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沙皇与沙后

　　本书最不愿致力于那些无关的心理学上的探究，即人们现在往往企图用它来代表社会的与历史的分析。在我们的视野中，最先站立着那些伟大的历史动力，它们具有超乎个人的性质。皇朝乃是此种动力之一。但所有这些力量都经过了人而行动着。且皇朝由其原则使然，是与个人相联结的。所以但凭着这一点，就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注意那个皇帝的个性了，他被社会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竟遭遇到了革命。此外，我们还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即令是部分地，也要指出在什么地方，个性不再成为个性而告完结，——完结得时常比人们所感觉到的快得多，——同时个人的“特征”，又怎样地常常只是为一种较高法则所刻划下来的个别的爪痕。

　　祖先们留给尼古拉第二的遗产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还有革命。他们没有给他一种才能，使他能以之统治这帝国，甚至去统治一省或一县的才能也没有。历史洪流的波浪，愈来愈冲近宫廷之门，而这位罗曼诺夫朝的末代君王却以不闻不问的冷淡态度来对待它：在他的意识与他的时代之间，仿佛隔着一种透明的但是绝对不能通过的中介物。

　　革命之后，接近过沙皇的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着：当他统治期间的最悲惨的时期，如旅顺口之降服与舰队在对马岛附近的沉没，十年后，当俄国军队从加里西亚败退，以及再过两年后，当他逊位的前几日，所有沙皇周围的人都沮丧，惊骇与震动了，只有尼古拉一人还保持着平静。当雷电在他头上鸣闪的时候，他仍旧会垂询他在俄国旅行过多少俄里，会记起他过去行猎的偶遇，官场会议的故事，而一般地会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琐事发生兴趣。“究竟这是什么回事呢？”有一个接近于沙皇的军官自问过，“这种很大的，几乎不能叫人相信的自持力，是教养所致呢，是因为相信凡事皆由神之前定呢，还是因为知觉不够呢？”在这问题中已经包含了答案的一半。沙皇的所谓“教养”，与他在最非常时期中能够自制的那种力量，决计不能单单用外界的训练来解释的，因为这里的本质乃在于他内心中的浑噩，他心力的贫乏，他意志冲动的懦弱，那双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某些人中间是被称为教养的，在尼古拉身上却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了。

　　沙皇的日记是一切证物中最可贵的一种：一日一日地过去，一年一年地下来，他的册页里尽拉扯着心灵空洞的记录。“散了很久的步，射死两只乌鸦。在阳光中饮茶。”步行，划船。又是乌鸦，又是饮茶。一切都在生物学的境界上。关于教会仪式的回忆，是以记录酒宴所用的同样笔调写下来的。

　　当国会召集的前几天，全国都在痉挛中震战，尼古拉写道：“4月14日。穿薄衬衣散步，又在皮舟中打桨。饮茶阳台。史丹娜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一同划船。读书。”关于读物，他没有写一个字，究竟是感伤主义的英国小说呢，还是警察厅的报告？“4月15日。接受维特[1]的辞呈。马丽与地米脱里同吃午饭，用车子送他们进宫。”

　　当决定解散国会的那一天，显宦方面与自由派人士都经历着一种恐怖的感情亢进症，而沙皇在日记上写道：“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比平时较迟半小时与军官们同进早餐……暴雨，闷热。一起散步。接见高连茂金签署解散国会的法令！与奥尔加及彼蒂同进午餐，整个黄昏读书。”关于行将解散国会的问题，加上一个惊叹号，这是他感情的最高表现。

　　被解散的国会议员，号召人民拒缴赋税与停服军役。发生了许多次军事暴动：在斯维亚包格，喀琅施塔得，在战舰上与军队中。反对高级官员的革命恐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复活起来。而沙皇写道：“7月9日。星期日。事情发生了！国会今天关门。做完弥撒，进早餐时，看见许多人摆着一副心事脸孔。……天气好极。散步时遇到米夏叔，他昨天才打喀琴那回来。午饭前与整个黄昏，都静静地忙着。在皮舟中打桨。”他之打桨是在皮舟中，那是告诉了我们的；但是忙些什么呢，没有说。他的日记老是如此。

　　在同一的危急时期，稍后几日，他的日记是：“7月14日。穿好衣服，骑脚踏车到海滨浴场，海中游泳颇乐。”“7月15日。浴两次。很热。只有我们二人进午餐。阵雨。”“7月19日。晨浴。在田场上接见大臣。与夫拉地米尔叔及恰根同进早餐。”暴动与炸药的爆发，简直没有提到一笔，只写着：“可爱的事件！”这句话里含着的那种低级的淡漠之情。实在令人吃惊，此种淡漠从来不曾发展到自觉的厚颜无耻。

　　“早晨九点半，我们坐车到里海团部去……散步很久。天气是怪好的。洗海水浴。茶后，接见李沃夫与古契柯夫。”这次很突然地接见两个自由主义者，是因为斯托雷平企图使反对派的政治家参加自己的内阁，而关于这，沙皇却没有提到一个字。这位未来临时政府的领袖，李沃夫亲王，当时也说起过那次沙皇的接见：“我料想行将见到的皇上，该是受着悲痛的打击的吧，但是并不如此，出来接见我的却是一个穿着深红色衬衫的很有点快乐而活泼的家伙。”

　　沙皇的见识，不会比一个低级警官的见识来得宽广，他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更懂得实际些，以及迷信比较的差些罢了。在许多年的过程中，尼古拉所阅读的，并由此获得他的思想的唯一报纸，乃是梅显尔斯基亲王用国帑来办的一种周刊，梅显尔斯基是官僚反动徒党中的一个卑贱与被收买的新闻记者，甚至为他自己的一伙所鄙视。沙皇的见识经历了两次战争与两次革命而不曾改变，因为在他的意识与事变之间，永远存在着淡漠这一个不能透过的中介物。

　　称尼古拉为宿命论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只需加添一句：他的宿命论绝不是积极地依赖自己的“星宿”。相反的，尼古拉自以为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宿命论只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消极自保的形式，而它又与专横手携手地并进着；此种专横就其心理的动机说是渺小的，但就其后果说却是骇人的。

　　维特伯爵写道：“‘我要它如此，它就该如此，’这口号在这位懦弱统治者的一切行为中都表示出来，他只因懦弱之故，干了一切为他君临期间特有的事情——整批地叫那些多少有点无辜的人流血，而大部分又是全无目的的。……”

　　人们有时把尼古拉与他那半疯狂的高祖父保罗相比；他是被近臣得到他自己儿子——“祝福的”亚历山大的同意而窒死的。实际上，这两个罗曼诺夫氏在下述的性质上也确相近似：因不信自己而对一切人的不信，全能小人的猜忌，背信的感情，还有那可以称之为加冕巴利亚[2]的意识。不过保罗要无比地更有光彩些，在他的疯狂举动中含有幻想成分，虽然是不负责的幻想。而在这位后辈的身上，却一切都是灰暗的，没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尼古拉非但没有定见，而且一无信义。谄媚者称他为可爱的人，为惑人者，因为他对宫廷近臣们的态度是温柔的。不过沙皇恰恰对于那些业已决定撵走的大臣们，表示出特殊的温柔，大臣在接见时迷惑于分外的恩泽，但回家来却发见了叫他辞职的书信。这是沙皇对自己渺小无能之一种特殊的复仇法。

　　尼古拉在一切具有天才与大方的人们之前，总以仇恨的态度退缩着。他只当处身在全无才能与头脑空洞的人们中，在伪善者，在近乎白痴者，即在他不必仰首而望的人们中，才会觉得舒服。他具有自爱之心，甚至还是很强烈的自爱，但并非积极性的，它没有一点创意力，只是因为妒忌而用以防御的。他按照着每况愈下的原则来选择内阁大臣。具有智慧与品格的人，他只在最危急的情形中，当别无其它出路的时候，才召来任用，这和人们为救命而召请外科医生是一样的。当初之起用维特是如此，后来之对待斯托雷平也是如此。沙皇都用一种不甚掩饰的仇视态度来对付这两人。只叫局势的尖锐性一经过去，他便马上与这些顾问决裂，因为他们的身长太超过他了。裁汰的工作是那样有系统地进行了的，以至末届国会议长罗将柯，在1917年1月7日，当革命已敲着大门的时候，冒险启奏沙皇道：“在陛下的周围，已不剩一个可靠和诚实的人，一切好人都被撤职，或已退休，留着的只有一些臭名洋溢的人了。”

　　自由资产阶级想与宫廷觅得妥协的一切努力，都归泡影。不倦而宣闹的罗将柯企图用自己的报告来动摇沙皇，仍劳而无功！沙皇不但对于论辩，就是对于冒渎，也都置之不理，他只是静静地在准备解散国会。过去曾为沙皇宠儿，后来参与杀死拉斯布丁的大公爵地米脱里，对自己的同僚尤苏博夫亲王怨诉道：沙皇在总司令部，对周围的一切，一天比一天地更表示得冷淡了。依地米脱里之见，人们在给沙皇服用某一种药物，能使他的精神机能麻痹起来的。自由派的历史家米留可夫写道：“谣言盛行，都说沙皇这种智慧的与精神的麻木状态，是拼命用酒精来维持着的。”这一切都是虚构，或是夸张。沙皇毋须乎乞灵于麻醉剂，因为致命的“药物”早已生在他的血液里。不过在战争与那导成革命的国内危机这些大事变的背境中，那些毒药的表现特别刺目些罢了。拉斯布丁倒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简单地评论沙皇道：他“内里的东西不够。”

　　这个阴暗、平淡与“颇有教养”的人，却是残酷的。并非可怕的伊凡或彼得大帝那种积极的、为要追求历史目的而发挥出来的残酷——尼古拉第二的残酷与它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它乃是末代子孙为自己的末运所惊骇而发生的懦怯的残酷。早在本人统治的曙光期内，尼古拉就称赞法朗高利团的士兵为“好小子”，因为他们枪杀了工人。他老是“快意的读着”如何用鞭子抽打“剪发的”女学生，或在虐杀犹太人之时，人们如何打破了无防御力之人的脑盖的报告。这个戴着皇冠的痞子，全心全意地倾慕着社会的败类，与黑色百人团的流氓，他不仅慷国库之慨，给他们很多的钱，而且还爱跟他们谈论关于他们的事业，且当他们偶然杀害了反对派的议员时，还会原恕他们。维特，镇压第一次革命时那个政府的领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些队伍的官长从事于无益暴行的消息传到皇上的耳中时，总会得到他的赞许，而且无论如何他总加以袒护。”当波罗的省总督要求撤换一个名叫立希脱尔的中尉，因他“但凭己意不经审判而处决好些无抵抗的人”时，沙皇在他的报告上批复道：“呀，多么好的小子！”这样的怂恿是多到无量数的。这个“迷人者”，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想象力，比古今史上的一切暴君都更加可怕。

　　沙皇受着沙后的很大影响，这影响是随着年月之进展与困难之加大而增长着。他们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统一体。便是这个统一体，也已能表示出在环境的压力之下，个人要靠团体来补充到何种程度了。不过首先还得讲沙后本人。

