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的立场未必正确，结尾将一胎化政策责任推给四人帮和文革也是值得商榷的，但单就马寅初事件本身的梳理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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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寅初事件始末》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上发表以后，11月2日，我的在读博士生王永华在网上荡出台湾政治大学徐文路先生2008年写作的博士论文《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读》，并将其介绍给我。应该说，徐文路先生的论文是此前所有关于马寅初的论著中最有水准的文章。因为，徐文路叙述的论文多少还是站在拥有的一些资料的前提下所做的研究，而此前几十年几乎所有大陆有关马寅初的文章却都是按照1979年建议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那位记者的文章口径不断增加的溢美之词，少有搜集资料并根据一手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徐文首先肯定了马寅初开始讲人口问题的时候，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提出实行避孕和节育这一基本事实。其次，徐文还指出毛泽东在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第三，批判马寅初是与刚刚过去的反右无关的事情。仅这样几点，站在大陆以外的徐先生就比所有内地的都要高明。但是，徐先生还是没有识破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陆塑造的马寅初这尊神的本质，相反受其影响认为马寅初是从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出发提出“新人口论”从而受到了共产党的批判。这样，就把马寅初当作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按照共产党、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这样的思路演绎了下来。这不是事实。理解马寅初事件的枢纽在于马寅初从共和国诞生时开始就已经和共产党融合在了一起，时时处处在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宣传。因为马寅初从来就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过批评意见，党和政府也就从未批判过马寅初。无论是1955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浙江小组会议的争论，还是1958至1960年光明日报挑起的批判，都主要是由与马寅初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邀请的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发起的。在批判马寅初的那些民主人士看来，马寅初的错误是思想和立场问题，而与他的学术主张无关。在这些批判活动中，党和政府不仅没有参与，反而对马寅初还有政治担当。必须强调的是，党和政府对马寅初的担当是终身性质的。马寅初的家属曾经向传记叙述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关照，特别是1972年马寅初直肠癌手术是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的。1975年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有资格赴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陈云似乎对马寅初也有关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补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寅初发去贺电，陈云还曾回复感谢。这些情况也都说明，马寅初受到的批判并非来自于共产党。应该说，这一基本事实无论是马寅初还是共产党，本来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否则，在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里，马寅初如果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发生丝毫不愉快的芥蒂，不仅周恩来、陈云不会与马寅初再有往来，马寅初也不会主动示好。这是认识和理解共产党政治生态的起码常识。
过去人们仅仅关注党和政府领导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知识分子之间、民主人士之间的批判是那个时代同一画面上的又一道格外别致的风景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龚祥瑞曾在反右斗争中积极揭发批判他的恩师钱端升和同事楼邦彦、王铁崖等，后面几位在运动中都被打成了右派。龚祥瑞在9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谈及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
我对陈体强、钱俊瑞、王铁崖、楼邦彦等同时的批判，在开始时，是“批评与反批评”，并无“反右派”一说。如果按后来的标准衡量，乃是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按我们道德观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不是像有的人所说，是“出卖朋友”的不道德行为，……对我们个人来说，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
在研究马寅初事件的过程中，笔者就对这位法律系教授的表现很感兴趣。在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的龚祥瑞竟然能够历经知识分子改造和“三反”、“五反”，“反右”、“双反”运动，一次次安全过关。如果知道龚教授任职的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蒋经国，他的副教育长的角色和重担，以及与蒋氏父子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龚祥瑞是如何过关的？我在写作马寅初在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师生的批判时，就对照了龚祥瑞。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开始后，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作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龚祥瑞因为曾经指导过李克强而在去世10多年后出了名。在4个月前刚刚出版的回忆录里，龚祥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理活动和表现，更为深刻。他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像自己这样从旧社会过来并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自然会想到是很难过关的了。“我预见到自己在这场狂风骤雨中有灭顶之灾，自己已经预感到它的严重性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选择了‘造反有理’的策略。”
同时我也想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必遭受群众的打击。我自知1957年过了关，有的人就很不满意，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击报复。与其等着挨批挨打（根据我几十年来的经验）不如先发制人，主动站出来，大胆揭露本单位的问题，将来受到别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思想与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当然也可以揭我”，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怨气了。经过这样认真思考，我就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贴满了四院的围墙。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远离那个时代以后对自己当时心灵的剖析。难道马寅初就比龚祥瑞更纯洁和神圣？当然不是。马寅初很识趣，知道党和政府使用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并且总能做得恰到好处。他任职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那是为正在解放全中国的前线筹款的机构，按照钱昌照的说法，马寅初从不去到任；也任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却不曾像饶漱石、陈毅、曾山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样真的去做事。在北京大学1951年6月1日举办的欢迎马寅初就职校长的典礼上，马寅初讲：
