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瞭解的章乃器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7日
胡子婴
右派分子章乃器，抗日戰爭之前參加過救國會，從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他寫過很多有關抗日救國的文章，救國會的七人之獄，他也是其中之一。他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較好的政治影響。解放之後，他參加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現在還是第二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又是全國人民代表，糧食部部長。６月１９日之前，他一直是民主建國會的負責人之一，也是全國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６月１９日兩會的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因他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進行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因而作出決定，停止他兩會的一切職務，責令他檢討。
這一決定在報上發表以後，曾經有個別的知識份子和我說：章乃器沒有被說服之前是不會做檢討的；也有人和我說：你去勸勸他吧，他是很能幹的，這樣下去對他很不利，怪可惜的。以上這兩種說法都出之於與他不甚相識的知識份子之口，但卻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都沒有認識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危害性，都爲他個人的"才華"所迷惑。說這樣話的人是少數，但我認爲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原因，第一，他過去抗日救國坐牢的一段政治歷史，已深入人心，人們已把他當革命英雄人物看待；第二，他確是有一點才華，善於辭令，善於文筆，與他不甚相識而聽他講過話，看過他的文章的人，是很容易引起愛才之心的；第三，他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比章伯鈞、羅隆基輩隱蔽得多，沒有那種"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等等論調的明顯，人們不容易識別他的反動本質。但從少數知識份子的這種反映也可以看出他比章伯鈞、羅隆基等的手段更陰險，更毒辣。揭露他一貫的反動本質，使大家認識他的真面目，實在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反動本質是一貫的
要識別章乃器的反動本質並不很容易。我和他有過十多年的共同生活，應該是比較熟悉他的，但由於我和他共同生活期間，正是他政治上表現較好的一段時間，在我的記憶中也保留著一段較好的印象。同時也由於我存在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感到反動兩個字簡直與章乃器連不起來。在這次人民日報社論揭露他的反動本質之前，我對他的認識，也僅止於他是一個剛愎自用，個人領袖欲非常強的人。爲了滿足他的領袖欲望，他常常不擇手段。他所到之處，總是製造糾紛和不團結。他只能聽悅耳之言，不能接受合理的批評；個人的恩怨記得非常牢，有機會就要報復，爲了個人恩怨，可以抹煞真理。他善於原諒自己的錯誤，善於巧辯、詭辯。他對自己連最起碼的是非之感也沒有，譬如他亂搞男女關係，明明犯了錯誤，卻會說他是對的。他目空一切，驕傲自大，對共產黨，在口頭上，除了毛主席以外，其他的黨員他都不買帳。他的這許多惡劣品質，我是熟悉的，也是非常厭惡的。但我只把它看做他個人的事，而沒有認識到他在政治上的危害性。這次人民日報揭露了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之後，我又回憶他的歷史，經過分析，才認識到他的反動本質，不是突然的，而是一貫的。現在把我記憶所及，將他從歷史上反黨的領導的一貫性，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他的抗日救亡是爲了創造向蔣賣身投靠的政治資本
他的政治地位是從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得來的。當時他反蔣抗日救國，搞得轟轟烈烈。他的唇槍筆劍，都非常鋒利，確也鼓動了當時許多人的愛國熱情，特別是當時的學生最崇拜他。他也曾因抗日救國犧牲了浙江實業銀行副行長的職位，最後和其他救國會的領袖共同入獄，成爲有名的"七君子"之獄。他的這一段歷史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歷史，但根據他的具體行動，他的抗日救亡行動，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反帝國主義的範圍，並沒有半點無產階級的立場。"七君子"出獄之後，正好是"八一三"前夜，蔣介石已經被逼抗日了。他一面在宋子文主持的僞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裏工作，一面在報紙上寫出了"少號召，多建議"的文章，公開打擊共產黨，支援蔣介石。在他入獄的當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電話給我，說錢鎖在抽屜裏，叫我取用，打開抽屜一看，原來是他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報的密碼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給他毀掉或藏過。這一系列的事實，說明在他抗日救國時，就同時在勾結軍閥反動派。同時，入獄之前，在救國會的組織中，他是經常和人鬧意見的，他同錢俊瑞鬧得最尖銳，因爲錢是共產黨員；其次是沈衡老，因爲沈衡老當時是接受地下党的領導的，又是救國會中大家公認的家長。抗日一開始，他剛從牢獄裏出來，就公開打擊共產黨，支援蔣介石，並且投在宋子文的門下。他的抗日救國，也無非爲自己創造賣身投靠的政治資本。
用盡心機想取得蔣介石的信任
