产风”和“一平二调”问题，他说：“现在是刮‘共产风’取消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来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毛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团结问题并对大跃进的偏差承担了领导责任。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人争取耐心开导和善意批评态度。但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发言中，给彭德怀戴了三顶要命的帽子：一是魏延的骨头（脑后有反骨），二是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军事力量搞政变）；三是冯玉祥作风（即伪君子）。因此，出现彭、黄、张、周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7月31日，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准备下山，但当天晚上毛主席又改变主意。据毛主席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们正式通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争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了火，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但此决定却没执行，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议》。还有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但整治彭德怀等人是全会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向反“右”的来龙去脉。
还可以看出，社会上流传庐山事件是毛主席出于历史原因报复彭德怀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毛主席根本就没有参加庐山全委会。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席全委会？历史资料里找不到原由，不过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找出其中原因。庐山事件主角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尖锐对立。彭揪住刘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不放，刘欲至彭于死地，毛主席夹在中间，处理起来颇为棘手。彭德怀的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已基本解决，再纠缠无意，只能做为教训汲取，如果再把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要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而且要重新设置党中央领导机关。反之，如果要维护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就会制造彭德怀冤案。因此，毛主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既批评了被提意见者，又批评了提意见者，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不仅使党内矛盾妥善解决，也保护了干部。但有人强硬主张要召开全委会，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毛主席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召开全委会，但又不出席会议表明自己对彭德怀问题的态度。为不使彭德怀受到严重打击，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定了处理彭德怀问题的调子。不料掌握全委会的人，用心叵测没有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后来，（1961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说：“所有人都可以评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评反。”而毛主席于1965年10月，在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时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前后互相印证，庐山会议整彭德怀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后来又给彭德怀平反，这不仅是打一棍子再揉摸一下，而且是为了转嫁责任。建国20年，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社会上有些人说：“文革”是“瞎闹腾”，官方却说是错误的发动。持此言论者有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是报有敌意。上述论调不仅经不起驳斥，而且现实社会已将这些论调击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非常必要及时，而且意义重大而深远，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巨有重大作用和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内阶级矛盾激化和尖锐对立而导致的，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动荡，帝国主义阵营幸灾乐祸，社会主义阵营亦惊亦忧，但毛主席却冷静观察，积极思考，从中总结教训，毛主席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是坏事，但也是好事，毛主席从斯大林过早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教训中探索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在共产党内，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不仅告诫全党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还领导了三反：五反、整风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顽固的阶级立场，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对抗和架空毛主席，变本加厉地推行他们的资本主义路线，这在（四清）运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1964年党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四清中的问题，xxx以毛主席年纪大为借口不让毛主席参加，但是毛主席坚持参加会议，在会上提出在当前农村，主要矛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但刘少奇却有意歪曲矛盾的性质，他说是“各种矛盾的交差……主要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对刘少奇转移矛盾的性质极不满意，再次强调说，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却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是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就是。”
四清运动历时近两年，虽然搞的很“左”，（毛主席称之为形“左”实右），但仍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毛主席认为，官僚主义，干部搞特权，欺压老百姓就是人民的敌人，就要打倒，否则必然姑息养奸，最终只是党败国亡。但刘少奇等人却主张维持稳定，保护干部。这种原则性的分歧，关系到党的性质和社会制度，为了永固社会主义江山，保证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毛主席亲自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群众和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将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夺回来。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几段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人物，”“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夺取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还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五•一六通知》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向走资派发起了进攻，但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始至终受到走资派的干扰，致使革命的大潮，犹如狭谷江河，跌宕回旋，延长了运动时间。