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王子善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文化大革命，1976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传》1781-1782页），从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视程度。说明文化大革命和在民主革命中推翻三座大山一样，同样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右派精英，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风狂的攻击抵毁。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党内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为了打倒LSQ”。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独裁发展的结果”。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制度造成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要彻底否定。当然，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有人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1957年以后的思想都说成是错误的，都是左的错误。更有甚者，有些人不仅要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的晚年，而是要全盘否定马列主义，否定共产党，否定革命，以至要否定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总之，是要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中国发展的两种前途和命运来理解。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崇高威望，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公开对抗和挑战。但是采取或明或暗的方法进行对抗是一直存在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认识上，诸如：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否可以“告别革命”集中搞经济建设就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要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等。这种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有时也是尖锐的。现在就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主要表现谈谈个人看法。
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要不要继续革命的分歧。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有些人就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可以告别革命，搞建设了。他们不再讲革命了，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认为阶级、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可以了。毛主席则一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在1957年指出：“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革命”。（《毛传》659）并指出：“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阶段还有阶级、阶级斗争，因为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总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变为现实。同时，帝国主义也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用经济干预、政治渗透、军事威胁等进行破坏活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到处搞的所谓颜色革命都是触目惊心的证明。
二、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歧
在1952年6月，三五反运动将要结束时，毛主席就指出：“在中国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间阶级”（《毛传》234-235）。“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毛传》608）。可是在1956年八大决议中却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批评了这一错误提法，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确认了毛主席提出的，“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决议的提法。可是到了196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说什么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的交叉。不承认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主要矛盾。在这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在中央高层一直存在着分歧，认识不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南辕北辙，对全党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三、关于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分歧
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是马列文献中一再宣布的，是我们党的决议中一再申明的，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表明了的态度。但是，在实现消灭私有制时则并不是人人接受的。有的人思想有抵触，有的或明或暗进行反对，实际上阻力是很大的。在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有的中央领导人则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证明，有些人一直就是要搞私有制，对搞公有制他们不甘心。他们给公有制经济扣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最主要一条就是工人不干活，效率低，这完全是对工人的诬蔑。可以说任何社会制度下，懒人、不好好干活的人都会有的，在公有制条件下，也会有的。但是就绝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讲，劳动积极性是高涨的，比旧社会高的多。事实说明，所谓工人“不干活、效率低”完全是他们反对公有制，搞私有化的借口。
四、关于农村合作化的分歧
农村搞合作化，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也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调查研究，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亲自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六十年代初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纠正了实现人民公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错误。确定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规定了体现按劳分配的一系列政策，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农村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
对集体化道路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有人抵触，有人反对。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极为突出。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报告，提出发展加强公有制因素，动摇否定私有制因素，发展农业合作社。LSQ不同意，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说：“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5月7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也讲了这一问题。6月3日和薄一波、刘澜涛、陶铸谈话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他”。毛主席不同意LSQ的观点，提出应由互助组过渡到农业合作社（《毛传》344-345）。毛主席以后集中巨大精力研究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又作了大量工作，巩固集体经济。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有些地区在1955年前后，曾出现了大量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有些地方提出要搞包产到户。特别是在困难时期，LSQ、DXX在书记处会议上都主张按田家英、邓子恢调查的意见，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毛主席表示反对（《毛传》1229-1231）。并说：“到62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单干风越到上层风越大”（《毛传》1241）。
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较量，有人说是三次大的较量。毛主席在世时坚决顶住单干风，为巩固集体化道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集体化的方向没有动摇。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一些人在毛主席在世时不敢作的事情，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干起来了，以安徽省的小岗村带头，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迅速在全国推广。除少数地方没有动摇，绝大部分地区一阵风在全国大地实行了分田到户。如有的干部说：“毛主席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们都是过来人，都经历过这一历史，平心而论，究竟是集体化道路是农村发展的方向，还是分田到户，一家一户单干是发展的方向，一家一户单干能建成社会主义农业吗？当然实现农业集体化是有困难，有斗争的，但是，不能因为有困难，有斗争就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绝大部分是巩固的，发展是健康的。