　　大战时法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毛利斯·巴雷奥老格，是精通了法国学士院会员与女管门人的心理的，他给这位末代沙后绘了一帧仔细润饰过的小像：“道德上的不平和，间歇性的忧愁，无限的烦闷，精力盛衰的交替，关于彼岸与冥界之痛苦的思想，迷信——所有这些特点，那样清楚地表现于皇后的个性中的，难道不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吗？”不管这话是怎样的希奇，但在这个稍带甜味的谎语中，也确有着真理的粒子。无怪俄国的讽刺家萨尔透可夫要称那些由波罗的省男爵出身的大臣与省长们为“具有俄国灵魂的德国人”了，因为无疑地，正是那些与人民绝无关系的外国人，造就了“真正俄国”行政家的最纯粹的文化。

　　但依巴雷奥老格的话说来，沙后既那样彻底地把握着俄国人民的灵魂，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公开地仇视她呢？回答很简单：为要替自己新的处境作辩解，这个德国妇人便以冷酷的愤怒之情，采取了俄国中世纪制度（所有中世纪制度中之最贫乏与最丑陋者）的一切传统与训诫，但在这个时期，人民却正用了很大的力气，要从自己中世纪式的野蛮中解放出来呢。专制魔鬼确实迷住了这个黑森邦[3]的公主：她从自己的穷乡僻壤高升到拜詹廷专制主义的顶点，自然无论如何都不愿把它放手了。在正统派宗教中她找到了能适合于她的新命运的神秘主义与魔道。她愈加不屈不挠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则旧制度的丑陋便愈加显得赤裸。沙后以强有力的性格，与坚峻的热情补充着那个没有意志的沙皇，并且统治着他。

　　1916年3月17日，即在革命之前一年，那时这苦恼的国家已经在失败与破灭的挟榨机中压扁了，沙后给总司令部的丈夫写信道：“……你不应该施恩，组织责任内阁等等——不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事情。这一定得是你的战争与你的和平，光荣是你的与我们祖国的，决计不是国会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无论如何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这在无论哪一方面说来，都是一个完备的政纲。坚定地控制着这个经常动摇的沙皇的，正是她。

　　自从尼古拉出宫，来到军中，担任虚有其名的总司令以后，沙后便公然处理着内部的事情。大臣们进奏于她，仿佛到一个摄政的女皇那里去一样。她和宫廷中小范围内的近幸们进行阴谋，反对国会，反对大臣们，反对总司令部的将军，反对全世界，而且部分地也反对沙皇。1916年12月6日，沙后写信给沙皇道：“……既然你说要保留泼劳讨包包夫，他（脱连包夫首相）怎么敢出来反对你？把你的拳头敲着桌子，别让步，要做主人，要听你坚决的小妻子与我们‘朋友’的话，相信我们。”三天后，又写道：“你知道你是对的。高高地抬起你的头。命令脱连包夫跟他共同工作……把你的拳头敲着桌子。”这几句话仿佛是虚构出来的。但它们却摘自原信。其实要虚构也不能虚构到这个样子。

　　12月13日，沙后又唆使沙皇道：“只是不要答允责任内阁，所有的人都为它发狂。一切事都平静些与好些了，不过大家都要感到你的手腕。多么久了啊？已经整整几年了，人们对我说着同样的话：‘俄罗斯爱感受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这个信奉正教的黑森邦女人，受温莎尔的（指英国王族。——译者）教育与头上戴着拜詹廷的皇冠，不仅是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且还有机地鄙视着这个灵魂：他们的天性需要鞭子，这是俄国沙后在皇朝崩落之前一月有半，给俄国沙皇写的信中论到俄国人民的一句话。

　　沙后的性格虽然优越，但在知识上却并不高于丈夫，甚至还比他为低；她之渴望处身在傻瓜笨蛋们中间，比她的丈夫更甚。沙皇与沙后和女官维罗博娃间那种亲密的与长期的友谊，可使我们测量出这对专制夫妇的精神高度。维罗博娃自称笨人，这倒不是谦虚。维特，人们不能否认他具有正确的眼光，他批评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愚蠢的彼得格勒的姑娘，不美丽，像是饼干粉中的水泡”。年老的显官们，大使们与财政家们，奴颜婢膝地和这个贵人勾搭，她的智慧仅足以不忘了自己的钱袋，然而沙皇与沙后却曾和这个人在一起度过长长的时间，曾同她讨论大事，曾与她通信，或在通信中谈到她。她比国会，甚至比内阁都更有势力。

　　不过维罗博娃本人只是那个“朋友”与帝后之间的媒介罢了，“朋友”的权威超过了所有这三人，沙后给沙皇写信道：“……这是我私自的意见，我将弄清楚我们的‘朋友’的意见如何。”“朋友”的意见就不是私自的了，它能决定问题。“……我是坚决的”，几星期之后沙后坚持说：“不过听我的话，那意思也就是听我们的‘朋友’的话，以及在所有的事情上相信我们……我为你痛苦，像为一个柔弱与软心的小孩而痛苦一样，——小孩需要领导，但当上帝派了一个人来告诉他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却听从坏的顾问。”

　　由上帝派来的“朋友”——就是格里高利·拉斯布丁。

　　“……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祈祷，又给我们帮助，那末万事皆好了。”

　　“假使我们没有‘他’，那早已万事皆休，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

*　　　　　　　　　　*　　　　　　　　 *

　　在尼古拉与亚历山大拉（沙后名。——译者。）的整个君临期内，不仅从全俄国，而且还从各国输入了符咒师与女巫到宫廷里来。设立了一些专门探访巫师的大官，他们会依次围绕在某一个代神发言者的周围，在皇帝之前组成一个有力的上议院。其中不乏具有伯爵夫人名号的伪善的老妇，有终日无事颇觉疲倦的官员，也有雇佣着整个内阁的金融巨头。东正教的高级僧侣以忌嫉的眼光，看见了催眠术家与魔法家之间的未曾特许的竞争，于是急忙打道，升入到阴谋的中央圣殿里去。维特为要反对这个统治的小组，曾两次受挫，他称它为“生瘫病的宫廷狗党”。

　　朝廷愈加孤立，皇帝愈觉没有保障，那他愈加需要彼岸世界的帮助。某些野蛮人为要求情，便用绳子缚住一小块板在空中摇动着。沙皇与沙后则利用小板来谋达许多极其不同的目的。在沙皇乘坐的车厢里，发见了一个完备的礼拜堂，其中有大小神像，与各式各样祭祝的物件，这些东西他最初用以对敌日本的，后来用以抵抗德国的炮火。

　　宫廷中人的程度，本是代代相承，无有变化。在那个被称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治下，大公爵们是真心相信着家鬼与女巫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治下，并不见得好些，只是比较的平静些。“生瘫病的狗党”从来存在，不过分子变换着，方法更新着罢了。尼古拉第二并不曾创造，只是从他祖宗那里继承着野蛮中世纪的宫廷风气。可是，在这几十年中，国家却改变了，任务复杂了，文化提高了，而宫廷中人就显得落在很远的后面了。如果皇朝在鞭笞之下向新势力让了步，那它在内心里却是完全不能现代化的，它反而闭关起来，当它尚未成为笼罩全国的一种讨厌的恶梦时，中世纪制度的精神早在仇恨与恐怖的重压之下凝厚起来。

　　将近1905年11月1日，即在第一次革命最紧急的时期，沙皇在日记上写道：“我们认识了一个神人，格里高利，来自土包尔斯克省”。这就是拉斯布丁，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头上有一个光光的创疤，是因为当年偷马给人打伤了的。这个“神人”在恰好的时期出来，很快便找到了达官们的帮手，更确切地说，倒毋宁是他们找到了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小团体，它紧紧地抓住了沙后，复经她而牢牢地抓住了沙皇。

　　从1913年至1914年间的冬季起，在彼得堡的最高社会中已经公开谈论着：一切最高官员的任命，官职之设置与契约的订定，都惟拉斯布丁的一党是赖。“长老”本人逐渐变成国家的一种机关了。他很周密地由卫队保护着，而与他竞争的阁员们则以同样周密的态度追踪着他。警察厅的侦探们在日记上每小时都记着他的生活，而且也没有漏掉了这个报告：当他访问故村包克洛夫斯基时，拉斯布丁喝得多醉，且和自己的父亲怎样作流血的斗殴。在同一天，即在1915年9月9日，拉布斯丁打了两个亲善的电报：一个给住在皇村的沙后，另一个给那住在总司令部的沙皇。

　　侦探们用史诗的笔调，每天登记着这位“朋友”的酒宴。“今天晨间五时回来，极醉。”“从25日至26日那个夜里，女伶V和拉斯布丁过夜。”“他同亲王夫人D.（沙皇宫中某侍从官之妻）来到亚斯多里亚旅馆……”，这里并列地又写着：“大约在晚间11时从皇村回家。”“拉斯布丁同亲王夫人Sh.回家，颇醉，不久又一共出去。”次日清晨或晚间，他旅行到皇村去。对于侦探所发那个具有怜惜之意的问题：为什么“长老”总是思索着？所得的回答是：“他决不定究竟召集国会呢，还是不召集。”以后记的又是：“晨间五时回家，醉得很。”这样地，在长年累月中，那调子总是在三个键上弹着：“醉得很”，“颇醉”，“极醉”。这些有关国家的重要报告汇编在一起，且由宪兵长官格洛巴乔夫将军签署作证。

　　拉布斯丁势力的全盛时代延长了六年，即皇朝最后的几年。“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尤苏博夫亲王（他在某种限度以内也是这种生活的一个参加人，后来他杀死了拉斯布丁）说道：“变成为一种永无间断的欢宴，变成为一个突然走运的囚犯的泥醉的纵乐。”国会议长罗将柯写道：“我手里有一大堆母亲们写来的信，她们的女儿给这个无耻的淫棍污辱了。”同时，彼得格勒区的大司教必脱里姆，与差不多目不识丁的大主教伐尔那伐，却是仗拉斯布丁的力量而得到这两个位置的。神圣宗教院的总检事萨勃来尔，长期间由拉斯布丁支持着，而拒绝接见“长老”的高高夫次夫首相，则是凭拉斯布丁的意志撵走的。拉斯布丁在任命史朵梅尔为内阁会议主席，泼老讨包包夫为内务大臣，拉也夫为宗教院新的总检事长，以及任命其它的许多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巴雷奥老格设法跟拉斯布丁见到了面，同他接吻，并且喊道：Voilà un veritable illuminé（呀，这才是一个真正得天启的人！）他这样干，为的是要获得沙后的欢心，以期有利于法国的事业。“长老”的财政代办犹太人谢曼诺维奇——此人在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一个俱乐部里的赌徒与重利盘剥者——经过拉斯布丁，把那个全无信义的家伙道勃罗伏尔斯基弄上去做司法大臣。

　　关于新的任命，沙后给沙皇写信道：“你把这张小小的名单保留在身边，我们的‘朋友’请你关于所有这些人都和泼老讨包包夫讨论一下。”过了两天：“我们的‘朋友’说，史朵梅尔还可以当几天内阁会议的主席。”又说：“泼老讨包包夫在我们的‘朋友’之前表示尊敬，他将有福了。”