“群众观”和“精英观”，从来就是互相对立的观点，轻视群众，愚弄群众，压制群众，但又害怕群众，是剥削阶级的共同特点，走资派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是如此。1966年底，毛主席与刘少奇有一次谈话，刘少奇问道：“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毛主席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刘少奇又说，“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毛主席气愤地说：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成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在文革初期，走资派们所推行的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毫不奇怪了。1996年8月之前，毛主席在南方视察了五个月，北京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等人乘机建立官办文革，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斗争大方向，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一般群众，打击群众组织负责人，一些生活上有些劣迹的人也成了斗争的重点。所谓出身于红色家庭的高干子弟们，也组织起红卫兵，投入到运动中来，搅乱了社会秩序，以破“四旧”为名，破坏了大量文物，甚至发生殴打事件。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正是运动处于关键时刻，他带头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一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怕，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主席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端正了运动的发展方向。1967年1月6日，上海市造反派，率先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毛主席将其赞誉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在《一月风暴》和影响下，夺权斗争迅速席卷全国。上海夺权以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举行了“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会上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在这一新的政权结构中，既有军队代表，又有革命干部代表，还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军队撤出政权机构，原来的三结合变成“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富有经验，中年干部年富力强，青年人朝气蓬勃，这是最完美的结合，三者之间即有相辅相成的互补作用，还可以传帮带，又可以密切群众关系，同时精减了机构，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较之“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班子，完全是两条路线的对立，无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四化最后变为一化——腐败化。各级革命委员会下设三委一办，即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还有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小组，负责具体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迅速步入各项工作，而且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有人污蔑文化大革命 “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纯属无耻谰言。资料显示：从1967——1976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1%，天下有这样的经济崩溃么？由此可以看出，修正主义分子从来就是恶语贬低他人，谎话美化自己。改革开放30年，此事例无处不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防修反修的大演练，不仅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截至目前，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毛主席把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付诸了实践，延缓了修正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更重要的是煅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有人评论说，毛主席在农村创建红色武装割据，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是横向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他创立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如何守业是纵向发展了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一评论，十分中肯。在毛泽东思想中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伟大论断，其中“造反有理”犹如擎天大旗，永远鼓舞着人民大众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夺取政权时高喊“造反有理”，但在掌握政权以后，便推崇儒家的“和为贵”。唯独毛主席在打烂旧世界时一再用：“造反有理”鼓舞革命者，1939年发表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还提倡“造反有理”，并明确指出，谁欺压群众就造谁的反。在“文革”当中人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将一个个走资派拉下了马。在“文革”以后“造反有理”的精神仍然在鼓舞着人们的斗志，19xx年的反腐败斗争便是鲜明的事例。当时流传“***的儿子搞诈骗，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但令人迷惑的是在此事件中煽风点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却被安全转移到国外，受到美国的庇护。到底原因何在？官方从来也没有说明。在“xx事件”以后，群体事件屡屡发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群体事件之规模，爆发频率之高，与时俱进。通钢事件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在社会上，大、小字报也经常出现，矛头直指贪官污吏。这不能不说是“文革”的遗风在激励着受欺压的人们。不仅“保持稳定”的主观愿望受到了严峻挑战，而且日益暴露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如果这种种矛盾不能正确处理，势必孕育着更大的动荡因素。
“斗私批修”是“文革”中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毛主席欣喜地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还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967年，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人民日报》在《 “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中指出：“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的根本方针。”“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在哪里？最本质的是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为自己，就是以‘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已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旧的思想体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顽固的维护者。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党内一小撮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一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而实际上是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分子。”
