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争议和史实辨证---驳人民网和张闻天秘书何方在党史问题上的胡编乱造

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争议和史实辨证

    
    ［内容提要］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倍加怀念我们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邓小平曾经郑重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使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直至最终取得胜利。其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分别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份重要文件，明确肯定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领导地位。然而近几年，这个党史常识却成为一个大问题，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仅仅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不是负总责，在军事上也不过是周恩来的助手，因而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那么，我们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不是个人崇拜的产物，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并发挥领导作用的若干关键史实
    如果从党内职务来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分工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他确实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是，能否由此就推论出毛泽东不是领导核心呢？我认为，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如果从形式上看问题，根据毛泽东没有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一职务，认为他就不可能是中央领导核心，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却能发挥核心作用的，在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并没有担任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样的最高职务，但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今天早己为全党、全国乃至世界所公认，有谁能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呢？所以不能仅凭职务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根据目前披露的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这个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许多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杨尚昆、邓小平等人，都曾有这方面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这个说法。
    第一，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党内高层已经有人提出毛泽东来替代博古，并得到中央多数领导的拥护。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领导层内部就已经有人提出变更领导、请毛泽东“出山”。那么究竟是谁最早提议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长征时期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回忆，认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不仅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而且首先找张闻天谈心，明确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王稼祥的意见获得了张闻天的支持。另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认为是张闻天提出的动议得到王稼祥的赞同。年谱认为，1934年12月下旬，张闻天“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年谱说，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橘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尽管这两种说法在谁先提出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明确主张由毛泽东来代替博古、李德指挥红军。据聂荣臻回忆，王稼祥还与他就更换领导人间题交换过意见。湘江战役后，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不便行走而坐担架，恰巧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围剿”受伤也坐担架，两人经常一起议论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王稼祥提出“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并且明确主张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王稼祥的提议与聂荣臻不谋而合，当然获得聂的赞同。此外，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意见，获得众人的赞同。所以，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召开前，除博古、李德等少数人之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都事先通过气、交换过意见，大家比较一致，认为博古、李德指挥不行，必须请毛泽东出来统帅红军。这种比较明确的倾向性意见，对遵义会议在组织上进行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在遵义会议上，由毛泽东来接替博古负总责或指挥红军的呼声很高。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是在紧张的环境中召开的，从1月15日至17日仅开了三天，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同时在组织上做了几点变动：一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博古被取消了实权后，中央新的负总责的领导并没有在会上就确定下来，常委内部也没有明确分工。按照常理，为了便于领导工作的交接，会上应当明确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或进行工作分工，而且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涉及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可能因战事紧急来不及进一步研究这个因素。因为遵义会议即将结束时，出现紧急情况，就是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率兵于1月17日晚逼近遵义城，因此政治局常委没有充分的时间酝酿分工。但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就是在谁来接替博古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领导层内部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的看法。《张闻天年谱》引用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一次谈话时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列席者，他的回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是经过考证，这则回忆与杨尚昆本人在其他场合的回忆似乎是相矛盾的。公开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从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如果与王稼祥、周恩来等人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相对照，《杨尚昆回忆录》中的这个说法不是孤证，也是可信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紧接着毛泽东的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根据上述材料可以大致推断，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时，毛泽东或张闻天都是当时党内多数人比较倾向的人选。可是毛与张本人在会上都没有立即欣然接受，而是互相谦让。耿飙提供了一个说法，当众人推举张闻天时，“他推让给毛泽东同志担任，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说他自己不当总书记，可以指挥军队。”杨尚昆回忆毛泽东是以“身体不好，有病”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情况是这样，在遵义会议上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确定，只能暂时搁置起来。后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时，才决定改组中央主要负责人。据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回忆，当时张闻天提出把博古撤下来，“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当时博古交权后，一时思想上有“疙瘩”，周恩来主动找博古谈心，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和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出发，谈了自己为什么是发自内心地拥护毛泽东当领袖。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周恩来这一番肺腑之言不仅在当时就深深地打动了博古，把他争取过来，拥护毛泽东“做领袖、当统帅”，同时也为我们今天认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史实依据。
    第三，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力主由张闻天负总责。
