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个世纪中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D.N.Aidit），他可能是印共处于鼎盛时期的总书记，也是印共突遭灭顶之灾时的总书记。对于这位悲剧性的人物，似乎没有看到过对他短暂一生的是、非、功、过较全面的的评论，更没有看到过当时印共和中共、印共和苏共的关系的档案和评论，这可能还要再等若干年才可见分晓吧！没有想到的是，最近椰城《国际日报》连载了几天关于艾地的女儿的报导，题为；《流亡国外近40年尝尽人间辛酸，艾地长女伊芭鲁丽的人生经历》。读了使人想起“愿世世代代莫生帝王家” 的慨叹。然而，伊芭鲁丽的经历，在肉体上其实并不怎样痛苦，因为在苏联和中国期间，正如她自己所说，是处处受人照顾，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她的痛苦，主要还是在精神上，因为她在一夜之间失去父亲，家人被逮捕入狱，长期有国归不得，孤独的寄人篱下，颠沛流离，以及丧夫之痛，才是令她最辛酸的。下面请读该文。
流亡国外近40年尝尽人间辛酸
艾地长女伊芭鲁丽的人生经历
：杨竟荣
2009-02-01
（本文为居留美国期间，从国外传媒搜集的资料而整理书写。）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的长女伊芭鲁丽( Ibarruri Putri Alam)出生于1949年11月23日，当她9岁那年，即1958年，跟随出国深造的母亲苏丹蒂前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专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子女就读的学校，她读的是小学三年级。
1965年5月，年仅十六岁的伊芭鲁丽随出席 印共45周年党庆的苏共代表团回到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三个多月，直到1965年9月6日回莫斯科。在这三个多月中，她参加了印共45周年的党庆活动，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青年打成一片，使她深深地热爱印度尼西亚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要不是这三个月的机会给她接触祖国和人民，以后的日子里她也许会成为一个俄国人。
她回莫斯科后不久，震惊世界的九卅事件爆发，从此失去了她所敬爱的父亲。
1965年11月22日，在她生日的前一天，噩耗传来，她的父亲在中爪哇梭罗市以东被杀害。母亲，外祖母，还有其他的亲人和朋友锒铛入狱。难道这是她双八年华的生日礼物？ 命运给她的是多么残酷啊！
她记得，每当父亲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他总是抽空探访她，问寒问暖，勉励她努力学习，鼓励她自强。
她还记得，在印度尼西亚的三个月暑假期间，是父亲叫她和青年朋友打成一片，下放劳动，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
9月1 日是开学的日子，而父亲却没叫她回校，是什么原因呢？是要她留在印度尼西亚，舍不得 离开他身边，还是别的原因？
终于有一晚，父亲叫她了，问起她这三个月留在印度尼西亚的感想和心得，然后说她本来应该回学校了，但他故意不说，原因是要她自己决定要回莫斯科还是留在印度尼西亚。她决定回学校，回莫斯科，父亲说，她已经长大了，应该决定自己的事情，但是一经决定, 就要坚决执行!
