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劳动党建党之初的复杂至极的情况：朝鲜共产党本在1925年就已经建党，但因为内部纷争不断难以控制，因而在1928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苏联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进驻朝鲜后，在1945年10月10日才得以由金日成重建新的朝鲜共产党，之后在1946年8月，新的朝鲜共产党，跟曾经在中国延安和太行山地区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领导人一起活动的政治性组织“朝鲜独立联盟”（这个政治组织是于1940年，从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起抗日，最终退避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脱离而出的，这个政治组织在延安成立了一个军事组织：“朝鲜义勇军”）的后继者----“朝鲜新民党”，在北朝鲜的苏联红军占领区内合并，组成新的并且是统治北朝鲜的执政党，既“北朝鲜劳动党”；而那些当年没有前往苏联或者中国，而是选择留守在日本帝国占领下的朝鲜半岛，继续进行地下党一般的思想传播和工人反抗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大量聚集在朝鲜半岛南部的老旧朝鲜共产党党员，在朴宪永领导下，于1946年11月，与朝鲜人民党和南朝鲜新民党合并，在南方韩国的美国军队占领区内组成新政党“南朝鲜劳动党”。南朝鲜劳动党因为受到美国驻军和韩国李承晚政府镇压限制，于是集体转移到北朝鲜投奔金日成，1949年6月30日南北两个“朝鲜劳动党”合二为一，建立起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的朝鲜劳动党，金日成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劳动党建党后一段时间内党内各个不同的相互斗争的内部派别的分布情 况： 由于朝鲜劳动党本来就是由许多不同派别、不同背景、不同活动区域和不同的外部支持者们帮助建成的各自大大小小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在经过不断的整合、统一、合并、联合，最终慢慢的组建而成的合并型政党。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许多派别。
苏联派：这一派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初在1919年“三一运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期望通过和会“结束日本帝国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恢复朝鲜半岛的独立自主状态”的抗议示威活动）”失败后，以及同时期在中朝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的范洪图的“义兵运动”（1910年，日本帝国把“大韩帝国”--这一原本是朝鲜李朝，后来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溃满清后被改造成为日本傀儡政权的“大韩帝国”政府在1910年被日本帝国正式吞并不复存在，朝鲜半岛完全成为了日本帝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史称“日韩合并”！“日韩合并”后，范洪图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接壤的边境地区组织“义兵运动”，坚持了数年的游击战斗，1919年支持不住被迫彻底离开朝鲜半岛，一部分南下前往中国内地，一部分北上前往苏维埃俄国的“远东共和国”，即后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远东地区）失败后离开朝鲜半岛前往苏联的那些爱国志士或者那些爱国志士的子孙后代们所组成，另一部分则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前往苏联留学深造或者寻求政治避难或者接受军事训练的朝鲜半岛上的新一代爱国志士。这些“苏联派”中有当年亲身参与过反日运动的爱国志士们，但他们到了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在“苏联派”中所占比例已经较小，“苏联派”中当年“义兵运动”和“三一运动”的参与者们的儿子们较多，也就是“三一运动”和“义兵运动”的第二代们较多，他们本来就是在苏联远东地区出生，生来就具有苏联国籍，被称为是“苏朝人”。还有一部分“苏联派”成员则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前往苏联留学深造或者寻求政治避难或者接受军事训练的朝鲜半岛上的新一代爱国志士。他们中大多多年在苏联留学深造接受系统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高等教育，大多都曾经是苏联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共布）党员，说的一口非常流利的俄语，很多都曾经是苏联红军中层干部，很多都参加了抵抗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战斗，这派的前期领袖是许哥而，后期领袖是朴昌玉、许嘉谊，成员还有李相朝等等。
国内派：这一派以在日本帝国占领朝鲜半岛时期没有选择离开朝鲜去中国搞游击战争，或去苏联学习并且参加对抗纳粹德国的卫国战争，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朝鲜半岛国内，继续秘密的搞地下宣传和坚持地下反抗活动的原老朝鲜共产党（1925年建党，1928年解散）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和李承烨。
延安派：这一派中的一部分人很早就来到了中国内地，前面我们所说的当1919年范洪图的“义兵运动”和学生与知识分子的“三一运动”失败之后逃离朝鲜半岛的朝鲜人中，有一部分南下前往中国内地，这些来到中国的朝鲜人，他们一开始主要活动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依附于北洋军阀皖系，也就是“安福俱乐部”的段祺瑞、徐树铮、卢永祥，他们也同时与一些南方军阀关系密切，避免只靠一家过活，比如云南的唐继尧，就收留了一些朝鲜学生作为昆明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华界区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最高领导人。从1925年开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开始认为依靠皖系或者中国南方的军阀势力是不可能对自己的事业的成功有巨大的推动力的，于是转而投向当时已经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孙中山和他的后继者们的中国国民党的“广州国民政府”，从1926年开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开始协助和参与到国共合作主导下的第一次北伐战争，他们甚至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及以后出现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政府官员。很快，到了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请党”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关系，开始逮捕和处决国民党政府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响应之后，这些跟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的在中国的朝鲜人，也被迫作出历史性的选择，是跟随国民党还是跟随中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比如朴一禹、崔庸健和武亭（原名金武亭），有一些则选择跟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比如金九，比如李青天、崔德新和李范奭（附注1）。武亭等这些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的朝鲜人在1920年代末便开始跟着毛泽东等人搞武装革命暴动，崔庸健参加过1927年12月份的广州起义，武亭（金武亭）参与过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他们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了在江西瑞金建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高层领导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来崔庸健在1932年离开中国的红都江西瑞金，被派遣前往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918事件而强行占领的东北三省，也就是伪满洲国境内搞抗日游击运动，成为隶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管辖下的，由在东北的朝鲜人所组成的，由金日成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也就是金日成在内部宣传中所说的朝鲜人民军的最高前身--“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领导者，崔庸健在1932年便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三省成为金日成的副手。所以说，崔庸健虽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武装斗争，但却并不是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的成员，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金日成所属的“游击队派”的成员，也就是朝鲜劳动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进行的党内斗争的最终胜利者的“游击队派”的第二把手，后来也成为了全朝鲜境内仅次于金日成的第二把手），而武亭则与中国共产党党内其他的朝鲜人，比如朴一禹、方虎山、崔仁等等一起参加过著名的史诗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直抵达陕北延安，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生活和战斗着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脉和整个河北、山西，他们与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中共高级将领一起摸爬滚打，搞“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40年，跟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属下的“韩国光复军”的部分成员，在已经在延安居住数年的武亭的策动和鼓励下，出于对金九、李青天等人不满，同时更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能力充满了蔑视和嘲讽，于是决定离开陪都重庆，前往陕北延安，宣布脱离在重庆跟随着蒋介石政府的金九等人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朝鲜独立联盟”，其带来的原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韩国光复军”的军人，被八路军和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归武亭领导，他们在山东、河北、山西等抗日敌后游击战场，大多从事破译和翻译日本军队电报、对日本士兵（尤其是跟随日本帝国军队一起侵略进攻中国的日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进行“心理战”宣传和劝降，审问和处理战争俘虏等等。在几年的与日本军队的不断战斗中，跟随着毛泽东的中共抗日的这支朝鲜人部队，不断吸收前来投降及被俘的日本军队中的朝鲜籍官兵加入，到1945年，延安的“朝鲜义勇军总队”已经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华北的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一些抗日根据地也有了朝鲜支队，并且形成了单独对驻扎县城的日本大队或中队作战的能力。这些从国民党重庆政府脱离出来的以前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也成为了后来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延安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领导的各支军队（“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即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即前身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三省建立起来的“东北民主联军”），他们全部都都参加了抵抗日本帝国军队的八年抗日战争，有很多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蒋介石国民党的三年国共内战（解放战争），他们大多在1945年至1950年分几批相继回国（朴一禹等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帝国刚投降便回到了朝鲜。