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缘起1951年10月毛泽东建议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减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搞“三反”运动之意。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后，毛泽东收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除了总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外，还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5亿（旧币）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的严重问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吃惊。
他敏感到在增产节约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毛泽东要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访苏回国途径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熊掌、飞龙等做给他吃。第一餐饭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强吃了。回到住地，生气地对身边人讲：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次日，他们改了，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样子蛮好的”。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专门讲了这件事。说我是不学李自成，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12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自此，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发动“五反”的直接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从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揭露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指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和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予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二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段斗争看待。
在这个斗争中，对于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于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号令。自此时起，毛泽东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即作出了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五反’运动的决策。毛泽东选择在这个时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是他认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的好时机。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到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政策，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这样，毛泽东就同时指导着在党政军民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和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两个战线上的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的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有力的配合了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让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护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亦应迅速恢复正常。”之后，他在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的‘五反’报告》批示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语气说：“尤其要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2月20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发来的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显著停滞现象，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业订货入手，启动市场的建议的电报，明确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注意解决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以上情况证明在大中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改，铲除封建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对此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运动中，毛泽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扩大争取团结保护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并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一类。这样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左右，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即占95%左右，保护鼓励守法户正常营业，对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孤立和打击的仅占5%左右。二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时间，实行先大后中，分批集中，分层开展，重中择重等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这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同时，毛泽东对一部分干部群众在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产生的左的情绪，诸如在理论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不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有的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和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等，毛泽东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
在指导“五反”实际工作中，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五反”运动实践。并明确提出了“五反”运动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略）。这八项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达到了这八条，国家就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开展“五反”运动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包括“五反”在内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5月5日及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退补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着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毛泽东对“五反”定案曾作过如下具体指示：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之合乎于经济状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退补之后还有盈余。”
从1951年12月、1952年1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起到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斗争方式。毛泽东在指导“五反”运动中，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总体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当时评价说：“‘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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