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3月，北京。新华社一栋老宿舍楼的顶层，周原、陈健夫妇正共度他们82岁的生日。这一对携手近六十载的新闻伉俪生于同年、并不同日，但多年来保持了在同一天一起过生日的习惯。陈健精神矍铄。周原“反右”时劳改四年，积蓄了多种疾病，如今已小脑萎缩，行走艰难，生活不能自理。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金婚时周原送给陈健的字：
青山易隔水难断，日东月西两相悬。几多恩爱几多愁，风风雨雨五十年。
其中的疾风骤雨，一部分便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相关。
这篇通讯署名穆青、冯健、周原，但多年来关于采写的经过，一直由穆青、冯健进行说明，很少能听到周原的声音。这一段往事，周原从不主动提及：“提起来伤心。”
沉默背后，有他一生没有解开的困惑。并非关于焦裕禄，而是关于“权势”。
待到话说从头，老人一声叹息。他对记者抬了抬手：“你写吧。我们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在普遍的消极中，找一个积极的典型”
1966年初，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从北京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取道郑州，在河南分社短暂停留。
到达后，穆青与同行的冯健、杨居人等召集河南分社记者座谈，座谈会上周原一直保持沉默：“谁能发言谁不能发言，事先已由分社社长朱波内定，他没有安排我。”
那时的周原，身份是“摘帽右派”，业务上他们夫妇二人均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主力，政治上却是备受排挤、歧视的边缘人。1957年周原因一篇反映三门峡工程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内参，被划成“右派”，1958年发配河南林县劳动改造，四年后才“摘帽”。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他能够重回新华社当记者，已算特殊的“照顾”。
出乎周原和分社领导意料的是，在指定的记者全部谈完后，穆青直接点了周原的名：“周原，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发言？”
穆青早就知道周原。原名乔元庆的周原，父亲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乔秋远。1942年在太行山随左权将军采访时，乔秋远与左权同时被日军杀害，同墓安葬。周原15岁时跟随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的皮定钧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1948年为继承父志，他放弃了担任区委书记的安排，主动要求调到新华社当记者。
既然穆青指定他谈，周原便将自己在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采访七个月了解的情况和盘托出。这片土地历史上就饱受“旱、涝、蝗”之苦，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千疮百孔、困难重重。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执行“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随之而来饥荒也特别严重，光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万人，十室九空。周原发现，多年运动造成的饥饿和倦怠，使农村的生产停滞不前，消极情绪非常严重，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成风，有的干部干脆放弃领导，大病小病都躲进医院疗养。周原专挑最贫困的地方去，就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他给穆青讲了一个故事：“ 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连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周原讲完，穆青很激动，留下了一句话：“在河南当农村记者，不到灾区采访就不是个好记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灾区物色采访线索、找出一个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
周原当天出发，第一站是穆青的老家杞县。接待他的人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周原决定不在这里停留。第二天一早，他在汽车站旁的小摊上吃完一碗元宵，正想着该往哪里去，一辆开往兰考的汽车刚好启动，于是他跳上去，补了张票。
他在豫北采访七个月都没有找到的那个“典型”，就这样，在兰考找到了。
“如果他谈的是阶级斗争，我不会继续采访”
周原到兰考的时候，焦裕禄已去世一年半。此前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已经写过一篇1700字关于焦裕禄的新闻，发在1964年11 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左下角，《河南日报》一版也有刊载。但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周原也没有印象，还是听了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的介绍，他才知道。
