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一直以高度的热情，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列宁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这就是列宁与许多中国人有过亲身接触。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6年里，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不下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参加十月革命的在俄华工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一、参加十月革命的在俄华工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中，有着数以十万计的炎黄子孙，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被招募或被拐骗赴俄劳作的“华工”，受尽了战火的摧残和沙皇资本家的折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下，他们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同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阶级兄弟一起，义无反顾地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战、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战。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遍布苏俄各地，其中刘福辰和冯扎瓦参加了攻克冬宫的战斗，沈阳人包其三（又作包清三、包吉山）在南高加索的战斗中功勋卓著。华工还是斯大林领导的察里津（即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保卫战中的一支生力军。在斯大林、伏龙芝、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恰巴耶夫（夏伯阳）、加伦（布留赫尔）等领导的部队中，都留存过中国战士的身影。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就刻画了并肩战斗的中国战士的形象。直至今天，为十月革命而献身的一些中国战士，仍然安息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在俄共（布）中还曾建立了独立的中国人党组织“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对于华工在十月革命中的重要贡献，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1920年3月29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向俄共（布）“九大”的报告中，列宁指出：“我们同盟军中一支最忠诚的队伍，就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那批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人唤起自己的同胞投入反击苏维埃国家敌人的斗争中去，因为他们知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事业就是他们的切身事业，因为是在俄国战场上来决定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命运”。[1] 1918年2月和4月，列宁亲自主持了工农红军第一国际团和第一莫斯科红色近卫中队的组建工作，参加这两支部队的中国战士数以千计，其中国际团第一营第三连和红色近卫中队独立营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此后，在对白俄罗斯乌罗勃纳战斗中建立功勋的第二红军大队特别中国队予以奖励的指示中，列宁还指出：“中国的士兵们在俄国的革命战争中奋勇作战，就应该得到额外的奖励”。[2]
1919年初，由沈阳人李富清率领的70多位华工红军战士来到列宁身边担任警卫，他们是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在此后的1年里，他们亲眼目睹了伟大导师为世界人民辛勤工作的情景，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也亲身感受到了列宁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关怀。在严寒的冬日里，列宁一再指示警卫战士在屋檐下或走廊内站岗，以免冻伤。对警卫战士的饮食起居，列宁也多次亲自过问，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直至半个世纪后，李富清还对这样一件事记忆犹新，这就是当他们几位中国战士苦于靴子太大无法穿用时，列宁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亲笔给主管工作人员书写便条，指示给中国战士更换靴子，直到亲眼见到中国战士穿上合适保暖的靴子，列宁才放下心来。在此期间，列宁还通过翻译，与中国战士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向他们讲授革命道理，为他们学习俄语提供方便，并通过中国战士学会了“您好”、“吃饭”等几句中文日常用语。[3]同年5月，列宁还接见了苏维埃第四团第三营全体中国战士。
“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同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4]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任辅臣。他生于1884年4月28日，在34年的短暂一生中，他把14个春秋献给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早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和打入沙俄侵略军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开始接触，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成员。此后，他一方面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另一方面以很大精力维护在俄华工的权益，并在他们中进行革命活动。1916年5月，任辅臣领导了阿拉伯耶夫斯克2600多名华工的大罢工，并因此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1918年初，在任辅臣的领导下，组建了著名的“红鹰团”（又称“中国红军团”，其中包括一部分朝鲜工人），成为乌拉尔地区红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得到“中国英雄军”的美誉。曾转战于楚索沃依、叶卡捷琳堡（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塔吉尔、彼尔姆等地，重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高尔察克白匪军。
“红鹰团””隶属的红军第3集团军第29狙击师师长在报告中赞誉：“在上图里耶方面最近的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尤为顽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环形包围之中，可是它每次都凭着自己的顽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指挥，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撤出包围并进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企图占领维亚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以便对我军后方的戈洛布拉哥达茨克车站构成直接威胁的企图都被中国团的顽强精神粉碎了。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勇敢顽强、头脑冷静，形势越险恶，他们的军事纪律性就越强……在战斗中敌人遭到了数倍于我的损失。鉴于上述情况，我为能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和它的指挥员致以衷心的感谢而感到荣幸”。[5]1918年11月29日，任辅臣和中国团的大部分指战员一起，在维亚（一译为维雅）车站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苏维埃政府将任辅臣的夫人张含光等亲属安置在莫斯科居住，给予多方照顾。1920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任辅臣的家属，“称赞任辅臣同志作战英勇，是一位卓越的指挥员，是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6]在列宁的亲自安排下，任辅臣家属于1921年顺利回国。