　　在这几天中的一天，即当侦探们登记着酒瓶和女人的数目那几天中的一天，沙后在一封写给沙皇的信中悲叹着道：“人们责备拉布斯丁，说他吻抱女人等等。读读使徒们的行传好了，——他们吻抱所有的人作为敬礼的表示。”引证《使徒行传》也不见得能叫侦探们信服。在另一封信中，沙后走得更远，她写道：“在晚祷时，我那样的想起我们的‘朋友’：文人和法利赛人怎样地迫害基督，他们假装出是完人的样子……但是实际呢，在自己的国度里并没有先知。”

　　将拉布斯丁与基督相比，在宫廷范围中是习以为常的，而且决非偶然。沙皇夫妇在历史的威力之前所感到的惊恐是太尖锐了，以致他们不能自满于非人格的神与福音书中基督那个若有若无的影子。应该让那个“人子”重新降临。在拉布斯丁的身上，这个被遗弃的和临终挣扎的皇朝，找到了一个按照自己形象做成的基督。

　　旧朝的参议员塔庚崔夫说道：“如果不曾有拉布斯丁其人，那也得造出一个来的。”这几字所含有的意思，比写这几个字的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假使我们把流氓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了解成社会下层一些反社会的寄生分子的极端表现，那我们能有十足的权利称拉布斯丁主义为戴上皇冠的登峰造极的流氓主义。

　　[1] 维特(1849～1915)，自由主义官僚。1905～1906年为沙俄立宪政府第一任首相。1905年10～12月，他一面建议沙皇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人民一定政治权利，同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入阁的谈判；一面派兵镇压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C.R

　　[2] 印度最下等的流氓。——译者

　　[3] 黑森邦属德，本为一公国。——译者。

第五章 宫廷革命的思想

　　统治阶级既然想避免革命，究竟为什么不企图除掉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呢？他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不敢。他们既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且也缺乏决心。宫廷中革命的思想悬在空中，一直等国家革命来把它淹没。只为要更明白地懂得在革命爆发的前夜，皇朝与贵族官僚及资产阶级的上层间的相互关系起见，我们就不得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占有阶级由于他们利益、习惯与卑怯使然，是十足的皇党。不过他们要一个没有拉斯布丁的皇朝。皇朝则回答他们道：接受我目前的样子。关于廉洁内阁的要求，沙后对他们的回答是从拉斯布丁的手里拿过一只苹果来，送给总司令部里的沙皇，要求沙皇吃这苹果，以便增强自己的意志。“记着吧，”她发誓地说，“甚至费列泼先生（一个法国骗子催眠术家）都说，不能答允宪法，因为这将是你与俄罗斯的同归于尽……”“你要做彼得大帝，做可怕的伊凡，做保罗皇帝——把一切践在脚下！”

　　这是恐惧迷信与对于国家之恶毒的见外心的一种多么可憎的混合品呀！固然，至少在最上层，沙皇的家庭仿佛还不是那样孤单的，因为拉斯布丁总是被上流社会太太们的星宿所包围，而妖术也已普遍地统治了贵族。但这种恐惧的神秘主义并不是联络人，而是相反地分散人的。每一个人都依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许多贵族家庭拥有各自竞争的圣者。甚至在彼得格勒最上层的社会中，沙皇家庭也恰好被看成是染上瘟疫似的，被用一种不信与仇恨的避疫隔离物所包围着。女官维罗博娃记忆道：“我深深地意识到与感觉到所有在我们周围的人，对于那些我尊之为神的那些人，怀有一种恶意，而且我觉得这种恶意具有同样可怕的广度。……”

　　在战争的紫色背景里，在地下震动的明显的辚辚声中，特权者并不片刻拒绝生之欢乐，相反的，他们贪婪地吞咽着这些欢乐。但在他们的宴会里，却愈加经常地会出现一个骷髅，动着指头的小骨节来叫人害怕。那时，他们开始觉得，一切不幸都在于“亚里丝”[1]那种讨厌的性格，在于沙皇的阴险而缺乏意志，在于那个贪婪的傻瓜维罗博娃，在于那头盖骨上有一个伤疤的西伯利亚基督。预兆着不可忍受的潮浪冲过了统治阶级，痉挛地从周围紧逼到中心，愈来愈使那住在皇村里的可恨的最上层孤立起来了。维罗博娃在自己那本一般说来是极其虚伪的《回忆录》中，很明显地表示出这个最上层当时的感觉：“……我曾一百次地自问：彼得格勒的上流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都在精神上生了病吗？或者染上了在战时猖獗的某种瘟疫吗？难于了解，不过事实是如此：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种反常的兴奋状态中了。”

　　罗曼诺夫氏广大的家族，所有这些贪婪、骄横与大众所仇视的这一群大公爵与大公主们，都属于这些神志颠倒者之列。害怕得要死，他们拼命想从那往自己身上紧迫拢来的圈子中解脱出去，他们在佛龙特（见注释[2]）化的贵族之前低头，窃窃私议着这对沙皇夫妇，他们相互鼓励着，并且还鼓励着自己周围的人。尊严的皇叔们给沙皇写了一些劝告的信，人们在尊敬的口吻里，听得到骂詈与切齿之声。

　　已经在十月革命之后了，泼老讨包包夫虽然不很文学地，但是有声有色地描写着上流社会的情绪：“革命之前，甚至最上等的阶级都佛龙特化了。在上流社会的客厅与俱乐部里，对政府的政策作严厉的与非善意的批评；沙皇家庭中所形成的关系，被他们探究着与讨论着；关于国家元首的小故事，在他们中流传着；诗也写出来了；许多大公爵公然出席这些集会，他们的出席，在群众眼中，使这些讽刺的故事与恶毒的夸张具有特别的可信性，这种玩意的危险性，他们直到最后关头都还不曾意识到。”

　　关于宫廷近幸党的谣言，又因人们指责它亲德，与甚至指责它直接通敌，而特别厉害了。这位喧哗的但不很可信的罗将柯干脆声明道：“气味之相投与他们中间的联系，就逻辑上的看来是那样清楚的，以致德国参谋部与拉斯布丁一群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对于我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为这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简单求助于“逻辑上的”清楚性，大大减弱了这一证词的坚决语气。就是革命之后，拉斯布丁党羽与德国参谋部间的关系也不曾发见任何证据。关于那所谓“亲德派”问题，事情却属相反。当然，事情并不关于那德国妇人——沙后，首相史朵梅尔，伯爵夫人克拉密黑尔，宫内的大臣弗里特立克斯伯爵，以及其他具有德国姓氏的人们的民族同情与反感。老的女阴谋家克拉因密黑尔的那本厚颜无耻的《回忆录》，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欧洲各国的上层贵族具有怎样超民族的性质，他们因出生，承袭，对于一切较下等级的鄙视,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由于在古旧的城堡中，时髦的避暑山庄中，与在欧洲的宫廷中那种国际性的通奸，结合在一起了。比较得更为真实的，倒还是宫廷婢仆们对于法兰西共和国的阿谀的律师所表示的反感，与反动家们——不管他们具条顿式或斯拉夫式的名字——对于柏林政制的真正俄罗斯精神所表示的同情；因为它老是以那些涂腊的胡须，伍长的姿势与自满的愚蠢叫俄国的反动家们感受到深刻的印象。

　　但解决问题的并不是它。危险性是从局势的本身的逻辑中发生出来的，因为宫廷不能不从单独媾和中找到得救之道，所以局势愈危险，它就愈加坚决地要单独媾和。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自由主义以它自己的领袖为代表，曾企图保留单独媾和的机会，以便自己将来踏上政权。但正因为如此，它便进行猛烈的爱国主义的鼓动，用以欺骗民众与恐吓宫廷。宫廷近幸党在这样尖锐的问题上，不敢在时机未成熟之时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甚至不得不伪装一般爱国主义的口吻，而同时则为单独媾和寻找根基。

　　曾任警察厅长的柯尔洛夫将军，属于拉斯布丁的宫廷近幸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然否认自家的主人与德国人联络或对他们同情，但他立刻又补充道：“史朵梅尔的意见以为对德作战乃是俄国的最大不幸，这战争并没有任何严重的政治理由，为了这意见，人们是不能责备他的。”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具有这样有趣的“意见”的史朵梅尔，却是一个正与德国作战的国家的政府领袖呢。沙皇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泼老讨包包夫，当自己踏进政府的前夜，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家进行谈判，并将这些谈判报告给沙皇。拉斯布丁本人，就据那位柯尔洛夫将军说，“认为与德国作战对于俄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最后，皇后在1916年4月5日写信给沙皇道：“……他们不敢说‘他’（指斯拉布丁——译者）与德国人有什么共通的东西，他像基督一样，对一切人都仁慈与宽大，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无论属于哪一宗教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都应该如此。”

　　当然，与这个永不脱离沉醉状态的真正基督徒沆瀣一气的，不仅是骗子，高利贷者与贵族的媒婆，而且还有真正的间谍，这是十分可能的。这样一种“关联”当然不能除外。但立于反对派地位的爱国家们却更广泛与更直接地提出问题：他们直接地说沙后叛国。邓尼金将军在其远在以后才写的《回忆录》中作证道：“在军队中，毫不顾时间或地点，人们高声谈论着皇后坚决要求单独媾和，又谈着她之出卖吉钦尼尔上将，仿佛她曾把上将来俄访问一事通知了德国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情形在军队的情绪上，在它对皇朝与革命的关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个邓尼金告诉我们说：已经在革命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对于皇后叛国这一个直率的问题，“含糊与勉强地”回答道，当他在检查文件时，在沙后那里发见了一张地图，上面详细注明着全线军队的地点，又说这事情对他，阿列克谢耶夫，发生了一个痛苦的印象。……接着，邓尼金意味深长地加添一句道：“其他不再说一句话，他改变了话题。”不管沙后那里有没有这样一张神秘的地图，但不幸的将军们显然不反对把自己战败的一部分责任，转嫁于沙后身上。这个在军队中爬行着的关于宫廷叛国的责难，无疑地，主要是从上而下，即从无能的司令部里传下来的。

　　但假使沙后本人把军事秘密，甚至把同盟军主将们的头颅，都出卖给德皇威廉，而沙皇则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着沙后，那末除了解决掉这对沙皇夫妇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军队的与反德派的首领都算是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那末仿佛由于职位之故，他会被推举出来作宫廷革命的最高维护者了。因此，在拉斯布丁与沙后的坚持之下，沙皇便撤了大公爵的职，将总司令的位置拿在自己手里。可是沙后甚至连职务移交时叔侄会面都觉得害怕。她给总司令部里的沙皇写信道：“亲爱的，你要竭力小心才好呢，别让尼古拉夏逼你答允什么，或逼你做别的什么事，——你要记得，这是格里高利将你从他以及他的恶人那里救出来的……你要凭俄罗斯之名记得：他们要干些什么；他们要撵掉你（这不是私议，奥尔洛夫那里已经有一切文件），要将我送进修道院。……”

　　沙皇的兄弟米哈依尔对罗将柯说：“全家都知道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是多么的有害。只有一些卖国贼包围着我的兄弟与她。一切有品格的人全走了。但是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了：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