武亭、方虎山和崔仁等则继续留在中国东北，所带的朝鲜人所组成的部队都成为了林彪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师一级部队。他们参加了1946----1948年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多场血腥战斗，比如四保临江血战四平，一直到后来的辽沈战役彻底击溃国民党在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为止，他们才在1949年1月份经毛泽东同意，带着他们领导下的朝鲜人组成的部队离开中国，回到金日成领导下的，已经于1948年9月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们所带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原封不动，直接成为了“朝鲜人民军”的正规作战部队，比如李德山和崔仁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64师”，直接成为了“朝鲜人民军第5师团”，方虎山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66师”，直接成为了“朝鲜人民军第6师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6师”和“第47军”中由零散的朝鲜人组成的部队，直接成为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团”。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国共内战血拼了三四年的朝鲜英雄汉们，人还是那些人，枪还是那些枪，只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标扯掉，换上朝鲜人民军的帽子，几乎是按原建制，原封不动的照搬过去成为了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师团！），他们都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有很多还会多种汉语方言。“延安派”的主要人物包括武亭、朴一禹、金斗奉、崔昌益、方虎山、李德山、崔仁等等，前期领袖是朴一禹，后期领袖是崔昌益和金斗奉，他们中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等人在私人交往和私人感情方面也都非常密切。
游击队派：这一派以在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地区，坚持进行抗击日本帝国军队的斗争的原东北抗日联军（前身是1933年5月创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更名东北抗日联军，宣称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高级领导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坚持抗击日本十年，1942年才因实在难以支撑因而退往苏联避难和接受训练，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将士加入苏联红军，获得苏军军衔）中级军官金日成为核心。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是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的著名知识分子，1919年3月1日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参加了由日本殖民朝鲜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参加的，著名的为了向当时正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的“国际联盟”提出请求申请结束日本帝国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而被日本驻朝鲜总督府血腥镇压的“反日三一运动”，因而被迫带着当时年仅7岁的金日成（金日成1912年出生）离开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半岛，前往奉系军阀“东北军”张作霖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吉林省吉林市。金日成被安排在吉林省吉林市内的育文小学上学，1925年13岁时金日成又进入了育文中学，因此他会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又因为他1942年退到苏联远东地区避难和接受苏军训练，因此他也讲得一口较为流利的俄语。金日成在吉林省吉林市育文中学上学期间，年仅十几岁的他便在学校中组织起了一个政治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育文中学中参加此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像金日成那样的离开日占朝鲜半岛的朝鲜中学生，也有一些东北当地的汉族中学生）。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在东北军坚持“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轻轻松松的在十几天内占据了辽东、吉林两省所有大中城市，张学良东北军中一些中高级军官，如马占山、李杜、王德全、黄显声、荣臻等组织起各类诸如“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人民义勇军”之类的反日抵抗组织，但从1932年2月以后就开始迅速的相继被日本军队击败。此时还仅仅龟缩在江西瑞金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宣布对日本宣战，虽然中共在江西省完全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离日本占领区也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中共的宣战也并非是毫无意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派到东北三省受命组织反日抵抗的游击队，比如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李兆麟等人（其中还有曾经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呆过的朝鲜人崔庸健，他1932年离开江西前往东北三省搞抗日游击活动，跟金日成开始长期合作，他没有参加过之后在江西进行的“反围剿战斗”和更晚的中共从江西撤往陕北延安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从来没有去过陕北延安，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是跟金日成一起在东北三省度过而不是跟毛泽东在延安度过，因此我们说他是朝鲜劳动党内最终获得党内斗争彻底胜利的“游击队派”的代表而不是“延安派”），这些中共党员一方面组织起农民建起新的军队培养新的兵源，另一方面又收编马占山、李杜等人留下的前“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人民义勇军”的成员，同时还联合不愿意被日本人改编的盘踞在东北各地的“胡子”（山贼土匪），中共因此在东北三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1932年中共组织起“北满反日联军”，1933年又组织起“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此时在吉林省吉林市育文中学刚刚毕业的还不满20岁的金日成，便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北满反日联军”，并且以不到弱冠之年的青春岁月，在整个东北三省范围内到处拜访、劝说和煽动流亡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起来发动起义抵抗日本帝国，组织起了隶属于“北满反日联军”管辖下的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来，这支“朝鲜人民革命军”又先后隶属于“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之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管辖下，金日成长期跟周保中一起搞游击，接受周保中的命令，是周保中的下属，同时也曾经跟杨靖宇、赵尚志等一起搞过突袭活动，接受过杨靖宇的命令。1940年杨靖宇死后东北抗日联军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支撑，1942年抗联失败退往苏联，金日成随之退往苏联。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军官的金日成也跟着其他东北抗联军官一起加入苏联红军，成为由“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中国人、朝鲜人，与苏联远东地区的一些黄种少数民族所构成的“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国际第88特别旅”，成为营长，获得苏军的大尉军衔（在“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国际第88特别旅”中一共有一千来人，其中周保中、李兆麟带的那拨中国人叫北野营，金日成带的那拨朝鲜人叫南野营）。1945年金日成跟崔庸健带着金一、金策、安吉等几百名苏军第88特别旅的朝鲜人成员，跟随着发动目标是摧毁日本帝国在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兵力的“1945年八月风暴”军事行动的苏联红军大部队，向驻扎在伪满洲国，也就是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关东军发起攻击，并随之继续向南前进，一路打回重新进入阔别已久的祖国朝鲜的北部。虽然“游击队派”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为斯大林以为金日成年纪这么轻（金日成1912年出生，比斯大林小33岁，比毛泽东小19岁，金日成20岁开始进入抗日游击队，跟随苏联红军打回朝鲜时的1945年，他仅仅是33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8年，他仅仅36岁），必然在政治经验、政治人脉和政治威信等等方面都必定会严重严重缺乏，金日成既然是这么年轻，那么他必然不具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手腕，他必然是朝鲜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中最容易会被苏联完全彻底控制的一个（事后几十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证明了斯大林的估计是完全出现了大偏差，斯大林去世后没有几年，金日成就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摆脱了苏联共产党对其的控制和管制，同时也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摆脱了中国共产党对其的控制和管制，将朝鲜建立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根本不受任何大国和任何强国控制管制的“微缩迷你型世界超级大国”），所以当时苏联政府在朝鲜劳动党内对金日成最为信任，对金日成最为不加防范和限制，所以朝鲜劳动党内的游击队派，最早便首先得到苏联红军占领军的支持，因而占有政治上的先天优势。1946年6月，由金日成的苏军第88特别旅的朝鲜人官兵组成的保安队在朝鲜价川新成立了第一保安训练所，在新义州、定州与江界分别成立了第一、第二与第三分所；同时，在罗南成立第二保安训练所。同年7月，负责培养军事指挥官的“朝鲜中央保安干部学校”于平壤郊外成立，另外也开设了炮兵技术训练所，实际上就是军官学校和新兵训练营，一年以后，“中央保安干部训练所”就改名叫“朝鲜人民集团军”，崔庸健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官。过去的“第一保安训练所”就改编为第一师，第二保安训练所叫为第二师。第三保安训练所改编为第三独立混合旅。这两师一旅，就是朝鲜人民军最初的基干部队。 1947年5月17日，朝鲜引进苏联式的军事组织编制与军衔制度，结合一点朝鲜特色，军队序列从大到小分别为军团、师团（旅团）、联队等，军衔从上到下分别有帅、将、佐、尉、士、兵几个台阶，尉官以上，次帅以下每阶又分大、上、中、少四个级别，政治宣传的工作人员的设置稍微有别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各级没有政治主官，但设了一个文化副职，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政委、教导员或指导员之类（不明就里的人或许还真的以为“文化副职”就是专管读书识字的官）。 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集团军司令部”改编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崔庸健被任命为总司令，姜健任总参谋长，金一任文化部部长（即政治部主任）。于是，在东亚的土地上，一只全副苏式装备的黄种人苏军——朝鲜人民军便横空出世了。