今天在此讲话，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以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只有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任务，所以我今天不谈方针。
有的时候，马寅初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根据《毛泽东传》，1957年初春，毛泽东基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考，一度曾经有让在位的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的想法。
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样？”
马寅初回答：
“是不够。”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讲的很委婉。便直接了当地把问题挑明：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问题。”
与绝大多数人最近几十年的印象相反，马寅初其实是很会做人和做事。不仅如此，马寅初总是希望用自己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影响社会，为党和政府服务。所以，党和政府每每出台新的方针政策，他都会出面宣传一通，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共同纲领》，写新民主主义经济，写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写知识分子改造、双百方针，写土改运动、抗美援朝、反对右派，写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和农业八字宪法，甚至于应相关部门的领导的要求去写政府为什么发行公债、收支预算，以及为物价上涨作辩护，等等。徐文路先生的博士论文按照严谨的学者的学术思想推导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形成，问题恰恰在于马寅初的这些文章不是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然结果，而是直接出自于现实的需要。为了需要，都可以编造出没有过的事情。譬如，从各个方面的情况判断，马寅初并未就人口问题作过调查。但是，1957年3月1日，马寅初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回应毛泽东前两天的讲话中提出的计划生育的观点，随口就可以说自己就这个问题有过多次的、专门的调查。他说：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
这样的话在几个月后发表的《新人口论》中又说了一遍。但是，不仅没有人看见过他的所谓“提案”，在这一时期他的几个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答记者问和《新人口论》中，都没有发现所谓在浙江等地方调查人口状况譬如某省某县某乡某村某年人口生育、死亡等等的具体材料。还有，根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1955年浙江小组会议上的人口问题的争议首先是由邵力子提出，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支持的，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等人的面，马寅初改说为是他先提出来，而邵力子、竺可桢等科学家是支持他的。马寅初作为政治人物，要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如何还能保障严谨的科学？
正是因为马寅初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总能做得很好、很到位，所以，党和政府不仅从没有批判过他，而且对其始终都有所担当。但是，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却不放过他。马寅初事件实际上是民主人士对马寅初的批判。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回过头来审视那次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的反批判，不过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人士之间的一场口水战，如龚祥瑞所说，本来就“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过，在1979年前后那个特定环境下，不惜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批判马寅初歪曲为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把马寅初塑造成比党和毛泽东还要正确、并且敢于和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毛泽东抗争的政治英雄，其意图就是要为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强制为特征的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服务的。“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都曾是人民日报的大字黑体标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也是那个时代传播最广泛的话题。有关部门借助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舆论宣传，进一步把“一胎化”生育政策和当年“四人帮”在上海实行的根据人口计划把节育措施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有条件生育的育龄妇女身上的极左作法扩展到全国，使得“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公权随意侵犯私权的做法发展到了极致。所以，还原马寅初事件的原貌，揭露马寅初平反问题的真相，乃是纠正错误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2011年11月10日
戳破马寅初神话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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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一篇论文的题目，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专著的副标题。该书主要资料的搜集和形成现在主体性观点的研究线索，大约都是在3年前基本完成的。去年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作了两个稿子，但距离完成和出版还有不少的关卡需要突破。今年7月将手头的一篇文章改定后，临时决定把书的前半部分以副标题为题目，先做成一篇独立的论文。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把现在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暂时搁置一段时间，而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叙述清楚当年马寅初受批判的历史经过，让社会更多层面的人共同反思这一被混淆和颠倒了的历史。也许，在连续完成上述两篇有关江湖术士的博文以后，接着粘贴这篇论文是再适合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一方面，在一般人看来，在盛产人口学家的中国，以人口学的特殊本领可以把官做到堪称为中央大员的也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位在世者宋健蒋正华简略述评已经做过，接下来就应轮到已故的马寅初了。