刘俊生给周原看一把藤椅，椅子一侧破了个洞。他告诉周原，藤椅是前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坐过的，焦书记患了肝癌自己却不知道，肝痛难忍时就用根棍子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住藤椅，久而久之把椅子都顶破了。就是带着这样的疼痛，焦裕禄坚持工作，最后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周原摸着藤椅和刘俊生一起哭了。
按照当时记者的采访程序，刘俊生首先要向县里一把手、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汇报，周化民同时也是兰考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周原回忆周化民的答复：“他说他刚来兰考不久，情况不熟悉，‘你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吧，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找我’。”
周原与张钦礼一口气谈了十八个小时，一直聊到下半夜。张钦礼详细介绍了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积极改善兰考贫困面貌的事迹，谈话经常被两人抑制不住的抽泣打断。“如果他当时主要介绍焦裕禄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们不会谈那么久，我也根本不会继续采访，掉头就走。”正因为张钦礼谈的是焦裕禄抓生产，谈的是“如何让群众吃饱饭”，才与周原的“寻找”一拍即合。
周原并没有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张钦礼的讲述：“张钦礼这个人，一张铁嘴，能言善道。他把焦裕禄的事情讲得非常圆满，可信不可信，我还要再深入了解。
天一亮，两人一人一辆自行车，去了张庄。“张庄有一个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禄提出的封沙丘办法在这里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张庄也是张钦礼蹲点的地方，在点上最能看出他的为人、做派和群众关系，能进一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
刚进村子，一个老大娘就走过来摸着张钦礼的脸：“张县长，你瘦了（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后，张钦礼是第一任县长，很多老百姓一直以张县长称呼他）。”周原心中一震。
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端上来一只鸡，周原当时就不高兴了，认为张钦礼搞特殊，一下子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张钦礼自己也很惊讶，连忙要求把鸡端下去。那个拿鸡来的村民说话了：“我们困难的时候，张县长带领我们治沙丘，跟我们一起吃讨来的‘百家饭’，当时我们就发过誓，什么时候沙丘封上了，要给张县长煮只老母鸡补补身子。”43年后周原回忆起这一段话，依然止不住奔流的眼泪，微颤的手拿起手绢，不停揩拭眼睛。
“我在张庄住了几天。白天采访群众，把张钦礼对焦裕禄的介绍向老百姓求证。晚上和张钦礼住在一间草屋里，继续聊。”
由于穆青“十天半月”之后要听汇报，周原在兰考只能停留五六天，这五六天里他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连续采访。离开兰考后，他用剩下的时间去了民权、柘城、虞县等地，对“豫东”做了个整体调查。回到郑州，穆青一行也正好已从西安折返，住在河南省委南院。
“那是省委内部的招待所，中央来的部级以上干部都住那儿，门卫森严。当时李先念也住在那里，白天拉穆青打麻将，晚上拉他看内部电影，穆青不好拒绝，周原向他汇报情况只好时断时续。”周原的妻子陈健插话道。
穆青决定去开封采访，除了总社一行人，分社社长朱波也要陪同。人多座少，临上吉普车，朱波说：“周原你不用去了。”他认为周原的任务已经完成，“摘帽右派”没有资格跟社长同车。穆青不同意：“要是你嫌挤，我跟你换座位，你坐前面！”一句话把朱波呛住。
“为什么不让我同去北京修改自己的稿子？”
一路上周原继续向穆青汇报情况。焦裕禄这个重大典型也引起了穆青的兴趣。鉴于焦逝世已近两年，现在再做大的文章，需要新闻由头出现。穆青想先去下面看看，等焦裕禄迁坟时（焦裕禄病逝后就近葬在郑州郊区，后来才遵照他的遗愿迁葬兰考）再写这篇通讯。
从开封去各县之前，穆青对同行的所有人说，“这一次到豫东采访，时间是半个月，由周原提问，你们只管备记，周原说去哪个县就去哪个县，周原说停留几天就停留几天，他就是这个采访组的秘书长。”
有了穆青这样的支持，周原便把整个采访的重点安排在了兰考。他先用一个县一天的进度，把之前到过的几个县都重去了一遍，最后来到兰考。
到兰考时，是上午十点。“张钦礼有些紧张。兰考是个穷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北京的记者。他把我拉到一边问：‘前几天都跟你谈过了，怎么你又带了个副社长来？还要谈什么呢？’我说，你上次怎么跟我谈的，这次还怎么跟他们谈，可以更细致些。”
起初的拘谨过去后，张钦礼越谈越开，穆青也几次泣不成声。因为哭得太厉害，穆青甚至吃不下饭。他们听了张钦礼一天的汇报，“哭成一团。”周原说，“当晚穆青变了态度：不用等到迁坟，这篇通讯要立即写出来！”
第二天穆青让周原留在县里继续采访，其他人由张钦礼陪同，去参观黄河险地东坝头——毛主席曾在那里照过相，使它成为一处著名的景点。一行人日头偏西才从东坝头返回，路过张庄时和群众见了见面，晚饭前回到县城。
这一天里周原采访了两个人：当年焦裕禄的秘书李中修、《河南日报》驻开封记者薛庆安。
