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和国统区的传播
念德
大革命失败后，处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然尽最大努力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想方设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木板印来印制、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瑞金，曾用木板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
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0年至1934年，苏区就出版各种不同的教科书28种，各种报纸和杂志16种，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69种，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占大部分，例如《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党的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了若干列宁著述，如《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游击战争》等。
在极端艰难的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想方设法收集马列书籍。他反复研读的《反杜林论》译本，就是在1931年红军攻打漳州时，他亲自在县城里寻找到的。毛泽东对自己收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十分珍视。长征途中他丢弃了许多衣物，却始终把马列著作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带到了陕北。
据《反杜林论》的译者吴亮平回忆，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多次邀请他到自己住处，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原则，来深入探讨当时的革命实际问题。毛泽东以“大禹治水之功”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绩，说他“功不在禹下”。
毛泽东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更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中国各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先后写出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以及《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三部名震一时的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今天的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
“左联”以笔为戟去战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翻译、介绍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和苏联早期一些文学家关于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思想界的领导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2年，瞿秋白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信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是我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开篇巨著，受到鲁迅的称赞和革命文艺工的欢迎，对于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冯雪峰、茅盾等许多“左联”的同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许多的努力和贡献。
在今天繁华的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坐落着一家具有光荣历史的著名出版社——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简称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三家书店员工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机智地坚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在革命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1948年10月26日，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高度赞扬了这三家进步书店的工作。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
2011-09-28
（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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