上海淪陷，他和朋友們經過香港到了武漢，就到安徽做國民黨的財政廳長去了。當時安徽省僞主席是李宗仁。他寫信給我（我在香港），說李宗仁本來要他做省府秘書長而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所以退而要他做財政廳長，如果他不答應，變成爭地位了。因此他就托詞安徽財政廳長是"實逼處此"。他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感到他對我是真主意假商量，既答應了李宗仁，爲什麽還來問我的意見。在我看來，省府秘書長和財政廳長都一樣，都是國民黨天下的官，和貪官污吏爲伍，沒有什麽光彩。我到了重慶，還是和朋友們聯名寫信給他，要他到重慶擔任工業合作協會的總幹事。我覺得工業合作協會的總幹事比做官好些。他自然沒有聽從我，他連救國會的許多領袖們的意見也不接受，何況是我。後來他回到重慶，經常誇耀他在安徽理財有成績。當時他常常說，他不需要用吹牛拍馬的手段取得當局的寵愛，他是只憑他出色的才能和政績，使當局少不了他。在他入獄期間，也曾經要救國會的宣傳幹部吳大琨用假名寫文章，爲他宣傳他創辦中國征信所、票據交換等等的才能，企圖向國民黨送秋波，同時也希望國民黨對他個人減輕政治壓力。他的這些自吹自擂，實際上是招供了他是用盡心機想取得蔣介石政府對他的信任。
章乃器回到重慶後，和救國會領袖們的思想更遠了。因爲當時皖南事變已爆發，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動愈來愈變本加厲了。許多在後方的愛國人士和國民黨展開了劇烈的鬥爭。救國會領袖們是站在民主運動的前面的，是受党的領導的。他就和救國會領袖們鬧意見。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認爲救國會應該有獨立的行動，不應該跟共產黨跑。而且對沈衡老成爲救國會領導，他也不買帳。因爲沈衡老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使他不高興。終於他退出了救國會，救國會也因他做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而開除了他。
想搞第三種勢力，沒有辦法才到解放區進行投機
離開了救國會，章乃器就失去了政治資本，於是他搞了個"新兵服務社"向國民黨送秋波。但國民黨沒有給他青睞。後來他一面利用胡厥文遷川工廠聯合會的組織，一面利用黃任老職業教育社的群衆基礎，發起以民族資產階級爲基礎的民主建國會。他是標明走中間路線的。所謂"不左偏、不右袒"，他的政治主張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他企圖在國、共兩党之外形成一個龐大的第三種勢力。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主張，非常迎合資本家的胃口，特別是"軍隊國家化"，非常迎合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懼怕共產黨得勢的心理。當時是蔣介石的天下，"軍隊國家化"的結果，實際上要共產黨繳械給國民黨。最近他在國務院會議上說，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就否定資產階級，他的骨頭燒了灰也找不出反黨的東西，真是睜了眼撒謊。他的上述的主張，都是白紙上寫了黑字的。
他的轉向共產黨，最後終於由香港到瀋陽，是由於蔣介石封閉了各民主黨派。這說明他是被迫向左轉的。到了瀋陽，他大買古董。當時古董的價錢一落千丈，朋友們問他爲什麽買這許多古董？他說："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濟算盤"。這就充分說明他在解放區的政治態度的投機性了。後來民建總會在北京復會，他和黃任老、施複亮三個人爲召集人，他總是和他們兩個人鬧意見，鬧不團結。不但如此，他還和許多人鬧意見，又說統戰部在民建搞小圈子。他對民建會最不滿意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共產黨員，他說共產黨員沒有執行党的政策。另一種就是接受党領導的非党人士，他說他們是爲了個人名利。他仇恨他們比敵人還要入骨，實際上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反對黨的領導。他慣於玩弄詞句騙人。譬如他把党和黨員分開，他說他接受党的領導，但他反對黨員。又如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沒有本質的區別。在他的文章裏，這種論調很多。這就是他迷惑人的惡毒手法。
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他一貫的志願
１９５５年春，民建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他作工作報告時，講到一半，插進了他自己的話。他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紅色資產階級，中國民主建國會，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１９５６年冬，民建召開二中全會，他向中常會提出了幾個原則性問題的意見，交大家討論。主要的內容是說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特性，所以沒有兩面性，他說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是向全世界資產階級宣佈起義的。他的這些荒謬言論，當時都曾經受到批評。大家幫助他糾正錯誤，但他沒有接受，而且把批評他的人懷恨在心。陳毅副總理曾批評他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他就記恨陳毅副總理；李維漢部長和許滌新副部長也都對他進行過批評，他對他們兩人也是記恨的。反之，如果是一個反動分子表示對他信任，他就會引爲知己。例如，抗戰時他在安徽做僞財政廳長時，僞省府主席調換了一個廣西派的中等頭目廖磊，對章乃器是比較言聽計從的。因此，他將廖磊引爲知己。在他的心目中，廖磊和李維漢部長相比，廖磊是知己，李部長是冤家。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只認識個人的恩怨，他沒有真正的是非。