她更记得，当她离开玛腰兰机场回莫斯科的前一晚，父亲在餐厅吃饭。他一面吃一面望着她。
那眼神，是一位父亲疼爱女儿的眼神，是一位父亲为女儿自豪的眼神！
那眼神，似乎是在眺望着未来的眼神。
那眼神，似乎有话要说，可他并没有说。
现在她回想起来，那眼神，似乎是要说，再见，我的女儿，再见，永远的再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苏共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激烈论战，印共主席艾地及其中央委员会保持中立，但不愿听从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 九卅事件之后印共受到严重破坏及艾地的被杀害，使苏共立即驱逐印共驻莫斯科代表，留在苏联的印共人士被强行成立亲苏傀儡组织。艾地一派的印共人士与左派大学生便迁往北京，然而，苏共方面对他们百般刁难和迫害，并受到格克勃(苏联特务)的监视，其中就是艾地长女伊芭鲁丽。加上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受到清洗，亲共人士被革职，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困难。
伊芭鲁丽及其妹妹伊丽亚已无心学习，她们决心冲破任何困难去北京，因为她认定北京的印共代表团是正确的领导。她们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在苏联度过了四年多以后，总于在1970年2月17日抵达北京。
在中国，她们俩得到热情的欢迎和招待。在她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夫人邓颍超女士立即接见并设宴款待。邓颍超对她们说，过去她曾会见她们的外婆慕狄道，并称赞她是妇女运动的杰出人物。然后是她们的母亲苏丹蒂, 而现在她们算是第三代了。
1970年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伊芭鲁丽姐妹俩坐在观礼台上观赏烟花。突然，一位官员走到她俩面前，请她们上天安门城楼。当她们上到城楼时，周恩来和康生早已等候迎接。周恩来说：“你们从苏联来，康生同志会讲俄语。”然后又说：“我带你们去见毛主席。”把她们带到一间厢房，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旁边有柬浦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他太太摩妮公主。
伊丽亚紧张得抓紧姐姐的手，毛主席亲切和蔼地招呼她们。伊芭鲁丽的心情即是激动，又是感激，又是悲伤，酸甜苦辣一时涌上心头，她把脸靠在毛主席的肩膀哭了……
坐在毛主席旁边的西哈努克开口道：“啊，是艾地的女儿，艾地是我的老朋友啊！”
毛主席走出厢房，走到楼台，广场上的人群一时沸腾，喊声震天：“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伊芭鲁丽站在城楼上，望着沸腾的人群，望着伟大领袖，心中默默地说：“父亲，我今天受毛主席接见，这不是我的光荣，这是您的光荣！是上百万流血牺牲的印共党员的光荣！是身在狱中的外婆，母亲，叔叔婶婶们和朋友们的光荣！……”
这时，她想起了毛主席作的一首诗词：卜操作数——悼念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独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需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伊芭鲁丽和妹妹在中国游玩了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诞生地韶山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她开始学习中文。她也进入“五七干校”学习毛泽东思想， 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她要求去农村体验生活，于是被分配在北京市郊外的农村“东方红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后来又去一间中药制药厂学习当一名工人。她和其他的留在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左翼人士与大学生都希望尽快回国，然而回国的路遥遥无期。
1971年的冬天，伊芭鲁丽和其他的印度尼西亚人一样，心情十分沉重。印共在南勿利达地区的武装斗争全盘失败，每个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层寒霜，他们迷茫，失望，精神接近崩溃。
伊芭鲁丽重新思考自己的前途，虽然“打回老家去”的心愿还有，但她决定学好本领。她考入了江西医学院学习医学。这段时间， 她与中国学生打成一片，但仍然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们保持联系，也在这段时间，她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一个叫“Mas Bud”的同族青年。
