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天考地　　

兰考，位于豫鲁边界辽阔的大平原上，由于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泛滥决口，使其到了共和国建国初期，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浮夸作风，让本身就十分困难的兰考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在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兰考要饭大军，这让当时的兰考领导班子倍感压力。　　

本来，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和自然环境，兰考不是唯一，而是全国众多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但是，随后兰考历史上两个特殊人物的出现，让本无任何可圈可点的兰考，成为全国的焦点。而在其随后的几十年里，给兰考的许多党员干都、甚至最基层的普通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时至今日，这种灾难仍未消除，它还在深深伤害着许多人，更让人如梗在喉的是有些人已带着冤屈，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两个特殊的人物是谁呢？一个是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个是先是被誉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后又身陷囹圄十三年的张钦礼。　　

对于焦裕禄，我们无需再多费笔墨，大通讯以及后来众多的文学作品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和张钦礼珠连璧和的默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通讯该说的都说了。有些事情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是亲历者，最具有发言权。而对于后来者，他们也有许多不解。焦裕禄，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一个因病去世的处级干部，他在兰考工作一年多点，做了他应该做的份内之事，这在当时全国的干部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有些干部做的要比他更多、更高大。远的不说，同在河南的林县红旗渠和时任县委书记的杨贵，他们所处的险恶环境和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豪迈精神，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兰考。做为因病去逝的焦裕禄，这也再正常不过了，肝癌晚期，在现在还是不治之症，现代医学至到今天还是束手无策。　　

张钦礼，土生土长的兰考人，父亲曾参加吴芝圃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一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党员。张钦礼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十五、六岁也投身到了民族独立的腥风血雨中，敌人为了抓到他，曾将他的新婚妻子刘秀芝抓去，逼她交出张钦礼。刘秀芝，这位也已参加革命的柔弱女子，以她对党、对丈夫的赤胆忠心，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丧心病狂的敌人最终决定将她活埋，千钧一发之际，二好汉王拐子率战友将已马上就被活埋的刘秀芝从土坑中救出。建国后，年轻的张钦礼任考城县副县长、县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县长之一。兰封与考城合并为兰考县，张钦礼任县长，后任副书记兼县长。后来，兰考百姓对张钦礼有一个评价，说他是兰考的活地图，想必是他对兰考全县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道路都了如指掌的由衷赞誉。张钦礼的实干，在兰考的干部和群众中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善于动脑筋，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调查、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验收，总是事无巨细。当然，张钦礼也会因一些对问题不同理解，会和班子成员产生不同意见。特别是针对兰考自然灾害的治理上，他的一些想法同主要领导常常意见相左，这使他感到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的感觉。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让本来就落后的兰考，更是雪上加霜，这让他终日寝食难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焦裕禄来到兰考，任兰考县委书记。大通讯是这样描述的：“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由此可见兰考当年的凄凉景象和困难局面。大通讯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描写，讲的是焦裕禄找到张钦礼的彻夜长谈，从此改变了兰考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成立除“三害”办公室。张钦礼自告奋勇的担负起了全县治理“三害”的重任。根据史料记载分析，焦裕禄同张钦礼的不谋而合，既统一了县委一班人的认识，又增强了全县党员干部的团结，从而更加调动了全县人民的干劲。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不是后来焦裕禄因病去世，对焦裕禄和张钦礼来说，到一九六六年底，兰考至少有四年的治理“三害”的有序工作安排和规划，而这种有序可使兰考的前进步伐会更好、更快。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假设。　　

焦裕禄虽然在兰考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可他的精神让许多人敬佩和感动。这其中感受最深的非张钦礼莫属，这也给后来兰考和兰考的党员干部、普通百姓带来沉重打击和灾难埋下了伏笔。在这里，需要埋怨张钦礼的是，如何对待焦裕禄，是上级党组织的事，而你继续干好自已的工作也就罢了，又是在全省会议上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又是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你何必呢？大通讯的发表，加上中国头牌播音员齐越饱含深情的播音，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中国正需要焦裕禄这种典型，这就马上让兰考这个以前默默无闻的豫东小县，突然间闻名全国，兰考从此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曾有人揣测过张钦礼此时此刻的用心，说他是想推出焦裕禄以捞取政治资本，从而达到当县委一把手的愿望；还有人猜测后来局势的发展张钦礼也无法驾驭，只能咽下焦裕禄这枚苦果。张钦礼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初衷，由于张钦礼已于二００四年五月七日去逝，我们无法亲自核实，但就张钦礼一贯的工作作风和他的行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揣测不值一驳；更令许多兰考人不解的，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亲自出面给中央写信，指出大通讯的几处不实，这也为极力想否定焦裕禄精神的资改派们提供了口实，这也算是一种大义灭亲吧。不知后来张钦礼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为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而付出的惨痛代价值吗？焦裕禄的几个子女因为焦裕禄，都仕途顺利，官运亨通；而张钦礼的几个子女全都在靠做生意过活，不过，这几个子女在兰考的口碑，远远胜过焦裕禄的几个子女。　　