应当承认有些地区、有些社队由于种种因素生产搞的不好，社员生活有困难。在这些地区搞一些包产到户等变通做法是可以的。但这决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决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方向。
五、关于政权建设问题的分歧
一九四九年，革命取得胜利，按照旧政权的结构，建立了人民政权，不少共产党员都成了国家机关的各级干部，行使着行政权力。不少人认为革命成功了，该好好享受了。有的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有少数人开始腐化了。有的人坐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腐化，政权不变质，能够按《共产党宣言》的要求让工人、农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成为人民的公仆，这是我们在政权建设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解放以后我们开展了几次大的运动，都是为了纯洁组织，巩固政权，反对干部中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关键是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认识，对阶级、阶级斗争的认识，对怎么样才能建设一个如《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政权，建设一支符合《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干部队伍，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在许多干部思想上并没有解决。毛主席说：“相当多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我理解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解放以来毛主席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以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改造我们的政权，改造干部队伍。1964年1月，毛主席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走一段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传》1338）。1965年1月，在陈正人洛阳蹲点给薄一波的信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毛传》1471）。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对干部问题他说：“我只要求你（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的训人”（《毛传》1508）。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所支持的夺权斗争，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吸收大量工人、农民参加领导，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在工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我们的政权不变质。
对毛主席在文革前后的许多批示，从我自己讲并不理解。因此，对文化大革命也就很不理解，我在检讨中有一段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只要自己一不贪污，二不收贿，三没有作风问题，就不会犯错误。没有想到还有执行路线错误”。当时大多数干部都有类似情况，在思想上认为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会有错误路线，按上级指示干就行了，没有觉悟到中央还有两条路线斗争，我想这也是毛主席所说：“许多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分岐
如果我们承认过渡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就必须是逐步限制，缩小以至消灭资本主义因素。扶持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因此，在生产、分配、人与人关系等方面都要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在生产领域要消灭私有制，扩大巩固公有制。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缩小差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对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1958年ZXX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毛主席给予肯定。此后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领导干部减少工资，军队取消军衔，规定干部参加劳动，提倡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部队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等。这些措施实行后，受到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这些问题在干部思想上认识并不统一，实行起来也是有人抵触，有人反对。不少干部在文革中正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受到批判和斗争，在文革中受到教育。
要不要批判、限制、缩小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一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1976年，毛主席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提出批判，并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性。
七、关于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分岐
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伟大理想和信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也有一些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他们是抱着个人的目的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参加革命以后不能很好地进行改造，一有合适的土壤他们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用西方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改造党。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多次讲自己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而且要带领全家都向无产阶级投降。知识分子只有真正进行思想改造，投降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解放以后所开展的历次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还集中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同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革命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但是，有一些人对思想改造是抵制反对的，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中的表现，以及近些年来，有一些知识精英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充分证明。
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党员、高级干部、专家、学者也并没有向无产阶级投降，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他们影响之大更为严重，就是中央高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也并不一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的同志在1954年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就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脱帽加冕”。
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必然表现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革前后集中的表现出来。特别重要的是学校教育，实际上学校教育是资产阶级控制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占了统治地位。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一系列重要指示，问题看的十分清楚 。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知识分子问题，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毛传》635-636）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赞成，熟悉拥护是少数的，多数人不熟悉有怀疑。”又说：“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皮上，也可附在无产阶级皮上。”现在有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毛传》665-666）
毛主席多次批评学校教育，指出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情况。1965年曾指出：“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用了极大的努力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毛传》1404-1405）
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反右派斗争，以至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知识精英的表演都充分证明毛主席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同时，精英们的表演也让老百姓充分认识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八、在对外政策上的分岐
