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从五湖四海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构成两代特殊的群体命运，其中有坚贞的信仰，也有暂时的挣扎；有身份的迁徙，也有最终的回归；有主动投奔，也有被动选择。无论甜蜜和凶险、激昂和失落，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发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国悄然遗忘。他们是中国记忆的另一层切片，有时候，谈论他们，就是谈论并面对我们自己

继承命运，也继承信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九十年前，当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势，陕北的革命者加起来也许坐不满一个工人体育馆，但世事就是如此的神奇，这困难重重的革命之途，引来的竟然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随者。他们来了，留下，参与革命，踏上征途，见证胜利，也经历斗争，有人离开，也有人依然留下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

他们大多是西方面孔，说着流利的中文，有人一直留在中国，有人出走后再次回到这里，还有人最终选择的是西方。而在西方，这些人中大多数的工作与生活，也都与中国有着绕不开的千丝万缕。

中国就是这样留在他们的口音中，眼神里乃至心灵深处。

东方的召唤

波兰人爱泼斯坦，美国人马海德、寒春和阳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德国人汉斯·米勒，英国人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不同国家，走不同的途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不是命运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冲动，而是一次选择，一次召唤，一次解放。他们之间曾经毫无相关点，但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内选择同一个目的地，他们的身上，便多了这样一个标签：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在这隐性的共同点之后，还有一个人，是他们相互之间不多的切点，这个人是宋庆龄。

无论是查阅资料还是与当事人交谈，你都会发现，在这些外国人前往中国、前往延安，前往共产主义信仰的途中，宋庆龄无一例外地扮演着引荐人或者是领路人的角色。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其中白求恩、柯棣华等人更是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斯诺访问陕北后则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如此说来，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而言，“宋庆龄的国际眼光和世界影响曾起到巨大作用”这一说法，并非夸张(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西方人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联系，随着宋庆龄的逝世，关于当年到华外国人的具体数字，并无定论)。

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最终中国的解放，在中国的西方人渐渐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经受了考验，离开还是留下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选择，而留下后，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个选择。一批人离开，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选择留下，投身新中国建设。

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马海德、寒春、汉斯·米勒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加入中国籍，而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拥有中国身份。

复杂的心路

北京北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联合国”，三代9口人，祖父汉斯·米勒是中国籍的德国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国籍的日本人，女儿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儿子米德华是美国籍，孙女米安琪是英国籍……

汉斯·米勒，前文中提到的来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组成方式，也成为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写照。

其实，大多数西方红二代或者其家人，都过着更为国际化的生活。阳和平的弟妹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小女儿在西班牙；周幼马的女儿在美国，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在美国……但留在中国的红二代，则大多数在身份上倾向于中国。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详见第11版)，而阳和平，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信仰危机深渊”后，选择回到中国(详见第10版)。事实上，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或者习惯与否相比，更大的困难或许在于——身份的抽离和搁置何方，信仰的归属和重新寻找。

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人生和心灵，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载更多。美国人李敦白曾在中国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间谍风波”而蒙受牢狱之灾，获释后，他携全家回到美国。因为父亲人生的种种变故，儿子李晓明因此童年遭受歧视，更是曾厌恶自己有一半美国血统，而对于中国的情感也因此更复杂几分，他对父亲的理解更是迟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

奇怪的是，虽然当年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在少数，其各自人生也颇值得书写，但是，在能查阅到的资料中，似乎鲜有作品对此着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向重视中外友谊的国人在这一题材上的罕见沉默，而如此一致性的沉默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另一种人生

尽管最初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缘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国后，无论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国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与政治相去甚远。他们所最终停留的领域，多为医学、农业或钢铁等技术性强且非常具体的工种，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讯，分工也多是翻译、写作等较为务实的类别。解放后，除了马海德继续坚持身体力行消灭性病和麻风病、寒春阳早夫妇主动提出不做文职继续建设农场和养牛之外，沙博理因为热心翻译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汉斯·米勒成为医院院长，爱泼斯坦则参与宋庆龄《中国建设》杂志(即现在的《今日中国》)的工作。

