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从一大主持到反共特务:被捕后供出李大钊
中新网 2011年06月10日 17:18 来源：北京晚报
在一大时因主持会议而为全党注意的张国焘，在党内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据了解，知晓张国焘的老一辈人回忆，此人确实有些能力并会耍政客手腕，加上资格老，曾获得不少人尊重且居于高位。后来他的错误受到批判，权力欲无法实现，便对党怀恨而叛逃，还堕落为专门反共的军统特务，这也是个人野心极度膨胀而走向反面的一个典型。
没有多少主见 热衷追逐权位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富裕乡绅之家，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接触到新思想并成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五四运动时又以演说影响了不少同学，被推举为北大学生联合会第一任讲演部长。后来，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成为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成员。
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李大钊未去，推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开会时张国焘便自称受李大钊委托而来，理应担任领导。原来的召集人李汉俊不想争位，结果张国焘主持了会议（一说是会议主席）。据一大代表回忆，张国焘并无多少政治主见，“一切惟马林马首是瞻”，却看重控制会务费。在后人看来，此刻张国焘还算是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却也暴露了性格中热衷于追逐权位的一面。
一大闭会时，张国焘被选为党的组织主任，陈独秀不在时由他管理党务。1921年末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大会时，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见到列宁，又往身上镀了一层金。
补白 深受陈李二人影响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俨然成为北大学生领袖，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重视。在陈、李二人影响下，从1920年起，张国焘由无政府主义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党小组，张国焘与罗章龙最早参加，又带动其他几个同学。此时他与在北大的毛泽东相识，在后来回忆中也称其为“青年朋友”，不过从口气看颇有点轻视那个“农家子”。
被捕后变节 供出李大钊
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反对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结果落选中央委员，原任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也由毛泽东接任。随后他回到北京，于1924年被北洋军阀抓捕，后因冯玉祥发动政变获释。出狱后张国焘吹嘘自己如何坚贞，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又进入中央政治局。解放后公安部门清查旧北京警察局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被捕后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表示悔过，还供出了李大钊的活动和不少组织秘密。此次政治变节虽被他长期隐瞒，却无疑在其人品质上种下了无节义的思想基因，政治信仰也有了根本动摇。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辞职，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国焘等五人为中央常委。7月下旬，张国焘受命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暴动要慎重的指示，因见形势不利加上了自己有倾向性的意见，不赞成起义，受到在场同志的一致谴责。事后中央政治局以张国焘“假传圣旨”之名给予其处分，他表示不服。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却因其有党的元老身份，还选其进入政治局。共产国际将他留在苏联学习了三年，正遇到了苏联“肃清托派”风潮，张国焘也就此学到了打击异己的专制手段。
长征路上另立中央 到陕北后检讨悔过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随后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按照党管军队的原则主管了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和开辟根据地时，张国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不过当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时，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已陷入低潮，率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就主张向川康边藏民区撤退，以避敌锋芒。若依此实行，红军不仅将陷入荒凉区，也势必失去随后迎接全民抗日高潮的机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张国焘反复劝说，张依仗着部队数量多，竟要求改组中央。毛泽东等人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另立中央。不过随后的事实证明，红军在藏民区难以长期生存，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1937年3月的延安会议上，清算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他为了过关，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检讨。中央为照顾党内团结，仍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并安排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
补白 搞愚民政策 搞盲目效忠
张国焘主管红四方面军后，便侧重打击有文化的干部，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大搞“肃反”，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原最高领导曾中生和许多红军指挥员，在党内造成恐怖气氛。在选拔干部时，张国焘又以“着重提升工农干部”为名，着重选拔大老粗。1933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进入川陕边区时，张国焘在川北亲自挑选了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中年农民熊国炳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搞这套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想让干部战士盲目对自己效忠。