上述文字不仅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和“斗私”的重大意义，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一个“决裂”）以后，还必须实行第二个决裂——和私有制观念决裂，否则由于修正主义的产生，无产阶级的政权还会得而复失。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同时还解答了一个疑惑，为什么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变质呢？其根源就在于一个“私”字。修正主义者与历史上的权贵集团一样，当其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造反。在推倒旧的政权以后，他们自己又成了新的权贵集团，反过来又压迫他人。中国的那些走资派们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做了高官，手中握有重权，坐着好车，住着好房，过着优越的生活。但他们还想荫妻封子，世世代代过着权贵生活，处于人上人的地位，那就得恢复剥削制度，享受剥削者的特权。但他们又不敢亮出自己的真实旗子和牌子，只好披着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
“文革”中的“斗私批修”除了从根本上解决修正主义问题以外，在现实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派性严重，对立情绪大，固执错误，互不服气，以造反派自居，缺少自我批评精神，还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毛病，都需要通过“斗私”来解决。当时的“斗私批修”主要措施有：
一、办学习班，1968年2月，毛主席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一些靠边站的干部在学习班里通过集中学习，思考和斗私批修，提高了路线觉悟，焕发了革命朝气。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学习班学习以后清除了对立情绪，增强了团结。
   二、创办“五•七”干校。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创办的，为机关干部思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主席曾批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都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事实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许多干部在“五•七”干校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学到了农业和各种技能，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性，克服了官僚主义。
三、上山下乡。建国初期，毛主席曾指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毛主席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这一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当时有三种形式：到农村插队落户；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或军垦农场；建立知识青年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参加三大革命的实践活动，既了解了中国国情，又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还强健了体魄，增强了生活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确定人生坐标。现在在大学生无法就业的情况下也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但他们很少有人有所作为。因为现在很大部分村政权掌握在村霸手中，那些大学生不但不能担任主要角色，而且连生活也很困难，给一点瘠薄地土地让你耕种，有收获即抵顶工资，没有收获，生活就没有着落。最后落个马铃薯搬家——滚蛋出沟。
在“文革”中还有其他重大改革
一、教育革命。在《十六条》中第十条为教育改革。1967年复课闹革命后即进行教育改革，其主要内容为教育领导体制改革，教学体制改革；招生制度改革。成立革命领导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参加的三结合领导机构。到1968年8月，依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宣传队长期留在学校。在农村则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在教学方面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制。在招生制度上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的不合理现象，废除统考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招生制度。即在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做法培养出了一大批教授、工程师、有造诣的义务人员、科研人员和其他行业的骨干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这种教学改革受到了批判，并予以废除，并实行了片面追求智力教育和升学率的教育制度。比“学而优则仕还学而优则仕”。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学生喘不过气，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的学生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或逃离家庭、或自杀，教师为了追求高升学率，不仅残酷体罚学生，而且动员一些成绩差的学生退学，或者对其放任自流，致使一些男女少年自动离开学校，三三五五混迹于社会，口里嘬着口香糖，叼着香烟，出没于大街小巷，成为地皮渣子的后备军。还有穷苦家庭的孩子，经过千辛万苦，逐步升学，最后大学毕业，但因无人无钱找不到工作。有一位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本应到对口单位工作，但由于无法“意思”30万人民币，只好长期待业。
二、医疗卫生改革。此项改革始于1965年，在“文革”期间广泛实行。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工农兵服务，其做法是，城市医院除担负城镇居民医疗服务外，还派出医护人员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解决疑难杂症。更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培训农村医护人员。当时几乎村村都有“赤脚医生”形成了广泛的医疗网。一般病症不用出村，而且免费治疗，使广大农民的身心健康得到了保障。可惜后来被否定了，农村医疗网被破坏。一些赤脚医生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开办了私人诊所，将为农民服务变为谋求个人经济利益。
三、文艺改革，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特定的社会服务的，毛主席提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为文艺改革指明了政治方向。新中国建立后工农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工农形象也应占据艺术舞台，便成了文艺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经过多方努力，陆续推出了一批现代剧目，以《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8个现代京剧（当时称做“样板戏”）等最为流行，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了大舞台。但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旧戏又回到了舞台，就连鬼戏也出现在观众面前，劳动人民则成了舞台上的配角或小花脸。即是那些现代题材的影视节目，占据舞台的也大多是剥削阶级集团，及其附属于这个集团的种种人物，什么大款、高官、白领、女秘、情妇、二奶、三陪小姐、黑社会组织……人们耳濡目染的是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行奸使巧，不法经营，金钱开道，美女公关，暴力破坚…….还有赤裸裸的色情渲染：袒胸裸背，追求性感，肉麻挑逗，疯狂刺激，床上戏成为时尚。凡此种种，不堪入目。这种充斥华夏的腐朽颓废文化之所以泛滥，或许是源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吧。