另一方面，马寅初似乎就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鼻祖，至少宋健田雪原都争着抢着要把马寅初作为他们进入人口学界的直接领路人，以显得从一踏入门槛就占据着很高的阵地。1981年2月21－28日在北京西山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暨中国人口学会成立的开幕式上，已经大红大紫的宋健被邀请讲话。那天他都讲了些什么，不是时间长已经忘记，而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只是背诵了一篇盛赞马寅初不畏强暴主张计划生育的祭文。当选副会长是宋健在中国人口学大会上唯一的一次亮相。因为几乎同时就有了七机部副部长和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这两个名称实质上是一个职务的前后不同的称谓）、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等等的职务，可以说有了全中国所有学科的大平台，宋健再也不屑于参加人口学方面的活动（但他在需要的时候却从不拒绝人口学家的称谓，只是有的时候要突出自己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学科背景，似乎是比通常的人口学更为科学和高级的人口学家）。所以，对于人口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有幸能亲眼目睹宋健的风采，那次闪亮登场夸赞马寅初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只要论及与人口学的渊源，宋健还是不忘马寅初。“受激于马寅初的风范，面对令人堪忧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问题。”俨然一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虔诚弟子。至于田雪原似乎与马寅初更为直接。“一九七九年发表《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并编辑出版他的《新人口论》后，我也由探讨经济学转向研究人口学……”。再经若干年后，田雪原叙述马寅初对其成长影响的历史渊源就更为悠长和清晰。“1959年笔者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笔者的心中不平又平添几分；再看马老誓死为真理而战，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还时不时地想到这桩公案，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甚至想到会有翻案一天的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 可见，举凡中国人口学界大师一级的人口学家，大都在人口学家马寅初接受批判时就受其激励而终归成就为大人口学家。但是，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在50年代，马寅初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农业合作化、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大跃进、写“农业八字宪法”……，几乎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所以，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马寅初受批判实际上是那个时代里民主人士相互之间的事，更是与主张计划生育毫无关系的事情。马寅初“铁骨铮铮”的那些话是针对组织批判和围攻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而不是对着所谓陈伯达康生或者所代表的党和政府的。这样，叙述出马寅初事件的真实经过，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宋健田雪原的，撕破他们出场的伪装，揭露其出道的行头就是假的。因为论文是要颠倒30多年来几乎所有关于马寅初问题的认识，我就不得不把许多关键性的证据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再加上需要澄清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文字就特别的长（约略6万字）。但是，作为博文，我只能将展现历史真相的《马寅初事件始末》的文章大义约略叙述如下，有兴趣或者感觉疑问的读者可以阅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电话0351-7985580），拙文已经在该期刊今年第5期上全文发表。
1979年后半年，社会很快制造了一个神话，说民主人士马寅初是比党和毛泽东更早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贤哲，毛泽东把马寅初接进中南海，畅谈人口问题。党和毛泽东先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决定控制日益增长的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后来却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其中陈伯达和康生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他们不仅指名道姓点名说马寅初是马尔萨斯，而且组织理论界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围攻、批判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面对陈伯达康生组织的批判，真理在握的马寅初公开发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誓言。经过1958、1960年两次批判后，马寅初不仅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而且被党和政府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离开了中国政治和学术舞台。于是乎，中国人口有了“错批一人，误增3亿”。在此以前，宣传口径还说“计划生育是毛主席倡导多年的一项伟大事业”，从此，这样的话语就不再出现了。再后来，1981年初春，中国人口学会成立，百岁老人马寅初被推选为名誉会长。马寅初俨然成为新中国主张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人口学的鼻祖。
但是，当年的历史却不是这样。
首先，马寅初可不是一般的民主人士。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右侧稍后一些的位置上，与毛泽东之间隔着半个林伯渠，其距离之短，从马寅初不时地探头看望毛泽东手上的讲话稿可视一斑。从这时起到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以前，马寅初是经常参加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除了7位主席副主席外，其他56位委员中还有如林彪、邓小平等许多委员实际上都是很少出席会议的委员），担任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因为中国最高政治权力机构几经变动，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那时马寅初的地位究竟有多高。这么说吧，1955年干部定级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行政二级，马寅初为行政三级，是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务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才可以靠上的级别待遇。
