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中国在中苏分裂之后遭到美苏两面夹攻一点也不奇怪：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
历史结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个大馅饼，让中国白拣了个大便宜吗？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跟中国讲友好亲善了吗？是中国运气太好，啥也没干世道就突然之间变好了吗？
如果当真如此，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童话世界。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来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大较量的结果。
尼克松为什么访华？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改变对华战略？因为第一，美国终于认识到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中国；第二，美国有求于毛泽东——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有求于毛泽东？因为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为什么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苏论战。第二，援越抗美——中苏论战使美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援越抗美使美国认为越南是中国破坏美国利益的突破口。结论：美国必需在越南跟毛泽东较量。在越南取胜就等于打败了毛泽东，就保住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国政要精英们一说到越南战争，几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泽东。而整天绞尽脑汁标新立异的中国历史学者“精英”们虽然连“一个章子怡顶一万个孔夫子”这样的匪疑所思的命题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来，但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却对美国人非常“体贴入微”、“为尊者讳”，绝不在这个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发掘。中外“学者”们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计抹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否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是毛泽东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认了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普通人以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战略环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与毛泽东没什么关系。历史就这样伪造出来了。
判断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是当时的事实，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的信口开河。判断美国当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看看当年美国政要的们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辩护时的各种讲话、宣言、文件、决定等等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够了。好在这些资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来。
且看如下事实：
1959年，中苏分裂。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Walt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中国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中国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中国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斗争的基石。”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
“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中国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
“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
“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中国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
“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美国几十万大军陷在东南亚的沼泽水网山川丛林中尽情地、无止无休地耀武扬威却又无法自拔。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美国敢情被毛泽东诱进了越南战争的沼泽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没处使，进不得退不得，眼睁睁看着苏联坐大而无可奈何。如果还不顾一切继续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断，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苏联。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不再说“打赢”而说“体面的撤退”，这实际已经是认栽了：如果能打赢还用得着谈判吗？还有什么样的撤退能比凯旋而归更“体面”呢？所谓“体面的撤退”真正含义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国得走人了。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没本事就听天由命。我真正关心的是别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国脱身后只垮掉一个南越，那就谢天谢地，就算“体面的撤退”了。而要实现这“体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泽东：得饶人处且饶人，千万别我前脚走你后脚乘胜追击，来个横扫东南亚。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美国当初因为你毛泽东才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现在只好求你毛泽东高抬贵手，让我“体面”地从这泥潭里爬出来，好全力以赴去跟苏联争个高低。
美国既然有求于毛泽东，那就不得不满足毛泽东开出的价码。最终结果：
一．美国得出结论：不要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亚洲大陆。
二．美国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以冷战为纲”的对华政策和理论思维方式。总统亲自出马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大陆的政权（从想方设法推翻的准战争状态到不承认，从不承认到最终承认）。原则上停止了直接颠覆、骚扰中国的行为，停止了对流亡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
三．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同意废除与台湾签定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1月1日正式废除），停止了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军撤离台湾。
四．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常任理事国地位。
六．美国采取联合华制苏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实际承认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承认中国已从“前苏联阵营的一员”上升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从“美苏两极世界”演变为“美、中、苏”三极的“新三国演义”（如果仅仅把中国看成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大国，何须如此大费周折？）
所有这一切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上海公报》和而后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证实。这一切都是战胜国才能得到的东西--这才是毛泽东进行中苏论战和援越抗美要达到的真正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使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两面夹击中突出重围，彻底摆脱美苏冷战的支配，变“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为“谁也不向、两家一块巴结你”，使中国的战略处境从“前后夹攻”转为“左右逢源”。也就是说，根本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捍卫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今天要问越南战争的失败者是谁，几乎众口一词会说是美国——美国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如果要问越南战争的胜利者是谁，那答案就各式各样了。有说是北越的，有说是苏联的，就是少有说是中国的——如今中国的官方“精英”对“越南战争胜利者”这顶桂冠似乎毫无兴趣，那当然怪不得别人要贪天之功为己有。然而历史自有其逻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冲着毛泽东去的，毛泽东又从头奉陪到尾。美国失败了，越南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舍毛泽东其谁耶？