　　大公主马丽亚·巴夫洛夫娜在自己儿子的面前，坚持要罗将柯发动“除去”沙后。罗将柯提议把这次谈话作为不曾有过，否则，他为誓言所拘束，必须报告沙皇说：大公主向国会议长提议毁灭皇后。这样一来，这位伶俐的侍从长官便把一个弑后的问题，变成可爱的上流社会的笑谑了。

　　有时内阁本身也会立于沙皇之尖锐的反对地位。还在1915年，即在革命之前一年有半，在政府的会议中公然发表演说，这些演说便是目前看来，也仿佛是不可置信的。陆军大臣波立凡诺夫说：“只有与社会妥协的政策才能挽救局势。目前这种动摇的堤岸不能预防灾难。”海军大臣格里高老维奇说：“连军队都不相信我们，等待着变故，这不是秘密。”外交大臣沙尚诺夫说：“沙皇的民望与他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大地动摇了。”内政大臣谢巴刀夫说：“在这正在形成的局势中，所有我们这几个人都不适宜于统治俄国……需要一个独裁，或者是一个妥协的政策。”（1915年8月21日会议。）无论独裁，无论妥协，都已经不能有所帮助了；无论这，无论那，都已经不能实行了。沙皇不敢实行独裁，拒绝采用妥协政策，又不接受那些自然认为不合适的大臣们的辞呈。保管文件的那个最高官在大臣们的演词上加了一句按语道：显然我们都得吊死在街灯柱上了。

　　在这样的自觉中，如果连官僚方面都说必须实行宫廷革命，把它当作预防日益增展的革命之唯一方法，也就不足怪了。有一个参加这样谈话的人回忆道：“假使我闭上了眼睛，那我会以为是处身在激烈革命者的社团之中。”

　　一个宪兵上校，特别研究南俄的军队情形，在报告中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画：由于宣传之力，特别是说沙皇与沙后亲德的宣传，军队已能接受宫廷革命的思想了。“这种意义的谈话，在军官们的会议中是公开进行的，并不遭到最高指挥官方面的必然的反对。”泼老讨包包夫从他自己的一方面来证明道：“最高指挥官中有许多人同情宫廷革命；有些个别的人则与那所谓进步联盟的主要分子发生关系，或受他们的影响。”

　　后来臭名洋溢的海军大将高尔却克，当他的军队被红军摧毁以后，在苏维埃的侦查委员会之前供述道：他同国会里的许多反对派分子有关系，他欢迎他们的讲演，因为“对那存在于革命以前的政权，他的态度是反对的。”不过高尔却克并没有说到宫廷革命的计划。

　　当拉斯布丁被杀与接着因此而放逐了大公爵们之后，上流社会中特别高声地谈到宫廷革命的必不可少。尤苏博夫亲王讲述道：当大公爵地米脱里在宫中被捕，好多部队里的军官跑去见他，向他提议各种坚决的行动计划，“对于这些，他当然不同意。”

　　同盟国的外交界，至少是英国大使，认为是参与这个阴谋的。英国大使在1917年1月间，无疑由于俄国自由派的唆使，曾企图去影响尼古拉。事先大使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允许。尼古拉注意地与客气地听大使讲话，对他表示谢意，然后——谈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了。泼老讨包包夫报告尼古拉说：布哈南（英驻俄大使——译者）与进步联盟最主要的人物有关系，提议派人监视英国大使。尼古拉仿佛不赞成这个提议，觉得监视大使，“与国际传统不符”。同时柯尔洛夫却毫不隐讳地说，“密探机关每天注意着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与英国大使的关系。”因此，国际传统倒丝毫不会碍事。但破裂了国际传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帮助：便是这样也不会破获什么宫廷阴谋。

　　事实上有这样的阴谋存在吗？没有东西能证明它。它太广泛了，这“阴谋”，包括着太多与太杂的方面，以致无法成为阴谋。它悬挂在空中，好像是彼得格勒社会上层分子的情绪，好像是一个模糊的赖此可以得救的思想，又好像是一个失望时的口号。但它不会能凝固到实际计划的程度。

　　十八世纪上层贵族，曾不止一次地用囚禁或窒死不良皇帝的方法，来实地改正皇统继承的次序。这手术最后一次在1801年施用于保罗沙皇。因此，我们不能说宫廷革命违反了俄罗斯皇朝的传统：相反地，它已成为此种传统之固定的成分。可是贵族很久以来便已自觉到坐鞍不稳了。他们把窒死沙皇的荣誉让渡给自由资产阶级。但后者的领袖们却并不表示出较大的果敢。

　　革命后，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把自由派的资本家——古契柯夫与德列钦可，与接近他们的将军克里木夫，当作阴谋家的核心。这位在当年反英的包尔人的军队中当过志愿兵，善于决断的古契柯夫，这位带有踢马刺的自由主义者，一般地在“社会舆论”方面看来，仿佛应该是一个最适宜的阴谋人物了。事实上也不会是那个唠叨的教授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无疑地曾不止一次重温着那个便捷之一击的思想，即用一团禁卫的兵来代替革命与预防革命。维特早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谈到过古契柯夫，他恨他，把他说成为一个少年土耳其党对付不合适苏丹的那种方法的崇拜者。可是即使在年青时代也不会发挥出少年土耳其党勇敢的古契柯夫，却已大大地老成起来了。而重要的则在于这个斯托雷平的战友，竟不能不看到俄国环境中与古旧土耳其情形之间的差别，竟不能不自问：宫廷革命是否会既不能成为预防革命的方法，反而变作融化冰山的一个最后的推动力；并且这样一来，是否会弄成药物较疾病的本身更易致命呢？

　　在论及二月革命的文献中，总是把宫廷革命的准备，当作一个确定的事实来谈。米留可夫是这样说的：“在二月间，已计划着实行它了。”邓尼金则把实行期挪至三月。二人都提起那个“计划”：要半路截留沙皇的火车，请求逊位，如遭拒绝，（他们认为一定拒绝的）就予沙皇以“肉体上的消除”。米留可夫又加添一句说因预见到革命的可能，进步联盟的领袖们（他们没有参加阴谋，没有“确切地”得到它准备的情报），便在狭隘范围内进行讨论：当政变胜利之时，如何加以较好的利用。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品，也相信那个政变已有实际准备的故事。由于这个例子，恰巧我们可以探究出：传说在历史科学中是多么容易地与巩固地取得一个地位。

　　阴谋之重要的证明，乃是被人们常常提起的罗将柯那个颇有声色的故事，但这故事所证明的，恰恰就是此种阴谋之未曾存在。1917年1月，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回到首都，在国会议员的面前抱怨道，目前的情形是不能继续的了：“假使你们决定采取这个极端办法（撤换沙皇），那我们会拥护你们。”假使你们决定！……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气愤地喊道：“当他正在毁灭俄罗斯时候，是不必怜悯与姑息他的。”在喧嚷的辩论中，不知是真还是假，据说勃罗西洛夫说了这样的话：“假使要我们在沙皇与俄国之间挑选一个——那我就追随俄国。”假使要！年青的百万富翁德列钦可的发言，有似一个不屈的弑君者。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说：“将军的话是对的：政变不能避免。……但是谁决定去干呢？”问题正在这里：谁决定去干？罗将柯陈述的要点就是它，所以他本人起来反对政变。在以后几星期的过程中，计划显然丝毫都不曾进行。关于截留沙皇火车的话不断地谈着，但是谁去实行却完全不知道。

　　俄国的自由主义在比较年青之时，常用金钱与同情支持革命的恐怖主义者，希望借用他们的炸弹，将皇朝驱入它的怀抱。在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中，没有一个是惯于将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不过起主要作用的终于还不是个人的恐惧而是阶级的恐惧，他们考虑着：现在固然不好，但也许还会更坏呢。无论如何，假使古契柯夫，德列钦可与克里木夫真正决心实行政变，即是说，他们动员了力量与手段，实际地准备了它，那末在革命之后，这事情一定会十分明确地大白于世，因为参加者，尤其是那些年青的实行者（这些人应该需要得不少），没有任何理由要把那“差不多”已经完成的事业保持沉默，因为在二月之后，这资格只能保证他们的宦业。然而，这样的表白却不曾有过。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古契柯夫与克里木夫的政变，只不过在饮酒抽烟时的一些爱国的慨叹罢了。思想轻浮的贵族佛龙特派，与身价重实的财阀反对派一样，都无心用行动来改正一个不利于己的天意的行程。

　　1917年5月间，自由派中最会说漂亮话与最空洞的人们之一——麦克拉可夫，在国会（革命将把它和皇朝一起扫除，）的秘密会议上喊道：“假使子孙们将来要咒骂这次革命，那他们也要咒骂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及时地从上而下用政变来预防它！”再过一些时，克伦斯基已经亡命国外了，也将跟着麦克拉可夫悲叹道：“是的，俄国有选举权的公民，来不及实行及时的从上而下的政变，（关于这，人们说了这么多的话，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来不及预防国家之自发的爆裂。”

　　这两种叹息完成了一幅图画，它表示出：便是在革命业已施展了它一切不可克制的力量之后，受过教育的俗子们却还在想着：当初如果“及时”掉换了一个皇朝的头目，还是能预防革命的！

*　　　　　　　　*　　　　　　　　 *

　　要干“大的”宫廷革命虽缺乏决心。但由此却发生了一个小革命的计划。自由派的阴谋家不敢选择皇朝的主角；大公爵们便决定选择皇朝的后台提示人：他们把杀死拉斯布丁看作挽救皇朝的一个最后方法。

　　娶罗曼诺夫氏一个女子为妻室的尤苏博夫亲王，牵涉于大公爵地米脱里·巴夫洛维奇与皇党议员卜立希开维奇的案件中。他们还想把自由派麦克拉可夫也牵涉在内，显然要使那次暗杀具有“全国民”的性质，这个著名的律师，很聪敏地拒绝了，却供给阴谋者以毒药。这是一个很时髦的细节！阴谋者倒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觉得罗曼诺夫氏的汽车很容易把杀死了的尸体运走，所以大公爵的徽章找到用处了。其他的情形是照那种迎合低级趣味的电影剧本排演的。在12月16日至17日的那一个夜里，拉斯布丁被诱赴小宴，见杀于尤苏博夫的私室之中。

　　统治阶级，除了狭小范围的宫廷近幸党与神秘主义崇拜者之外，都把拉斯布丁的被杀当作一种救命的行为来加以欢迎。在家中被捕的大公爵，——他的两手，据沙皇说，还染着农民（虽然是基督，也还是农民！）的血——得到一切居住在彼得堡的皇族的同情访问。沙后的同胞姊妹——大公爵塞尔的寡妇，来电说她替凶手们祈祷，祝福他们的爱国行动。报纸，在未被禁止提起拉斯布丁之时，登载着狂欢的文章。在戏院中，人们企图以示威的方式来对凶手们表示敬意。行人在街上相互道贺。尤苏博夫亲王回忆道：“在私人的住宅中，在官场的会议里，在酒楼中，人们都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在工厂中，工人们为我们高呼万岁。”工人们得知了拉斯布丁被杀之后并没有表示不快，这是完全可以承认的。但他们的高呼“万岁”，与复兴皇朝的希望却毫无共同之点。

