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造就了白求恩--《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选》节录

中国人民造就了白求恩——河里在讨论白求恩，兄弟转几篇有关的东东 [ 双石 ] 于:2008-01-18 18:10:30 主题帖
　　引者注：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好书，加拿大的拉瑞·汉纳特先生编著、李巍等翻译的《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选》，书中收录了白求恩的许多日记和作品，并通过这些实证展示了白求恩成长的过程，似乎并不具有白求恩大夫相同的信仰，但却通过对白求恩本人留下的文字确认：白求恩明确知道他应该到哪里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和敌后游击队员们”，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白求恩。
　　因为，白求恩献身于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也造就了英雄白求恩！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该书由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资助，于出2005年１月出版：书中有白求恩写给亲友和同事等人的百余封信件，和诗歌、小说、小册子、医学论文和医疗工作报告等数十篇，还有油画、水粉画、和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以及白求恩发明的医疗器械照片等。反映了白求恩的成长、情感、婚姻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全方位展示了他大半生的经历。
　　亨宁·索伦森说：“当我探寻白求恩的一生时，我似乎要为他在中国那段生活和工作的最后时光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中国，白求恩发现了完全符合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场革命和一个民族。他写道，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像自己的心跳一样自然”，是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那些支持他们战斗的人们的衷心热爱。也许给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似乎全然没有个人虚荣和野心。然而，甚至在他们完成白求恩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的形象时，人们对他的敬重还是满足了他那中产阶级式的虚荣心。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可能在物质上达到他从前的安逸生活水平，但是，白求恩共度难关的决心使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尽管如此，正如他透露的，他有一名厨师，一个勤务员和自己的房子，还有一匹日本良种马和一副好马鞍。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确实算得上奢侈了。
　　白求恩一旦决心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就能十分准确地找到战斗即将打响的地点。在西班牙，他即刻赶赴马德里，在一个象征紧急的军事中心里建立了新机构。同样地，白求恩在中国也很快确定了他的目的地。在日本野蛮侵略造成一片混乱的中国，白求恩仍然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去哪里。他不会为国民党服务，因为那些人的爱国主义是放在反对共产主义之后的。而白求恩和共产主义者们站在一起，他决定赶到战争前线给他们以最直接的帮助，这是导致他与加美赴中国医疗队有名无实的队长查尔斯·帕森斯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查尔斯·帕森斯是个美国医生，他决定回国而不是在华北进行艰苦的长途跋涉。白求恩的这一态度使之到达华北后没有与小组的第三位成员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一起工作。在寻找战争前线的过程中，他成为当时世界上不辞辛劳奔赴右翼军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两个冲突中心的极少数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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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想象出，当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白求恩不只是精通医学时，该是多么的欣喜。白求恩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适应性很强，能鼓舞人心，且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他在1938年所写的文章显示出他领会了统一战线的微妙含意：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抛开分歧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白求恩最初坚持建立了一座固定的模范医院来训练中国的医护人员，但它很快被日本兵所摧毁。于是，他转而接受共产党的观点，即前线医疗工作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机动性。然而，他还是保留了急躁的脾气和说话直率的特征，写报告狠狠地批评他所见到的那些不合规范、水平低劣和无知的医疗手段。尤恩认为，在一个说话过于直率会引人不快的国家里，这样的脾气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在中国的其它地区，这可能成为他成功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但在共产党这里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尤其是经过与他最初几个月的接触之后。他强烈的要求改善医疗护理条件的愿望，肯定弥补了他明显的急躁脾气。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率直和对工作的极大热心为他赢得的是敬佩和感激，而不是厌恶。而且，他也明显地开始克制自己的急躁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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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白求恩着手一项试验——如同过去一样，把他自己当作试验品。试验的中心课题是：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新人，到1939年他已经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1939年11月在中国去世的白求恩，已经不是1938年1月刚到中国的白求恩了。两年的时光，非同寻常的环境，奋发向上的人民，这一切都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报道表明，白求恩到达中国的时候表现出他多年不变的形象：急躁，易怒，自责，敢做敢为，魅力非凡。在1938年早几个月里，琼·尤恩和罗伯特·布朗医生等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酗酒、易怒的白求恩。但是，那些在他去世不久前认识他的人，几乎把他描绘成一位尽管不太令人相信、但却明显表现出一种无私精神的圣徒。我们应当相信谁？当然，我们倾向于相信第一种形象。我们西方式的理性思维更喜欢相信那些从纷繁复杂的经验中搜集到的依据，我们不相信奇迹般的转变。尽管我们也许不想承认，但这些依据的来源也是我们做出这种决定的一个因素。那些坚持说白求恩没有顺应发生变化的目击者是一些西方人，而那些把他描述成圣徒的是亚洲人。我们担心，亚洲人会由于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带有偏见。
　　但是，白求恩有没有可能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从一些可信的证据中得知，在他身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总是共存的——尽管有时不是和平共处。例如，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周，由于受到胁迫，白求恩身上急躁和自私的一面就占了上风。那种不同于中国的条件能造就一位充满同情、无私和充实感的白求恩吗？
　　他自己的作品也暗示了一种答案。对照他从西班牙和从中国发出的信中对快乐和充实等词的运用，可以产生一种引发兴趣的对比。白求恩从西班牙发回的信件带有一种惯用的俗套语气。他在1937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我们都很好，很快乐。”1937年5月5日的一份电报又重复了一边这种陈腐的空话：“每位代表[指输血队——原注]都很充实。”——这当然远未令人信服。基于同样的风格，他在1938年5月22日发自中国的信中说：“我们在工作中十分快乐，十分充实。”但是在7月13日的信中他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更为坦率的语气：“我非常疲倦，但也非常充实。”1938年8月21日的信可能最为详尽地表述了他的这种新的个人成就感。他写道：“的确，我非常疲倦！但我认为，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这样快乐过。我很充实。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1939年3月4日，在他过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他用同样的笔调写道：“我非常快乐，非常充实。”
　　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了成就感？显然是那些与他共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和敌后游击队员们。1938年8月23日他写道：“这些游击队员是一些伟大的人，……他们行动神秘而果敢，富有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乐趣。”1939年3月4日，白求恩在描述那些未经训练的医务工时表示：“尽管我经常被他们的无能、无知……搞得非常恼火，但是他们的朴实、好学以及纯真的同志情谊和无私精神，经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基于这些影响，一个新的白求恩正在出现。旧的白求恩——“人性中充满了骄傲”（这是唐纳德·杰克对他的刻画）正在消失。这一点被马海德大夫所证实。马海德是在中国认识白求恩的一位美国人，他说白求恩开始“丢掉他的坏脾气……某种安静的脾性逐渐在他身上出现。”到1939年，白求恩也表现出有能力杀死他体内的另一条毒龙——酒精。泰德·阿兰指出，白求恩在中国的最初几个月里饮酒过度。他写到，曾经做过传教士，后来做了加拿大联合教会会长的罗伯特·麦克罗尔“不得不在中国亲自为白求恩治疗他的这个恼人的毛病。但是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所鼓舞，克服了他的毛病。”　　……

