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反抗，血腥的屠杀：1900年中国人被杀几十万

　　疑是义和团，“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

　　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一直进行镇压，但“拳匪”却越剿越多，义和团和信基督教的中国民众的冲突日益扩大。不过，在华的外国人此时仍得到清政府很好的保护。

　　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限其2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这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挑衅，中国此前被迫签订的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没有授权列强出兵中国来保护中国国籍的基督教徒。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清政府派兵保护使馆和教堂，并在列强压力下被迫允许各国向北京的使馆区增派卫队。6月2日，列强增加卫队的数目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当代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

　　1900年6月10日，英国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指挥的英、俄、德、法、美、日、意、奥联军2000人，不顾清政府的劝阻，强行从天津租界向北京开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阻击。6月12日，各国外交官指挥卫队和在京外国人“志愿者”，开始所谓“猎取拳民行动”，在北京街头向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肆意开枪。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承认“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派驻国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骇人听闻的。6月13日，义和团才开始进入北京内城大规模袭击教民。但直到这时，驻京清军也并未进攻外国使馆卫队。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清军驻守的天津大沽口炮台。到了6月21日，慈禧才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列强宣战。在外国已经不宣而战并威逼首都的情况下，恐怕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很难不抵抗。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中国所受毁损详数永查不出

　　义和团在反教会斗争中杀害过一些外国人，慈禧在1900年6月24日也下令处死了一些外国人，其中确有儿童等无辜者。但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更狠。

　　外国教会的统计是，共有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其他材料，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是500多人。这些被杀的外国人中，有些是向义和团、清军或中国民众先开火的。八国联军官兵阵亡总数约2500人，而八国联军方面承认，在侵略战争中有大量的滥杀无辜行为。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信中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於此次战事有罪之人(指义和团和主战的清朝的官僚等)，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据八国联军中的美军中将查飞的记载：“可以保险地说，每当有一个真正的义和团员被杀……就有50个无害的苦力或农民被杀，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中国平民与作战者死亡数之比是50比1。

　　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在沦陷后的北京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外国在华传教士也参与了抢劫。据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供称：“我该不该下令教徒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为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中国的受害者也包括许多达官贵人。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数十人轮奸之”。其妻瓜尔佳氏不堪受辱，归来后率领全家同日自毙。躲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崇绮听闻噩耗，也服毒自杀。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庚子国变》中，仅北京一地，被八国联军杀害的中国人估计达几十万，中国北方因侵略者的劫掠和破坏损失的财产价值达数亿两白银。按照这个说法，说是“北京大屠杀”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德国《前进报》：“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的权利?”

　　在战争期间，欧美各国的主流舆论都是谴责中国的。但也有左翼力量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列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因此对中国寄予同情。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上慷慨陈词：“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1900年6月19日，该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发表社论《铁拳》。该文称：“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1900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列宁，在该党机关报《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既然我们不准中国人到我们这来……”

　　1901年11月23日，美国作家和政论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员》(I　am　a　Boxer)的演讲，马克·吐温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称“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学杂志》发表《义和团赞论》称：“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

　　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在致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又译海约翰)的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赫德还认为，列强只能暂时地迫使中国政府镇压爱国者，将来中国爱国者必将成功恢复中国的主权：“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1900年后，中国不再出让租借地

　　众所周知，义和团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是难以战胜侵略军的。但从敌方记述来看，义和团的英勇奋战，确实让此后侵略者有所收敛。1900年6月底，八国联军指挥官爱德华·西摩尔在败退到天津后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

　　八国联军中的英军上校情报官璧阁衔在其《在华一年记》中说：“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战术相当简单。……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像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这样写道：“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也。……兹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事实上，1898、1899两年，中国每年被列强强占的租借地有好几个香港那么大，而1900年之后，中国不再出让租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