在江西医学院学习三年结业后，便在南昌医院实习两年。此后她与其他印度尼西亚青年共赴缅甸。去缅甸的目的是为了在回国前去实地锻炼，因为缅甸的气候和地理状况与印度尼西亚相似。伊芭鲁丽一行八人，三男五女由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昆明，然后坐车到中缅交界处，脱下解放军军装，换上缅甸人民军军装，进入缅甸森林深处的游击队根据地，并见到已在那儿一年之久的印度尼西亚伙伴们。
伊芭鲁丽姐妹俩及另外三个女孩被分配在根据地医院服务，以代替回国的中国医务人员。住宿在用竹子和茅草盖成的屋子。而所谓“医院”则更简陋。 缅甸人有很多种族，其中有瓦族和泰族。在缅甸人民军里讲着各种语言，缅甸语，瓦族语，泰语以及带有方言的中国话。
医院根本没什么设备，医药又短缺，于是伊芭鲁丽上山找草药，因为在中国时曾学过中国传统草药。她在一位中国师傅的指导下，选拔，洗涤，晒干，切割和制作各种草药。在那一段时间，她想起自己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也有深山密林，也出产各种各样的草药，只可惜还没有系统地编写成书。于是她萌起一种心愿，假若有一天她能回国，并且还能身体力行，她要收集和编写印度尼西亚的草药书。
为了工作的需要，伊芭鲁丽和她的爱人玛斯布（布迪曼.苏达梭诺）分手，布迪曼打游击去了，而她在这艰苦的地方，继续她的人生旅途。她救护伤员， 治疗肺结核病人，麻风病人，为产妇助产。她的伙伴们有的结婚生子，包括她的妹妹伊丽亚。有一些青年，包括缅甸族青年向她求婚，她都拒绝了。她坚信有一天会和玛斯布见面，也许在印度尼西亚，也许在国外一处地方。这种生活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她接到玛斯布的来信，说此刻他在广州，叫她立刻来广州与他会面。
在广州机场，伊芭鲁丽和她的爱人紧紧拥抱，良久良久，激动和喜悦充满了两人的心灵。十天之后，即1979年5月1日，他们正式结婚。洞房花烛夜，他俩海誓山盟，永不分离，玛斯布说，我们永远在一起，直到我们当爷爷和奶奶！
此后，他们准备离开中国，他们有两个选择，去荷兰还是港澳，最后他们决定去澳门。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多数是华侨，离开中国去香港。这些华侨离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他们离开中国的目的是要寻找回印度尼西亚的路。
他们和一群要去香港的华侨同住一间旅社，其中有一个青年听他们讲印度尼西亚话，以为他们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立即跟他们攀谈。那位青年说他从棉兰回国，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哪里知道生活这样苦，我在印度尼西亚有商店，生活好，我们还是回印度尼西亚吧。伊芭鲁丽心里想，这些华侨回印度尼西亚的目的是要享受，而我回印度尼西亚是要继续斗争。
在澳门，伊芭鲁丽和她的夫婿开始了新的生活。以前他们的生活有“外办” （中国政府）来照顾，而现在却由自己，一切由自己来决定。他们开始自己找生活，找钱 ！
他们四处寻找工作，过了一个星期，伊芭鲁丽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位万隆出生的郭医生的诊疗所服务。而她的夫婿因为不会讲广东话或普通话，并不那么幸运。
然而，郭医生是一位性格怪异的人，他的职员没一个能呆久，伊芭鲁丽在那儿只呆了一个月便不做了，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来到一间叫阿强的年轻老板的成衣厂工作。这儿也有很多来自大陆的女工，伊芭鲁丽跟她们融合相处，老板的父母亲也时常跟她们聊天。知道了伊芭鲁丽的丈夫还没有工作，就叫他上班。
有一次放长假，阿强率领职员们去中国大陆游玩。伊芭鲁丽感到一种不同的心情，过去在中国去过很多地方，但时时有人照顾，陪伴，保护，感到“不自由”。而现在，真正做了平民，而且，由自己挣来的血汗钱消费，实在感到自由自在。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喜讯传来，她们即将拥有护照。啊，护照！伊芭鲁丽心喜若狂，有了护照就意味着能够回国！回印度尼西亚，日思夜想的祖国，即将见到了！
然而，事情并非那样，“上级”传来了指示，要他们不去南下，而是向西行，去欧洲！伊芭鲁丽受了打击，怎么也无法接受。她夫婿虽然没表示反对，但一夜未合眼，苦苦思索。最后，他们决定服从指示，去西方。
伊芭鲁丽与妹妹伊利亚一行四人乘飞机抵达日内瓦机场，由一位名叫乌玛尔沙伊特的人迎接，乌玛尔通知他们的行程，即通过德国（西德）前往巴黎定居。他们通过几个关口之后到达德法边界一个小镇，在那儿交出身上所有的证件，包括玛斯布的特别护照，原来玛斯布曾受苏加诺指派出席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筹备会议。不久，他们获得了一张通行证。凭此通行证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巴黎，住进早已为他们准备的酒店。