　　⒈《压缩治疗者信条》，载《胸外科》杂志第5卷（1936年2月）。
　　⒉《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马德里）伊比利亚出版社1937年版。
　　⒊《哑弹》，载1939年7月8日《多伦多号角》。
　　⒋《从汉口到西安》，（多伦多）加拿大和平和民主联盟1938年出版。
　　⒌《白求恩致加拿大援助西斑牙民主委员会的一封信》，裁《新边疆——文学与社会批评月刊》第1卷10期（1937年4月）。
　　⒍《白求恩致加拿大的一封信》，载1938年4月4日《号角日报）。
　　⒎《红月亮），载《加拿大论坛》，第17卷（1937年7月）。
　　⒏《访问“镜中之国”观感》，载蒙特利尔内、外科协会简报，196年3～4月号。
　　⒐《从医务界取消私人收益》，载《加拿大医生》第3卷第1期（1937年1月）。
　　⒑《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载《荧光镜》第1卷第7期（1932年8月15日）。
　　⒒《窑洞里的大学培植中国胜利的基础》，载1938年8月2日《号角日报》。
　　⒓《随加拿大输血队在瓜达拉哈拉》，裁1937年7月17日《号角日报》。
　　⒔《创伤》，载J．S．赫思：《把所有害虫都带走——人民中国的一名英国医生，1954～1969年》，（纽约和伦敦）《评论月刊〉1969年出版。
　　⒕《年轻人将获得自由》，载1937年11月22日《号角日报》。

　　
　　⒈《用活治疗蛆慢性胸积脓症一例》，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32卷（1935年3月），第301～302页。
　　⒉《棉籽油逐步消除人工气胸中的应用》，载《美国肺结核评论》第26卷（1923年12月），第763～770页。*
　　⒊《肺和胸膜肺结核和非肺结核化脓损伤的活蛆和尿囊素疗法——八例报告》，载《胸外科》第5卷（1936年2月），第32～39页。*
　　⒋《气泵与人工气胸仪器的新组合》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0卷（1929年6月），第663页。*
　　⒌《关于肺部螺旋体病的细菌诊断》，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0卷（1929年4月），第265—268页。*
　　⒍《一条隔神经切断术项链》，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6卷（1932年9月），第319～32l页。
　　⒎《呼吁肺结核患者尽早实施压缩治疗》，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7卷（1932年7月），第36～42页。
　　⒏《胸膜施粉法——作为叶片切除准备的胸膜人工强连新技术》， 载《胸外科》第4卷（1935年2月），第251～261页。*
　　⒐《用银夹防止胸膜间黏连分离中出血的方法暨透视诊断法的按　 语》，载《胸外科》第2卷（1933年2月），第302～306页。*
　　⒑《注射碘化油的一些新的器械——油枪、套管与镜子的组合》，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0卷（1929年3月），第286～288页。*
　　⒒《一些新的胸外科器械》，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35卷（1936年12月），第656～662页。*
　　⒓《普通医生的支气管造影术》，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1卷（1929年12月），第662～667页。 *
　　⒔与D·T·史密斯和J·L·威尔逊合作：《白鼠原发性肺病的病源学》，载《细菌学》第20卷（1930年11月），第　　　 361～370页。*
　　⒕与W·默佛特合作：《以黑曲霉做试验性的肺部曲霉素——把这种真菌施加于最初的肺结核》，载《胸外科》第3卷（1933年10月），第86～98页。*

　　⒈《遭遇》(短篇小说)，见加拿大国家档案馆MG30，D399，第14卷：“1936年1月至6月与玛丽安·斯科持通信”宗。
　　⒉《病人的困境，或治疗肺结核的现代方法》（广播剧），米吉尔大学奥斯勒图书馆，泰德·阿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