而自从马海德向胡耀邦建议后，这批中国籍的外国人一部分得以担任政协委员，这也许是他们参与中国政治事务最深入的地方。

此外，与早期延安近距离参与革命相比，文革则不啻是他们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礼。据周幼马介绍，文革时期，一批外国人也曾成立战斗队“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们曾经非常辉煌，坐主席台，喊革命口号，旁边坐着叶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但是文革后期，这批人先后受到冲击，能够幸免者鲜矣。

而父辈的命运落差，反应在后代身上可能是数倍的放大。也许因着信仰的无以为继，也许是身份的暧昧，西方红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后显露出早年受到影响的痕迹，例如，包括米德华(汉斯·米勒之子)、艾颂平(爱泼斯坦之子)、阳和平(寒春、阳早之子)等人在内，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变动。

每个人拥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爱泼斯坦逝世，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其女艾颂雅(现居美国)曾公开表示，父亲生前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儿女都好，特别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艾颂雅的弟弟艾颂平今年56岁，因为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所以爱泼斯坦惟一的愿望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事实上，据周幼马介绍，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养子，在爱泼斯坦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艾颂平与父亲并未有太多的交流，艾颂平曾在长城饭店当门童，后来又开出租车，加上又经历多次婚姻，导致人生相对落魄，“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

1958年，西安，父亲阳早带着三个孩子打饭归来(右一为阳和平)。

2009年10月20日，农场门前，母亲寒春(中)过88岁生日。

阳和平和母亲寒春(左)。

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永远怀念毛泽东时代

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做，自己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 实习记者杨越发自北京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一年以后，阳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已经不住在沙河农场，搬到了任教的大学附近，租房住。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

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 (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她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发的时候，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有一次，上面组织学习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股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的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他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阳早曾说，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要有斗争感，要有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21岁那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凭。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很让他愤怒，“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

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整个三十年。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周幼马(左一)参加全国两会。

马海德(右一)与夫人和苏联医生在一起。

马海德之子周幼马：我思想里没有第二条路

“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规模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很多中国人知道白求恩，而与白求恩同时代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名字似乎不是那么响亮。但就是“马海德”这个名字，其实更长时间地、也更坚定地与新中国连在一起。

作为马海德与中国女演员苏菲的独子，如今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的周幼马，毫无疑问是马海德五十多年中国岁月的最佳见证者。

对于周幼马而言，父亲的故事在当年并不见得多么吸引自己，但日后讲得越多，便越觉得父亲了不起，那一代人了不起。

父亲的一生都奉献在中国

马海德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1933年。那之前，他还叫乔治·海德姆，穷苦出身的黎巴嫩人后裔，苦苦求学后终于考取医学博士。毕业那年，他和三个朋友周游世界，到了上海，发现在上海讲英文完全能活得下来，挣钱也容易，就留下了，从此再没离开。

1936年，在上海一家书店，马海德偶遇进步人士，并经引荐结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去陕西保安访问，随后便留下来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转移到延安后，马海德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顾问身份一直延续到建国后，那时他没有选择做官，而是继续担任卫生部顾问，长年下农村，致力于消灭中国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和麻风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宣布消灭梅毒后，马海德立刻开始研究麻风病，直到1988年去世前，他代表中国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从参加红军到八路军、解放军，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身为外国人的马海德一直默默地参与其中。

“父亲这一生千辛万苦，却也很伟大”，多年后，周幼马才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一切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比当时给自己的震动更大。

美国身份的幸与不幸

1943年，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大概算得上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苏菲和江青早年在上海一起演电影，到延安又相见，自然比较熟络。李讷比周幼马大一两岁，两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其乐融融。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撤离的时候一个骡子两个筐，母亲牵着牲口，这边是周幼马，那边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少怡，“所以后来杨少怡见着我妈都叫干妈，李讷每次见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说父亲的美国人身份曾让他们一家与中央领导们相对亲近，那么解放后，同样是因为美国身份，在当时“一切学习苏联”的中国，周幼马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疏离。