这个胜利是毛泽东误打误撞凭侥幸得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里糊涂就破了自己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无败仗”的历史记录，轻而易举就把有史以来头一个“战胜美国”的胜利桂冠拱手送给了毛泽东。世界上哪有这种美事？！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巧妙运筹的结果，是毛泽东跟美国斗智斗勇斗力、反复较量的结果。
如前所述，冷战期间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摆脱冷战，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要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关键在于美国——中苏是为了美国而闹翻的：对美国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泽东主张坚持斗争，苏联主张中国做牺牲以适应苏联的冷战需要——中苏分裂使毛泽东可以不必再顾忌苏联，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美国：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就必须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要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记住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也就是说，必须让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
然而要让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未打过败仗”的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谈何容易？当年的德国办不到。身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办不到。处于美苏两强的前后夹攻、处于三年经济困难中的中国哪有这个力量办到？怪不得国内外当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认为毛泽东是“发疯”。（中国今天的“精英”们不还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鹦鹉学舌吗？）所有这些“精英”都是“智叟”级人物，有知识，懂逻辑，会算计，但算来算去怎么算也算不出毛泽东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当然这也不算多丢脸：从井岗山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有给毛泽东“算命”的“精英”“智叟”们哪次没得出过同样结论？所以他们这一次算不出毛泽东能以弱胜强、扭转乾坤也不算太低能。
他们算不到的是：以弱胜强恰恰是游击战出身的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我弱，那就不跟你正面较量，而是设法把你引到你的强项发挥不出来的地方，使你整体虽强，但局部为弱；我整体虽弱，但局部为强。只要在局部造成如此强弱逆转之势，那胜败就由不得你了。如此持之以恒打持久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就必将改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看透强弱的辩证关系，调动敌人为我所乘——这正是毛泽东过人之处。
毛泽东经过五十年代与美国的三次大较量（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炮击金门），对美国已经摸了底：美国虽强，但不是没有致命弱点：
第一，骄傲狂妄，自我迷信——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上帝的宠儿”，经济力量第一，军事力量第一，科学技术第一，文化优势、心理优势，世界上没有美国办不到的事。难怪肯尼迪就职演说会如此牛气冲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任何”、“任何”、“任何”，没有“任何”限定词。
古人云：“骄兵必败”。美国国力再强也不是无限的。认识不到这一点而盲目妄自尊大，这正是当时美国的致命伤，为日后的失败奠定了基础。
第二，意识形态挂帅，“以冷战为纲”——美国当年把全世界简单分成非黑即白的两大类不承认民族主义，不承认民族独立，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阴谋”。中国内战是“共产主义扩张”，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扩张”，越南战争也是“共产主义扩张主义”。
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美国这样简单粗暴地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结果只能走到与人民战争为敌的地步。
意识形态挂帅的另一个后果是麦卡锡主义阴魂不散：当年为“谁丢掉了中国”不知整了多少人。从此谁不主张强硬、建议妥协谁就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麦克纳马拉在国会流露出对扩大轰炸效果的怀疑，马上就挨了当头一棒：“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结果：美国政府官员明知越南战争打错了、打不赢也没人敢反对，惟恐被戴上“谁丢掉了越南”的大帽子。
第三，唯武器论——只要武器先进、训练有素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看不到也不肯相信人民战争中人心的向背才是最关键的，持久战才是最无法招架的。因为自持武器天下第一，所以敢毫不犹豫大包大揽往越南战争泥潭里跳。
第四，包袱沉重，输不起——“历史上从未打过败仗"这一历史记录谁也不敢破。”白种人优越、不能输给东南亚“蚂蚁之国”的“乡巴佬”的自负谁也不肯破。既然是“自由世界领袖”，那就必须有威信：有“威”别人才怕，有“信”别人才跟。打了败仗就没了“威”，半途溜号就没了“信”。
约翰逊说：“如果我撒手不管这场战争，听任北越人接管南越，那么我就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夫，我的国家就会被看成是一个绥靖者，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将发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将不可能再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965年3月下旬，麦克瑙在为麦克纳马拉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分析说，美国在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20%是使南越及其邻近地区“不落于中国人之手”，10%是让南越人民享有“较好、较自由的生活方式”。
麦克纳马拉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如同黑社会老大，无威无信今后在道上可还怎么混？所以面子比天大，一旦卷入就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失败，代价再大也得硬着头皮顶住撑下去。
第五，战略重点意识薄弱——在美国眼里，全世界到处都是“美国利益”。结果：美国在全世界到处设防，哪里有动静就手忙脚乱调兵去救火。面面俱到必然顾此失彼——到处都是重点结果就是没了重点。毛泽东通过1958年炮击金门已经发现了这点：美军登陆黎巴嫩，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并无成算。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否则美国怎么会把越南的沼泽地当成美国的核心利益？
毛泽东不但善于知彼，更善于知己：对付美国，最有效的办法是人民战争，最有利的地方是越南的丛林——作为游击战的大行家，毛泽东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地方最不利于现代化武器威力的发挥（苏联就不管这一套，跑到中东的沙漠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比试现代化武器，结果人所共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统一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地地道道的人民战争。只要得到中国的大力援助就能够战胜最强大的敌人。中国援越抗美，选择在越南跟美国较量是“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决不会失败。不怕美国不来，只怕美国不肯上钩。
结果是美国非常合作地上了钩，乖乖地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1965年中国国庆时一位西方记者如此评价当时的中国：“政府廉洁有效。外交咄咄逼人。正带着满意的心情地看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美国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阳谋。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中苏论战”是虚招，“援越抗美”是实招。毛泽东一虚一实双管齐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出神入画，在全世界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出空前精彩的谋略大战，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把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的“战略思维”拿翻在地，使其自己闯进越南战争的泥潭里动弹不得，最后不得不向毛泽东认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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