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传统的中国文人。早在地下党动员他由上海去香港再伺机北上参加政协和中央政府的时候就说，“我可无功不受禄呀”。所以，党和毛泽东给了马寅初这么高的待遇，马寅初总是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现在的主流观点把马寅初打扮成为新中国贡献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实际上，马寅初除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了大量的文章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外，最大的贡献是帮助党和毛泽东找到了一种改造知识分子的形式，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个夙愿。毛泽东在建国前后认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没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是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就是帝国主义的影响，不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毛泽东甚至于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民主改造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0年6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好的方式而迟迟没有开展。1951年6月，马寅初执掌北京大学后，组织北京大学教授学习会，向周恩来提出请党的领导人为其辅导。毛泽东、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要求教育部首先组织北京、天津高校教师组织学习会，接着又将这一形式推广到全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由高校再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文化、科技、体育、文艺等领域。由于马寅初属于最早留学归国和五四时期就在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从而是最有资历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再加上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以及解放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由马寅初组织北京大学教授自我教育学习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就不显山露水如水到渠成般地自然开展起来。马寅初如“二传手”般接过毛泽东周恩来传过来的改造知识分子的这颗球，又十分便当地将其传递到全国，为党和毛泽东立了大功。关于马寅初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年谱》都有记载。因为马寅初在建国初期极高的政治地位，在这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是充当领导者和批判、改造别人的角色的。但是，当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以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式微，民主人士和马寅初淡出政治核心而失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光环的时候，群众运动的批判之火就必然地烧到了那位曾经帮助党和毛泽东点火的人的身上了。
再回到我们直接关心的问题上。历史上的马寅初并不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迅速形成时所宣传的那样，我的研究至少揭示出以下几点。
1．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就是《纽约市的财政》，民国时期的大量专业论著都是财政、金融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内容。认为人口多是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主张节制生育等有关人口方面的文章，在马寅初的旧著中就有，但比重并不大。新中国以后，马寅初大量的论著都是诠释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其代表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就是解释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新人口论》仅只是该书4篇附录文章之一，也不是马寅初的主要成果。
2．因为马尔萨斯主义总是把人口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态度批判和否定马尔萨斯，所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节制生育等同于马尔萨斯主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批判美国政府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在此后的几年里，党和政府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那些解放前就主张节制生育的知识分子在这一个时期也都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1953年以后，党的上层开始对节制生育问题改变认识，内部会议已经讨论改变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处在中央机关核心领导层的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有机会了解到党的上层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变化，比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们一贯主张的节制生育观点。1955年7月，马寅初开始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全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城市里宣传避孕和节育知识，中央政府已经组织生产避孕药械了。特别是1955年3月1日，党中央以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的形式转发全国，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明确赞同节育了。所以，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毛泽东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节制生育的主张。相反，马寅初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时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张的。
3．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一段生动幽默的、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演讲。这是党继半年前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在较大、较为公开的场合（这次会议扩大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是第一次公开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3月1日，大会组织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在发言中主要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那段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马寅初表示拥护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观点的发言共有1000字，约10分钟。这就是30多年来被主流人口学家所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