　　拉斯布丁的宫廷近幸党隐匿起来了，待机而动。他们神秘地埋葬了拉斯布丁，隐瞒着全世界：沙皇，沙后，沙皇的女儿们与维罗博娃；如果围绕在这个被大公爵们所杀的、这个神圣的“朋友”、这个过去的偷马贼的尸体之旁，沙皇的家庭一定会觉得是自身之见弃于人的吧。但是，即使是埋葬了的拉斯布丁，也还不能得到平静。当罗曼诺夫氏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大拉算已被捕之时，驻扎皇村的士兵们就掘坟开棺。在被杀者的头旁，放着一个神像，上面有如下的签名：亚历山大拉、奥尔加、达将娜、马丽亚、安那斯达细亚、安娘。临时政府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派一个特使去，要把尸体运到彼得格勒来。群众反对，特使便不得不就地焚烧了尸体。

　　“朋友”被杀之后，皇朝一共还残存了十个星期。但这个短短时期仍旧是属于他的。拉斯布丁虽已不在，而他的影子却继续统治着。与阴谋者的一切期望相反，沙皇夫妇在暗杀案之后，竟以特别的决力来擢用拉布斯丁党羽中最可鄙的分子。为替拉斯布丁复仇，一个恶贯满盈的匪棍被任为司法大臣。好几个大公爵被逐出首都。谣传泼老讨包包夫施行精神术，召唤拉斯布丁的鬼魂。绝望的活索愈来愈拉得紧了。

　　拉斯布丁的被杀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绝不是那些暗杀的参加者与起意者所算到的作用。它不是减弱了危机，而是加剧了它。到处：在宫廷中，在司令部中，在工厂与农舍中，都谈论着这次暗杀。结论自然而然地得了出来：要反对患瘫病的宫廷近幸党，便是大公爵们也除了毒药与手枪之外别无他法了。诗人勃洛克关于拉斯布丁的被杀写道：“结果了他性命的那颗子弹，正落在统治皇朝的心坎。”

*　　　　　　　　*　　　　　　　　 *

　　罗伯斯比尔有一次曾提醒立法会议道，贵族的反对派削弱了王朝，唤起了资产阶级，而在它的后面却跟着民众。同时罗伯斯比尔又预言过：在欧洲的其他部分，革命将不能像在法国那样地发展得快，因为其他国家的特权阶级，已经得了法国贵族的经验了，再不会发动革命了。罗伯斯比尔给我们做了一个出色的分析，但他的预想却弄错了，即他以为法国贵族反对派的轻率的主动，给其他国家的贵族以一个一劳永逸的教训。俄国在1905年，尤其在1917年又表示出反对专制与农奴制度的因而是反对贵族的革命。在它的初步，总得到不仅是普通贵族的，而且有上层贵族中最特权分子的，甚至有朝廷中人的无系统的、矛盾的但很真实的合作。这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仿佛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冲突。但实际上，它只与该学说庸俗了解相矛盾罢了。

　　革命发生于社会的一切矛盾达到了最高度紧张的时候，但这时候所造成的局势，甚至对于旧社会的各阶级，即命定着要破灭的各阶级也是不能忍受的。我们虽不愿把生物学的比喻看得比它所应得的意义更重，但还是值得提起这一类比喻。分娩这个行为在某个时机，无论对于母亲的机体或它的产儿，都同样地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的反对派，表示出他们的传统社会地位与社会继续存在的要求间之不能相容。一切都开始从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手中溜出去了。贵族自觉到处身于大众仇视的焦点，便把罪恶推卸给官僚，后者又责备贵族。然后，共同地或单独地，他们就把自己的不满向他们政权的皇冠发泄。

　　有一时曾被召入阁，服务于贵族等级机关的谢巴刀夫亲王说道：“萨马林和我——都是省里贵族的领袖。自今以前，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作左派，我们也不曾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物。但我们两人都不能懂得国内这种情形：皇帝和他的政府竟会和一切理智健全的（革命的阴谋是不值得谈的）社会——即和贵族，商人，城市，‘地方自治会议’，甚至和军队，都发生激烈的不同意见。如果在上面的人不愿意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我们的责任所在，只有告退。”

　　贵族看出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皇朝之盲目或失去了理智。特权等级不相信已根本没有能调和新旧社会的政策；换句话说，贵族不肯自安于它的末运，于是把死前的苦恼，转变为反对旧制度最神圣的力量，即反对皇朝的一个反对派。贵族反对派的尖锐性与无责任性，原因在于历史对于上层贵族的溺爱，以及它之不能忍受自己在革命中所感觉到的恐惧。贵族佛龙特派之无系统性与矛盾性，要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即这一反对派的阶级是没有出路的。正和一盏灯相似，在它熄灭之前，发出一下光亮的、虽然带烟的火光，——贵族在消逝之前，也发出了反对派的闪光，它给自己的死敌帮了极大的忙。这样就是那个过程的辩证法，它不仅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学说才能加以解释。

　　[1] 即沙后亚历山大的呢称。——译者。

　　[2] 找不到译者的注释。英译本附录特殊名词注释中这一词条解释是：佛龙特(frondeurs)，译名投石党，本是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幼未亲政时的贵族反对派的名称，后来泛指统治贵族中的反对派。－C.R

第六章 皇朝的临终挣扎

　　皇朝像一只腐烂的果子，在革命还来不及解决其最迫近的一个任务之前，它就因震动而掉下来了。如果我们不企图指出皇朝倾倒时的情形，那我们描写的旧统治阶级的面貌，还是不完全的。

　　沙皇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里。他这时到那里去，并非因为那边需要他，而是要逃避彼得格勒的纷扰。宫廷史官杜平斯基将军，与沙皇一起在司令部，在他的日记上记着：“这里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切都会照旧的。不会因他（沙皇）而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只因偶然的外来的原因，会使什么事情改变吧。”……2月24日，沙后给司令部里的沙皇写信，照例用的是英文：“我希望国会里的克特林斯基（指的是克伦斯基）会因他那可怕的演说而受绞刑，——这是必不可少的，（战时法律，）它将成为一个榜样。大家都渴望与切盼你能够表示坚决。”25日，司令部接到陆军大臣的电报，说首都发生罢工，工人中开始骚动，但采取了对付的办法之后，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总而言之：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

　　老是教沙皇不要让步的沙后，企图在现在也保持坚决。26日，她显然打算加强尼古拉的无望的勇气，拍电给他说，“城里——平静。”可是在黄昏发出的电报上，已不得不承认“城中十分不好”了。在信里她写道：“应该干脆地对工人说，不许他们罢工，假使罢工，就将他们送上前线以示处罚。完全不需要放枪，只要秩序，以及不让他们过桥。”是的，所要的并不多：只要秩序！但重要的在于不让工人们到城中心来，让他们于愤怒的无力状态中闷死在市郊。

　　27日早晨，伊凡诺夫将军率领了圣·乔治营[1]从前线开向首都，还赋有独裁者的全权，——不过这个独裁权力须待他占领了皇村之后才可加以宣布。“再不能想像出一个更不行的人了”，后来自己也扮演过军事独裁者的邓尼金将军回忆道，“一个衰迈的老头，不懂得政治环境，已经没有了气力、精力、也没有意志与威严。”那次之所以会选中伊凡诺夫，是因为对于第一次革命的记忆：11年前他镇压了喀琅施塔得的暴动。但是这个年头逝去得并非不留踪影的：镇压者变得衰迈了，而被镇压者却长得强壮了。北方和西方的前线都奉命准备遣派军队到彼得格勒。显然地，人们以为前面还有足够的时间哩。伊凡诺夫本人觉得一切都会迅速而顺利地了结，甚至还不曾忘记关照副官到毛奇略夫的去购买食品，以便馈赠彼得格勒的好友。

　　2月27日早晨，罗将柯又给沙皇打了一个电报，他以如下的话来作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祖国与皇朝的命运就要决定了。”沙皇对宫内大臣费列特立克斯说道：“又是这个胖子罗将柯给我写这一些废话来，我对这些简直连回答都不愿意。”然而不，这不是废话呀！而且一定要回答的。

　　大约在27日中午时分，总司令部接到哈巴洛夫的一个报告，说到巴夫洛夫斯基、伏伦斯基、立陶夫斯基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诸团的哗变，并说必须从前线抽调可靠的部队回来。一小时后，陆军大臣打了一个极安人心的电报：“从早晨起，在某些军队中开始发生的骚动，已被忠于自己的责任的各连各营所坚决而有力地镇压了……我坚信马上就会平静……”但在晚上七点钟以后，就是这个倍里亚夫已经报告道：“我们用少数仍忠于自己荣誉责任的部队，并不能镇压军事哗变”，请求赶派真正可靠的军队，而且数量要多，足以“在全城的各部分同时行动。”

　　那天的内阁会议，认为这是用自己力量把那假定为一切不幸的原因，即半疯狂的内务大臣泼老讨包包夫，从自己中间除去的很好时机。同时哈巴洛夫将军发了一道命令——它是对政府保守秘密而草成的——说：遵照皇上谕旨，宣布彼得格勒戒严。这样地，人们便是在这里都还企图将热的和冷的混合起来，虽然那企图已经不再是预有成算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已经是无望的了。甚至把宣布戒严的布告在全城张贴都没有成功：市长巴尔加既不能找到浆糊，也不能弄到刷子。在这些官员之间，一般地已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黏在一块了，因为他们已属于阴影的王国。

　　最后一届沙皇内阁的主要阴影，是那个七十岁的老亲王高利津，以前他办过沙后的某种慈善机关，而在战争与革命时期将他提出来担任政府的领袖。当朋友们询问这个“好心的俄国乡绅，年老的白痴”，——自由派男爵诺尔特形容他的话——为什么他要接受这样一个麻烦的职位时，高利津回答道：“为要多一个愉快的回忆。”这个目的，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达到。末届沙皇政府在这几小时内自己作何感想，下面罗将柯所讲的一段故事可作证明。马林斯基宫里正召开着内阁会议，当群众向该地前进的第一个消息传来时，立刻把宫里的一切灯火熄灭了。统治者只希望一件事情：叫革命不要注意他们。但这消息证明是虚伪的，群众并不来进攻，当灯火重新点起来的时候，沙皇政府的某一个官员，“自己吃了一惊”，因为发见自己在桌子底下了。究竟他在那里累积了怎样的回忆，并没有记述下来。

　　不过就是罗将柯本人的情绪，显然也不是最高的。这个国会议长打了很长久的电话，企图寻找政府而未果之后，再试打电话给高利津亲王。亲王回答他道：“请你以后不要再为什么事情而找我了，我已经辞职。”罗将柯听到了这个消息，据他的一个忠实的秘书说，他沉重地倒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掩住了眼睛……“我的上帝，多么的可怕！……没有政府……无政府……流血……”轻轻地啜泣着。当沙皇政权的老鬼怪消逝之时，罗将柯觉得自己是不幸的、被弃的与变成孤儿的了。在那一小时内，他离这个思想有多么的远呢，即他明天得做革命的“领袖”了！