章乃器這次以幫助黨整風爲幌子，陰險地散佈了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已經有許多人駁斥過了，我不再重復。總的說來，他的反黨是一貫的。就是在救國會時期，他就反黨了。當時，在他的心目中，反動軍閥的地位遠比共產黨高得多。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他一貫的志願。發起民建會的政治主張，是他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自我招供。解放之後，資本家得到了改造，有了進步，但他原封未動。他罵資本家的進步言論是違心之論，罵馬列主義理論是教條主義。資本主義理論在他是"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他一開口用不著什麽構思，就是成套的資本主義理論。
到處詆毀共產黨，挑撥工商界與政府的關係
解放以來，只見他公開詆毀共產黨，他勸大家"不要對黨員有迷信"，說共產黨員有李萬銘，也有劉青山。他說馬列主義理論不是共產黨所能壟斷的。意思是他運用起來，比黨員還要正確。他說他在糧食部有職有權，是他鬥爭得來的。總而言之，他在工商界中盡力貶低党的威信，擡高自己的身價（他在國務院會議上說，他愛護黨中央的威信，象愛護自己眼珠一樣，也是睜了眼說謊）。另一方面，他又迎合工商業者消極的一面，迎合他們對改造的抵觸情緒，大量散佈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是革命的紅色資產階級，定息不是剝削，資本家進入社會主義比喊口號貼標語的人要光榮得多等等謬論，來討好工商界。他還用非常惡劣的手段挑撥工商界與政府的關係，企圖煽動工商界脫離甚至反抗党的領導，變成他的群衆，變成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資本。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從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之後，從中囯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中對合營後資本家的技術專長和經營經驗評價爲民族遺産，國家財富之後，他以爲共產黨在承認錯誤了，國際局勢將影響中共的政策了，他的一直潛伏著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企圖成熟了。所以從那時以後，也就是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在民建二中全會前夜，他的反動言論就大量出籠。他用"思想問題不能用決議來解決"的說法，箝制大家對反動言論的批評，而他卻大量散佈反動言論，引起了全國各地工商界很大的混亂。很多人不願意再上政治課，說政治課都是教條主義，除非章乃器去上課，認爲只有章乃器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邪氣上升，正氣下降，凡是講正面話的人都受到打擊。一切最無理，最倡狂的話都上了壁報。工商界中出現了一些小章乃器，他給他們撐腰。這些人氣焰萬丈，而章乃器卻說這是黨整風的結果。他說這是過去用壓服，現在要用說服了，說服是要用高深的理論的。言下之意，你們不懂理論，你們就沒有辦法對付這批人，你們就慌張了，只有他對工商界有四十年的研究，他最懂得工商界心理，又懂得理論，只有他有辦法，這就是他預期的效果。事實證明，章乃器一貫是反黨的，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願望沒有熄滅過。只要有機會，他的這一願望就會變成反動行動。這種反動行動很早就已開始，現在不過是更集中地表現出來，因爲他錯認爲現在時機成熟了。
堅持反動立場狂妄達於極點
現在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已經公佈，他歪曲毛主席的話的卑鄙伎倆，已全部大白於天下。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他的反動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駁，全國人民已廣泛地掀起了反右派分子的鬥爭。但是他沒有做檢討，只聽見他說："要他做檢討，他只有反批評"；他說周總理對他的批駁是斷章取義，李維漢部長是偏聽偏信。他的狂妄，他的堅持反動立場的頑強性，到達了極點。如果還有人以爲這不過是理論上的錯誤，還爲他的才華惋惜，這除了說明立場有問題以外，還能說明什麽呢？
我覺得我們工商界和知識份子，必須投身反右派的鬥爭，而且要從反右派的鬥爭中檢查自己。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與右派分子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有點共同之處，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倒並沒有那麽熱切的情感。我們常常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現出動搖不定。我對章乃器的許多反動言論，一開始只把他看成嘩衆取寵，把他當做爲了個人滿足領袖欲而不擇手段，沒有從政治上去認識他的反動性與危害性。經過不斷的揭發與鬥爭，才逐漸對他的反動本質明確起來。爲什麽我們沒有党的領導，在政治上會這樣的麻痹？這說明我們的思想還沒有改造好，我們的立場不是社會主義的立場，因此對危害社會主義的言論，就不可能有敏感性。因此，我必須在反右派鬥爭中批判自己的右傾思想，鍛煉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能逐漸轉到社會主義這邊來，使自己能夠象工人群衆那樣的對政治上的是非，直覺地就辨別出來。在反右派鬥爭中，隱瞞起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儘管喊得震天價響，但是腳底下是虛的，戰鬥力是不可能強的，這對於自己沒有好處。我們自己必須在反右派的鬥爭中進行一次思想消毒。
再不老實交代就將自絕於人民
對於右派分子來說，周總理已經講過："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對他們是開著的"。我完全同意周總理的說法。因爲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一致性，愈來愈鞏固，也不怕右派分子造反。我們的黨和政府還是從治病救人出發，希望他們及早回頭。我們對右派分子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幫助他們及早回頭。一切右派分子如果在這時還想狡賴、詭辯、耍手段，不老老實實地徹底交代，那末只有自絕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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