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以后，1957年初春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就开始在全国流行。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贤达都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马寅初的几篇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以人大会议发言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演讲以后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4．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双反”运动是1958年大跃进前夕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开展方式和武器，“领导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高校的“双反”运动实际上是老教授和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炼狱，只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傅鹰教授总结的“运动来了，群众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1954年全国代表大会后，马寅初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没有变化，但是，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失去政治光环的马寅初在师生中已经不那么神秘了。马寅初历来都是运动的领导和动力，从未做过对象，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由于不服水土，师生給马寅初贴大字报，马寅初也給师生反贴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马寅初，马寅初也张贴大字报提出反批评。这样，相对于其他校领导来说，马寅初的大字报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说，因为马寅初校长毕竟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接触少，比起许多老教授来所受到的冲击就轻微多了。8月1日，马寅初离校视察5个月，给他张贴的大字报就少多了。
5．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为代表的报刊杂志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給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开始的。光明日报是面对高校和国家机关、文化界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报纸，“双反”运动开始后就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运动当作报道的重点。马寅初像对待校内张贴他的大字报一样，对光明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应。从4月19日光明日报开始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该报刊登了马寅初两个长篇答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将近半个版面予以连载。随着马寅初在外地视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报基本上已经没有批判文章。11月29日，该报刊登一个编辑部文章和北京大学的3篇批判文章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批判。但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批判活动基本结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马寅初借在《新建设》刊登“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长篇论文的机会，明确提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光明日报叫板宣战，从而发生新一轮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马寅初是在那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却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受批判。马寅初在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主动权，有力量实行还击，能够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报、《新建设》或者《北京大学学报》任何一个报刊上，这不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权。
5．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报还不是今天与人民日报同等地位、属中共中央管辖的光明日报。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储安平双双打成右派而改组时，马寅初就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被马寅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长杨明轩总编陈此生都是比马寅初资历浅出许多的民主人士，未过半年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批判自己的文章，马寅初难免会有极大的不满。《新建设》原属光明日报管理的杂志，1959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管理。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也算是该杂志的领导。除此以外，进一步分析1958-1960年两次批判马寅初的18份杂志，基本上都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顺便点名批评了马寅初，但文章对马寅初和几位著名右派还是有区别的。由陈伯达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属于半月刊，期间共出版48期，没有刊登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办有一份机关报和一份理论刊物，期间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情况说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直接组织批判，而且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还是有政治担当的。
笔者在整个研究中特别寻找批判马寅初过程中陈伯达康生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期间根本没有二人的身影。笔者一一检查了最近30年来有关陈伯达或者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文字，全都属于穿凿附会、无中生有、查无实据。就是说，批判马寅初与陈伯达康生根本无关。陈伯达康生批判马寅初，完全是1979年塑造马寅初这尊神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杜撰的。
由此再分析马寅初那段表现铁骨铮铮的誓言。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党和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结束连续5个月的视察回来后，马寅初频繁地出席北京高层举办的会议，其中包括盛大集会出现在主席台上和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小型会议。4月份的两届换届的会议上，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只是把原来兼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调整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继续得到党和毛泽东的信任，与自己捣乱并过意不去的就是那帮比起自己资历还浅的民主人士。所以，马寅初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帮家伙，他下战书的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及其光明日报的领导杨明轩陈此生的，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6．马寅初把《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作，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也始终都是针对这本书的。具体分析期间两年多公开发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文章计有15篇，明确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而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中，分歧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而是通过分析具体上纲上线把马寅初归结到马尔萨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立场上。党和政府从50年代初提出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以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即使在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1958年，仅人民日报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先进典型的文章就从未中断，“计划生育好处多”的标题通俗、醒目，令人难忘。马寅初受批判是与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根本无关的事情。