　　高利津在电话中的回答，得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即在27日晚上，内阁会议最后自认不能应付目前局势，且向沙皇提议请一个得众望的人来作政府首领。沙皇回答高利津道：“关于在目前环境中之更换人员，我认为不能容许。尼古拉。”究竟他还在期待怎样的环境呢？同时沙皇要他们采取“最坚决的办法”来镇压暴动。这事情说说容易，做做难。

　　次日，28日，终于连悍然不驯的沙后的精神都消沉了。“让步是必不可少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罢工继续着，许多军队转到了革命力量方面。亚里丝。”必须全体禁卫团和卫戍军的暴动，才能叫这个来自黑森邦的专制制度的狂热鼓吹者同意“让步是必不可少了”。现在连沙皇都开始猜想，“那个胖子罗将柯”所通知他的并不是废话。尼古拉决定动身去会合家属。也许总司令部的将军们在他的背后轻轻地推，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安。

　　沙皇的火车开始走得没有一点岔儿，地方长官与省长们一似往日地出来欢迎。远离着革命的漩涡，坐在习惯了的车厢里，处身于习惯了的随从之间，沙皇显然又失去了对于愈加迫近的大结局的感觉。在28日3点钟，那时他的命运已经为事件的进程所决定，他从维亚士马打电话给沙后道：“怪好的天气。希望你安适平静。许多军队已自前线撤回。你温情亲爱的尼基。”非但不让步——现在连沙后都坚持的让步——那个温情的亲爱的沙皇却从前线遣派军队。不过，虽然是“怪好的天气”，沙皇于几小时后，就要亲自遭遇到革命的怒潮了。火车开到维雪尔车站，铁路工人不再让他前进：“桥梁坏了。”这个籍口，靠得住是随从们自己捏造出来，用以缓和情势的。尼古拉企图过去，人们又企图把他经由包洛高也，转入尼古拉也夫斯基铁道；但工人们也不许他上那里去。这比所有的彼得格勒来的电报都更加清楚。沙皇和总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又找不到上自己京城去的道路。革命用了简单的铁路上的“卒”，竟“将”起王来了！

　　在火车中随侍着沙皇的宫廷史官杜平斯基在日记上写道：“大家都承认，那次在维雪尔的夜间变故，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夜……对于我是十分显然的，关于宪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它一定要采用了……大家都说，只叫跟他们，跟临时政府的人员做买卖就好了。”在降下的信号柱（它后面厚积着致命的危险）之前，弗烈特立克斯伯爵，道尔高罗基亲王，来黑登倍格公爵，所有这些高等绅士们，现在都赞成宪法了。他们甚至不再想到斗争。只叫做买卖，也就是说，只叫像1905年一样，企图再欺骗一下就好了。

　　当火车逡巡着，找不到道路的时候，沙后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沙皇，要他尽快回去。但是电报都从电报局里退了回来，上面用蓝铅笔批着：“收报人所在不明。”电报局的官员竟找不到俄国的沙皇。

　　军队奏着乐，打着旗子，向陶立特宫前进。一队卫兵在大公爵吉立尔·夫拉地米罗维奇的率领之下，跑出街来，据伯爵夫人克拉因密黑尔作证，那个大公爵突然间表示了革命态度。哨兵跑走了。亲近的人都弃宫而走。维罗博娃回忆道：“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小股的革命士兵在宫中游荡，带一种渴望的好奇心浏览着一切。当上层还没有决定怎样办的时候，下层已经把沙皇的宫殿变成了博物馆。

　　所在不明的沙皇，回转到泼斯可夫，到北方前线的司令部去，那里的司令是老将罗斯士基。在沙皇的随从中，接二连三的提出条陈。沙皇则延宕不决。当革命已经用分钟来计算的时候，他却还是用日与星期来打算。

　　诗人勃洛克用这样的特性来形容皇朝最后几月中的沙皇：“顽固而无意志；兴奋而对一切都感觉麻木；对人不信任，说话带嘲笑而谨慎，本人已不能自主。他已不能了解情势，没有明确地采取过一个步聚；而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些他本人使之掌权的人们的手中。”在2月底与3月初的那几天内，无意志与嘲笑，谨慎与不信任这些个特点，究竟应该增强到何种程度呀！

　　最后，尼古拉决定了打电报——但显然又没有打——给那个可恨的罗将柯说，为了拯救祖国，委任他组织新内阁，但替自己保留着外交，陆军与海军这三大臣的任命权。沙皇还想同“他们”做做买卖，因为“许多军队”正在向彼得格勒前进了。

　　伊凡诺夫将军来到皇村确实没有遇到阻碍。这显然因为铁路工人不决定出来和圣·乔治营冲突的缘故。后来将军承认：在路上，对于那些不恭顺的下属，曾有三四次得用“父权势力”来对付，使他们跪下。“独裁者”一到皇村，当地长官就告诉他说：“圣·乔治营如果跟军队冲突，那将危害沙皇的家属。这些官长们简单因为害怕自己遭殃，于是劝这个镇压者不要卸下行装就动身回去。

　　伊凡诺夫将军向另一个“独裁者”——哈巴洛夫，提出了十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答。这里把它们录下来，因为这是值得的：

　　得到了关于局势之毫不含糊的知照，伊凡诺夫将军“同意”叫自己这未卸的军用列车退回到特诺车站。“这样地”，总司令部里的主要人员之一，卢考姆斯基将军作结论道，“具有独裁全权的伊凡诺夫将军的这次差遣，除了丢脸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过这次丢脸具有寂静的性质，它不知不觉地被湮没在事变的波浪之中。人们可以猜度着：独裁者把食品送给了彼得格勒的亲友，还跟沙后作了一次长谈：她提起自己在病院里自我牺牲的工作，并抱怨军队与人民的忘恩负义。

　　在那个时候，经过毛奇略夫传到泼斯可夫去的消息，一个黯淡似一个。留在彼得格勒的沙皇陛下的亲身卫队，其中每一个士兵的姓名都被他知道，并且全都承受沙皇家属的恩泽的，可是竟会现身在国会中，请求准许他们逮捕那些拒绝参加暴动的军官们。海军副提督柯劳希告诉说，无法镇压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因为他不能担保任何一个部队的忠诚。海军提督尼平甯来电，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承认国会的临时委员会。莫斯科司令姆劳左夫斯基报告说：“大多数军队已携带大炮投向革命党人，因此，全城已在革命党的势力之下，市长及其助手已离市政厅而去。”

　　离去——意思就是逃走。

　　所有这些消息都在3月1日的晚上报告了沙皇。关于责任内阁，人们谈判与劝说到了深夜。最后，沙皇在夜间两点钟予以同意，他的随从们轻松地叹了口气。他们显然以为革命问题由此可以解决，所以同时发了一道命令，叫那些调向彼得格勒去镇压暴动的部队回返前线。罗斯士基在黎明时便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罗将柯。但是沙皇的钟走得太慢了。罗将柯，在陶立特宫中已被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士兵，工人代表们所重重压迫，回答罗斯士基写道：“你所提议的办法不够，皇朝的本身问题已经露骨地提出来了……到处的军队都站在国会与人民方面，要求逊位给皇子，由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摄政。”当然，军队方面既不想要求皇子，也不要求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罗将柯只想把这个口号推在军队及人民的身上，国会还是希望将革命停止在这个口号上。不过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沙皇的让步已经来得迟了，因为“无政府状态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罗将柯）不得不在今天夜间任命临时政府。遗憾得很，宣言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句堂皇的话，证明国会议长为高利津而流的眼泪已经很快地干了。沙皇读了罗将柯与罗维斯士基的谈话，动摇了，再读一遍，等待着。但现在连军事长官都来发警告了：事情跟他们也有一点儿关系！

　　在那一夜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前线的各总司令间举行了一次特种的全体投票。现代革命的完成，因有电报参加，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占有阶级执政者对于革命的最初刺激与反应，能在电报纸上替历史保留下来。3月1日至2日的夜里，沙皇的上将们的谈判本身，乃是一个无比的人类的文件。沙皇应该逊位呢，还是不逊位？西线总司令爱惠尔脱将军只当罗斯士基与勃罗西洛夫尔将军表示了意见之后，才肯作自己的结论。罗马尼亚前线总司令萨哈罗夫将军，要求把其他所有总司令的结论先告诉他。经过长期迟延之后，这个勇敢的军人表示：他对于皇帝的热爱，不允许他的灵魂接受那个“卑鄙的提议”；但虽然如此，他还是“号哭着”，谏请沙皇逊位，藉以避免“更卑鄙的强求”。侍从武官长爱惠尔脱很合理地解释屈服之必不可少：“我正采取一切方法，使关于首都现状的消息不透入军队，以便保证它不发生无疑的骚动。现在并无方法可以遏止首都的革命。”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从高加索前线跪求沙皇采取“最高办法”，逊去皇位；从阿列克谢耶夫，勃罗西洛夫尔将军与尼来甯提督那里，来了同样的祈求。罗斯士基自己在口头上也作同样的请愿。将军们恭敬地将七把手枪枪口对准神化皇帝的太阳穴。这几个军事领袖们怕失去了与新政权调和的时机，同样又怕自己的军队，于是那惯于放弃阵地的他们，便对这个沙皇与最高司令长官作一致的劝告：不要战斗便退出战场。这已经不是辽远的彼得格勒了，反对它，仿佛可以派军队去对付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前线，军队就得向这里去借的。

　　听过了这个颇有深意而虚伪拘礼的报告之后，沙皇决定逊去那时早已不为他所有的皇位。一个适合于这时机打给罗将柯的电稿拟出来了：“在真实福利与挽救俄罗斯母国的名义之下，我不辞任何牺牲。因此。我准备逊位于我儿，为使他能在我的身边留至成年的起见，故由我弟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大公爵摄政。尼古拉。”不过，这次电报也不曾发出，因为消息传来，说国会议员古契柯夫与苏尔根已离首都到泼斯可夫来。这给了一个新的理由来延迟决定。沙皇下旨将电报收回。他显然怕买卖做得太便宜，并且还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更确实些说，他希望奇迹。尼古拉在3月2日至3日的夜间12点钟接见来到的议员。奇迹不曾发生，再推诿以属不能。沙皇突然声明，他不能跟儿子分别，——那时在他的头脑里游荡着何等样的糊涂希望呢？——并签发一个宣言，声明逊位给弟弟。同时又对参议院颁布一道敕令，任命李沃夫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为最高总司令。沙后对于家属的猜疑心，仿佛已经证实了：可恨的“尼古拉夏”跟阴谋家们在一起，回来重掌政权。古契柯夫显然当真地以为革命是能和最显贵的军事首领调和的。而尼古拉大公也以纯洁的动机来接受这个任命。他甚至在几天之内还发布了某些命令，并号召人们完成爱国的责任。但是，革命却毫无痛苦地除去了他。