文化大革命不仅取得了反修防修的重大胜利。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964年1月17日，毛主席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74年2月，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的划分，不仅是中国外交路线的基础，也是国际反帝、反霸、反殖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使中国的外交路线取得了重大胜利，从1965年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增加到111个，1971年，依靠第三世界国家，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1973年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13条化肥生产线，遂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严密经济封锁。现在有人故意将改革开放的时间上溯到尼克松访华，这是极端错误的。毛主席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改革开放则是为了借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和国外贸易加速资本主义复辟，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造成对帝国主义的巨大依赖性。
文革结束已经30余年，70后、80后、90后的人对“文革”完全不了解，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用显微镜观察“文革”中的偏差，并污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就有必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后来人。对于“文革”中的偏差，毛主席已做总结：“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谓“打倒一切”是指领导干部被罢官夺权，并受到冲击和批斗。所谓“全面内战”是指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发生多处武斗。但根子在走资派。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比如某省的群众组织从省城到农村分为两大派，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各支持一派。两派之间严重对立，互争是非，互相攻击，情绪激烈时升级为武斗。但并非是全社会人员均投入武斗，只有个别人脱离工厂、农村，走向社会闹革命，绝大多数人仍在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时还有一个“打砸抢”的名词，但并非抢劫公司财务，而是枪支弹药。但不是真正的打砸抢，而是暗发明抢，表面上造成一种打砸抢的现象。因为那些发枪者也有派性，或支持那一派或支持这一派。为了壮大自己所支持的一派，促使了武斗升级。另外，“文革”中还有一种形“左”实右的现象，比如“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这些不应出现的东西之所以出现，根子都在上层，影响了对走资派的斗争。
在“文革”的某些时段虽然出现过一些乱象，但人心不乱，党风民风不乱，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失业，没有大学生就业难，没有腐败，没有黑社会，没有抢劫，没有防盗门，没有凶杀案，更没有灭门案，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假冒伪劣商品，没有含有毒素的食品，没有欺诈哄骗，没有黄、赌、毒等丑恶现象……
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把走资派打得人仰马翻，还进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这是了不起的胜利。但目睹中国之现状，有人说：“文革”失败了。这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不过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还是毛主席说的对。他在逝世前，在小范围内讲了一段话（大意）：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把蒋介石赶到了几个海岛上，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持异议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要接班。接的好和平接，接不好腥风血雨。第一件事怎么接，暂时很难说，其中变数很大。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以后，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一定改善。但美国把持台湾的战略方针没有变，不仅屡屡向台湾出售武器，近期又出售60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尖端武器。而且美、台之间还有共同“防御条约”这也给祖国统一设置了重大障碍。至于第二件事谁都清楚，毛主席尸骨未寒，他的亲人就被抓捕审判，并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媒体虽然公开了一些审判场面，但没有公布“反革命”罪行。全国人民至今也不知道江青等人有没有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没有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背叛祖国和祖国人民，有没有里通外国，有没有投靠国内外资产阶级……如果有，至今没有看到官方宣布构成：“反革命”的具体材料，如果没有，何以被打成“反革命”？不过，我们从一些资料中得知江青被扭送出法庭时不住地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那么江青等人要造谁的反呢？又是谁因为她们造反而实施报复呢？天下人皆知之。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已经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对待“文革”的态度是区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糊涂认识者除外）的分界线。据说修正主义者选拔接班人的首要条件是对 “文革”持反对态度。
所谓“发展生产力”是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一个巨大幌子，为了这一目的，他不仅破坏了许多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还提出了“少数人富起来”、“一块石头”、“两只猫”、“不搞运动”等一系列论点，并长期加以宣传，而且攻击毛主席只会搞政治运动，不懂得搞经济。然而他们所攻讦的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正关系，一再强调把政治工作摆在统帅地位，用政治工作统帅一切工作，还明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种政治思想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请看以下资料：建国之初，一穷二白，我国的GDP1949年408亿元，1978年3645.2亿元，2008年3140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指数为801.9%，增长7倍多，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个百分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前29年的GDP主要是一、二产业创造的，后30年的GDP服务行业占很大比例；其二，全国人民在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创造积累的财富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那么特色社会的GDP很大一部分是新生资产阶级创造的，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原始资本原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其三，前29年的GDP是由国有职工创造的，赚下的钱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后30年的GDP外资经济占很大比例，这就意味着外国人拿走了金钱，中国留下了GDP；前29年物价稳定，后30年多次通货膨胀；按消费物价测算，2008年522.7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100元；前29年是靠自力更生取得的，后30年是依赖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贸易取得的；如果扣除上述因素，特别是扣除前29年的社会主义财富，特色社会的经济又是什么状况呢？令人炫目的GDP数字又是多少呢？我们再看看投资效益：1978年社会总投资668.72亿元，当年新增资产496.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4.3%，2008年社会总投资172828亿元，是1978年的257.4倍，新增固定资产91966.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3.2%，低于1978年21.1个百分点，2008年总投资损失36445.3亿元。在以总投资效益系数相比较1978年新增GDP443.3亿,总投资是668.72亿，投资效果系数为66.3(指每百元投资新增GDP)，2008新增GDP43364.4亿，总投资172828.4亿，投资效果系数为25.1，比1978年低41.2个百分点，如果按1978年水平衡量2008年损失GDP1220.8亿元，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前后的经济效益。