躺在舒适的酒店房间的床上，伊芭鲁丽一行人能够松下一口气，紧张了好几日的神经可以松弛下来。新的国度，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一切从新开始。伊芭鲁丽想起她十几年下来，换了几个国家和地区，也换了几个名字，在中国叫林枫，在缅甸叫马丹敏，在澳门叫小林，在法国变成布迪苏莎斯特罗夫人。
由官方的人道援助机构给予生活费津贴，教会统筹机构给予他们三个月的法语学习班助学金。此后开始寻找工作。伊芭鲁丽在一家养老院得了一份夜班的工作，在法国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加上当时左派的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获胜，蓬皮杜做了总统，使得大部分在法国的政治避难者获得认可并得到合法的身份证。
此时的伊芭鲁丽感受到真正做人的自由，在法国，她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自由自在的与人来往，不像以前处处提心吊胆，更换姓名，处处受人保护。她开始与印度尼西亚的亲人和朋友通信来往，甚至汇钱救济有困难的亲友，为了汇钱帮助在国内的奶奶修理房屋，她白天在礼品店打工，晚上在养老院值班，以期得到更多的收入，而因此她能够凑足经费邀请她的奶奶来法国。 一场母子相逢的激动场面令她难忘，玛斯布跪拜母亲足下，为他的不孝和无助而歉悔。母亲诉说当年要不是父亲的学生前来阻止，他们的家早已被暴徒烧毁。
伊芭鲁丽喜欢读书，但她不会读法文书籍，而且非常贵，她买不起。后来她得到免费看书的机会，那就是在市中心的乔治蓬皮杜中心图书馆，那儿有俄文书籍。伊芭鲁丽只要一有空，就会去那儿看书。她看苏联禁书，包括索尔采尼金和沙哈洛夫的书，还有马卡洛夫的传记，对于苏共和格克勃的残暴有同感。她研究为何托洛茨基被苏共极端仇视。
当伊芭鲁丽手中握有法国护照以后，她开始联络国外的友人，她去了德国，荷兰甚至日本。但还没机会回到日思夜想的印度尼西亚祖国。1998年2月，离苏哈多下台仅三个月，她的夫君玛斯布不幸车祸丧生。这是她一生中极为痛苦的事件之一。
2001年，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瓦希德来到法国，要在印度尼西亚使馆大厦与印度尼西亚社会人士见面。使馆人员打电话给伊芭鲁丽，说总统特定要与她见面。伊芭鲁丽来到使馆，被安排坐在最前排的座位。当总统莅临时，瓦希德径直走到伊芭鲁丽面前，握着她的手，诚恳的说：“伊芭，我还没成功撤销1966年临时人协第25号确定书，我已经尽力而为，但还没成功。”
伊芭鲁丽很清楚，瓦希德的话不是针对她个人，而是对1965年惨案受害者家属和后代说的。她也很清楚，瓦希德的话是诚恳的。此前，瓦希德代表伊斯兰教士联盟已向所有的受害者家属和后代公开道歉。
飞机在跑道上疾奔，然后徐徐上升，离开巴黎戴高乐机场。天空中有几朵浮云，阳光射进机舱内，伊芭鲁丽斜靠着身子，心胸像波涛般无法平静，脑海里浮想联翩。近四十年了。才踏上回国的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喜？是悲？喜，她终于回国了！悲，她的夫君不在身边了。要是他还在的话，那该多好啊！我们一起再见到祖国，再见到故乡，见到亲友们，那是玛斯布梦牵魂绕的祖国啊！
她想起小时候在雅加达的街坊玩耍，她是anak Jakarta，anak Galur。小时的伙伴们，同学们，他们竟然到现在还没忘记她，他们时常寄电邮邀请她参加校友会，他们都称呼她“艾地的孩子”。
童年是幸福的，童年的梦在她十六岁那年破灭了，被无情的，残酷的手破灭了。从此她浪迹天涯，就像幼苗平地拔起，随风飘荡，还未成年的她，流浪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历经人生酸甜苦辣。把居住国的语言当作自己的语言，居住国的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居住国的歌当作自己的歌，脚踏着第二祖国的土地，还有第三祖国，第四祖国……
现在她可以回国了，回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但是，她不能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她手中拿的是法国护照。这个最后的居住国给予她和夫君一个复生的机会，成为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常人！她衷心感谢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使她拥有一张护照，让她无忧无虑地飞回自己的亲爱的土地。谢谢您，法兰西共和国！
啊！雅加达，雅加达……
好久，好久了，不曾观望千岛的波浪。好久，好久了，不曾听见海边椰子树的婆娑声。
不曾听到早晨卖糕者的叫卖声，不曾听到晚上卖沙爹的尖叫声，也不曾闻到路旁食摊的香喷喷，也忘记了雅加达太阳光的灼热。
飞机冲过云层，继续飞，飞向雅加达。机舱内，伊芭鲁丽斜靠着身子，疲倦的眼皮合上，睡着了。
（完─杨竟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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