　　为要保持自由决定的外貌起见，关于逊位的宣言便填了下午三点钟的日期，理由是沙皇最初决定逊位是在那个钟表点。然而白天的“决定”是逊位给儿子而不是给弟弟，并且事实上已经收回，因为期望着历史车轮的好转。不过关于这一层，没有人高声提起。沙皇在可恨的议员们之前，最后一次企图挽救面子，而议员们方面，则允许伪造文件，这就是欺骗民众。皇朝从舞台上退出的时候，也遵守着自己的仪式。而它的继承者们也还是忠于自己。他们大概把自己的默许，甚至还算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一种大度吧。

　　与平素自己日记上那种淡漠的文体稍稍不同，尼古拉在3月2日那天这样写着：“早晨，罗斯士基来，向我宣读他和罗将柯在电话中所讲的冗长谈话。根据他的话，彼得格勒的情形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由国会议员组成内阁，将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以工人委员会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和他们斗争。必须我逊位。罗斯士基将这次谈话转告总司令部里的阿列克谢耶夫与全体司令们。12点钟来了回复。为了拯救俄国并使军队坚守前线起见，我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我同意了，他们就从总司令部发出退位诏书。晚间古契柯夫与苏尔根自彼得格勒来，我跟他们谈话，将签了名的修正诏书交给他们。夜间一时我由泼斯可夫动身，怀着沉重的感觉；周围是叛逆，卑怯，欺骗。”

　　我们应该承认，尼古拉的悲愤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还只在2月28日那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打电话给各线的全体总司令道：“在所有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上，放着一个对国王与祖国的神圣责任，要忠于我们在作战军队的部队中所负的责任与所发的誓言。”可是过了两天，阿列克谢耶夫却号召就是这几位总司令们不要忠于“责任与誓言”。在军队的指挥官长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人出来卫护自己的沙皇。大家都唯恐落后地转入到革命的船中去，都坚决地打算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舒适的房舱。将军们与提督们一个个撕下了沙皇的字徽，打上了红色带子。后来只听说有一个义人，是什么军司令，在宣新的誓言时心碎而死。不过并没有证明，究竟他的心碎是否只因为沙皇制度之受凌辱，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高等文官们由于地位使然，自没有比武官们表示更大勇气的必要。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

　　不过，皇朝的时钟决计不能与革命时钟相符合。3月3日黎明，罗斯士基又被召去听由首都直接打来的电话。罗将柯与李沃夫要求遏住沙皇的诏书，它又显得太晚了。新的执政者闪烁其词地说道：如果阿来克先衣登基，那也许能得人——谁呢？——同意，但米哈依尔接位却绝不能接受。罗斯士基并非不带恶意地对这问题表示遗憾，因为昨夜到来此的国会议员们，对于自己这次前来的目的与任务，并不曾得到充分的通知。但议员们方面也能找到辩解。“这样一种兵变的发生，对于一切人都是意外的，类似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御前大臣（按即罗将柯——译者）用这话来对罗斯士基解释，仿佛他一生的作为，只在于观察兵变似的。“宣布米哈依尔作皇帝，简直是火上加油，人们会开始无情地消灭一切可以消灭的东西的。”革命怎样地使他们所有的人洄漩，腐败，震颤与痉挛呀！

　　将军们把革命的这一点新的“卑鄙的强求”，哑口无言地吞了下去。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在他给总司令的电讯报告中，轻轻地表明了这一点心迹：“各个左派政党与工人代表们对国会议长施行强大压力，在罗将柯的报告中没有坦白与真诚。”在那几个小时内，将军们所缺少的只有真诚！

　　但在这一点上，沙皇又变了心思。从泼斯可夫来到毛奇略夫之后，他交给自己以前的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一个条子，要他转发彼得格勒，他同意将皇位传给自己儿子。显然这种作法，在他看来，最后是更有希望的。阿列克谢耶夫，据邓尼金说，拿了电报出去……可没有拍发。他以为业已对军队及全国发布的两种宣言，早就足够了。岔子是由这一事实发生的，即不仅沙皇和他的顾问们，便是国会里的自由派人士，思想都比革命进展缓慢。

　　在3月8日，最后从毛奇略夫动身之前，那时沙皇形式上已经被捕，他写了一张告军队书，以如下的几句话作结：“谁现在想着和平，谁愿望和平——那他便是祖国的叛徒，是它的奸贼。”这其实是一种暗示的企图，想使自由派不能以亲德的罪名加在沙皇头上。企图不发生效果，因为人们竟已不敢印这张通告了。

　　这样地，便结束了一个朝代，它乃是失败、不幸、贫乏与恶行之一个不断的铁链，从他加冕时的霍登加惨案[2]起，中经对罢工者与暴动农民的枪杀，日俄战争，对1905年革命之可怕的镇压，无数的杀戮，讨伐，与对小民族的屠杀，最后以俄国之狂妄而卑劣地参加于疯狂而卑鄙的世界大战为止。

　　到了皇村，他与家属同被幽禁于宫中，据维罗博娃说，沙皇那时轻轻地说道：“人间没有公道。”但是恰好这几个字，确切地证明：历史的公道，纵然来得晚些，但还是存在着。

*　　　　　　　　*　　　　　　　　 *

　　罗曼诺夫氏的末代帝后，与大革命时代法国帝后间的相似点，颇为明显。这一点已在文献上为人指出，不过是粗略地，且未由此得出结论，然而它绝不像初见之下所觉得的那样偶然，并且它给我们以可贵的材料来作结论。

　　沙皇与法王两人在时间上相去虽有125年，但在某些方面，像是串演同一角色的两个戏子。消极的，忍耐的，但是具有报复心的那种恶意，成为两人共有的特性，所不同的只在于路易的恶意系由一种可疑的仁善所掩蔽，而尼古拉的则隐匿于殷勤之下。两人都在人民的心目中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们为国事过分辛劳，但同时却不肯把自己的权力即令让出一小部分，他们对于这些权力是不能加以任何利用的。两人的日记，甚至在笔调上或在笔调的缺如上，都是相似的，都暴露出压抑着的精神的空虚。

　　那个奥国女人与黑森邦的德国女人，也从各方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称。两位皇后都不仅在体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高于皇帝。马丽亚·安东内脱比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较不信神些，且与后者不同，她热烈地欢喜享乐。但两人同样地轻视人民，不能容忍让步的思想，同样地不信任自己丈夫的勇气，卑视他们，不过安东内脱带一种轻蔑的影子，亚历山大则带着怜悯。

　　当时接近彼得堡宫廷的一些回忆录的们，当他们开始叫我们相信：如果尼古拉第二只是一个平民，那他在身后定会遗留一个好纪念的，这时，他们只在重复着很久以前人们对路易十六所作善意批评的老调罢了，无论在我们对历史与对人性的了解，都不会增添了多大知识。

　　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当李沃夫亲王在第一次革命的悲惨事件达到顶点时，因他所见的非但不是一个沮丧的沙皇，反而是“一个穿着深红色衬衫的很有点快乐而活泼的小伙子”，而怎样地生气。李沃夫亲王说这句话，只是不自知地重复着毛里斯省长于1790年在华盛顿所写关于路易的批评：“处在这样的地位，还能好好地吃、喝、睡、笑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加快乐的好小子，你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呢？”

　　当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在皇朝倾倒之前三月，预言道：“一切都转向更好的方面去了，——我们朋友的梦竟有这样多的意义！”这时她只在重复着马丽亚·安东内脱的话，她在王权被推翻之前一月写道：“我感觉到精神的生气，又仿佛有某种东西对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幸福与得救了。”沉溺下去的时候，两人都看到了虹似的梦境。

　　某些相似之点，当然具有偶然性质，且只有历史传说的旨趣。无比地较为重要的，乃是由环境的伟力以接种之法，或直接赋予人的那些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与历史客观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上，投射了显明的光辉。

　　一个反动派的法国史家评论路易道：“他不会想望：这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这一句话仿佛是为尼古拉写的：两人都不会想望，但两人都会不想望。可是一个财富输尽的历史事业的最后代表们，究竟能“想望”些什么呢？

　　“他常常听着，微笑着与少作决定。他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一个不字。”这是说谁呢？又是说卡贝脱（Capet，法王姓氏—译者）的。但在这样的情形中，尼古拉的行为方式却是一个十足的剽窃了。两人都“将皇冠推向前面，遮住眼睛”，向绝壑走去。但假使张开了眼睛，走向那同样不能避免的绝壑，难道还容易些吗？事实上，假使他们把皇冠推向后脑，会改变什么呢？

　　所以应该向专门的心理学家推荐，要他在尼古拉与路易，亚历山大拉与安东内脱，以及他们近幸们的言语中选出那些相对称的，汇编一册。材料是不缺乏的，而结果还会得到一个最有教训意义的历史证明，有利于唯物论的心理学，即：同一种类的（当然决不是同样的）刺激，在同一种类的条件之下，会引起同一种类的反应。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则它愈能克服个别的特点。人们对于呵痒的反应是各异的，但对于红铁的反应可就一样了。正和在汽锤的打击下，球形与正方形的铁块同样成为铁片一样，在太大与太难逃避的事件的重压下，一切反抗者都给摧毁了，“个性”的界限也消失了。

　　路易与尼古拉是生活颇多波澜的一种朝代的两个末代君王。他们两人著名的内心的平衡，在艰难时期的平静与“快乐”，乃是内在能力贫乏，神经弹性软弱，精神资源贫瘠的表现。这两个在道德上阉割了的人，都绝对地失去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他们所有的智慧，刚足以感觉到自己的卑琐与养成一种对一切有才能者与有意识者之妒忌的仇恨。两人都恰巧在深刻的内部危机与民众的革命觉醒的条件中，来统治一个国家。两人都和新思想的侵入与敌对力量的潮浪作战。无决断，伪善与说谎，在两者都是较小部分由于个性的荏弱，较大部分由于他们之完全不能维持自己承继的地位。

　　但关于他们妻子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亚历山大拉较之安东内脱，则更达到了一个公主的，尤其是一个像黑森邦那样偏僻的公主的梦想的顶点，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强国之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两人都极度地意识到自己崇高的使命：不过安东内脱比较更轻佻地，而亚历山大拉则带着那业已翻译成斯拉夫教会语言的清教徒式的伪善精神。统治的失败与民众不满的增长，无情地破坏了这个幻想世界，这世界是由那两个狂热的，但终于还是鸡脑一般的头脑所建造的。由此，发生了不断增长的怨恨，对那些不在她们之前倾倒的异邦人的刻骨铭心的敌视；对那些多少愿意顾虑一下敌对世界，即多少愿意顾虑一下国家的，大臣们之仇恨；由此，发生了她们甚至对于自己宫廷的疎远，与对丈夫的永远侮辱，因为他做新郎时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期望，没有给以满足。