“苏联远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国际特别旅” 的朝鲜人官兵回到朝鲜后全都平步青云，入相拜将，苏军的大尉营长金日成，一步登天当上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即后来的国家主席）和朝鲜人民军元帅，成为了朝鲜党政军的一把手，与金日成职务差不多的大尉金策、安吉、姜信泰（姜健）、上尉金光侠、崔贤、崔勇进、朴德山（金一）、崔明锡（崔光）、李永镐等，回国后，一并都直接跳过了校（佐）这一台阶，大尉变大将、上尉变上将。稍微委屈一点的就是崔庸键，在苏联远东第88特别旅就他是特别旅中的朝鲜人里面唯一的“团职干部（少校，旅参谋长）”，论资历，中国共产党十大元帅里面至少有五个和他有渊源，朱德是他同在老滇军唐继尧办的“云南昆明讲武堂”毕业的同门师兄弟，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向前、林彪都得管他叫老师（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搞“国共合作”成立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特聘了不少中共党员做教师，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的崔庸健便被特聘为军事教师），1927年12月中共广州起义时和叶剑英、聂荣臻在一起指挥过街垒战。就因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崔庸健还兼管着中共在东北三省的组织关系等一摊子事，需要向从关内（山海关以内）来的中共干部们搞移交，而没有与金日成等苏军第88特别旅的干部们一起入朝鲜，等到中共的彭真等人从关内过来办理完交接手续后，那边金日成早已坐上朝鲜党政军的第一把交椅，但金日成后来也一点没有亏待崔庸健老前辈，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当元帅，您老就屈就当个次帅吧，在我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朝鲜劳动党内的“游击队派”的中心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朝鲜人民军元帅和次帅金日成和崔庸健，核心人物还有金策、安吉、金一等。
在1949年6月成立的第一届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期，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斗争与1956年劳动党内反金日成势力发动的“八月宗派事件”：
金日成在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先清除了朝鲜北部本地土生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玄俊赫。在1950年到1953年期间爆发和延续着的朝鲜战争中，他先以“修复大同江水库不力”为由将内阁副首相许哥而（苏联派领袖）降低职务，随后又指责许哥而在吸收新的劳动党党员的问题上搞“关门主义”，目光狭隘门槛过高，严重阻挠朝鲜劳动党的扩大和吸收新生力量，于是金日成在1951年11月撤消许哥而一切职务。金日成随后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保不住首都，讲首都送给美帝国主义强盗”和“在对抗豺狼强盗一般的美帝国主义和其傀儡走狗李承晚匪帮（韩国）伪军的战斗中，指挥失误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朝鲜民族保卫省副相兼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延安派，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瑞金一直走到陕北延安，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跟着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队在河北省境内抗击日军多年）手中的权力，武亭辩护说他不死守平壤是为了学习毛泽东1947年不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在延安死战而是放弃延安兜圈子在陕北打游击的战术，并且说他也是实践着毛泽东所说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而金日成则直接驳斥武亭：说毛泽东当年能够放弃延安是因为陕北还有大片人迹较少的荒凉野地可以周旋着打游击，因为中国的总领土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而光一个陕西省就有将近30万平方公里！但是朝鲜没有这么大的领土面积，朝鲜只有13万平方公里领土，平壤就在鸭绿江边，平壤一丢失朝鲜人民军就根本丧失了立足之地，朝鲜劳动党就必须得退到中国去，就等于是朝鲜整个国家全都国土沦丧！所以金日成大声怒斥，指出在朝鲜根本不能学习毛泽东的战术，这是因为两国的领土面积大小相差悬殊决定的，在朝鲜不使用毛泽东的战术，这丝毫不是不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能力，而是因为两国的领土大小和国土环境相差极大，绝对不能够简单的照搬照用，中国同志们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在朝鲜就行不通！一番激烈的相互攻击和指责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出面进行调解，武亭和金日成达成协议：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日后等待双方冷静下来之后再决定武亭是否再次回到朝鲜（事实上武亭一直没有再次回国）。后来，被认为是毛泽东放置在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代表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一切职务。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在1952年12月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党中央的攻击和指责，金日成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9月美军和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在此之前三个月间的1950年6月到1950年9月，朝鲜人民军作战非常顺利流畅，总兵力十三万五千人的朝鲜人民军留下三万七千人守卫朝鲜半岛北方的本土，组织九万八千人南下进攻韩国，宣称要“解放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痛苦呻吟的南朝鲜人民”“统一祖国”，朝鲜人民军三天以内就顺利的占领汉城，四十天打到洛东江防线，相继击溃总数在十七万五千人以上的韩国军队和四五万名驻韩美军和立即从日本迅速赶来朝鲜半岛参战的驻日美军，朝鲜人民军将残余的少量美韩军队全部赶到釜山一市的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带，到1950年9月初，除了釜山一个城市以外的所有“大韩民国”领土，都已经被朝鲜人民军完全占领。1950年9月16日，总人数在三十五万人以上的由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希腊、菲律宾、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十七个国家所组成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半岛战争局势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不得不放弃南方的大片土地北撤回国，相当一部分没能北撤回过成功而在南方被围歼消灭，最终在10月中旬朝鲜劳动党丢掉首都平壤逃到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因为战争之前的两三年里，朝鲜劳动党内的“国内派”的领导人朴宪永和李承烨曾经无数次的一遍遍的向金日成信誓旦旦庄重承诺过：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为之前十几年间“国内派”的南朝鲜劳动党已经进行过多年的地下宣传和策反工作，所以所谓的“大韩民国国军”必然会很快军心涣散主动放弃对朝鲜人民军的抵抗，并且还会大批量的成建制的主动起义投靠朝鲜人民军。但朝鲜战争在1950年6月正式全面开战以后，虽然朝鲜人民军一直进展顺利进攻速度极快，韩国军队也大多很快就被击溃瓦解，但是朴宪永等人多次向金日成发誓承诺保证过的韩国军队会大规模的成建制的向朝鲜人民军投降（类似于中国三年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批量成建制的反蒋起义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情况）的预计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大韩民国国军一旦一看马上就打不过朝鲜人民军了，大多就撒丫子大步子没命的往南方釜山方向逃跑，或者直接就地解散化装成普通老百姓逃跑，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国民党军队在三年国共内战后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地整团整师整军的起义“反正”归顺，那样的主动起义归顺朝鲜人民军的现象，朴宪永和李承烨当年对金日成做出的，所谓由于他们的地下宣传策反工作多么多么有效，韩国军队就会怎么怎么容易的很快主动起义主动归顺的保证，完全变成了根本实现不了的画饼充饥的谎言，金日成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恼火，感到受到了巨大的愚弄和玩弄，感到被欺骗后的巨大挫折感，因此一定必须非要枪毙和消灭干净朴宪永和李承烨等人不可！1953年初，在朝鲜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开始散布“南方劳动党派（即国内派）即将由朴宪永和李承烨带领下发动政变，颠覆社会主义朝鲜，讲朝鲜祖国奉送给美帝国主义和南方李伪傀儡匪帮（韩国）”的社会传言，金日成随即逮捕关押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渗透到韩国去的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的师生全部逮捕。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朝鲜半岛停战之后，李承烨和另外11人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公审，其中包括李承烨在内的10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朝鲜劳动党对外联络部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在停战一周后的7月30日被枪毙处决。金日成随后将镇压消灭的矛头转向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残余力量，试图将苏联派也牵入这一案件中来，苏联派新领袖许嘉谊闻讯后自杀。国内派，也就是原“南朝鲜劳动党”领袖朴宪永于1955年12月被枪毙处决。朝鲜劳动党的国内派，也就是南方派的势力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全部覆灭。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做了批判和否定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直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罪行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列席会议。在他不在朝鲜国内的期间，朝鲜劳动党内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新领袖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以“金日成跟斯大林一样喜爱进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神化宣传，跟斯大林一样犯有个人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的罪行，因而苏联同志们既然现在批判斯大林，我们朝鲜同志就应该学习苏联同志，也应该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严重错误，并且应该马上将犯有这一严重错误的金日成同志的党内最高领导的职务，马上解除并且令其深切反省。”为理由和根据，发起行动试图颠覆推翻金日成的统治。这是朝鲜劳动党内部权力斗争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试图推翻金日成的尝试。金日成得到这一消息后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在劳动党内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扑。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指责金日成犯有跟斯大林一样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错误时，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内的大批支持者立即就加以大规模的严厉的反击，他们以“我们党（朝鲜劳动党）本来是有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现象的，那就是当初我们党内很多同志，对南方的朴宪永（国内派领袖）和北方的许哥而（苏联派领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现象，这种现象随着伟大光荣的金日成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不留情面的严厉的斗争，并且将他们彻底消灭之后便消失了！