二、改革开放
1976年9月9日，是全国劳动人民永远追思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殒落了。此后，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栏目的“东方红”音乐也被撤掉了，预示着伟大领袖要被否定。再往后，那个始作俑者就开始变天了。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多数人渐渐失去政治和经济地位，两极分化居世界第一。但70后、80后、90后的人对这一“变天”过程是不大清楚的。再加上舆论的误导，造成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这就有必要把后来变革的实质说清楚。
在改革开放之始，始作俑者也说过一些好听的话，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啦”，还有什么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这些都是“只说不干”，或者为改革的真实动机打掩护。他要真正干的是不明说的，或者用含糊的话语示人。他从来没有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只有对少数贴心人才道出真言。而且这种两面派作风代代相传，至今屡见不鲜。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所决定。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重大的历史转折，首先在组织上采取重大措施，将一些所谓“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的人（实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赶出党和国家的政治舞台，将反对和敌视文化大革命的人安排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其中包括被那个始作俑者玩于于掌股之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了“拨乱返正”，对一系列的案件“平反”，恢复名誉。其中包括对全部右派分子摘帽，给地、富分子摘帽，宽大释放原国民党集团党、政、军、特人员……。共产党光明磊落，有错必纠，有反必正，有冤必平，但应仔细甄别，区别对待，不能一风吹。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所有案件都错了吗？比如有的右派分子，至今仍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右派，并直言不讳的说当初没有打错他。那么这些人为何也摘掉帽子呢？这就说明平反活动并不是出于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而是别有用心。这种大规模的“举逸民”活动，就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网罗和积储力量，无甄别的平反风使国人议论纷纷。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另一股政治风更加让人迷惑和忧虑，那就是为了“解放思想”而纠正毛主席晚年所谓的错误。随后掀起一股重新评价毛主席的活动，一时全国乌烟瘴气，大有乌云压城城欲催之势。有的地方几乎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甚至把毛主席旧居纪念馆的牌子也摘掉了，其嚣张气焰，较之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忠者自忠，奸者自奸，30多年过去了，伟人显得更伟大，小人显得更妙小，这从中华网的“公墓”可见一斑。伟人受膜拜，小人遭唾骂，这就是民意。所谓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正是伟人的伟大之处，是他探索和总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亲自发动了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当初对文化大革命持异议的人大多都没有看清走资派的真实面目，如果那些老帅们还健在，看到他们为之征战的无产阶级江山变成现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又是什么态度呢？
经过一系列的“拨乱返正”，不仅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被否定了，就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彻底消失了。“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变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后来又变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列主义的阶级学说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彻底消失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多阶级的政党。有的是共产党员变成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的是成为资本家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定席位，这种现象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毛主席说：一个政党只能代表一个阶级，不能代表两个以上的阶级。中国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期间从没有听说穷人加入国民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也没有听说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内则既有资本家又有工人，这恐怕也是政治上的“转基因”吧，否则哪有这样畸形怪状的政党。政党是阶级的产物，一个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混杂在一起的政党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呢？一个社会大蛋糕不会被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共同平等享受，因为这个政党不能公平操刀切割，特色理论，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公平公正地处理这一问题。就连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也没有把所有的中国人都看成是平等的“本”。
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修改到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变化，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问题，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抛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那是教条主义；所谓拨乱返正，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正确的呢？自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确定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据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发展生产力。如何发展生产力呢？是改革开放。这就不难看出，“解放思想”、“拨乱返正”都是为改革开放扫除种种障碍和阻力，铺平道路。所谓“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转型”，所谓“转型”就是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所谓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将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这并不是笔者独撰妄说，因为始作俑者明确说明要让少数人富起来。社会生产资料是有限的，少数人富了，多数人就要穷，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另外他曾私下对亲信说“要搞一段资本主义”，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点启示：所谓初级阶段，就是建国初期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翻版，因为两者都要发展资本主义。
