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节、肖磊：钱锺书是如何灭日本汉学和日本史的

李节、肖磊：钱锺书是如何灭日本汉学和日本史的

欲亡一国，先灭其史。说钱锺书先生灭日本汉学，意思是说他的史学研究水平在日本汉学之上；说钱锺书先生灭日本史，意思是说他对日本国家的起源做了非常好的提示。

一、《管锥编》与《<史记>会注考证》

《谈艺录》出版时，钱锺书正在日本占领的上海。钱锺书对待日本的态度，除了说《谈艺录》是忧患之作外，在序里也有所反映。序言落款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或再版时的民国纪年，用的是壬午年。六十年一甲子，此前的1882年也是壬午年，这一年朝鲜发生壬千兵变，中国、日本因介入朝鲜问题开始交恶，10多年后爆发了甲午战争。

从文化上说，日本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都曾是中国的学生。鸦片战争后，日本看到过去的老师被欧洲打败，实行明治维新，在一段时间内科技、学术水平超过了中国。中国老师到那里讲学，自然不能示弱。1980年钱锺书访日，选取《诗可以怨》，对孔子这个文学兼美学观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楞。”[①]

这篇讲演后来改定正式发表，并被收入《七缀集》，这表明钱锺书对这此文的重视。以钱锺书对文字的慎重，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应该不是可有可无的客套。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的背景，我们就能知道，这段话既肯定了日本汉学的卓越研究，也是钱锺书用自谦之词提示日本学者注意他的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按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法学、哲学等等分类，是中国受到西方影响后形成的。经、史、子、集是中国的传统分法。众所周知，《史记》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打头的，是中国史学的鼻祖，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对《史记》的研究也成了学问。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这部中文写成的汉学著作是又一次集大成之作。

实际上，钱锺书不仅对这部代表日本汉学水平的著作相当了解，而且还有批判。1972年钱锺书开始写《管锥编》时，正值中日邦交开始正常化。这部书第一册设专章《<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58则就是58篇甚至更多篇的论文，因为有的文很长，探讨了不只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钱锺书接着日本汉学的杰出研究《<史记>会注考证》说的。第一册还设了专章讨论六经之中的史书《左氏春秋》，放在《史记》研究之前，比较了《春秋》与《史记》的传承关系。80年代他访问日本时，《管锥编》刚出版不久，日本学界可能还来不及吸收钱锺书的成果，故他说了上面那番话。

不过中国学者眼大漏神，钱锺书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国内史学界的注意。盛世修典。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条目编撰者，总编委主任胡乔木具体地提出“由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条目”的原则[②]。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史记》”条[③]，就没有提到钱锺书在《<史记>会注考证》基础上的研究。如果说撰写此条时离管锥编出版的时间比较近，不识钱锺书真面目。那么时间过去了30年，应该有所发现。可是撰写者在2005年《史记》新释时还没有注意到。此外，新世界出版社在2009年新版影印的《<史记>会注考证》编辑序言中仍然说：“《<史记>会注考证》问世七十余年来，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

那么，《管锥编》出其右了吗？兹举下例。

二、钱锺书对日本国家起源的研究与提示

中国解放前文盲很多，就是侯宝林先生这样的语言大师也认字不多。司马迁时想来文盲应该更多。一些历史事实往往变成口口相传的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司马迁在世时离秦亡并不久远，随同汉武帝到过鲁地封禅。齐鲁一家。文学家兼史官司马迁在那里听到齐人徐福东渡的故事，应该可能。他做了一番研究把它记在了《秦始皇本纪》里。

泷川资言在这篇本纪里考证了徐市、徐巿、徐福三者之间的关联，认为是同一个人，把名字搞错了。《管锥编》认为这个看法并不新鲜，中国元朝时的吾邱衍就已经辨析过了，而清朝说了黎庶昌把两个字的关系弄反了[④]。看起来写得很浅：就是有几个人把徐福的名字弄错了，元朝、清朝都有人说过这事。这是钱锺书以虚涵实的历史研究。文中提到吾氏精于篆刻，可能有着钱锺书好友戈革的背景。戈革不仅是玻尔著作中文全译本的译者，还精于篆刻，钱锺书经常用的几方印就出自他手。搞篆刻的人容易注意汉字这细微的差别。这从一个方面强调说明，这样的辨析不是穿凿附会的文字游戏。

