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晦的最终结局是汉奸卖国政权的覆亡
——回顾巨奸汪精卫亲日、媚日、恐日的无耻嘴脸
为什么又提起大汉奸汪精卫？还有被“南方系”“特别是”以来大肆吹捧的“民族领袖、抗日英雄”蒋介石？因为再次回顾中华民族的抗战史——那场发生于八十年前几乎导致中国四万万同胞做亡国奴的惨烈历史，在抗战爆发之初，因为代表着大官僚、大资产者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其当权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亲日、恐日的卑劣行径所致，更因上述原因造成的抗战之初中国国民政府采用“韬晦”的国策，中国军队无数热血儿女眼看着侵华日寇长驱直入而不能有所作为，中国四万万人民从而遭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包括东北沦陷的六年在内，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期间十四年之久，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了英勇不屈的顽强抵抗。是无数抗日英雄儿女用生命与鲜血作代价和无数平民百姓的家破人亡、屈辱血泪，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组织，是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伟大反侵略战争军事理论，是中国人民不屈奋战的结果，才使得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今日之“特别是”，究竟有没有肆虐回潮的汉奸第五纵队势力？中国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民族的再次凌侵？今日之中国精英，是否即将重蹈“忘战必危”的覆辙？今日“特别是”的人民，是否还依然沉浸在“河蟹世界、河蟹海洋”的虚妄迷梦中？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问题。回想近些年以来，国内有汉奸媒体不断刮起为史上大小汉奸翻案的邪风。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然而再次检索回顾历史，无疑将使人们变得理智，将使人们从虚妄的迷梦中警醒过来。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今日之中国，无疑是又一次被推到历史的转折关口。继续沉沦下去，等待人民的将会是什么？可以想象，如果再次遭致外族的武力凌侵，将会被置于屈辱、灾难、血泪与死亡边缘的只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那些“特别是”的权贵利益阶层，那些“先富者”们，却会依照“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概念抢先逃离这艘将沉的大船。他们早已为自己以及家人留下后路，奔赴海外做寓公是其不二的选择，他们仍将重复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最广大的人民呢？所以，无论是谁还将继续假样沉睡，但中国人民却必须疾清醒过来；无论谁可以蓄意回避这些现实的严峻问题，但中国人民从现在起却必须正视、重视这些问题。因为一旦我们的推断不幸变为现实，为此需要承受巨大代价的就必须是也只能是中国最普通的十三亿人民。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看看抗战初期蒋、汪之辈是怎样对日妥协，一退再退的？是怎样的把中国推到生死危亡的边缘？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汪精卫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请注意，当中华民族被置于亡国灭种之危险边缘时，所谓的“决不让步”和“不故作强硬”云云，事实证明，都是投降妥协的同义语。
据林阔所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对此有详尽的披露：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举行的蒋、汪合流的“杭州会议”上，决定了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政治格局。从此，蒋、汪二人时而一唱一和，时而勾心斗角，使中国的抗战格局向着不利于我而利于敌的状况转移。
需要交代，这次“杭州会议”决定了孙科去职而由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一职。“本来行政院是对内对外的政府首脑机关，行政院长就是内阁总理、国务院总理，是国家行政的最高领导人。但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长却当得很窝囊，无论是对内对外，他都无法行驶他的权力。陈公博形容当时的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情都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当时蒋所在的庐山牯岭，‘已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蒋介石利用亲信把持了要害部门，使汪精卫的权力落入空挡。”
“汪精卫不甘居蒋介石之下，现在的所谓合作，汪不但没有取得他的领袖地位，连平分秋色也没有捞到。蒋虽公开说：‘汪先生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好像很尊重汪精卫似的，但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汪精卫想利用蒋介石，但蒋的城府很深，汪捉摸不住，往往事与愿违。比方《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由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长主持下签订的，因而汪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成了抗战舆论的众矢之的。而签订这些条约的主谋者蒋介石，却躲在避风港里安然无事。这最使陈公博愤愤不平。他说：对于中日交涉，‘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他劝汪不要代蒋受过，但见汪不听他的劝告，便愤然提出辞职，以示力荐。难道汪真有乐于代蒋受过的风格吗？当然不是，汪之所以愿意与蒋合作，除权位思想外，主要还因为对日妥协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一开始就想以妥协换取和平，都寄希望于国联和九国公约国对日本的干涉，而不立足于抗战。这是汪、蒋所以能暂时合作的思想基础。”