我党党内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现象是随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战胜朴宪永和许哥而作为彻底消失的标志的，现在我们党内也就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现象了！”为理由和根据来为金日成作辩护，并且给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内的所有政治对手都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宣称“以子虚乌有的所谓对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现象为根据，来妄图对党中央进行恶毒攻击，是最为卑劣最为险恶的反党罪行！”。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苏联派）和崔昌益（延安派）彻底开除出党，永不准再入党。会议决议一经通过，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等人当天立即逃亡中国投奔毛泽东。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其中层成员也都大批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延安派）于1958年人间蒸发一般的彻底消失，据信是在朝鲜监狱中在监禁期间被秘密处决。苏联派的领袖朴昌玉则在1961年毫无任何征兆的便突然在住宅暴死，朝鲜官方宣称是死于急病，但其死因不得不令人怀疑。1956年9月，朝鲜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还活着未被清洗掉的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后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苏联与毛泽东、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出来对朝鲜进行干涉，金日成考虑再三，经过几番来回的谈判，才放弃了要彻底消灭干净所有剩余的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想法。有严密组织和政治纲领的成型的延安派于1958年被拆解完毕，成型的苏联派于1961年被拆解完毕，这两派的没有被清洗干净的幸存成员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
金日成完全彻底不加丝毫保留的自己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绝对的不可质疑不可怀疑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关心朝鲜和关注朝鲜的所有人，无论其对金家父子的态度到底是尊敬敬仰还是鄙视唾弃亦或仇视憎恨，在金日成与反对派的对抗中为什么能够获得全面胜利的原因的看法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延安派和苏联派在朝鲜劳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50年后新入党的许多新朝鲜劳动党员，都抱有深深的浓厚的热忱的强烈的朝鲜民族主义观念，都彻底认定了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安插在朝鲜劳动党党内的附庸和奴才傀儡，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成员都绝对是外国党在朝鲜布置的代理人，都不代表朝鲜民族的利益，而只有金日成是能够让朝鲜彻底摆脱苏联和中国控制干涉的唯一人选，因此选择坚定不移的在党内斗争中毫无疑问的强烈支持金日成！1960年代初，全世界的共产党阵营发生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分道扬镳一般的彻底分裂，苏联共产党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带有放松政府管制的自由化色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改革，继续更加激烈的批判和否定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总体政策，进行“反斯大林”的“非斯大林化”，而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则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改革进行激烈否定的批判和强烈的敌视谴责，毛泽东的中共同时谴责赫鲁晓夫搞的各类政策“不仅是修正主义，而且是对社会民主党那种老修正主义和铁托的南斯拉夫这种新修正主义的延续和继承，是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的篡改、歪曲和背叛”。针对全世界共产党阵营的这次大规模分裂、大规模诀别、大规模反目成仇和大规模相互敌视，金日成提出了朝鲜劳动党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朝鲜既强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暗指赫鲁晓夫和之后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阿列克谢.柯西金的苏联，金日成斥责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判否定斯大林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信弃义”，赫鲁晓夫是“变相叛徒”“灰色分子”“在领袖坟墓上跳舞”“不光彩的丑角”），也反对教条主义（暗指毛泽东的中国）；既反对霸权主义（暗指苏联）也反对左倾幼稚病（暗指中国）；朝鲜既反对任何形式的“事大主义”（既朝鲜劳动党内有人具有的想要让朝鲜彻底依附和投靠苏联或中国的投奔大国的想法。“事大”这个词本身是指历史上从14世纪末的1392年开始，到中国明朝灭亡前十几年，满清皇太极政权进攻朝鲜半岛的1632年为止，同时期的朝鲜李氏王朝不停歇的向朱家的中国明朝称臣纳贡的一系列朝贡体系，后来从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到1910年日本帝国正式宣布吞并整个朝鲜半岛，让整个朝鲜半岛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之前的十几年中，人们把在甲午战争中击溃满清后不久很快被日本顾问改造成“大韩帝国”的朝鲜李朝对日本明治天皇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也叫做“事大”。金日成在这里使用这个词语，无疑是在明确的向朝鲜人民表明，历史上朝鲜人长期向临近大国称臣纳贡的时代永远的结束了）。朝鲜劳动党还宣称他们同时又坚决反对将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推到严重对立和高度紧张的冒险主义做法（也就是说朝鲜既不听从于苏联也不听从于中国，既与苏联的错误作斗争又与中国的错误作斗争，但同时又绝对不会与苏联或者中国中任何一国彻底决裂彻底闹翻彻底断绝关系，朝鲜要与苏联和中国维持“斗而不破”“和而不奴”的关系和“至少表面上的同盟合作”）1966年，金日成提出了著名的“主体思想”，既“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军事上自卫”，充分表明了朝鲜在坚持与美帝国主义、南方反动傀儡叛徒逆贼集团（韩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残渣余孽作斗争的同时，又绝对不会听从于来自莫斯科或者北京的命令、安排和要求，体现出朝鲜想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不打丝毫折扣的“独立自主”的意图！朝鲜也确实真真正正的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华国锋还是邓小平的中国，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亦或安德罗波夫的苏联，都无法控制和安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但与此同时在这几十年里，相互之间敌视极深矛盾极大经常处于全面的大规模战争边缘的苏联和中国两国，却全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不变的战略盟友！
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省的红卫兵们齐聚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当时因为朝鲜在中国大陆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争斗中处于中立状态，处于两面有好状态，或者说正处于“骑墙主义”的状态。所以红卫兵们对朝鲜的态度感到疑惑和怀疑，感到不理解。他们曾经冲进朝鲜驻我国大使馆，要求面见朝鲜驻华大使。面见之后，几个外省的红卫兵要求朝鲜驻我国大使当即当面表态，要求朝鲜必须说清楚自己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正义斗争中的立场，要求朝鲜必须表态完全站在中国一边，彻底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朝鲜驻华大使当场拒绝，表态说朝鲜高度珍视与中国的“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是朝鲜有自己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压力，有自己特别的地缘政治形式，所以朝鲜很难做到完全否定和彻底批判苏联，朝鲜只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进行“反华活动”，永远不会参加到孤立中国和敌视中国的队伍中去。在朝鲜驻华使馆内的红卫兵们的代表们当即愤怒了，他们走出去之后，包围着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红卫兵队伍们开始发出震天的嘘声，首先向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扔臭鸡蛋和垃圾，后来开始用尖利的石头划烂朝鲜驻华使馆的外墙，并用石块砸朝鲜驻华使馆的玻璃，最后开始围堵和组织朝鲜驻华使馆人员进出，直到几天后在“姗姗来迟”（恐怕是故意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劝解下解散。
在1966----1968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冷淡，这是不争的事实。老一辈的吉林省延边市和辽东省丹东市（两省两地都紧邻着朝鲜边境）的老人们都还记着，1967年左右，在这些地方都出现了“捉拿朝修（朝鲜修正主义分子，实际上是指朝鲜派遣到中国东北来的特工间谍人员）”的热潮，当时的红卫兵和后来1968年后到这些地方“支左”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政权的解放军军人们，对鸭绿江边的岸防工事和国境线非常看重，警惕性非常高，号召人们“竖起耳朵睁大眼睛”，随时抓捕和消灭“朝修分子”。
1968年，这一年在朝鲜半岛上发生了1月份的朝鲜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事件和随后不久的朝鲜人民军特种部队越过三八线袭击韩国汉城的青瓦台“大韩民国总统府”事件（在下面我将再次详细讲到），苏联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政府，在这两个事件中对朝鲜，对金日成的支持力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并且还因为这两个事件而抱怨和反感朝鲜政府。金日成开始考虑与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改善关系。而毛泽东也认为1966----1968年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于孤立过去孤单了，也需要与朝鲜尽快改善关系。196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国庆，金日成派出朝鲜人民军次帅崔庸健（就是那位朱德的同学，林彪的老师，叶剑英的战友）来到中国北京参加国庆庆祝。随后金日成又派出朝鲜内阁次相朴成哲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登宇来到中国访问，为金日成第二年到中国的访问“打前站”“做准备”。1970年4月，金日成在时隔6年（上一次金日成访问中国还是在1964年）之后再一次访问中国，他住在北京市的钓鱼台国宾馆1号楼。毛泽东改变了他从1949年建国以后就一直坚持了十几年的从来不亲自到外国来宾的居住的宾馆亲自拜访的惯例，毛泽东亲自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去见金日成，金日成则提前两个小时便早早的装扮整齐仪容齐整，正襟危坐在钓鱼台国宾馆1号楼的酒店大堂的沙发座上等待着毛泽东。毛泽东到达后，金日成立即热情的先上前一步与毛泽东握手。金日成还向毛泽东道歉，认为头几年他在处理中朝关系，处理中国和朝鲜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手法上犯了错误，伤害了中朝两国的兄弟般的战斗情谊，为此他要向毛主席道歉。毛泽东则回应说，错误时两方面的，中国方面也有错误，也应该向朝鲜同志道歉。