包括走资派家人在内的少数人要富起来，必须走邪门歪道，否则是富不起来的，因为他们一没有祖上基业，二没有点石成金之术，只能将他人（主要是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攫为已有。于是借助私有化少数人乘机发财，一场大规模的变公有为私有的改革风暴席卷全国，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集体后国营。官商勾结为劫掠社会主义财富争先恐后。其手段也是各式各样的，如：有一国营牛奶厂，其负责人诡称奶牛患了病，贱价处理，万余元一条的牛只作价100元。这位负责人，只付出一万多元便将一百多头奶牛赶回了自己的原籍。一个国营奶牛场变成了私营。还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价值数亿元，企业负责人在国企中办私企，最后将国企掏空，私企脱壳而出；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但始作俑者还在鼓励说：“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有的人在吞噬国有资产时心有疑虑，他又用“不搞运动”为其吃定心丸，全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变为少数人所有，国人要追究他们第一桶金的来路，他又霸道地提出“不争论”，致使不法之徒更加胆大妄为。官商勾结，拼命私有化，在江核心时期，私有经济已占有半壁江山，现在私有经济已成为主体地位，国有经济退居次要地位，但这并不是私有化的最后底线，现在屈指可数的一点点国有企业，还要卖给外国人，让中国工人给洋人当奴隶。
上面谈了改革，我们再谈谈“开放”。所谓“开放”就是为借助洋人的力量，彻底催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国忍受屈辱，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结果又怎样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达到了，但产生了比国民党时期蒋、宋、孔、陈更加庞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老子做高官，儿子搞买办，孙子携带家产定居海外，而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却蒙受了巨大损失。有的官僚买办为了自己的利益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充当洋人的奸细，但他们有恃无恐。因为“八•二宪法”中删除了要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在现代史上，尤其是晚清和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和洋人打交道，从来没有拨过长筹，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丧权辱国。在改革时期的“开放”中与洋人交往同样是吃亏当傻瓜，把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地盘、基础设施、有限资源、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国内市场等，自动送给洋人，还辅之于优惠政策，而中国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徒有数字的GDP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利润微薄的外贸所得，低关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再就是负收入，比如严重污染的环境，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和生育能力，造成了恶劣的繁衍后果，中国损失还远不止这些，在经济上的吃亏更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义愤难遏。这里只举几宗。
关于中国的大飞机。970年8月21日，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决策，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大型客机“运十”的任务。当时从全国各地集中技术人员800多名，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历时8年完成了飞机设计，1980年9月，“运十”大客机首航成功，在试航过程中，“运十”先后在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成都等地转场。尤其是曾前后7次飞抵起降难度大的西藏拉萨。“运十”的性能与当时的“波音707”是同一量机，可惜就在此时由于资改派出于投靠帝国主义的本性，下令“运十”工程下马，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制造“麦道80190”客机。依照合作条件，上海飞机制造厂，组装了35架麦道“82”，并生产了一些飞机部件，但只限于飞机起落架和仓门。到1997年，由于美方原因，双方合作中止。此次中美“联姻”只有五年的时间，美方便“上房抽梯”，美国人对此曾这样说：“因为上海搞‘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市场”。由于这一原因，过了三十多年，中国的大飞机才从头做起，但中国的天空，飞满了人家的飞机。美帝的意图实现了，却坑了中国。但继任人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仍然和美帝紧依紧傍，不弃不离，如影随形。
关于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的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却是依靠进口装备，占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光纤制造设备占100%，集中电路制造设备和石油化工装备占80%以上，轿车制造设备占70%，还有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也都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关于橡胶工业。橡胶工业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密不可分，没有橡胶，就没有国防、航天、舰船、电子、机器、建筑等机械的密封件和橡胶制品，特别是轮胎制造业。没有轮胎，汽车不能跑，飞机不能飞，大炮，火箭不能移动，装甲车不能前进……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美、英、日、法、德等国就把橡胶列为重点封锁战略物资。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力发展自己的橡胶和轮胎工业。最终使中国的生胶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轮胎产量居世界第三位，但在1993年以后，国家一些定点轮胎企业被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控股，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已达三分这二，而且都是我国的轮胎企业骨干，其中包括一些为我国国防工业、飞机、装甲车提供轮胎的生产企业。