日本自己的史学文献最早是公元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⑤]。这个时间已经是中国唐朝中叶了。这时中国已经有了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早期日本国家的历史是中国帮助记载的。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其次是史学界目前普遍采用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汉书》是《史记》之后的官修正史，在史家们看来，徐福东渡最多是文学家司马迁写的传说，而不是史官司马迁的成果。《汉书》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的史学观，而钱锺书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史记》恰恰不仅仅是后来一般史书那样的大事记[⑥]，他没有局限于一般史家们所根据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而是由此一面上溯至《史记》，一面下接清朝驻日使节黎庶昌的游记，以文、以游记证史，这比陈寅恪诗以证史又进了一步，是他文史相通的观点具体运用。

徐福为何不在与朝鲜或中国隔海相望最近的地方—九州—而在本州登陆日本？我们以为，学者多半是“后”入为主了，用今人去套古人。我们今天看地图，已经有了地球、世界、日本国家、地图等的预设视角，要知道，日本列岛的海马全貌、地球是一个球等等这些视角对于徐福都是不存在的。在陆地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情况下，秦始皇尚且没有通西域，直到汉武帝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始皇时海船制造、导航技术并不好，徐福为何就一定会在离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最近的九州登陆呢？因此，徐福随波逐流地漂到本州，这样一种情形是可以设想的。按照这样的设想，我们重新调整思路，从附录黎庶昌所提到的地点，结合GOOGLE地图把黎庶昌所访的徐福墓的时间、地点，与大和国(今奈良)的时间、地点，联系起来，可以直观而方便地看到一条由海边向内陆先建立邪马台国、再扩散到九州建立其它诸多国家的演进线路。

钱锺书的研究既提示了日本国家的起源可能来自徐福东渡，也具体支持了畿内大和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徐建新2009年的文献综述《30 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

三、钱锺书研究的意义

钱锺书先生的研究采用的文献考证的办法，并且由于《管锥编》不完全是专业的历史书，只能点到为止，是以文学之虚涵历史之实，因此，我们不能很肯定地讲钱锺书说过“日本国家可能起源于徐福东渡”，但是这个研究非常富于启发意义。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但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么决定、怎么反作用却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不是每一个地区、国家、民族都严格按照这个次序发展，学界对此是有争议的。不少学者们回头研究发现马、恩、斯对此的论述是有差异的。如段忠桥的研究。

以中国为例。中国何时开始封建？有西周封建说，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杨向奎等；有春秋封建说，如20世纪50年代初的李亚农；有战国封建说，如郭沫若；还有魏晋封建说。如果说秦朝是封建制国家，而徐福东渡日本开国说成立，那么，徐福东渡不仅把标志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铁器和铁器制造技术带到了日本，同时可能自立为王把秦国的政治体制也移植了过去。这样一来，日本开国就具有了双重革命意义，既是原始社会跨越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变化，也是国家的诞生。并且日本国家诞生伊始的邪马台国就不是奴隶制国家，而是跨越这个阶段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国家。日本的国家起源模式就不是生产力水平发展下的本土自我生成型的，而是外部输入型的。也就是说，在本地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条件下，在先进型的影响下可以输入形成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中国的封建殖民国。我们知道，奴隶制下有人殉，封建制下人殉大大减少了。如果日本的国家始于封建制，相对奴隶制比较文明，那么，日本开国时可能人殉就少，今后出土人殉可能就比较难。指望出土人殉来证实弥生时代是奴隶制国家就会有难度。钱锺书的研究提示了一个战略方向，就是日本的考古和文物发掘的方向。

在我们看来，如果日本开国的徐福东渡说成立，反而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发展有着前慢后快的加速趋势，我们看看18、19世纪欧洲的发展，如果没有工业化，200多年人类可以发展到哪种程度。弥生时代的日本的生产力当时是金石并用，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以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压迫的国家，发生这样革命性的变化，200多年的时间显得太短了。阶级压迫要求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产品，而要占有就得有可占有的东西，也就是剩余产品。剩余产品具有双重意义，既要用于增殖人口再生产劳动人口本身，也要养活不劳而获的人。有了剩余产品才可以生产人，而有了更多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才可能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去供养不事生产的人及其他们的繁衍。用既笨且重的石头去耕地或砸死野兽，我们可想而知，以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生产多少剩余产品。