金日成又说，以前他不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过排斥和厌恶的情绪，现在他完全读懂和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知道了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是为了消灭潜伏在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消除中国在未来成为像赫鲁晓夫改革以后的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潜在危险）和良苦用心，他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示充分的理解和认同。正所谓：展眉消宿怨，杯酒泯恩仇！此后的几年中，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金日成开始频繁的进入中国访问，最频繁的时候一年之中来北京访问两三次，朝鲜的各类党政军和社会团体来中国访问的代表团也开始络绎不绝起来，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火红色的山脊》（朝鲜拍摄的赞颂和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黄继光烈士的英勇事迹的电影）《秘密战线》等等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大陆热映，反响极好。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金日成才改变了这种如此频繁的来中国访问的频率，才开始隔好几年访问中国一次，从1978年中国邓小平政府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到1994年7月金日成在朝鲜金刚山上的避暑胜地去世为止的16年里，金日成仅仅访问过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和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次，远远赶不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几年金日成访问中国次数的多与频繁！
在这几十年的漫长期间，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次次的做出惊人之举，做出震撼全世界的伟大壮举：1968年1月朝鲜人民军派出的特种刺杀部队挖地道穿过铁丝网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上的军事分界线，攻入韩国首都汉城，试图前往青瓦台总统府杀死总统朴正熙，在仅仅隔着一条街道的拐角处被韩国的“大韩民国国军”发现后阻拦，发生激烈枪战，除一人投降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此次刺杀险些成功；1968年金日成命令朝鲜人民军海军强制扣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海边缘线稍靠外的近公海地区来回穿梭的自称是正在进行海洋水文采样和科学考察的海洋科学探测船的----美国海军“普韦克罗号”巡逻舰，朝鲜则对外宣称这艘船是美国海军派出的间谍船，要求美国方面必须彻底的无条件的承认错误、诚挚忏悔般的道歉、并且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根据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德米特里.多林尼克，在2007年以79岁高龄在莫斯科接受“日本发送协会”----即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北朝鲜》的摄制组和记者的采访时所说的内容：1968年时，苏联共产党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朝鲜人民军组织特种部队袭击韩国总统府和扣押美国普韦克罗号发生之前，对朝鲜金日成政府的全整套计划一无所知。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也就是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写信劝说金日成不要太过激要缓和冷静克制，以尽一切可能避免过度刺激美帝国主义，避免让美帝国主义孤注一掷挑起全面战争，金日成当时竟然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说：“我相信，如果真的因为此事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我想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一定会站在我们朝鲜人民一边，并肩与美帝国主义作战，与我们一起赢得这场伟大的进步的革命的世界大战的胜利”，勃列日涅夫接到此信之后大骂金日成是“根本不顾及世界大战可能爆发所带来的危险性，用故意制造极其危险事态的方式，不惜在钢刀上跳舞，用制造危机来获取利益，不仅仅从美国人手里获得利益，更尽可能的从我们苏联这里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东西”“这是在以卑鄙无耻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态度将苏联置放到火炉上烧烤，将苏联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把我们苏联当成了傻子一样玩弄”，据德米特里.多林尼克2007年对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的内容，当时勃列日涅夫被美国可能因为朝鲜半岛的局势，而有可能与苏联开战的可怕前景吓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苏共中央政治局几天几夜的彻夜开会讨论对策，最终美国表示愿意接受朝鲜的所有条件，对朝鲜妥协之后，他才大舒了一口气。事件结束以后，勃列日涅夫写信给金日成，希望金日成到苏联莫斯科访问，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都想要“跟金日成同志就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局势进行详尽仔细的讨论”，金日成拒绝前往苏联，他回信说因为自己“正处在指挥与美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的第一线，所以很遗憾不能在此时去苏联访问”从1968年以后，金日成有15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去苏联访问，一直到1983年苏联击落一架严重脱离航线进入苏联勘察加半岛军事戒严区域的韩国民航飞机，导致苏联与韩国关系明显恶化以后，金日成才在1983年在时隔15年之后访问苏联）最终，美国对朝鲜的要求完完全全的一条不拉的全都答应了，朝鲜仍然宣布美国军舰不能归还，军舰彻底没收，只还给82名还活着的美国船员，同时还还给了几个被朝鲜人民军扣押期间闷热而死的的美国船员的尸体而已；1976年8月18日，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板门店附近朝鲜战争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的“共同警备区域”（JSA）里砍伐一颗杨树时，遭到朝鲜人民军军人的组织，双方言语不和剑拔弩张，很快突然间转变成了暴力事件，朝鲜人民军士兵发起攻击，两名美军军官被朝鲜人民军战士用斧头砍死，8名美国和韩国军人受伤。金日成事后仅仅是装模作样的表示了一声遗憾，连正式道歉都不愿意，但仍然坚持说朝鲜方面根本没收到联合国军关于砍伐那颗杨树的事先通知，虽然美国人说是事先通知了，但是朝鲜就是说没有收到，所以朝鲜人民军有理由认为美军有恶意，所以朝鲜人民军杀人是正当防卫而已！这样一份可谓是冰冷强硬到了极点的外交声明，美国佬一开始也是非常不愿意的，也是非常气愤的，此事件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美国驻韩军队的坦克装甲部队一口气在三四个月里进行了十多次军事演习，美国军队和韩国军队的海军在朝鲜半岛的西海（即中国黄海）进行了多轮次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人民军当时也跟现在一样，采用了类似于2010年6到10月份在2010年12月份到2011年初金正日对待现在的美韩多轮次联合军演的政策，也没有对此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军事上的对等演习等回应，仅仅是做出威胁姿态发表激烈声明，金日成说这就是游击作战的策略在国与国之间博弈上的体现，避人之长扬己之短，长期抗衡而不是求一时之势，但是美国军队来回多次军事演习，大声咋呼着说什么不惜大规模入侵朝鲜，“不惜全面战争”，但是终究是不敢也不能下全面开战的决心，也没有那个胆魄和毅力去全面开战，军演搞了十多次，拖了几个月以后，美国政府最终居然也不顾脸面的没脸没皮的，不管被朝鲜带来的巨大羞辱和耻辱，竟然也“挨了巴掌摸摸自己，说没事”一般的认为金日成在事件刚刚发生以后所做的不痛不痒的生命，也就是代表朝鲜已经正式的庄重道歉了，所以正式对外宣布绝对不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朝鲜，这个事情最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真是丢人现眼；金日成父子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 不断向国外派出很多特工到处绑架日本公民然后硬拽到朝鲜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仅十几个日本公民在日本国内被绑架，几个在欧洲西部的日本侨民和去西欧各国旅游度假或者留学的日本游客也被绑架，朝鲜特工在绑架了这些日本人的同时，十几个黎巴嫩人、墨西哥人、葡萄牙人和当时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管辖的中国香港人也被朝鲜特工绑架到朝鲜去玩玩，以满足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个人爱好（2002年金正日和小泉纯一郎进行“恢复日本和朝鲜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时，正式承认当年确实曾经跟父亲金日成没事的时候抓了十几到二十个日本人到朝鲜玩玩，但金正日说抓来的日本人很多都死了，只归还十一个日本人给日本，其中五个是活人六个是死尸，其余的一个也不还，因为其余的日本人就是全都死了，不管你日本政府认为他们还活着不活着，我朝鲜就是认定他们已经死了，再多一个也还不了了）；1983年已经当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三十五年主席的金日成和当时刚刚被正式确定为朝鲜第二代领袖和金日成接班人没有三年的儿子金正日（1980年在朝鲜劳动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为“革命接班人”，要在未来接父亲班），共同招募和组织特工，开展特工特训，并且让儿子金正日一手策划和规划整个计划的每个细节，最终派这些特工前往缅甸联邦共和国的首都仰光，用炸弹去准备炸死前往缅甸访问准备祭祀缅甸开国将军昂山的大韩民国（韩国）总统全斗焕，结果全斗焕车子恰好巧了不在预定路线，炸弹爆炸，炸死了去缅甸访问的韩国副总理徐锡俊和包括3名部长在内的21个韩国高级官员和缅甸高级外交人员，几乎彻底瘫痪瓦解了韩国政府，震撼了整个韩国社会；1987年金日成和金正日，命令朝鲜特工金贤姬化妆成日本人在起飞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降落在泰国曼谷的大韩航空858号班机上放置定时炸弹，最终在印度洋上的印度管辖的安达曼群岛上空引爆炸弹成功，以期在韩国即将于1988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影响韩国的主要航空公司----“大韩航空”的国际航班的运营信誉和安全感，以打击和影响韩国举办1988年奥运会的进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是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几十年里一次次做出过的伟大壮举！这就是朝鲜人一次次的令全世界惊奇的卓越演出！这同时也是朝鲜人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组合拳套路， 是变幻莫测神出鬼没的连环绝招！！
1988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在韩国成功的举办了198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决定与“大韩民国”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朝鲜金日成政府对此大为愤怒，怒不可遏，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认为，朝鲜政府是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合法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合法国家，而南方的所谓“大韩民国”政府只不过是“南方反动傀儡叛徒逆贼集团”，是非法的没有正当性的“伪政权”！在苏联宣布与韩国建立起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朝鲜宣布立即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将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的一切外交人员全部驱逐出境，将苏联在朝鲜留学的所有留学生全部驱逐出境，将苏联在朝鲜经商做贸易的所有企业代表全部驱逐出境，将苏联在朝鲜的所有新闻媒体人员全部驱逐出境。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新闻公告：“苏联政府的这种堕落和卑劣的行径，不仅是对苏联与朝鲜历史上形成的一贯的兄弟般的亲密友好关系的彻底背叛，同时也是对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无耻践踏，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理论的彻底抛弃。它明确的显示了苏联政府的执政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揭示了苏联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社会发展水平退步和道德品质堕落的倾向（三年之后的1991年，苏联崩溃瓦解）。”