    正如周恩来、杨尚昆等人事后回忆，当时多数人认为“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是众望所归”。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谢绝而提议由张闻天来代替博古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是以“身体不好，有病”作为拒绝的理由，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比其他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为了党内的团结、避免党的分裂，使中央高层领导更平稳地过渡。时任中央秘书长并列席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在1965年6月向非洲朋友介绍我们党和毛泽东如何正确处理从遵义会议至党的七大期间党内问题时，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邓小平这段话实际上把毛泽东为什么当时不担任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从有利于党内斗争、团结大多数同志这个目的出发。因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遵义会议只能先解决急需纠正的“左”倾军事路线，纠正“左”倾政治路线则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张闻天在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当时，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时混同，所以张闻天的身份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在这种情况下，由原来的常委张闻天出面暂时主持中央工作，人事调整变动的幅度不大，不仅有利于保持中央领导层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避免党的分裂。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指的就是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
    第四，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也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确立的。
    遵义会议后，陈云受中央的委托前往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10月，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介绍中共中央的人事变动：“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陈云在报告中谈到“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关键问题时，并没有提到张闻天负总责，而只提到“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作为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并肩负着中共中央代表的这种特殊身份和重大责任，陈云了解中共的组织原则，并且应当如实汇报，所以他在这里显然不是有意忽略张闻天，而恰恰真实反映了当时党内的现实：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内，不管自己担任什么名义，都是自觉地以毛泽东为核心， 自觉地把毛泽东当作核心领袖。陈云的这个报告对于证明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确立的核心，无疑是一份极为有力的证据。1977年9月，陈云应邀前往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陈列》，谈到遵义会议时，虽然时隔40多年，但陈云仍然十分肯定地指出：“军队指挥权归毛主席是在会上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承认和接受了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不仅在政治上批评和否定党中央确立的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向毛泽东“夺权”、争当领袖。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力地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统一领导和团结一致，同时也可以证明，虽然张闻天当时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所起的领导作用得到共产国际的公认。
    第五，四渡赤水期间，张闻天曾提议自己离开中央去上海做白区工作，这从侧面证明了他不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
  1935年3月5日，红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致电中央反映，上海中央局机关在1934年10月遭到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团组织、工会、特科，“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沪台完全坍台，和中央关系中断三月”，并建议“中央台仍注意与沪台联络”。党中央获悉这个情况以后，张闻天立即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潘汉年秘密前往上海。在1935年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中央曾讨论过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但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陈云前往上海。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张闻天当时已经发挥核心作用，那么按照常理，他此时怎么可能在红军最困难、最危急、最需要他的时刻，离开红军、离开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岗位，去白区做工作呢？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张闻天已经是党的总负责人，主持党中央的全面工作，但是他在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中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毛泽东。因而，这件事可以从侧面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特殊历史条件
    毛泽东既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委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张闻天，而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是周恩来，但为什么毛泽东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能够起到核心作用呢？
    第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决策核心，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发挥核心作用的首要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也算是元老，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但是长期以来毛泽东主要是在地方从事具体工作，没有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机关。从一大到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仅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红军和地方从事具体工作。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临时中央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为名调回后方，并同时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一实职，实际上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虽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事关红军生存存亡的军事问题上，他仍然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这样，毛泽东在中央没有什么发言权，他提出的正确主张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决策产生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地方根据地负责人上升为中央高层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受排斥的地位，为毛泽东充分发挥其才能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平台。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前敌政治委员，从而拥有对红军公开的直接领导权和指挥权。可是，红军前敌司令部在行政上隶属于中革军委，不是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鉴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中央并没有赋予前敌司令部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临机处置权力，而是不论大事小事都要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并采取简单的表决方式，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红军的行动。在当时，中央每天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作战问题。在强敌围追堵截、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种集体决策的军事领导体制显然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加强对军事的集中领导，在鸭溪、苟坝一带，毛泽东提议设立由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是党中央在当时处理党、政、军要务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它既坚持了小范围内的集体决策，同时又保证了军事指挥上必须的集权、高效，它的设立保证了毛泽东能够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延误，实施及时、灵活的指挥，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第二，遵义会议后中央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视，这是毛泽东虽无最高领导职务之名却能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杨尚昆曾经说过：“他（指张闻天，引者注）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为什么张闻天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反而能够保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与遵义会议之前不同，博古、李德在中央负责时比较专断，许多重大决定没有征求意见，甚至包括长征这样的战略转移也只是极少数人仓促决定的。