假借祭扫黄陵 离开延安叛逃
据当年在延安的老一辈人回忆，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任上无心工作，整天喝得醉醺醺，这在那时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中是很反常的现象。其实，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已无法实现个人欲望，而国民党又停止了剿共，便想另寻出路。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代表中共去国统区祭黄帝陵的机会，同国民党代表蒋鼎文拉上了关系，接着由国民党特务护送去武汉。
此时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留在延安，又有身孕，事先不知道丈夫想叛逃。她找到毛泽东说：“我去把国焘劝回来。”毛泽东回答：“真能如此，你就是共产党第一大功臣。” 走时她带着孩子并收拾了全部东西，已表现出不想复返，但毛泽东仍嘱咐一定平安护送到武汉。张国焘留下的私人用品，周恩来也嘱咐都送去。据说，张国焘收到后沉默良久，却已不能回头。
补白 张国焘叛逃后 警卫员带枪返回
被国民党抛弃 曾想回到大陆
了解张国焘的人，对他搞分裂并不感到奇怪，但他最后竟当了国民党特务，却是党内同志感到意外的。其实，张国焘离开延安时，本来还想再搞一次分裂，不过他却已没有再建组织的能力，个人野心不遂导致其只能滑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驱使的深渊。
起初，蒋介石认为张国焘叛逃是“对延安致命的打击”，戴笠也一度把张国焘当成最有用的部属，开宴会前得意地向手下宣布“今天你们就能见到共产党内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军统要张国焘对“自己的队伍”搞策反，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是军队忠于党，策反毫无成果。张国焘后来被取消了优待，离开军统到江西救济总署，又被排挤去职。1949年国民党崩溃时他先去了台湾，后来房子被人占去，又率全家到香港一个陋房定居，连儿子的学费都付不起。
看到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和自己的困窘，1953年张国焘托人向新华社香港分社递交了一封未封口的信，希望转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看过信的人说，张国焘首先祝贺了这些过去的老同志奋斗多年终于取得革命胜利，并表示自己也想回到大陆。
不久，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香港传话：张国焘必须先作深刻检讨，并有自新保证。毛泽东向广东省委表示，对张国焘的生活困难可以适当帮助。接着，张的儿子到广州上医学院，得到了免费。不过，张国焘对于作公开检查的要求一直沉默不答。
据当年同他接触过的人回忆，张国焘曾感慨地说，回去后生命安全不会有问题，可是肯定会受批判。若是当年的老同志说自己几句还可以，而整天受那些后辈羞辱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补白 曾三次想分裂党组织 最终沦落为他人爪牙
张国焘曾长期凭着中共一大主持人的资格倚老卖老，政治上不如意便想另立山头为王。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张国焘开除出政治局，他回到上海会见瞿秋白时，便扬言中央不改变决定，就要拉人另组一个“工农党”。张国焘还找隐居的陈独秀商议此事，虽说受到陈劝阻而作罢，但这种态度却说明此人已有搞分裂的前科。
1935年9月，中共中央不顾干扰北上陕甘后，张国焘就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逃跑主义”，他们领导的中央已“失去威信”。接着张国焘另立中央并自任最高领导，狂妄地致电到达陕北的中央“不得再用中央名义”，只能称“西北局”。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浩电告他国际上认为陕北中央是正确的，加上任弼时、贺龙所率的二方面军与之会师后也反对他另立中央，张国焘只好取消伪中央，根据陕北来电指示改任“西北局”（系中央来电原文“西南局”的错译）书记，这番举动使他在党内威信扫地。
张国焘擅离延安跑到武汉，起初又是想从中共党内拉出些人再建一个“新共产党”，同延安唱对台戏，并以此在国民政府中谋得高位。他找到赋闲的陈独秀，请其出山挂名牵头而自己掌实权，回答却是“没那个能耐”。只想一党独裁的蒋介石也不同意再建一个党，见张国焘时授予他一个“中将”军衔和“国民参政员”，接着就说“请张先生去给戴笠帮帮忙”。
张国焘至此大失所望，明白已落到为人当爪牙的地步，却不敢拒绝。这个中将从此成了少将戴笠所管的军统的一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变成蒋介石“奴才的奴才”。
一大代表里 唯一死在国外的人
张国焘叛逃后，毛泽东曾在全党总结教训，主要是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张国焘掌握了部分军权便想凌驾于全党之上，是以个人野心向党纪挑战的典型例子。
张国焘由参加共产党又叛党的过程，与暂时追求新奇入党又迅速退党的陈公博、周佛海不同。他毕竟在共产党内多年还居于高位，最终竟堕落到当特务反共的地步，说明了权力欲和中国传统专制习惯对人的腐蚀之深。张国焘投身革命时身上便染有旧社会的许多不良习气，居于高位上又接受了封建权术、政党手腕的影响，终于不能自容于共产党，投奔国民党后因失去利用价值又最终被抛弃，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一养老院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国外的人。
补白 生活拮据住养老院 晚年中风客死他乡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为了解中共历史，约张国焘写了《我的回忆》。他每月得到2000港币研究费，便不再提回大陆之事。此后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经济上仍不富裕。1968年，他和妻子迁居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儿子，因其子收入有限而住进免费养老院，不久中风。
上世纪70年代末能源危机时，养老院夜间供暖很差，只给病人加一条毛毯。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因半身瘫痪无力捡起也无法按铃叫人。据其妻杨子烈事后对媒体说，天亮后发现他因长时间受冻而不断呕吐，虽经抢救仍很快死去。丧葬时杨子烈感到费用不足，只好求助于在国民党内熟识的老牌特务蔡孟坚，由他请示蒋经国，才寄来了几千美元作为补助。大陆方面知道此事后，在报上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网摘缺姓名】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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