1992年，邓小平、杨尚昆和江泽民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大韩民国”建立起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仍然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职务的杨尚昆（杨尚昆于1987年开始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其前任是李先念。江泽民此时已经在之前的1989年底就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90年就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一直到1993年，杨尚昆才辞去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由江泽民继承），坐飞机亲自前往朝鲜进行访问，到金日成在金刚山上的避暑别墅面见金日成，解释中国之所以与韩国建交的原因和理由，希望金日成能够理解和赞同中国的这一举动，千万不要向当初对苏联那样（因为与韩国建交）就与中国断交。根据我国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外交回忆录》中的内容，当时金日成“沉默了良久，在十几分钟里，会客室中寂寥无声。”“后来金日成缓缓的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虽然并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大势所趋，那么我们朝鲜也一定会支持中国同志的决定，不会去干涉中国同志的决策”。但是根据1997年叛逃前往韩国的朝鲜劳动党高级官员黄长烨（他是于1997年7月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在北京突然离开朝鲜代表团跑到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随后在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的）的回忆，当时的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另外一种气氛。2002年在韩国出版的《黄长烨回忆录》中写道：“当杨尚昆用汉语向金日成说出中国政府想要很快的与韩国建交的话之后，还没有等翻译准备将其翻译成朝鲜语，通晓汉语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注）就已经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出于外交礼貌，金日成和金正日沉默着等候翻译复述完杨尚昆的话，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翻译的话刚一结束，金正日便高声用汉语大叫："如果你们（指中国）竟然与反动的南方傀儡叛徒逆贼集团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与台湾建交，与还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李登辉政权建交"！金日成则厉声让金正日住嘴。随后，金日成用朝鲜语缓缓说了一段话，其大意是：我们朝鲜一直铭记着中国同志们，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对我们的巨大帮助，尤其是中国同志们在1950年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我国帮助我们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恩情。出于对中国同志们的这种感恩之心，我们绝对不会向4年之前当苏联与韩国建交后，我们对待苏联人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国同志。但是我想请中国同志们好好想想，认真的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我们朝鲜像你们中国同志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与至今孤悬于台湾小岛上的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起外交关系，你们中国同志会怎样看待我们朝鲜，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朝鲜劳动党？你们想到了这一点，就应该会明白我们朝鲜现在是怎样的痛苦和悲伤了。如果中国同志们以为自从去年（1991年）苏联崩溃瓦解不复存在之后，我们朝鲜就已经没有选择，就会必然的要完全听命于你们的话，那么我想说，你们完全想错了，你们是在异想天开。如果你们想随随便便的欺辱我们朝鲜的话，那么因此产生的一切问题和一切后果，必须全部都应由你们中国同志们自己去承担！”黄长烨在书中写道：“杨尚昆听完翻译讲完金日成的话以后，愣了一会，然后又说了一通表明中国共产党政权与韩国建交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有很多''无奈和苦衷''等等的解释性语言，又说了一大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高度重视和非常珍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同建立起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之类的外交辞令。然后就向金日成告别了。杨尚昆这次访问朝鲜仅仅用了一天，当天杨尚昆没有在金刚山避暑胜地住下，便在晚上就坐飞机赶回了北京。”再后来的事，我们大家也就非常清楚了，1993年，中国首都北京市进入了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终决定期，这场从1991年开始的申办接近了尾声。当时与北京竞争最激烈的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两个城市的得票数量几乎是并驾齐驱的。在国际奥委会举行的决定主办权的最后一轮投票时，根据黄长烨叛逃后2002年在韩国出版的回忆录中的内容，“（决定奥运会主办权的投票）间歇期时，金日成打电话给在现场的朝鲜奥委会官员，他的大意是：你们应该知道，中国政府在去年背叛了我们，践踏了全体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南方反动傀儡叛徒逆贼集团“建交”，深深地伤害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当时我说“因此产生的一切问题和一切后果，必须全部都应由你们中国同志们自己去承担”，我想说，现在，就在今天，应该就是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让中国政府明白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黄长烨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最终投票时，朝鲜没有投中国北京的赞成票，当然也没有投给澳大利亚悉尼赞成票，而是选择了弃权，投了弃权票！最终的结果，中国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悉尼，关于另外几个在中国眼中应该是必定投赞成票的结果却投了弃权票，最终导致中国申办失败的国家究竟是谁的问题，黄长烨也不清楚究竟是哪几个，但是黄长烨也坦然承认，朝鲜奥委会官员当时在整个奥委会会议的全过程中，一直都不断地劝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与朝鲜还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的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不要投给中国赞成票，一连劝说了几天，最终中国北京申办失败的结果，肯定是因为这些国家中有几个被朝鲜劝谏成功，真的投了弃权票。（注：根据国际上从17世纪的欧洲开始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外交惯例，任何正式的外交场合进行时，比如在会谈、接见和会议之中，一个东道主国家的领导人即使十分熟悉的掌握了来访国领导人的语言，也必须经由本国翻译进行现场传译，传译结束以后，东道主国家的领导人也不能用来访国领导人的语言说话，而必须使用东道主国家的本国语言，再经由来访国领导人的翻译进行现场传译。但在私下的非正规外交场合，比如聚餐酒席看艺术演出等时，东道主国家的领导人可以用来访国领导人的语言直接与来访国领导人对话。金日成会见中国领导人时，都是坚决贯彻了这一国际外交惯例，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使用朝鲜语，仅仅在一起吃饭看演出时直接使用汉语与中国领导人对话。事实上，金日成因为长期在中国东北打游击战，因此会说一口较为流利的东北方言的汉语。金日成7岁以前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因此还会一口不流利的日语。金日成1942年以后与“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共党员周保中、李兆麟一起从黑龙江省东区跨过乌苏里江退往苏联远东地区，成为由中、朝、苏三国军人组成的苏联红军远东步兵第88特别旅的成员，接受苏军训练，所以会一口较为流利的俄语。金正日不仅熟练地掌握其父亲金日成会说的汉语、朝鲜语、俄语和日语四种语言，在1964----1970年间其在苏联留学于列宁格勒艺术大学的时候，还从古巴同学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和法语，一共会说六种语言。）
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在1994年金日成病逝以后至今的十几年中，也一直都继续贯彻落实了要让朝鲜彻彻底底的独立自主、要让朝鲜完完全全的不受外国控制干预这一“主体思想”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根本！无论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俄罗斯，还是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国，都继续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作是长期战略盟友关系（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的苏联在1988年与韩国正式建交，承认韩国是一个合法的独立主权国家，从那以后一直到1991年间的最后三年的苏联，以及苏联崩溃瓦解以后由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在1991----2000年间领导的俄罗斯联邦，都没有被朝鲜视为是有任何合作价值的战略盟友，都被朝鲜视为是“已经彻底投降和屈从于美帝国主义”，朝鲜在这一期间，对这十几年中的莫斯科当局一直都保持着强烈的公开敌对和仇视、反对的态度。一直到2001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才承认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季米耶维奇.普京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最近十年间，普京在2002年和2006年两次访问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泽民于2002年访问朝鲜，胡锦涛于2004年、2006年和2008年三次访问朝鲜。金正日对普京和胡锦涛对朝鲜的访问，都采取完全一致的丝毫无差的等级别的欢迎待遇，全都是平壤市超过一百万平民百姓走上街头，手持彩旗挥舞鲜花，站在道路两边以每半米一个人的密度排成长串，向来宾致敬，基本程序也没有区别。金正日2006年坐火车访问俄罗斯一次，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坐到莫斯科。金正日2003年、2007年、2009年和今年年初各访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4次，都是坐火车。金正日始终拒绝坐飞机出国访问。），但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无论是江泽民或胡锦涛，都完全控制不了金正日，完全命令不了金正日，甚至两国连在以前几十年中，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时期，那时曾经对朝鲜本还保留有过一些的干预和影响的能力，也都在不断的减弱和衰退之中！！金正日在“先军政治”和“2012年建成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光荣与梦想中，在1996年朝鲜人民军海军一艘苏联“鲨鱼”潜艇载着24个队员潜入韩国江陵道进行渗透，被韩国警察发现后只有1个潜艇操作员投降，其余的坚决拒绝投降，继续与韩国军人警察枪战，并且立即向北突围试图穿过北纬38度线回到祖国朝鲜，一路上打死16个并打伤十几个韩国军警和平民，最终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只有1名队员成功的返回朝鲜祖国，其他22人都壮烈殉国！