张钦礼几经浮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干预下，他开始主政兰考。从此张钦礼在兰考这个舞台上，使他的领导艺术和务实作风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如网的沟渠使内涝无踪，如繁星的树木使风沙无痕，特别是引黄灌淤工程，不但改造了盐碱地，更使兰考二十七万亩土地，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良田。与此同时，兰考的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以说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兰考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说到这里，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一个是焦裕禄的继任者，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据和秦一飞共过事的人讲，秦一飞是一个报复心特别强的人，属于小肚鸡肠类型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秦一飞对张钦礼欲置于死地而快的呢？从资料上看，确实没办法理解，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事情上，不向上级领导请示，擅做主张。并且秦一飞认为张钦礼言过其实，焦裕禄的事迹没有那么伟大，所以，在全国都开始轰轰烈烈的学习焦裕禄事迹的时候，在开封、在兰考基本上没什么动静。而作为焦裕禄继任者的周化民，他对秦一飞惟命是从，对他来说，只有自己比焦裕禄更贴近群众，做的工作比焦裕禄更多，兰考的干部群众才会认可他，这无形中让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认为张钦礼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们的消极抵触情绪，被省委领导发现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省委书记刘建勋专门将他们两个叫到省委，这让秦一飞和周化民感到极无颜面，认为是张钦礼告的状，所以对张钦礼的恨也由此而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也和全国一样，形成了两派。在捍卫焦裕禄精神和反对焦裕禄精神而形成对立，渐渐的反对焦裕禄精神的一派占了上风，在军队的介入下，支持焦裕禄、张钦礼的干部群众遭到空前镇压，以致兰考监狱人满为患，许多人被转至东明、杞县等地关押，张钦礼更是遭受非人折磨。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河南省军区将张钦礼放出并护送到北京，当周总理见到已不成人样的张钦礼的时候，悲愤之情难以言表。张钦礼从北京回到兰考后，他不计前嫌，团结兰考的广大干部群众，将一门心思全部用到了发展兰考经济上。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当张钦礼们也沉浸在一九七六年胜利的十月的喜悦之中时，全国的两案清查运动开始了。这次，张钦礼就没有前几次牢狱之灾那么幸运了，那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他有地方可以诉冤，而这一次是那么的让他始料不及。说起“三种人”，不论怎么靠，张钦礼都没资格享受这份“殊荣”，说他在文革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这更是无稽之谈，文革中他的被捕入狱，正是林彪在河南的追随者王新一手制造的；关于“四人帮”，想必后来“揭、批、查”运动中的主要领导者们，他们“高瞻远瞩”，从一开始就同林彪、“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而张钦礼们就只有“追随”的份了。　　

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两案清查运动？当时的中央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运动？搞这样一个运动要达到什么一种目的？所谓的两案清查运动是指深入揭、批、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思想上清除其流毒和影响，组织上进行整顿，把一些帮派人物从领导班子中调整出去。　　