“穆青当晚拍板：写焦裕禄的材料已经够了，立即动手，就是把素材堆在一起，也是篇感人的通讯！”第三天早饭后他们就离开兰考，回到开封，住在了当时河南省条件最好的开封宾馆。这完全出乎周原的意料。他原计划在兰考停留一周，主要是到各村庄采访群众。正因为穆青事先说过让周原决定行程，他才把富余的时间都留在了最后一站，没想到如此仓促。而在陈健看来，穆青提前结束采访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兰考条件太艰苦，穆青住不惯。
在开封宾馆，穆青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这篇通讯，冯健写另一篇通讯介绍豫东抗灾全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
周原回忆：“晚上，大家各自在屋里写稿，穆青在不同房间当中巡视，走来走去。当我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穆青拍着桌子说：这样的句子多来几句！”
十个小时没有停笔，一个通宵之后，周原交出了草稿。
早饭后他们回到郑州，周原回分社，穆青等人仍住在省委内部的招待所。陈健回忆：“周原一晚没睡，到家后继续写稿，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写出了一万两千字。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汇报，并且要他在汇报会上读初稿。”
当晚，穆青就带着这份初稿回了北京。
“那时新华社总社有个6号楼，专供分社记者使用，遇到重大稿件，分社不能决定的，记者采访完后会带着稿子到总社去讨论、修改。”周原知道，这样一篇有分量的人物通讯，一天一夜实难成型。他问穆青，为什么不让他同去北京修改自己的稿子，穆青说：需要你的时候再通知你。
这件事困惑了周原一生。妻子陈健也至今不平：“穆青既然一开始就全权交给周原采访，又让他通宵达旦地赶出第一稿，理应再给他些时间修改，这是周原的权利。在采访焦裕禄之前，周原刚刚为《人民日报》写了长篇通讯专稿——刘庄的史来贺，刊发在头版头条。可见周原不仅善于采访，也有驾驭写长篇重要人物的能力。不让周原同去北京修改初稿，给穆青、冯健以后任意解释这篇通讯的采写经过埋下伏线。这就叫权势。”
更让夫妇俩无法释怀的，是稿子修改之后，牵连出的一系列变故。
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强调
周原所写的草稿，主要是详细记录下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并发掘出焦裕禄个性化的精辟的语言，比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要亲自掂一掂灾害的份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花大量的笔墨来写生产活动，写焦裕禄对饥饿、贫困中的群众的同情和帮助。
但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整个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阶级斗争论盛行。这一篇完全无涉阶级斗争、主要谈生产的通讯稿，能不能顺利刊发，不仅周原心里没底，连穆青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穆青解决了这个问题。”周原承认，如果没有穆青，焦裕禄大通讯也许又是另外一种命运。地位和权势，此时也决定了穆青在这中间的担当。
“穆青等回到北京，把周原的草稿整理打印几十份，发给国内部有关同志集体提意见，由冯健编辑、修改。他们修改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次又一次强化焦裕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裕禄所有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感人事迹，都是‘表面的、非本质的，只有把它们提高到源于毛泽东思想，焦裕禄这个人物才能立起来，树起来。’”陈健介绍道，“当时不这样说，稿子也不好交待的，但他们强化得太过份。”
这些对焦裕禄的“树”与“立”，或许帮助了通讯稿的刊发，但另一方面，也为它此后四十年的纷争不断，种下一个祸因。文革中，批判大通讯是大毒草、批斗张钦礼是“假亲密战友”、“政治扒手”的人，抓住了大通讯中一个虚构的情节：焦裕禄死后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一部《毛泽东选集》。他们认定整篇通讯是对事实的歪曲。在任彦芳2009年出版的《焦裕禄身后》一书里，这一点也被列出来作为大通讯“失实”的证据。
任彦芳还在书里列出了另外十二项大通讯的“失实”之处。并说这些问题，自己在大通讯发表之前，周原拿清样去兰考征求县委意见的时候已经发现，是周原将稿子给他先睹为快的——这一点，周原甚为疑惑：“我从来没有见过任彦芳，到现在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正式刊发之前，周原确实拿着清样去过兰考。那是穆青让人寄来的，叫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核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周原将稿子带到兰考县委常委会议上念，由于念的人都忍不住流泪，三四个人接替着才读完。周原的印象是：“没有人提意见，一致通过。”他只记得，与会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秦一飞说：是不是评价太高了？“我问他，你对事实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我说对事实没意见就行，评价是新华社的事。”
此前周原还将完稿先送开封地委领导审查，“也没有人提意见。”