金正日还在1998年发射“光明星”号人造卫星，但是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那是大浦洞-1型导弹，据美国和日本的情报部门官员的说法，导弹在空中自西向东跨越日本列岛（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整个领空领海之后，再落入日本东方一侧的太平洋公海中、在1999----2002年间朝鲜人民军海军三次在韩国西北五岛军事分界线的大青岛一带与韩国海军交火、2006年和2008年两次在朝鲜地下核设施中实验爆炸原子弹成功因而成为世界上第九个核国家（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俄罗斯联邦，在这两次核试验之后都谴责了朝鲜，声称朝鲜是“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悍然进行了核试验”“破坏了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希望和追求”“危害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并且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都郑重声明：朝鲜在进行核试验之前没有通知过任何一个国家，本国政府对朝鲜的核试验计划和核试验规模全都一无所知。）、2010年在韩国西海延坪岛用大炮轰击岛上建筑物震撼韩国军队！朝鲜就是这样一次次的不停歇的不带休息的长时间的震撼和震动着全世界，展示着它浑身上下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让全世界都被他牵着鼻子走，都被他抓着感觉动，向全世界展现出其不可限量的威力，表露出其“微缩迷你型世界超级大国”的伟大本色！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延坪岛事件到现在形势发展了一个多月后我的最新观感和一些个人想法：在这次事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没有谴责朝鲜也没有指责韩国。而是表示了“巨大的遗憾”“巨大的错愕”，还表示“十分痛苦”于“朝鲜半岛上解不开的困局”，要求朝鲜和韩国双方都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克制克制再克制”，立即召开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组成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各代表团团长的紧急磋商会议。俄罗斯联邦的梅德韦杰夫----普京政府，则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副部长博罗达夫金公开谴责了朝鲜炮击韩国，称这是“对无辜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应该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俄罗斯的态度几乎跟美国、日本、韩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完全一致的，与美国仅有些不同的是，俄罗斯在承认朝鲜应该受到谴责的同时，认为韩国不应该加以报复，认为韩国政府不应该把“朝鲜对此事件道歉谢罪赔偿”列为是重启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先决条件，俄罗斯政府跟中国政府一样主张朝鲜和韩国都要继续保持冷静克制，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立即召开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各代表团团长紧急磋商会议。从这个角度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全都比以前程度更大的向美国妥协退让，比以前更严重的出卖了朝鲜。尤其是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在远东的军队，12月8日在远东的滨海边疆区，也就是俄罗斯和朝鲜边境附近增强警戒程度和军备力量，这不仅不是中国的某些盲目亲俄崇普京的无知愤青们所说的什么“俄罗斯对朝鲜战友的巨大帮助”（附注2）反而是俄罗斯的普京--梅德韦杰夫政府，想要进一步向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表明自己与朝鲜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合作关系的“自白自清”的“向美国、日本与整个西方世界抛媚眼”的“抛弃朝鲜”的举动，这让朝鲜搞到了危险，朝鲜反而开始猜疑俄罗斯是否想要与美国、日本和韩国共同对朝鲜采取“某种联合军事行动”。所以朝鲜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暂时的阶段性的让步，那就是在最近，在2010年12月20日时那些韩国军队在延坪岛西南面向韩国一侧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朝鲜人民军没有进行对韩国军队的实弹射击，表达出来了一定的善意，此外，还有一条新闻（朝鲜至今没有在官方层面正式承认过)，即所谓由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私人传递出的朝鲜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承诺和表示的诚意，即：朝鲜要接待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宁边核设施，以及将会就出售所有剩余核燃料棒到国外一事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等等，这都是朝鲜表达出来的和解信号。但是关于这些让步，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几个事实是：第一，2010年3月份韩国的“天安号”军舰沉没事件之后，美国和韩国在2010年7月，8月和9月间进行了很多次人数规模超过十五万人之巨，美国军队参与者不下三万人的军事演习，诸如什么“乙支自由斗士”“关键决心”等等演习，当时朝鲜人民军也都是一直在忍耐沉默，没有对这些军事演习进行“当即立刻实行”的硬碰硬的军事回击，仅仅是通过高喊诸如“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誓死消灭侵略者”“一旦发生战争，人民军将把美帝国主义和南方反动逆贼叛徒傀儡匪帮伪政权的老巢彻底摧毁！”“朝鲜做好了全面战争和与敌人和平谈判的两手准备”等等高昂热烈的宣传口号来回应。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在朝鲜对外制造出来的平静和缓的氛围下，全世界都感到，朝鲜似乎好像是根本不像是要真动手，好像朝鲜根本没有意愿和并不想要真的采取行动，就在全世界这样想朝鲜的时候，时间到了2010年11月23日，朝鲜几个月的平静和缓的态度突然变成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热火和爆炸在延平岛上震颤，韩国军民的性命变成了朝鲜人民军惊天吼声的铺垫物。现在朝鲜又一次选择沉默，跟2010年7月份时一样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忍耐，选择了让步，到底又是在酝酿什么呢？到底又是在准备干些什么？到底又是在计划着什么？谁又能知道呢？谁又能预言呢？！第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机构，至今都没有表态承认以证实比尔.理查森向外界所传出的朝鲜所作出的承诺是真的，当然朝鲜官方也没有说这个新闻是假的，而仅仅是对此消息不置一词不加评论，而且这个不知真假的“朝鲜承诺”中所向外界所做的承诺中所说的，也仅仅是朝鲜“保证要就朝鲜向境外出售核燃料棒这一问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谈判”，而没有说“保证一定会向境外出售核燃料棒”，这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和画饼充饥的许诺！第三，而且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从朝鲜以往所作出的一系列举动的历史经验来看，2006年朝鲜第一次在咸境北道的宁边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地下核试验之后，当时也曾经做出过让步和退让，也曾经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朝鲜，也曾经作出承诺：保证就朝鲜向境外出售核燃料棒问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但是当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朝鲜之后没过两年，朝鲜便在2008年赶跑了境内所有的联合国核查人员，同时也宣布彻底停止了朝鲜所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朝鲜向境外出售核燃料棒问题的谈判，并且重新在2009年于宁边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并且取得了圆满成功！之后朝鲜故伎重演，又一次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重新返回朝鲜，并且再一次“保证”就朝鲜向境外出售核燃料棒问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为了向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表示诚意和诚心，还召集了所有的世界主流的大型国际媒体的主要记者，在全世界人面前，在摄影镜头和聚光灯前，当众炸毁了宁边核实施的试验用高塔。结果又没过一年，到了2010年初，朝鲜又重新开始把所有在朝鲜境内的联合国核查人员赶离朝鲜，又宣布不再就朝鲜向境外出售核燃料棒这一问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任何谈判，到了2010年末，朝鲜向来到朝鲜访问的美国科学家展示朝鲜所拥有的可用于铀浓缩活动的离心机，朝鲜离心机技术非常发达，高速运转的离心机又很快向全世界展现朝鲜的核能力了！也就是说：朝鲜在核问题上，在原子弹研制问题上，在应付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这一问题上，这几年以来一直都是采取一种规则没变顺序也没有出现巨大变化的同样的游戏，那就是朝鲜首先通过向外展示可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的高速运转或者研制成功的核武器的爆炸成功，来向外界示威，搞出一系列的大动静大动作，用以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示威，然后朝鲜又会重新同意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朝鲜，并且重新作出“保证”，“承诺就朝鲜向境外出售朝鲜剩余的所有的核燃料棒的问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做出假装的一时的短暂的妥协让步，然后朝鲜再次翻脸变色，再一次把所有联合国核查人员重新全都赶出朝鲜，然后朝鲜再弄出有关核武器实验、核武器试爆和可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运转等等有关核技术方面的大动静大动作，然后再一次重新进入同样的一个周期表，重新进入一种同样顺序的日常表：大动作--示威--妥协--承诺--核查人员进入--翻脸变色--驱赶核查人员出境--大动作--示威！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遍一遍一轮一轮一次一次！这就是朝鲜人的玩法，这就是朝鲜人的游戏方式，这就是朝鲜人的行事规则！朝鲜以前是这么玩的，现在还是这么玩的，未来也还会一直就这么不停歇的玩下去，这就是朝鲜的风格，朝鲜行事作风的内在实质其实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改变！因为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本色！