我们不妨今为古用。美国的国家就是外来殖民带给印第安土著的结果。再如，如果没有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项目，如果不拥有生产设备这样一些现实的生产力，如果全部自力更生，新中国的工业化可能还要花更多长的时间。

说点题外的话。研究历史当然不完全和不单纯是为了过去，更主要地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中日历史一向很纠结，特别是近现代史。从文化方面看，众所周知，中国两大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和郭沫先生都曾留学日本。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影响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豹隐先生、王学文先生，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很大程度上经日本传到中国的。又如，今天不少孩子喜欢日本动画，可能有所不知：“日本的宫崎骏，就是在看了《大闹天宫》后，才萌发将动画创造作为自己终身目标的想法。被称为日本‘漫画之神’的手冢治虫，抗战期间，在上海看到了动画片《铁扇公主》后，大为赞叹，决定放弃学医，转向动漫创作，并将动漫引入日本，创作了《铁臂阿童木》。”[⑦]日本女排对中国女排的成长帮助很大，武宫正树与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关系，风靡一时的山口百惠据考证是末避乱逃往日本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展开的文化话题。日本向何处去？中日关系该怎样？值得我们思考。有的学者借日本核灾难对伪自由派的批评我们是赞同的，但把“中国认识日本的最大误区：‘同文同种’潜意识”这样一种观点扯进来[⑧]做论证，应当慎重才好。

附录

黎庶昌《访徐福墓记》 （清朝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八月） （来源：互联网）

纪伊。日本南海也。斗入海中。号为多佳山水处。与大和国中隔大山。纪伊在其南。大和在其北。大和者。神武天皇始都之橿原也。由大和出纪伊。多险绝难行。非五七日不至。而海道一日夜可达。纪伊有那智瀑。高百余丈。自海中望之。如白霓下垂。以此名尤著。其地今属和歌山县牟娄郡。当上古未立郡时。概称熊野云。熊野三山。曰那智。曰本宫。曰新宫。新宫近海。徐福在新宫山下。余以七月二十四日。自神户赴南舶抵三轮崎。登岸入山行十余里。至其地。新宫人士导而前。复逾一山。得平田八九顷。禾苗盈望。福墓在其中央。循田稜数百武。至墓所。面山背海。仅余荒土一丘未垦耳。纵横可四五丈。无所谓冢。有古树二株为记。墓前一碑。题秦徐福之墓。传为朝鲜人书。元文元年。新宫藩主水野氏所立。元文元年。当中国乾隆元年也。碑左右积竹筒百余。中插花朵树枝。新宫人常祈祷于此。以此为献。旁有二十余冢。各距数十百步。传为福之亲近。陵夷仅存其七。余见者才二墓。东北又数百步。为神仓山。山麓有飞鸟祠。福祠在其旁。久圮。故址犹可辨识。反至新宫神社。观所谓福之遗物。事甚荒渺。不足道。独古老传言。福始至时。尚在新宫东北七里许。日本里每里约中国七里。海岸名秦须。地尤狭隘。后乃徙此。其言致足信。以余游历所经见。日本平原广泽甚多。福胡为而独取此。岂当日风漂所至。无暇细择欤。抑将以近其国都欤。非可得而详已。福之子孙。或言多姓秦。今皆分散各处。维新后。悉易他姓。或言。藤泽驿福冈平一郎。为福之后人。常有赠物寄新宫神社。或言。有徐某在和歌山县。充医士。皆疑莫能明。方秦始皇之遣福入海求神仙也。岂意其止王不来。及福挟童男女三千人以至。如欲广强支庶。贻之无穷。今二千一百余年间。而族姓无一存者。古与今相续其事。皆大氏如是也。然而，人之欲为福而犹不止老。则又何也。光绪十六年八月。归后十日记。黎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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