《时代周报》记者专程赴郑州采访了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他说当时他在周原送审的稿子上批了一行字，大意是讲“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只是跟群众打成一片，要学毛著，抓阶级斗争”，但“周原这个人啊，骄傲得很，容不得不同的意见。他为什么不写啊？”记者将张申回忆中的这个细节讲给周原听，周原气愤至极：“他根本没有这种批示！”陈健更为不解：“张申直到今天还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修改后的稿子花在‘学毛著’上的笔墨还不够多吗？我都嫌太多了！”
与张申观点相同的还有任彦芳，他说根据当时的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县委开会很多人想提意见，周原盛气凌人，都一一反驳，态度很粗暴。”陈健回应说：“周原带着稿子去兰考，就是为了核对事实，事关重大，怎么可能不让人提意见？他们都是县委领导，又为什么要怕周原？后来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说过一句话：早知道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他来采访的时候，我就该把他赶出兰考！他们就是这么‘左’。”
关于大通讯最后的发表，《穆青传》里这样记叙：
“稿子最后决定要发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吴冷西感觉难以最后做主。于是他带着穆青找到此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他们的观点。 彭真拍板：发！”
文革前后，不同境遇
无论是写稿的周原，还是改稿、发稿的冯健、穆青，对于不写阶级斗争这一点，都自知担了风险。但是稿子发出后，引发反响的剧烈程度，却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
“紧接着的两个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几乎整个搬到兰考办公，围绕焦裕禄又发表了大小一百三十多篇稿子，其中有两篇重要稿子是我采写。我在兰考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听到一个人说焦裕禄抓阶级斗争。”陈健说，“穆青这时在北京红得发紫，很多机关争相邀请他作报告。毕竟他掌握有关焦裕禄的材料不多，冯健打电话到兰考，叫我每天供给穆青三个故事情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为穆青拍摄采访兰考群众的镜头，地点在老韩岭，对象是焦裕禄生前的农民朋友萧位芬。穆青叫周原和萧位芬谈话，等周原采访到萧位芬声泪俱下时，三架摄影机对准穆青和萧位芬，留下了最‘感人’的镜头，成为穆青的一帧‘珍藏’。”
然而，随着文革的开始，整个形势完全逆转。穆青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塑造焦裕禄形象的大通讯也变成了“污蔑毛主席好学生的大毒草”。
一批批红卫兵到河南分社揪斗周原，“周原告诉他们，这篇通讯是穆青、冯健和他三人写的，有三人的署名。红卫兵们说，他们去北京找过他俩，他俩都说主要是你采写的，他们不了解情况。”回忆往事，陈健历历在目，“分社造反派配合兰考反焦派，拉着周原游街示众，强制他举起断指的手（在被打成右派劳改时，周原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断三指，向党写血书），向围观的群众大声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出大毒草焦裕禄。我一直跟在周原后面，怕他被乱棍打死。他已经被拉到了火车站，要押送兰考继续批斗，多亏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及时出面阻止，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书记处书记纪登奎（后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派人把我们夫妇抢走保护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原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当时各家口粮有限，陈健也要经常偷偷跑去兰考，给周原送粮票、换洗衣服。
而此时的北京，“新华社国内部的老同志告诉我们，冯健为了证明他和这篇通讯没有多大关系，起来揭发穆青。冯健说，稿子主要是周原采写，我们帮助修改是应该的，他当时主张穆青和他不署名，穆青批评他不懂政治。”
十年文革结束。“亲密战友”张钦礼入狱。穆青早已官复原职，后升任新华社社长。冯健也升任新华社副社长。周原、陈健夫妇在新华社当了一辈子记者，终以记者的身份离休。
由于牵连的复杂，周原曾建议，三个署名都不要把这篇焦裕禄通讯收入自己的文集，三个人都答应了。但粉碎四人帮后，穆青、冯健先后都将这篇通讯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惟周原一人至今遵守这一承诺。一生淡泊名利的周原，只有一件事最是耿耿于怀：“大通讯重新发表，穆青擅自删去了张钦礼的名字，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征得了谁的同意！” 在周原眼里，张钦礼从来无愧于大通讯对他的评价。
回溯往事，周原只觉虚无，他淡然一笑，背出一首自己写的“歪诗”：
少年凌云志，老大成空谈。枉顾百年事，天地两茫然。
陈健却不认同这样的“消极”。82岁的她至今还在奔走，为张钦礼做平反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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