附注1：跟随着国民党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金九、李青天等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跟随者国民党政府一起向西南方向撤退，相继跟随蒋介石政府撤离上海，撤退到武汉，再撤到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金九等人回到新成立的“大韩民国”，这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先驱者们，却不受控制着朝鲜半岛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重用，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得意，这些跟着蒋介石国民党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在1948年后成立的“大韩民国”政府中的仕途是黑暗凄惨的，被弃之一边。而美国人重用和大力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比如那个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呆在美国，早就获得了美国的定居权和美国国籍，仅仅卖弄卖弄口才，劝说劝说美国的大富人和议会议员们捐出点钱来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李承晚，竟然完全取代了带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各地转战了十几年的“民族英雄”---金九！金九这个多年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最后竟然死的不明不白，被一个地痞流氓莫名其妙的以“寻私仇”为名杀死，傻子都能看明白金九是被李承晚害死的！相比李青天、李范奭、崔德新等等这些在中国大陆代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跟国民党蒋介石混的“韩国光复军”们在1948年“大韩民国”建国后仕途上的悲惨至极（李青天、李范奭被解除军职，根本没有机会成为韩国国军的军人，被掌控者韩国的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弃之不用。崔德新虽然进入了韩国国军中，但级别一直较低，给当年为日本人走狗的韩奸做下级），事实上，当年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们做狗做韩奸的前日本“皇军”（甚至很多当年都够不到资格去加入日本军队，而只能给爱新觉罗.溥仪打工，成为伪“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安国军”的军官）中的朝鲜人军官，全都在1948年韩国建国后在“韩国国军”中地位飞速上升，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韩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是刘升烈和蔡秉德，刘、蔡两人全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都是前日本军官，参与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平津、太原、台儿庄、徐州等多场会战，从属于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在朝鲜战争中，刘升烈和蔡秉德都是曾经与国民党蒋介石一起与日本作战过的“韩国光复军”的军官崔德新的上司和上级！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和后来的韩军参谋长白善烨，也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朴正熙当年混的惨些，没有那个“幸运”去进入日本军队，只能混到溥仪的伪满洲国“安国军”里打东北抗日联军，当时在东北就跟金日成交过手，白善烨也是一样。韩国国军中还有什么诸如金白一、丁一权之类，都是类似经历，全都是“韩奸”和“卖国贼”出身！事实上，一直到1970年代之前，韩国建国后头二十几年的六任“国军”总参谋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而且都或者参加过日军，或者参加过伪满洲国军队！
为什么麦克阿瑟这么喜欢使用以前跟着日本帝国主义，给日本人做走狗的“韩奸”们，却就是死也不愿意使用跟随着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呢？因为麦克阿瑟完全认同并且彻底相信，当年被派驻到重庆充当反法西斯阵营中中国战区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史迪威的观点：那就是国-民-党无能至极，国-民-党的军队根本不会打仗，国-民-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中，尤其是1942年以后，也就是史迪威被派到重庆当中国战区参谋长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在与日本人的作战中，除了少数甚至可以说是极少数的诸如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中的一些个别部队之外，大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部队都是不堪一击丢人现眼，留下的唯有耻辱！史迪威还明确指出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几乎就没有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对于国-民-党-官员来说）贪污受贿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像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刷牙洗脸一样”，史迪威进一步指出：蒋介石就是没有把主要的作战力量和主要的战争资源用于对抗日本，而是重点提防延安的红中。史迪威在给美国国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封封的电报中反倒极其热情的赞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们在抗战中的表现，称赞红中军队的英勇抗日，更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耐人寻味的观点，那就是“他们（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用那么原始落后的武器装备创造出了如此巨大辉煌的战果！让我不禁联想到，如果延安的军人们，能够像1943年后第二次进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那样全部使用美国制造的最新型的武器装备的话，日本帝国的军队是不是会很可能立刻在几个月内就被全部驱赶出中国呢？”。
史迪威的书信和报告被发到华盛顿以后，麦克阿瑟曾经多次借阅和观览，亲手在史迪威的报告书中做了尽可能详实和细致的批注和评点。麦克阿瑟对史迪威的这些观点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麦克阿瑟极其认同史迪威的观点，所以当他1948年组建“大韩民国国军”的时候，当他需要一支强大而有力的军队，需要一支有足够的战斗力量和战斗经验的军队去预备着马上要跟北方的朝鲜人民军交战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够指望那些当年跟蒋介石国民党一起对抗日本军队的“韩国光复军”们的？因为麦克阿瑟根本不相信这些“韩国光复军”有什么强大的战斗力，在他的印象中，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的战斗力都是极其低下极其无能极其丢人的，更何况李青天、李范奭这些跟着蒋混给蒋当下属当部下的韩国人呢？在麦克阿瑟的眼中，国民党已经成了废物垃圾的同义词，而所有跟国民党沾边的人也全都变成了废物和垃圾！而麦克阿瑟对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的战斗力得到的糟糕差劲的印象，直接来自于1937--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更是直接来自1941年底美国与日本全面开战以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和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军观察组对重庆政府的深深失望和指责！麦克阿瑟因此宁愿冒着对全体或者说是大部分韩国人民所怀疑所质疑所背离所疏远的危险，去使用被韩国人痛骂唾弃仇视的当年给日本人做狗的“韩奸”们做“{韩国国军”的高级将领，也一定必须不能用当年给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这个给麦克阿瑟留下极其糟糕和低劣的印象的垃圾政权）做过部下的“韩国光复军”们，因为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根本不会打仗，在八年抗战中，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里（1941--1945）表现的丢人现眼充满耻辱，中国国民党都不会打仗，更不要说在国民党底下给蒋介石当下级的那些韩国人呢？这就是麦克阿瑟思考出来的简单的事实，这就是麦克阿瑟死活也不原意使用跟随者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进行过八年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们，作为韩国国军主力的原因！
附注2：中国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的行为当然堪称软弱无能到了极点，但是俄罗斯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行为难道就是强硬“有能”到了极点吗？一些无知愤青们完全忽视了钓鱼岛和北方四岛当前实际情况的巨大不同，简单的对两国政府在两岛问题上的不同行为做出简单幼稚的评价！要知道，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是只需要“吃老本”就行了，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却是必须要拼命地“还旧账”！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当今任务仅仅是只要接着把守住就可以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这些岛便已经被斯大林大元帅的苏联红军早在1945年8月份就通过进攻日本帝国的“八月风暴”军事行为实际彻底控制（同时重新占据了库页岛南部），随后的苏联历任政府一直牢牢控制了几十年，普京只需要“吃老本”睡在先人种好的大树荫下乘凉就行了。而中国现政府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却是要去“收复失地”，斯大林在二战中早就依靠自身强大的武力收回了北方四岛，而蒋介石在二战中却从来都没有收复过钓鱼岛，中国政府从二战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实际控制和掌握钓鱼岛一天！事实上不要说钓鱼岛不应该是日本的，就算是冲绳群岛也不应该是日本的！冲绳群岛上的“琉球王国”从明朝起便开始向中国大陆政权进贡，从1609年开始再继续向中国进贡的同时开始向日本德川幕府的萨摩藩进贡，是一个两面称臣但并非两国任何一国“国土”的藩属国家，直到1879年才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武装吞并。即使后来琉球王国，也就是冲绳群岛，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后归属中国，冲绳群岛也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主权国家，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归属日本，更不要说钓鱼岛更没有半点理由归属日本了！从明朝到琉球王国历次册封的使臣游记中记载的航程日志来看，比如从《迎风相送》中的记载来看，钓鱼岛根本就不属于琉球王国的领土，钓鱼岛以东的“大黑沟”才是琉球王国的西部边界！日本帝国吞并钓鱼岛，也是跟吞并台湾是一个时间段，都是在1895年的甲午清日战争中击溃满清之后签订《马关条约》而得来的，钓鱼岛是跟台湾一起在1895年被日本吞并，却并不是1879年跟琉球王国也就是“冲绳群岛”一起被日本吞并，这足以说明钓鱼岛根本不属于琉球，不属于冲绳！可是尽管历史事实这么明显这么无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钓鱼岛就被驻日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划入成了历史上的“琉球王国”即日本所说的“冲绳列岛”的一部分，成为了“已灭亡的琉球王国的固有领土”，被美国军队以“无主之地”为名，跟整个冲绳群岛也就是前琉球王国一起进行“军事托管”，一托管就托管了二十几年，蒋介石当时对此无可奈何，表现的软弱无能毫无办法，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要说是丝毫没办法让冲绳群岛也就是琉球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就是钓鱼岛历史上根本不是琉球王国的一部分的这个简单的史实，蒋介石也不敢跟美国人谈清楚讲明白，竟然就默许和纵容美国人去“军事托管”钓鱼岛，他的中国政府丝毫没有看出半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有的身份和尊严！在美国人从1946年开始的长达二十六年的“军事托管”期间，钓鱼岛成为了美国空军驻冲绳群岛嘉手纳空军基地的射击靶场。直到1972年被美国政府宣称“结束对整个冲绳群岛的军事托管”，连同整个冲绳一起全都交给了日本政府，冲绳群岛和钓鱼岛都成为了“日本国土”。所以说，中国现政府目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目标，是要重新夺回早就已经不是自己所有的东西，是从别人的手上夺回东西，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仅仅是继续守住自己因为有一个牛逼祖宗所以早就已经有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到底谁更难，谁更容易，是可以一眼而明一想便知的，是不能够简单的进行类比的！中国现政府固然在钓鱼岛问题上软弱无能丢人现眼，但是俄罗斯现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却也未必然就是什么牛逼哄哄无人敢惹，俄罗斯又不是新占领新控制和新开拓了新的岛屿（而中国政府如果想要实际控制和占领钓鱼岛，就要通过一场战争，用军事手段“新开拓新占领新控制新的岛屿”），而仅仅能够守住几十年里一直都是他实际控制的北方四岛，这又算得了什么“伟大功绩”，不过是“吃老本”“靠祖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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