“在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的当天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次日，又派飞机向市区狂轰乱炸。这是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又一次重大的侵略行动，企图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进行突破，以胁迫南京政府屈服。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激于民族义愤，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于是爆发了一 、二八淞沪抗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坚持用交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蒋介石在其‘手定对日交涉之原则与方法’中，明确指出，上海抗战的原则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把交涉放在首要地位，所谓积极抵抗，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由于准备交涉，蒋、汪决心迁移政府领导机关。一月三十日，南京政府宣布迁都洛阳。”
“为了掩饰蒋汪对日妥协的政策，汪精卫在一月三十一日发表讲话，说迁都洛阳是为了‘便利行驶职权’，不是‘惧日人暴力，系谋具体决绝抵抗’。他还掩耳盗铃地说：‘政府西迁，非予军民不振之表示’，并称‘中央政府对日方针已有整个计划’。二月十三日，汪又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汪的主张把抵抗放在前边，似乎比蒋的‘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积极了一点，但实质没有多大区别，两人所言抵抗，都是为了交涉，为了贯彻他们的对日妥协政策。”
……
十九路将士们在淞沪地区，以劣势的装备，敢于抗击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进攻，以血肉之躯，筑成了钢铁的长城，使敌人一再增兵而不能得逞。结果是费时一月，总共投入兵力十万余，飞机达二百余架，军舰六十余艘，三易主帅，死伤过万，日本陆军大将亲临指挥，也没能攻陷上海。但蒋汪从淞沪抗战一开始，就生怕事态扩大，非但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反而力加限制约束。当时汪精卫曾在徐州发表讲话，要“在野的勿唱高调”，胡说什么我们现有军备与日本相比“等于弓箭与机枪”，如果贸然与日本宣战，“必将演成义和团第二”。那怎么办？还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这番话，完全是一派失败主义论调，毫无战略上的积极意义。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中日停战协定》，汪精卫在此之前的四月七日国难会上，还假惺惺的作慷慨陈词，说什么“政府对辱国丧权之条约，无论日本如何威胁，决不签字。”但时隔不到一个月，就与时俱进到在上海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实在是可悲可耻。
以上仅是《淞沪停战协定》之签订的过程与背景，当时上海守军并未战败，但蒋汪之流就如此张敌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其余的几个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与此大约相同。他们高唱的对日抵抗其实就是演戏给中国人民看的，而后来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投降日本，一方面是汪精卫捷足登先，先行“曲线救国”了，与日本强盗共荣共存了，蒋介石出于强烈的嫉妒心也是被大势迫才不得不做出一副抗战姿态的。
我们说了，一个现行政权之所以垮台，人民又另行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且还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卖国、投降而让人民彻底丧失了信心。所以，最后汪精卫先是被暗杀，不遂，但那次暗杀落下的后遗症此后又无情的摧残折磨了他许久，最后在求医时又遭遇爱国的江湖游医暗算，最终毙命于日本。而蒋介石虽然是硬撑至抗战的最后胜利，但因为他表面抗日但实际反共的过程使得他的真实嘴脸被人民识破，所以，最后选择了仓皇逃离，不能不避居孤岛，做他反攻大陆的美梦去了。
蒋、汪的最终结局和国民党彻底退出中国大陆政治舞台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政府，或是居庙堂之高的当权者，无论他怎样的有千般不是，但只要没有投降、卖国，人民还能勉强容忍，而统治者就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和余地。但一旦突破了卖国底线，无论用怎样的一副假惺惺面具表演，无论怎样的使尽手段，都将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这也就算是历史的庄严审判。在这样的审判面前，谁都将无法最终逃脱！这也是蒋、汪之流留给后人弥足珍贵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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