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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焦裕禄》观后感:焦裕禄生前身后的重大疑点

周末 · 2014-05-07 · 来源:
张钦礼与焦裕禄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焦裕禄去世时,兰考恶劣的生存条件并没有改变。可是现在的兰考却改天换地了,是不是有人继承了他的事业?

  2014年5月6日,学院党总支通知党员下午集体观看影片《焦裕禄》。

  这部影片我大约10年前就看过。大致内容是讲述在风沙、水涝、盐碱等“三害”困扰兰考地区,1962年冬,焦裕禄受上级委派,来到这里担任县委书记。为了根治“三害”,尽快帮助群众脱贫,焦裕禄到兰考后马上深入调查,制订治理方案。但救灾物资运到兰考,焦裕禄主动率领县委干部去火车站卸货、发货,县委副书记、县长吴荣先对本应完成的工作坐视不管,还对焦裕禄带头工作感到不满。县园艺场老场长被活活累死,焦裕禄很受震动,决定为基层干部增加口粮配给,但有人却在吴荣先的指使下向地委告状。上级前来了解情况,几百名群众堵住会议室大门,为焦裕禄鸣冤叫屈。不久,兰考又遇特大水灾,焦裕禄强忍肝痛,冲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但因长期操劳过度,焦裕禄的肝病持续恶化,于1964年5月14日晨病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了黄河故道的沙丘上,近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以表达对这位好书记的敬爱、怀念之情。

  因为以前看过,我就想着中午吆喝几个同事一起喝几瓶啤酒,扯扯谈,下午看电影时刚好睡一觉,想着生活真是惬意啊。可是当下午影片开始后,我却睡不着。重新观看这部影片时,我注意到一些原来没有留意过的细节,心中突然涌现出向个疑问来。

 

  第一,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其中有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影片中提到过王书记,说是王书记要调回开封了。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

  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的确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1962年12月5日,焦裕禄调来兰考后,曾强调: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兰考历史要实事求是地说真话。1963年,正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和“除三害”斗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由焦裕禄主持,起草了给地委、省委的一个报告。现在再来看看这一份县委报告,里面怵目惊心的事实,真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慨了。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县,在经历热昏年代的大折腾后,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其农村情况竟比解放前的还不如了。粮食解放前是一亿九百零二万斤,到1962年竟降到了六千八百二十五万斤;牲畜解放前是三万二千头,到1962年竟是二万三千头;耕地解放前是九十七万亩,到1962年竟少到了八十九万亩。兰考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当时也经过讨论,但县委多数同志不同意写出来,焦裕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也同意不写了,那个数字也是惊人的。兰考县大队都开具证明,准许外出谋生,实际是讨饭活口,中原各个城市,一群群衣不遮体的逃荒人把破碗一伸,口音都是“俺是兰考的,成分贫农!”

  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敢于实事求,承认过去几年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现实灾难,而且还勇于反思,能从实际出发找出解决的办法。如果不是焦裕禄敢于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吗?直到今天,焦裕禄说得一句话,让人难忘。他说:兰考在1957年以前是黄金时期呀,兰考的“三害”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人为的错误造成的。我们把兰考搞出了“三害”,把兰考百姓害苦了,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不能不拼命工作,让兰考改变面貌啊。焦裕禄就是这样带着对不起老百姓的心情,而去拼命工作的。

  中央电视台2002年播出了电视剧《焦裕禄》,现在又在各大电视台热播。焦裕禄的老领导、曾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同志谈起,说这个电视剧编造的焦裕禄太离谱了,不少情节都背离了真实的历史,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图解人物的,而且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焦裕禄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的,而十中全会的新精神是要巩固集体经济、大抓阶级斗争、狠批“单干风”的。作为新一届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责任是要收回前两年河南省委为了“缓解灾害、借地度荒、耕种归己”而划给社员的借地,因为“借地”是十中全会所批判“右倾翻案”的具体表现。而电视剧却恰恰相反,是焦裕禄在鼓动搞所谓“小片荒”,不仅将大片地分给农民,还亲自带头开荒帮助农民。这是用今天的现实去写当时的历史了,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根本不可能干出与上边精神相悖的事情。按理说,电视剧允许编造一些情节,但不可背离历史原貌或歪曲历史,不然的话,让虚假历史充斥荧屏,真实历史反倒会给虚无湮没了。令人奇怪的是,经了这么多机构的审查,这部有违基本史实的电视剧,居然能顺利通过并在黄金时段放映,太发人深思了。

  假如焦裕禄地下有知,看到这个任人恣意打扮的电视剧,他这个主张讲实话的老实人该会是何等的痛苦与不安啊!

 

  第二,焦裕禄去世时,兰考恶劣的生存条件并没有改变。可是现在的兰考却改天换地了,是不是有人继承了他的事业?

  电影有个情节:焦裕禄到兰考后,取消了县委机关领导干部的特权供应,针对全县脱产干部营养不良,26人因浮肿病死亡的现状,用上级下拨的建宾馆款子,到邻县高价购买了二卡车米面,给全县普通干部增加每月3斤的补充。此事被举报后,地委专员专程来兰考核查此事,出于工作考虑,县委副书记、县长潘健主动承担责任,焦裕禄当即指出,此方案是自己的主意,副书记潘健只是个执行者 。

  我不由得想,真实中有没有潘健这个人,于是我也用度娘查了一下。原来潘健是有原型的,真名叫张钦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张钦礼的生平经历是那么不简单,原来焦裕禄的事迹是由张钦礼的讲述而来。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是何许人?为什么兰考人民如此尊敬张钦礼。

  北航教授韩德强在他的文章《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张钦礼的生平经历。

  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58年大跃进,中央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省长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

  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河南省长吴芝圃调离后,原兰考书记王金壁也被调走了。但是,张钦礼并没有被起用。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地委宣传部长为秦一飞。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1965年底,穆青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

  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周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 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1970年8月以后,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1971年9•13事件后,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

  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在大通讯《焦裕禄》的穆青、周原的积极活动下,张钦礼于1988年底被提前释放。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杨捍东是张钦礼丧礼主办者之一,他后来回忆说:“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 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 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写到这里,焦裕禄的故事基本完结。便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党有没有问题?有,而且有大问题,这个问题从我们党建立之初就一直存在。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存在左右之争,一下左一下右,而且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从来就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正如毛主席讲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党一直存在左右之争,这个路线争论在建国后更加隐蔽更加激烈,正因为它隐蔽,所以广大党员群众看不清历史和现实真相,被蒙弊被欺骗,认为造成中国今日之问题都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而很少有人想,中国今日之问题,正是因为我党没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现在所谓的共产党怨声载道,但没有出现大的动乱,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希望我党的优良传统能够回归,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能像焦裕禄、张钦礼一样,回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而不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这条道上越走越黑。否则,一个不为人民谋福利的党,一个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政党,终将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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