“虽然是中共党员，虽然是老革命，但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解放后马海德复员，主动到卫生部做顾问，扛着行李卷，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冲这一点，周幼马敬重父亲“是个爷们儿”。“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马看来，父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解放前不惧艰苦毅然加入解放事业，更在于解放后仍然坚持过艰苦的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去见毛泽东，贺子珍从屋里端出一盆黑黢黢的东西，我父亲吃了，‘哎呦’就叫了一声，是那么酸的杏，一点儿糖不搁就腌起来，当时在陕北还是比较奢侈的小吃。”而这种艰苦，解放后也同样在经历着，不过其中也有很多喜悦。比如给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马海德回访，少数民族的人就送一团羊油作为重礼，回到北京，炼成油，做炸酱，再出去的时候，吃它就干粮……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成为敌人，那时周幼马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学校就读。美国人的血统，让他体会到人生的压力，“老师们一旦抗美援朝的热情上来了，就把我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过来，学个美国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个带儿扒拉下去，像个猪耳朵一样，一举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马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去颐和园，看见厕所墙上写着的外文，他问父亲，这是你的字儿吗？父亲说，不，这是俄文，我讲英文。周幼马觉得奇怪：是因为俄国人特别多吗？父亲回答他：现在是俄国人多，但将来也还会写上英文的。

给宋庆龄当摄影师

因为学习不好，后来周幼马没考上好中学，就上了北安河鹫峰下的一所乡村中学。高中从清华附中转到二十二中，紧紧巴巴毕业。事实上，周幼马的心思不在此处，而在摄影。

高中毕业后，面临上大学的问题，正好父亲卫生部的战友在筹建医科大，周幼马问父亲学医行吗？父亲连连摇头，算了，你要照相照坏了还可以再照，当医生当坏了那可不行，你照相去吧。就考电影学院，竟然给考上了。大学生活周幼马如鱼得水，不想两年不到就赶上文革。

文革对周幼马及其家人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他不想放弃摄影爱好，也不想跟着打打闹闹，于是就做了《红卫兵报》的摄影记者，也因此拍下许多历史瞬间：第一次斗彭真，王光美第一次戴乒乓球当项链在清华大学挨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到了文革后期，父亲因为美国身份受到怀疑，而在北影厂工作的母亲则被作为黑导演批斗，“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一群跪着的人当中就有我妈妈，旁边就是谢芳(曾出演《早春二月》)。”周幼马也曾劝说父母，给林彪写封信吧，打仗的时候都给他看过病；给江青写封信吧，都一块儿过来的，她还不了解你。然而父亲和母亲给谁都没写那封信。

当别的外国友人纷纷写大字报，参与批斗时，马海德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与好友路易·艾黎·米勒躲在家里，聊天、讲过去，吃吃喝喝。

看着昔日的战友纷纷被打倒，马海德的心里并不理解，他很苦恼也很难过，但仍然选择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信念。”周幼马说。

再苦再可怕的时代，也总会向前推移。上世纪七十年代，周幼马被分配去了张家口，又回到最原始的农村，掏粪、挑渠、浇水、吃小米饭……这都不算什么，然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痒心痒。

后来斯诺来了，美国的叔叔也获准来探亲，周幼马被父亲叫回北京，去机场接叔叔。后来，周幼马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我是电影学院学生，很希望继续摄影，不想回张家口。周恩来很快回复：可以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

送了几张片子过去，宋庆龄很喜欢，说你来吧，顺便也给我做私人摄影记者。

就这样，周幼马当了十年宋庆龄的摄影师，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周幼马拍的，直到去世。“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点儿闪亮的地方，”周幼马说，“当年宋庆龄把我父亲接来，最后我和父亲又把她送走了。”

“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新得以受到重用，恢复了针对麻风病的研究工作，而缘于1976年跟胡耀邦在协和医院建立起来的患难友谊，马海德使“中国籍的外国人担任政协委员”这件事成为可能。

说来其中还有个笑话：由于马海德的语言问题，在给胡耀邦提建议的时候，竟然将“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当时胡耀邦听了甚为为难。等终于搞清楚马海德说的是“政协委员”，胡耀邦乐了，说这太没问题了。后来爱泼斯坦等人，都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马海德因工作中体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马深感羞愧的是，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当时拉着周幼马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周幼马：你是党员吗？周幼马说：不是。直到三年后，1991年，周幼马才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信仰的问题上，周幼马看得很明确：“我没有第二条路”。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亲是第一个外国人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也第一个加入中国籍，文革也没能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是个吃过苦，经过了各式各样运动的中国人。他不只看到年轻新中国的这几十年，也体验了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上的问题从不会困扰他。“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数量)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周幼马说。

现在，周幼马仍然住在自家后海边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平时参加政协的活动、写写文章，看上去更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退休干部的晚年，他说，自己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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