关于大豆贸易。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对美国作了过大让步，大豆等农产品关税仅3%致使控制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美国三家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以低价向我们倾销巴西、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2004年三月，在美国压力下“中国大豆采购团”前往美国集体采购大豆，美国趁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一吨，暴涨到391美元一吨。当中国代表团们刚刚签完合同，离开美国，国际大豆价格立即暴跌了50%，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因此被送上绝路。随后，跨国公司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收购。致使1000多家中国内资榨油企业灰飞烟灭，而国际四大粮商，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大豆加工总量。外国粮商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和定价权，又控制了我国国内大豆加工业和贸易及定价权，摧毁了我们的大豆加工业，并且促使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也下降了一半。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与“国际接轨”，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依赖性和依附性，在我国28个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资产控制权。xxx在2010年3月14日答记者问时坦率承认，在中国的贸易中外资与中外合资产品占60%，那么中国的独资企业只有40%，而且加工业占50%，这就说明中国自主企业的品牌微乎其微。这种经济上的依附性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巨大隐患。美国还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给中国制造了巨大威胁。美帝为了肢解中国，把藏独、疆独、台独和民运分子一起收罗在帐下，甚至连法轮功头子李洪志也收留起来。传闻李洪志于去年在美国洛杉矶获得什么“人权领袖奖”。如果此事属实，那说明美帝正是看中了李洪志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捣乱能量和作用。去年的新疆“7•5”事件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政治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该事件的根子明明是美帝国主义，但中国当局却不敢正视。不仅不予以谴责，而且连愠怒之色也没有。不仅如此，在“7•5”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中国高层却表示要与美帝“同舟共济”。这种媚态软骨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中华民族那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失传了。这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的崇高人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彼时，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形势十分严峻，随时都有可能被美帝苏修夹击。毛主席以高超的谋略和斗争艺术巧妙利用国际形势，不仅摆脱了这种极度危险的局面，还出现尼克松访华，国际经济封锁也逐渐松动。形成了中苏美三足鼎立的格局。其实，美帝给中国制造的麻烦远不止“7•5”事件。台独势力活动猖獗，阻挠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台独势力之所以有恃无恐。也是由于美帝的支持。南沙群岛的麻烦更令人愤慨。虽然其中有诸多因素，但美日插手是主要祸根。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已形成 “六国七方”介入，“四国五方”军事占领。南沙有众多岛礁，中国占据8个（其中台湾地区占据1个），另外40多个被他国无理占领。其中越南占据29个，菲律宾占据8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也对部分岛礁和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东南亚国家为了对付中国大量购买武器，与五年前相比，其中印尼增加了84%，新加坡增加了146%，马来西亚增长了722%，面对这种军事扩张，中国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宽宏大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治主张。在处理中日东海海域问题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领土归属问题是严肃的原则问题，应该寸土不让。而“搁置争议”的和稀泥态度表现出修正主义者自身的软弱性。为了苟安一时，采取了“以金钱买稳定”，“以主权换和平”（实为苟安）的错误政策。在美帝支持下印度在中印边境，也不断制造麻烦，其中印度在中国的藏南地区的居民，以达60余万，相当中国居民的两倍多，美帝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已经构成，形成了“U”字形，现在美帝又插足蒙古，如果目的一旦实现，这个“U”字形的豁口也被堵上一大块，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对此没有任何明确反应，这恐怕又是始作俑者“韬光养晦”的遗传基因吧。在隔代遗嘱的影响下，中国高层极力讨好美帝。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各国都在忙于自救，而中国却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帮助美帝救市，据统计中国先后注入美国的资金已达两万多亿美元，其中购买美国债券八千亿美元，还有六百吨黄金也在美国，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券国，而中国人民却过着穷日子，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全面推行复辟、复旧、复古、造成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尖锐对立。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绝不是什么太平盛世，更不是什么“和谐”社会，动乱的兆征已见端倪，绝不是复活儒家学说所能挽救的，请看下列情况：1、改革路线将全国人民创造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给了极少数人，造成生产资料占有的极大不公，进而造成生产效益的分配不公。这种社会的不公平造成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富人挥金如土，穷人则生活艰难，不仅为温饱而忧愁，甚至为治病故意犯罪进监狱或卖儿卖女，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超过了美国。现在的吉尼系数已接近0.5，贫富差距如此之大，这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富豪已达80多万，其中亿万富豪5万多，而且敛财速度极快，2004年中国十亿元富翁近100个，2010年却达到了1000人，富豪中的前40名身价达70亿人民币，而中国的穷人年收入才1000多元人民币。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穷人，全国还有1.7亿多。虽然近年来实行了“三农优惠”政策免除了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和低保生活费，但都是象征性的，少的可怜，所以农民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治病难，上学难，建房难，男性结婚难等困难，仍沉重地压在绝大数农民的头上。中国人民工资最低，只占GDP的8%，而欧美国家在50%以上，南美洲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8%，中东的伊朗、土耳其为28%，东南亚包括非律宾、泰国平均为25%，连最穷的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而中国却低得可怜，但中国工人劳动强度最大，好多企业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达十六个小时。
社会不公，不仅突出地表现在财富的占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人际关系和政治待遇方面，富人受到政府尊重，穷人受到歧视，尽管资本家虽然对工人残酷压榨和剥削，但在当地政府官员眼中，却是发展经济的功臣，是财神爷，奉为上宾。与其称兄道弟。某市有一汽车制造厂，惨酷剥削工人，而却成了什么代表，而在“八•二宪法”中不仅删除了“四大”条款，还删除了“罢工自由”的条款。老百姓受了冤枉要向政府反应，则要排起长队等待信访部门接见，而且上访人数一起不能超过四个人，否则便视为犯法。在银行业务厅还开辟了“贵宾室”，“贵宾窗口”。凡办理大额业务者一律视为贵宾，其他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即是英雄模范有历史功勋的人凡小额业务者都在普通窗口排队。都是“贱民”。在现实社会中，唯有钱才是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唯钱是瞻，难道不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么？