我们是共产党，是以《共产党宣言》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对各国各民族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斗争予以积极的支持。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
但是，在对外政策上同样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上述重大问题上时有表现。最突出的是有些人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要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援要少）。如果这样去搞，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我们还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吗？这种错误路线理所然地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仍然要顽强地加以表现，特别毛主席去世以来，这些年某些领导者和知识精英的种种表演，证明了在外交政策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存在。
以上看出，在对社会主义历史的阶段如何定位，对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对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权问题上都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着中国十几亿人民的生存，也对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些问题摆在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面前，怎么办？是妥协，还是迎着风浪前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对中国的前途毛主席已经看到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存在，因此忧心忡忡。1964年2月9日和金日成同志谈话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情，他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出修正主义。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派要和，对支援被压迫派民族和人民要少）”。金日成问毛主席：“将来中国会怎么样？”毛主席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我担心我死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金日成问：“有这种可能吗？”毛主席答：“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像苏联那样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那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金日成感到毛泽东鉴于赫鲁晓夫的教训，而对中国的前途，心事重重，顾虑太多。（邱延生著《历史的真知 “文革”前夜的毛泽东》330—331页）
和金日成会晤后回到中南海，护士长吴旭君为毛主席检查身体，，和吴谈起会晤金日成情况时说：“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和金日成谈了呢？”吴看到毛主席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毛主席注意身体。毛主席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过这个问题（指防修反修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不改变颜色，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放心……”又说：“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众多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又谈到“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邱延生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331-332页）
1964年1月上旬，毛主席审阅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批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走一段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传》1338页）“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毛传》1393-1405页）“事物不断走向反面……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那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毛传》1410）
“毛主席对干部中日益滋涨的严重脱离群众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毛传》1471页）最近出版的《前奏》一书，记录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所思所想，在三湾改编的故地时，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次重上井冈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当权派，也需要一次改编。”在“四清”和“文革”中毛主席曾多次提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问题。
从上述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他身后中国的前途十分忧虑。可以看出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严重性。问题摆在面前，怎么办呢？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必须开展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
运动如何搞，如果按历次运动的作法，中央统一部署，按部就班进行，首先从中央高层对运动解决什么问题，就认识不一致，有阻力。搞起来也就又是整一些基层干部，整一些地富反坏。解决不了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
同时，当时党内大多数中、下级干部，对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对上层斗争情况不清楚。1967年10月毛主席还谈到“总有一些人思想不通，不那么清楚。”（《毛传》1451页）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人甚至有抵触。因此解决广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也是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说：“相当多数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我理解也就是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和贯彻不力所讲的。
毛主席正是充分分析党内领导层和广大干部队伍的状况，才认为采取过去搞运动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因而采取了非常的作法，采取直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群众中开展斗私批修。
采取这样直接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民主的办法很难按领导意图，有控制的搞。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负面的、消极的东西肯定也会有的。因此，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应该说这个概括，基本上说明了文革中的错误和问题，人们讲的种种事例也就是这两条具体化。
“文革”的初衷是要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领导权问题，是要部分改造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决不是要打倒一切。事实上毛主席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批示，如1968年说：“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那些人的困难，我都让周总理保他们”。对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毛传》1508）
事实证明通过文革许多干部虽挨了群众批斗，经过检讨接受教育，思想得到改造，阶级觉悟、路线觉悟提高，改善了和群众的关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保持了革命晚节，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当然，也有的人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育，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更加澎胀，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作风更加发展，甚至走上贪污受贿、官商勾结、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有的人生活腐化堕落，包二奶，泡小姐，参与赌博。有的人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利，买官、卖官、拉帮结派，有的人和黑社会勾结，把党的组织，政法机关黑社会化，有的人对老百姓打击迫害，欺压百姓，成了老百姓的敌人。最近二十多年来党员、干部犯罪率之多，让人难以相信。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些人并没有从“文革”中接受应有的教训。也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不论反对的人还是拥护的人，都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反思研究。有很多人著书立说加以评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意义的很好说明。经过历史的检验，人们将会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在反修防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深远意义。
201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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