7．马寅初对于学术批判底气十足，敢于决战到底。但是，面对北京大学校办秘书揭发其在商务印书馆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闸北火力发电与自来水公司有股票约20000余元，每月还收取房租160余元。根据韩的揭发，马寅初在土改中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满。马寅初说：“我们家的土地是我写书得来的钱买来的，为什么要没收我的土地？”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马寅初说：“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要发生第二次革命。”马寅初还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公然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民主党派中的优秀人才，应该团结他们。”“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校办秘书揭发中所提到的史良、章伯钧、罗隆基均为民盟中央领导人，其中史良时任司法部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罗隆基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为民建中央领导人，时任粮食部部长。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3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点名批评“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后，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委员会在民盟内有一个长篇批判发言。如果马寅初对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章罗同盟鸣冤叫屈，话语传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那里，将引起什么后果？还有，马寅初所持股票数量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作为国家高级干部，领有巨额工资，享受特殊供应，政府給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几套宽敞的住房、轿车，自己却还拥有大量的股票和房产，不是资本家是什么？马寅初从辩论会下来血压就陡升到190度，由此住进医院，退出了战斗。
8．马寅初的北京大学校长本来就是兼职。所以，北大校长去职并没有影响马寅初的政治地位和其他的待遇。1962年患病从此下肢行动不便，就是以人大常委的名义视察期间生病引起的。1965年1月两会期间，马寅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党和国家的人事安排中，同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都是相同职级的职务。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1972年患直肠癌，经周恩来批准手术方案。1976年1月，马寅初出席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1977年，华国锋组织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盛大的“五一”游园活动，马寅初就坐在轮椅上出现在华国锋出场的中山公园的活动中。1978年，新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马寅初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几经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并继续担任以邓小平为主席的政协常委。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补选为党中央副主席，马寅初立即发去贺电。以上情况都可以说明，那次批判活动与党和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才没有影响到马寅初的政治生命。
笔者将历史事件还原并非说马寅初受到的批判是合理的。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年代，特别是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普遍都遭受了不寻常的政治和生活磨难。马寅初作为一位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从他充当“二传手”角色帮助党和毛泽东实现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那次政治运动就已经决定的了。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澄清的是，马寅初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罹难的，甚至于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都不是马寅初受批判的原因，为什么20年后会有一个马寅初因为主张计划生育遭到党和国家的批判，制造一个比党和毛泽东更为英明的知识分子神来？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马寅初的问题上，至少有3位当事人应该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就是当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党中央副主席陈云和任职中宣部副部长、帮助毛泽东掌握意识形态的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当年的马寅初又非一般人物，党和政府是否批判过，上述3人在当年绝非会不知道。1979年，所谓为马寅初平反过程中，以上3人又分别都起到不同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新华社宣传马寅初的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胡乔木的审批，不仅出现了马寅初因为人口问题的“谏言”而受到批判，而且是受到陈伯达康生组织的批判。按照工作的性质，1958-1960年无论公、私都是胡乔木与陈伯达康生联系最多的时期，应该知道马寅初被批判是与二人无关的事情。历史何以至此，需要人们做深入的研究。
即使如此，我却没有把马寅初列入江湖术士一类的人物当中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寅初也绝不是治学严谨的学者。相反，因为进入官场，还是有不少的政客作风。这和他所处的时代与体制有关。特别是1979年的时候，马寅初已算百岁老人，将近20年前下肢已经瘫痪，7、8年前又做过直肠手术，这些对于一位老人的身心打击造成的后果都不可低估。所以，无论马寅初的体力或者智力的实际状况都很难为那次社会造神活动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马寅初可以不为此负责，而用肥皂泡吹起来的马寅初神话却必须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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