2、生产资料私有化，使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和黑暗腐败现象所产生的根源，我们首先看看现实社会的黑暗现象：吸毒、贩毒、走私、赌博、盗窃、抢劫、诈骗、凶杀、惨害劳工、拐卖人口、放高利贷……黑社会势力渗透城乡，独霸各个领域，甚至左右官府。重庆打黑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但令人生疑的是重庆打黑做法为什么没有在全国展开，如果真的在全国来一次打黑活动，这不仅违反了“不搞运动”的禁令，而且还彻底暴露了特色社会的本质，好多官僚买办阶层，很可能被卷进去，这就是中国打黑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就清除了吸毒、娼妓和赌博，将一个烂糟糟的社会整理得干干净净，井然有序。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剥削者，这些丑恶现象不仅死恢复燃，而且泛滥成灾。赌博遍及城乡，不少人借高利贷参于豪赌。有的因欠赌债，舍妻抛子，长期流浪在外；有的走上犯罪道路，非盗即抢，贩毒、吸毒现象不仅普遍存在于城市，而且连小小的城镇也不乏吸毒者。吸、毒、嫖成为一些人走上偷抢凶杀等犯罪道路的重要根源之一，并造成社会治安的极度恶化。盗窃抢劫在3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处不在，而且日益严重。被偷抢财务大到银行、金店、汽车，小到坤包、首饰，就连老太太脖子上的金项链，手上的金戒指，头上的金耳坏也成了抢劫目标，至于自行车的丢失更是常事，拥挤的早市是窃贼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在人们专心挑选购物时，钱包和自行车却不翼而去。偷盗和拐卖儿童事件给人们心理上造成极大恐惧和压力。迫使带孩子的家长格外留心，寸步不离。就是对学龄儿童也不敢大意。笔者所居住的小区，距最近的一所小学不过一公里，若在毛主席时代，小学生完全可以自己欢快地去学校，而现在却要家长接送。无人身安全，无食品安全成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人人没有安全感的社会还被称之为“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到底是赞颂还是讽刺，很难分辨清楚。
3、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腐败现象，更是触目惊心，比如贪污、受贿、行贿、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包养情妇、包庇犯罪、侵吞国家财产……如此等等。凡是行使权力的地方大多有腐败现象存在。就是一个小小的市场管理人员，逢年过节还向商贩索取肉食和蔬菜。至于那些贪官，比旧社会穷人身上的虱子还多，捉不完，拿不败。在已破获的反贪案件中，窝案串案明显增多。其实许多个案，如果深查细挖，也多是成窝成串。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根子是私有化为贪官创造了谋私机会，他们官商勾结，使腐败势力像长疯了的瓜蔓，拼命向畸形发展。一老区县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有利的人际关系，上送下刮，左右联手，形成一张大大的关系网。此人也由正县级调任某市副市长，挤进高干行列。当地五十多名科局级以实名先后向中纪委举报十一次之多，但该贪官却不断深迁。这只是一个县的官员情况，其它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近年来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这是值得欢迎和高兴的事。但能否遏制腐败的势头，还是个未知数，因为据笔者观察，一些人仍然在索贿、受贿。要办事必须“意思，意思”，否则办不成事。若要将乱糟糟的干部队伍整理的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清正廉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当今高层领导人有惩治腐败的愿望，但也难以给绝大数贪官们来个灭顶之灾。因为在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其一、私有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从当前政治路线看，不可能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其二，工农大众已失去了毛主席时期所享有的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没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反腐败，贪官们便有了遁逃的机会，其三，如真的将贪官的大部分挖出来，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真实面目就会暴露于世，那就等于自毁形象；其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大的腐败集团，如彻底清除腐败，那么他们这个阶级也就自身难保。因此，存在于当今社会的各种腐败现象便成了不可救治的痼疾。xxx曾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现在通货膨胀已经发生，2010年1、2月份，PPI增长4.9%，外购燃料、动力、原材料、增长9。1%，尽管xxx表示要分配好“社会大蛋糕”，贪婪的资产阶级能够慷慨吐哺吗？在存在剥削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公平分配社会大蛋糕吗？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xxx表示要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但又承认走这条道路十分艰难，但必须走下去，这只是主观愿望，这条光明大道能不能走出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一是经济存在很多困难，并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有多个系统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题，外贸遇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商品课以重税，最近又逼迫人民币升值，如果美国如愿以偿，那么中国的外贸必然受到严重损失。最近出现的民工荒，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还有社会治安恶化，各种丑恶现象泛滥，群体事件频繁发生，这都是难以治理的严重问题，中国高层本应深刻反思，寻找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根治骨脊。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饮鸩止渴。为了扭转巨额财政赤字，在加大国债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些不良措施，其一、公然接见澳门赌王，而后将海南省批为旅游省，开放赌博业，这不仅仅是将中国引向歧途，而且损坏了国防建设，中国要维护南疆海域必须在近范围内建立海军基地，而海南省又是最理想的首选地址。如果海南一旦成为国际旅游区，自然无军事秘密可言，另外中国建设方针是加大城镇建设，但现在的城镇人口已超过了农村，如果继续下去，必然缩小农村范围和农村人口，全国十八亿耕地也很难维持。为了解决粮食不足，农业部提出种植转基因主粮种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发了2010年1号文件。此事犹如巨石投水，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正直的科学家，纷纷在网上发表文章，劝阻此事，并历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危害，但政府在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就冒然下发文件，这不仅将中国的粮食安全权交给了美国人，而且很可能灭绝中华民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你们说转基因主粮有好处，那么倡导种植转基因主粮者及其家人就应率先吃转基因商品，这样既可以使“争论”尘埃落地，又可起到示范作用，否则就是把老百姓当做了实验品。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后两次变革有着本质的区别。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一个“公”字，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形成各行各业有组织、有秩序、人人为公的全国一盘棋社会。后一次改革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一个“私”字涣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金钱腐蚀了人们的信仰与道德，以私字为核心的“各顾各”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素质和形象。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成为当今整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主要参考资料：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
3、《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焦点写真》
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5、《五十年》
6、报刊相关文章
写于2010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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