　　心理学派的历史家与传记家们，时常在历史的伟力借个人而屈折透达的地方，去找寻与发见纯粹个人的与偶然的事物。这种同样的观察错误，亦为宫廷中人所同具，他们以为俄国的末代沙皇乃是一个天生的“不幸者”。便是沙皇本人也相信，他是在一个不幸星宿的光照之下诞生的。实际上，他的不幸乃由于祖先们传给他的旧目的与他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古人说：当朱庇特大神[3]想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便先取去他的理性；这话乃是在迷信的形式中，表示出来深刻的历史观察的总结。在歌德论理性的话中，说它会变成无意识——Vernunft wird Unsinn（理性变成无意识）——也就包含着这个意思，即历史辩证法的非人格的朱庇特大神，从那些过时的历史制度中取去了理性，且使此等制度的保护人非归于失败不可。罗曼诺夫氏与卡贝脱氏的脚本，早已为历史伟剧的发展所写就。演员们所能做的一部分，不过略为解释罢了。尼古拉的不幸正和路易的不幸一样，并非植根于他们个人的生辰八字中，而是在等级官僚制皇朝的生辰八字中。首先，他们两人都是绝对主义的末代子孙。他们俩道德上之卑不足道，发源于他们这朝代的不肖，而道德堕落又使这末代气象具有特别恶毒的性质。

　　人们也许会反驳道：如果亚历山大第三少喝一点酒，他能多活几年，那末革命所遇到的将是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沙皇，将与路易十六绝无对称之点了。不过这个反驳，一点都不能推翻我们上述的话。我们丝毫不想否认个人在历史演变的运动力学中所具有的意义，也不想否认偶然的与个人的意义。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不要把历史上的个人及其所有的特点，只当作心理特征的一个总目，而要把他当作系由确定的社会条件中生长，并对这些条件反应的一种活的真实。正如一朵蔷薇不会只因科学家指出了她赖于发长的土壤与空气的成分而失去了香味一样，人们暴露了一个人的社会根源，也不会除去他的香味或臭味的。

　　上面提出关于亚历山大第三可能多活几年的那一种意见，恰巧能从另一方面来弄清楚这同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假定，亚历山大第三也许不会在1904年与日本作战。这会延迟第一次革命的到来。延迟到什么时候呢？也许这“1905年的革命”，即第一次力量的试验，亦即专制制度的第一个裂痕，会成为走向第二次共和革命，与第三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简单的序幕吧。关于这，我们只能予以一些多少有点趣味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革命并非导源于尼古拉第二的性格，且亚历山大第三并不会解决革命的任务，总是无可争论的。只叫记着这一点就够了：不论何时何地，由封建制度转入资产阶级制度从没有不经武力震动而能完成的。还只在昨天我们见之于中国，今天我们又将目睹于印度了。所以最多我们只能说：皇朝的这一或那一政策，皇帝的这一或那一个性，能加速或延迟革命的来到，且在革命的外表进程上盖下某一个记印罢了。

　　当沙皇制度已临到最后几月，几星期与几日之时，当它的赌博已经绝望地输完的时候，它是以怎样恶毒与无力的坚决态度来企图自保呀。假使尼古拉本人缺乏意志，那末沙后已补足了他的缺点。拉斯布丁是疯狂地为自存而斗争的那一群人行动的工具。便是在这一个狭隘范围内，沙皇的个性就已经为群体所吞灭了，这群体代表着过去的凝结物及其最后的痉挛。在皇村住着的上层分子对于革命的“政策”，不过是一只被追迫的与精疲力竭的猛兽的反映罢了。假使坐在高速度的汽车中在大平原上追赶一只狼，那末这畜生最后便只有无力地喘息与躺卧着了。但当你企图把圈套戴上它的颈子时，它就想把你咬成碎块，或至少将你咬伤。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此外它又能怎么办呢？

　　自由派以为此外还有办法。尼古拉非但不及时地与取得选举权的资产阶级谋取妥协，藉以阻遏革命，——这是自由派反对末代沙皇的控诉状，——他反而固执地避免让步，甚至在最后几天内，业已处在命运刀子的宰割之下时，那时每一分钟都得估计了，但他还是延迟着，与命运作买卖，以致错失了最后的可能。所有这些话听起来都能叫人首肯的，但是多么地遗憾呢，这样正确地知道如何挽救皇朝的自由派，却不能替自己找出挽救之法来！

　　如果说沙皇制度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之下都不曾让过步，那是荒谬的。它让过步，当它为了自存而不得不然的时候。在克里米战争溃败之后，亚历山大第二实行过农民的半解放，以及在地政，法庭，出版，教育机关等方面的许多自由主义的改良。当时沙皇本人表示自己改革的主要动机道：从上面来解放农民，为的不要从下面来解放他们。在第一次革命的打击之下，尼古拉第二曾给过半个宪法。斯托雷平让农民公社趋于破坏，为的要扩大资本主义力量的活动地域。不过所有这些改良，只因为部分让步可以保全整体，即能保全等级社会与皇朝本身的基础，才对沙皇制度具有意义。当改良的后果开始越出了这个界限时，皇朝便不可避免地要往后退。亚历山大第二在后一半的君临期间，偷盗着前半期的改良。亚历山大第三在反改良的路线上走得更远。尼古拉第二见革命当前，乃在1905年10月间让步，然后，他便解散了他亲自召集的国会，且一当革命刚减弱之时，便完成了国家政变。在七十五年——如果我们从亚历山大第二的改良算起——的过程中，发展着时而隐藏，时而公开的历史力量的斗争，它远超于每一沙皇的个人品格之上，且最后推翻了皇朝。只有在这一过程的历史范围内，才能替各个沙皇，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传记”，找到位置。

　　即令是最专制的暴君，也很少与“自由的”个人，即能随意规定事变形态者，相近似。他总是那些照自己形相来规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代理人。当这些阶级还不曾完尽其使命时，皇朝是巩固而自信的。那时皇朝的手中操有政权之可靠机关，且能无限制地选择政权的执行者，因为最有才能的人，还不曾转变到敌对的营垒里去。那时的皇帝，或由本人，或由一个宠幸者作中介，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大的历史任务的负担者。但当旧社会的太阳最后沉向西天时，情形就不同了：那些特权阶级由民族生活的组织者变成为寄生的赘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之后，便丧失了对于自己使命的意识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转变成对皇朝的不满；朝廷孤立了；能对他至死矢忠的人数减少了；他们的水准降低了；同时危险增加了；新的力量压迫进来了；皇朝失去了任何创造发动的能力；它防卫着，逃避着，退却着，——它的行动带上了简单反拨的机械性质。这一个命运，便是那半亚细亚式的罗曼诺夫氏的专制也不曾逃避得了。

　　假使在那所谓纵切面上来看痛苦挣扎的沙皇制度，那末尼古拉是一群败类的轴心，这群人根本已属于最后判决了的过去。如在历史悠久的皇朝的横断面上看，则尼古拉乃历朝接成的那个铁链的最后一环。与他最接近的几代祖先，他们在当时也参加于家属、等级与官僚的集团中，不过这些集团的范围较大罢了。他们曾经试行过各种各样的统治方法，想在旧社会制度的周围筑起城垣，借以防止向它进袭的运命，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把一个混乱的、子宫内孕育着成熟革命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他还有选择之余地的话，那只能在趋于灭亡的各条道路之间了。

　　自由派梦想过一个不列颠式的君主政体。但泰晤士河畔所形成的国会制度，难道是和平进化所致，或是某一君王之“自由的”先见的结果吗？不是的，它之凝成，乃是斗争的结果，这斗争延长了一世纪，而且有一个国王在斗争中，还在十字路口失去了自己的头颅了哩。

　　上面提到的罗曼诺夫氏与卡贝脱氏历史心理学上的对比，附带地，也很可以扩大到第一次革命时期不列颠国王夫妇的身上去。查理一世在根本上，也表示出传记家与历史家以较小的理由归之于路易十六与尼古拉第二的那些特点的综合。蒙德古[4]写道：“查理还是消极的，在不能表示反抗的地方，他便让步，虽然带着嫌恶之心，但仍旧欺骗；他享受不到民望，得不到信任。”另一个论这位查理·斯图亚特的史家写道：“他并不是笨人，但他缺少品格的坚决性……恶运这一个角色，是他的妻子替他串演的，这个法国妇人亨利爱达，是路易十三的姊妹，比查理本人，感染着更多的绝对主义思想。”我们不必详细地说明这被人民革命所摧毁的第三对——年代上说是第一对——国王夫妇的特性。我们只叫指出这一点就好了：在英国，人民的仇恨也首先集中于王后，她是法国人与天主教徒，人们指她与罗马进行阴谋，与暴动的爱尔兰人有秘密关系，且在法国宫廷中玩弄鬼计。

　　但英国至少拥有几世纪的时间让它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锋。它并不处于其他民族的压迫之下，反而愈来愈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着全世界。这就缓和了内部的矛盾，积累了保守主义，促成了财富的丰饶与脂肪质沉淀物的稳定，此种脂肪质的沉淀物有如：地主的寄生层，皇朝，上议院与国教会。由于资产阶级英国发展的非常的历史特权，与弹性相结合的保守主义，便从制度转入于道德中。对于这一点，大陆上的各种俗子们，有如俄国的米留可夫教授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奥托·鲍威尔，甚至到今天还继续为之狂欢。但是恰恰在目前，英国在全世界受着压迫，在浪费着自己过去因特权而积聚的最后资源，它的保守主义在失去弹性，甚至以工党为代表，正转入于狂暴的反动。在印度的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除了尼古拉第二用以反对俄国革命的那些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不列颠如今正在走上前去迎接伟大的革命震动，它保守主义的残余，它的世界霸权与它目前的国家机构，都将在这震动中消灭得无影无踪；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不能见到。麦克唐纳之准备这些震动，一点也不比尼古拉当年准备得更坏，而且也不会带有较少的盲目性。就是这一点，我们可以见到，也是对“自由”个人在历史上所起作用这一问题的一个不坏的图解！

　　但是发展落后，居于一切欧洲国家的尾端，足下站着贫乏的经济基础的俄国，怎能形成一种社会形式的“弹性保守主义”呢？何况它显然又特别要合乎教授派自由主义及其左边的影子，即改良派社会主义的需要呢？俄国是落后得太远了，——且当世界帝国主义将它抓来放进压榨机之时，它已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自己的政治史。如果尼古拉曾经走上前去迎接自由主义，以米留可夫替换史朵梅尔，则事变发展在形式上会有点两样，但本质上却不会各异。因为路易十六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恰好走过这样的道路：招吉伦特派(Gironde)来执政。而这可不曾使路易本人免于断头台，其后也不曾使吉伦特派免于此厄。累积着的社会矛盾非爆发出来不可，既爆发了，那就得实行清除工作到底。在民众的压力面前，最后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贫穷、愤怒、热情、希望、幻想与目的提到公开舞台上来的皇朝与自由派间所玩弄的上层勾结，只具有插话性的意义了，它们固然也能对出场的程序发生一点影响，也许还能影响到幕数的多少，但绝不能影响到戏剧的一般发展，更不能影响它的严酷结局。

　　[1] 圣乔治的十字勋章，是用以奖励在战斗中有特殊功勋的人的。这种勋章的获得者，就自动地成为“圣乔治骑士”。在这个团体中占绝对优势的是些军国主义者。－C.R

　　[2] 1894年尼古拉第二举行加冕礼时，莫斯科霍登加场上的无组织群众，拥挤杂沓，继之以乱闯，以致死者数千。——译者

　　[3] Jupiter古罗马的主神。——译者。

　　[4] M.W. Montagn(1689－1762)，英国女作家。——译者。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