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是举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在苏、美、英、法等五十个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在《讲话》的指引下，我国文艺工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现代京剧《杜鹃山》等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实践证明，《讲话.》在文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是不庸置疑的。但是，我国进入新时期后，制定了新的“二为”文艺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情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在重新解释《讲话》精神时出现了失误，没有处理好《讲话》基本精神与“二为”方针的关系，实际减弱了《讲话》的指导地位。
胡乔木同志与《讲话》的关系有点传奇色彩。早年他曾凭着对《讲话》精神的深刻理解，出色地完成了《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据说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整理稿很满意，基本没做大的改动。可是到了晚年，胡乔木同志为了论证新文艺方针，又要对《讲话》精神重新解释。人们可能认为，“二为”方针是根据《讲话》基本精神制定的，要把二者对立起来，恐怕不太容易。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胡乔木同志是如何失误的。
胡乔木同志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一文中，重新解释了《讲话》的“根本精神”，并表示要坚持《讲话》的“根本精神”。但我们注意到，他说的是“要点”。据他看来，《讲话》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立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三中全会以来》，941-942)在人们看来，胡乔木同志归纳的“要点”好像并无不妥。但我们认为，胡乔木同志归纳的要点是否准确且不说，仅就他把“要点”当“根本精神”来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确切地说，胡乔木同志归纳的“要点”并不是《讲话》的基本精神。
那么，《讲话》的基本精神或根本精神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讲话》在文艺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文艺如何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人”是方向问题，“如何为”是道路问题，二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原理，根据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文艺的基本事实，说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成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说明了文艺发展中的所谓普及，就是工农兵的普及，所谓提高，就是工农兵的提高;说明了文艺工要想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解决立场问题，工作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以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说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发展问题，不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文艺的发展问题，也不是“普世”文艺的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肯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文艺工只有遵循无产阶级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艺术实践中，才能真正坚持、实行这个方向。
显而易见，胡乔木同志归纳的所谓“要点”，是不能取代《讲话》基本精神的。也许人们会认为，胡乔木同志怎么会不知道《讲话》的基本精神呢?也许他只是为了强调某些要点。如果情况像人们想象的一样，那当然好了。可惜情况并不是这样。胡乔木同志通过对一些“要点”表示赞同，对一些“要点”表示否定的方式，偏离了《讲话》的基本精神。
我们的证据是，胡乔木同志对其归纳的若干要点表示赞同后，又写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三中全会以来》，943-944)胡乔木同志这里又归纳了一些他认为应该断然否定的“要点”(即所谓提法)，但加了一些技术含量。什么技术含量呢?胡乔木同志把《讲话》的要点加以曲解，然后对曲解的“要点”加以否定。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胡乔木同志说，《讲话》有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但我们要指出，这个归纳是片面的、错误的。《讲话》在说到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时，当然要说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但完整的提法是这样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据《讲话》的解释，所谓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可见，毛泽东同志这里说的是政治与文艺的辩证关系问题，并没有否定文艺或政治的相对独立性。胡乔木同志故意割裂《讲话》的完整提法，只提政治对文艺的影响，不提文艺对政治的影响，就是把《讲话》的完整提法，硬说成是一个否定文艺相对独立性的片面提法。你看，文艺既从属于政治，又不能对政治有“伟大影响”，文艺岂不是没有一点独立性了吗?胡乔木同志的归纳是无效的，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片面提法。那么，胡乔木同志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提法呢?他是借口文艺有相对独立性，否定阶级社会中政治和文艺相互作用的基本事实，进而否定《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原理。
胡乔木同志说，《讲话》有“简单地”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但我们要指出，这个归纳是混淆概念的归纳。胡乔木同志说：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社会观点、艺术观点等等，怎么能只讲政治观点呢!其实，读过《讲话》的人们都知道，胡乔木同志在这里把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问题，换成了如何全面地分析文艺作品思想内容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但从性质和范围上说并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同志不是从如何全面地分析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出发，来提出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的，而是从阶级社会文艺斗争的主要方式之一的文艺批评出发，来提出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泽东同志不是根据一部作品思想内容诸方面的排序，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根据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辩证关系，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还要指出，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的提出并不“简单”。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原理，科学地解决了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问题，这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贡献。
如此等等。我们看到，胡乔木同志在解释《讲话》这部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拥有和遵循的著作时，竟然没有花一点时间重读一遍这部科学著作，以至于在理论上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无论从政治的角度和学术的角度来说，这都是很不严肃的事情。胡乔木同志本来是要坚持《讲话》的“根本精神”的，可是他否定了《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原理，就抽去了《讲话》的灵魂;所谓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空洞的方向。胡乔木同志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谆谆告诫：“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855，1991.)
胡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他重新解释《讲话》精神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们今天来指出他的错误，虽然是“必须的”，但实在是太晚了。看着胡乔木同志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还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准较低的特点，中国工人阶级当时接受了胡乔木同志对《讲话》精神的重新解释，由此造成了“二为”方针与《讲话》精神一定程度的对立状况。这不能全怪胡乔木同志，工人阶级也有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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