张钦礼与这些靠上边吗？请看如下事实：　　

一、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进入兰考当天，就通过传单和有线广播宣布，张钦礼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是张钦礼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当即由“卫东林焦”的成员带领和指认，抓捕张钦礼及“卫焦”组织负责人和被认为支持“卫焦”的各级党政干部。抓捕行动持续到同年的3月上旬，总计将张钦礼等各级领导干部，“卫焦”组织的农民、工人、学生1260多人抓进监狱，兰考关不下，分押到杞县、东明监狱。凡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办公室人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写回忆文章纪念焦裕禄的各级干部，直至在兰考为焦裕禄这一典型说过公道话的外地学生都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二、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权，把张钦礼调往信阳地区，随即派军宣队进入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禄的“卫东林焦”的头头们，又乘机掀起派性恶浪，对1966年、1967年他们曾经关押捆打过的“卫焦”组织的干部和群众实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他们首先免去了上至革委会，下至农村生产队，工厂车间班组中所有持过“卫焦”观点的人的职务。再次形成一派掌权的政治结构后，进而对免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又把数百名抵制他们派性报复的职工，干部拉到外县以办学习班为名，长期剥夺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继续更大规模逮捕时，赶上林彪叛逃之事公开，才暂时停手。而张钦礼事实上而被软禁在大别山中。　　

十年文革中，张钦礼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兰考组织一个反党的帮派体系？他本人是否够得上“四人帮”的成员？甚至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分钟他是否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至今没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1977——1978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却作为“四人帮”在兰考的骨干而锒铛入狱，判处重刑；张钦礼主持工作时的各级领导成员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一道被“粉碎”。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都干了什么？　　

在农业上，县委带领干部和农民群众又用引黄灌淤，稻改，再改造27万亩沙荒、盐碱为世代可耕的良田，开通了历史上没有开通的排涝河道，排涝能力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实现了焦裕禄的遗愿。在此基础上，以每年500眼的进度大搞井河建设，结合打井，平整土地35万亩，至76年底，共建成45万亩井河双保险、机电双配套的稳产高产田，全县230多个大队，每队都拥有2台大型拖拉机，实现了耕作机械化。兰考这个吃粮靠返销的老缺粮县已能向国家提供3000万斤余粮，100万斤油料，80万斤皮棉的余粮县了。　　

在工业建设上，张钦礼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时兴建5座大厂的基础上，再建5座国营大厂，50多座社、队集体工厂，所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潜水泵、深井泵、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的领先产品，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抢手货，供不应求。企业的发展促使财政好转，至1976年，兰考已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兰考，财政入不敷出，国有企业全部卖光，职工全部下岗，仅每年就需向上面要三个亿，才能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和公务员的工资。　　

“四人帮”有一个罪名叫祸国殃民，而他们的所谓“追随者”张钦礼，不但没有祸县殃民，反而改变了兰考落后面貌，实现了焦裕禄的遗愿，谁见过这样的“追随者”？　　

还得说一下秦一飞和周化民，在逮捕张钦礼的同时，兰考莫名其妙的从开封地区划归商丘地区，待张钦礼被判十三年重刑后，又重新划回开封，而此时商丘地委书记又恰恰是周化民。在兰考划归商丘的一年时间里，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凡是加入过“卫东林焦”组织，整过张钦礼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论有无劣迹，不论能力如何，统统破格提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曾有人问过周化民，你当过兰考的县委书记，情况你都了解，兰考不至于如此吧？周化民说，那还不是张钦礼得罪了秦一飞，秦一飞有人，冤也得判。　　

其实，在两案清查运动中，河南不仅将运动扩大化，而且相对于前几次运动来说，又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兰考如此，全省许多地方如此。有人作过这样一个统计：在两案清查运动中，被捕、被抓、被判、被开除公职、党籍、被撤职的，全国有13多万人，但河南就达10万多人，而兰考也有50多人被判刑（被开除公职、党籍、被撤职的没计算在内）。　　

焦裕禄和张钦礼都己作古，在兰考这个祭坛上，他们演绎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我相信，既使时光倒流，张钦礼也会选择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可焦裕禄呢？你会不遗余力的选择宣传张钦礼的事迹吗？在天堂，你哥俩好好议下这个话题好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共两党之争已成历史，一笑泯恩仇，那些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战犯如沈醉之流也不过被禁十年而遭特赦；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主席处理党内路线斗争“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对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还尽力挽留。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有人另辟蹊径，口头上说取消阶级斗争，实际上则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党内大开杀戒，对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关的关、杀的杀，无任何底线。张钦礼冤案说明了什么？当法律一旦成为当权者泄私愤的工具，“是非”与“公平”都成了儿戏。执政者践踏法律、蔑视公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不仅是张钦礼及其家人的悲哀，也是共产党及整个社会的悲哀。这一兰考现代祭坛上的奇观将为历史留下悬案，或许会成为共产党内斗之经典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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