而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比较民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中央讨论形势和决策的会议，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听取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吴亮平有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到毛泽东同志诙谐地说，洛甫是“明君”，能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意见。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对张闻天十分敬重毛泽东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工作中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他（指张闻天，引者注）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重要事件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具有浓厚的民主作风，这的确是张闻天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张闻天也不是完人，在知识结构、工作经验方面也是有欠缺的，尤其是对军事不了解，这一点张闻天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斗争是党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在处于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最为迫切的工作是如何为全党和红军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彻底摆脱军事上被围歼的危险境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谁在党内负总责，或是由谁主持政治局会议，或是以谁的名义发布党的指示，等等，其实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是谁能够为全党和红军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彻底摆脱军事上被围歼的危险境地，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在领导集体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实际上的党的领袖。显然，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当中，毛泽东早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中，已经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相比，张闻天在这方面明显大为逊色，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张闻天所能发挥的核心作用。张闻天任总负责的这一段时间，在主持中央日常事务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比如主持召开会议、以中央或个人名义发布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等等，为维持党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讨论、研究党中央所面临的军事、政治等各种复杂问题时，毛泽东则表现出其更加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成熟的政治智慧，往往出现杨尚昆所说的这种情况：张闻天“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毛与张之间实际上形成的这种特殊的工作关系，至少在当时杨尚昆等党内高层是知道的。甚至张闻天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在亲身经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挫败张国焘分裂活动之后，张闻天曾感慨万千地对吴亮平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这在实际上也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发挥核心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恩来仅仅是徒有虚名的最高军事领导，实际上他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对于重大的军事计划和战略决策，一般是毛泽东先提出初步意见，周恩来参与讨论并充实完善，最后由他来具体部署落实。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客观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既分工又配合的融洽的工作关系。对此，许多在他们领导下的老将军都深有体会。例如，当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另一个原因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不同性格。周恩来在党内和红军内有较高的威望，而且他的性格比较随和、群众基础较好，对周恩来的意见其他人比较容易接受。而毛泽东性格上有一种“虎气”，“一贯重视路线、政权、方针、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和妥协”。他批评其他同志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往往十分严厉、毫不留情面，这样往往伤害感情，不利于团结同志。再加上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后来那样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尚未被人们普遍认同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往往成为实施他正确观点和战略意图的障碍。在中央新“三人团”内部，周为主、毛为辅的格局，有助于弥补毛泽东在性格上的这种不足，从而有助于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上，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坚决反对，虽然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可是在会上讨论时他却成为少数，最后毛泽东以去掉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结果不但仍未能说服众人，而且连职务也给罢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会后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让他暂时缓一点发布命令，再考虑考虑，并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最终说服了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也获得了支持。第二天重新开会讨论，结果周恩来出面把众人说服了，从而取消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避免了一次极可能造成的军事损失。
    第三，正因为有前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际上能够指导此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错误军事指导，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以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正确的预见力和洞察力，对党和红军摆脱危境、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正确处理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这一胜利，正是确立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尤其是在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前提下取得的。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又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从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直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多次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从失败转到胜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而这一切，主要是在尊重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才取得的胜利。毛泽东作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在处理党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确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遵义会议的召开距今已经70多年了，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报刊或文献来了解这段历史。许多亲身经历过这段过程的领导人，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很深的体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已经可以很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当然其中也包括遵义会议这类重大问题。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党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遵义会议问题，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认真细致、反复推敲，最初是这样表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主张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他指出，这个事情他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他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意见被吸收进历史决议。当时许多经历过长征、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一大批老同志，比如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等，都还健在，对这个历史问题是清楚的，没有人提出任何疑义，所以这个提法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经过认真审议并一致获得通过。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重要论断是党中央以大量可靠的史料为基础、经过慎重研究而做出的权威结论，绝不是什么“个人崇拜影响下”得出的结论或“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8期，摘自2011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