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除去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以外，见过列宁的另一个中国人群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根据史料可以确定，见过列宁的中共著名活动家有陈独秀、张国焘、刘仁静、彭述之、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萧三、柯庆施、邓培等，他们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见到列宁的。1922年初，列宁还抱病接见了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一大”的部分中国代表，他们是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张秋白（代表中国国民党）、邓培（代表中国工人）。在谈话中，列宁表达了对中国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关切。
列宁有生之年，共产国际共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其中1919年3月和1920年6—7月举行的“一大”和“二大”，是由在俄华工代表刘绍周（刘泽荣，出席“一大”和“二大”）和张永奎（出席“一大”）参加的。在1921年6月至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瞿秋白以记者身份担任大会采访报道工作，当时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刘少奇、肖劲光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肖劲光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见到列宁时，情不自禁地高喊‘乌拉！乌拉！’虽然我由于语言不通，难以听懂报告的全部内容，但列宁独特的手势和声调，仍强烈感染着我”。[7]出席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有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成为第一个参加国际共运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7月6日，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三大”的会场上见到了列宁，成为第一个近距离接触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事后，瞿秋白用流畅的文字，向中国读者第一次介绍了列宁的形象。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瞿秋白和刘泽荣的回忆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收入《回忆列宁》第5卷，成为这部目前世界上最完备的回忆列宁文集中仅有的两篇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文章。瞿秋白写道：[8]
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即克里姆林宫——引者注）真做得人类文化的驳杂光怪的象征。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断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招降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在《回忆列宁》第5卷的前言中，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充分肯定了瞿秋白的回忆的意义：“回忆录反映了列宁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表明了他是多么重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列宁作为一位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最有人性的人’，他的丰富多彩的形象得到了再现……瞿秋白等人的回忆，都说明了这一点”。[9]
三、见过列宁的其他中国人
在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中，还有四个特殊人物。其一是北洋军阀政府派往苏联的军事外交使团团长、陆军中将张斯麟。为使这个使团顺利成行，刘泽荣付出了巨大努力。1920年11月2日，在张斯麟回国前夕，列宁和他进行了谈话。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的《列宁生平事业年表》记载，列宁在谈话中“相信苏俄同中国的联系将获得加强”。[10]其二是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会长刘泽荣（刘绍周）。其三是前文提到的张秋白。此外，投机分子江亢虎于1921年以所谓“中国社会党”党魁名义，混入共产国际“三大”会场旁听。回国后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此人以后在抗战时堕落为汪伪大汉奸。
在这些人中，刘泽荣曾3次见到列宁，时间分别是1919年3月、1919年11月19日和1920年8月11日。他为此终身引为骄傲。在那战火纷飞、联络不畅的困难境地中，他全力保护在俄中国同胞的利益，得到列宁的全力支持。列宁为他亲笔起草的证书一直珍藏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960年4月21日，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刘泽荣在《工人日报》发表《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一文，后于1970年收入《回忆列宁》第5卷。文中记述说：[11]
我幸运地不只一次同伟大的列宁会晤。我第一次拜访他是在1919年3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第一次去见他时，我感到十分拘谨。但他待我那样和蔼可亲，风度又那样朴实，使我的拘谨立刻消散了。他工作很忙，我不敢多占他的时间，没有作更多的谈话，但是和列宁初次的会晤，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
我就是为了联合会的工作，第二次去拜访列宁同志。这是在1919年11月19日，列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见了我。列宁同第一次一样，非常和蔼可亲地接见我。这一次我更深刻地感觉到这位伟大领袖引人爱慕的感召力。他问我中国情况如何，中国革命运动如何。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刘泽荣生于1892年，当时27岁——引者注），对国际局势没有太多的认识，对国内情况知道太少，不可能向他陈述那些他所感到兴趣的新东西。
相反，我从他关于中国前途、关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关于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重要性等等问题上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得到很多很宝贵的启发。
列宁同志还问我华工情况如何，华工联合会是否得到各机关部门足够的协助。为了证明各机关已经给华工联合会充分的支持，我拿出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发给我的证书请他看。在那个证书里说我是“由住在俄国的中国公民和工人所授权保护他们利益的唯一代表”并“请各机关予以一切协助”。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列宁同志就在那一件证书上用红墨水又写了几行字：
“我这一方面也请各苏维埃当局和机关给刘绍周同志一切协助。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9，11，19”
刘泽荣还回忆说：
列宁同志对中国工人如此热情的关切，同时对我个人如此厚意的信任，使我感动到极点。由列宁这位最高领袖加上这样批示的证书，对华工联合会带来极宝贵的支持和协助。多少年来，经过不少波折，特别是日寇侵华，我烧毁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可是一直保留着这个证明书，把它看作是十分珍贵的纪念。
四、为列宁守灵的中国人
1924年1月21日，列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据史料记载，至少有5位中国人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为列宁守灵，他们是张太雷、任弼时、肖劲光、萧三和李富清。他们和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蔡特金、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胡志明、福斯特、片山潜、皮克等一起，和90多万苏联各界群众一起，为伟大导师送上最后一程。张太雷还用毛笔书写了中文悼词《列宁与中国青年》，撰写了《列宁的死》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列宁的葬礼，批驳了反动派所谓列宁逝世将使苏联崩溃的谎言，指出苏联党和人民正在继续列宁的事业。这两篇文章以后都收入了《张太雷文集》。任弼时亲手绘制了列宁的遗像，悬挂在东方大学中国班里。[12]时隔60多年后，八旬高龄的肖劲光仍对1924年1月的悲痛日子记忆犹新。[13]他说：
第二次见到列宁是在他去世的日子，1924年1月21日，这个噩耗传开后，苏俄的工人、农民、士兵真是悲痛欲绝。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工会大厦向停放在那里的列宁遗体告别，很多从千里之外赶来的人，在广场、街道燃起篝火，一夜一夜地等候。在长长的吊唁队伍中，人们的帽子、眉毛、胡子都结满了厚厚的冰霜。
就在这时，校方通知，让我们中国班选出几个人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参加治丧守灵活动，支部最后决定让我、弼时等同志前往。我们走进工会大厦，只听到周围一片哭声，真是声震屋宇。我站在列宁遗体旁，看见他脸上带着深深的病容，瘦削的面孔显得额头更突出了。瘦骨嶙峋的身体虽然穿着整齐的衣服，仍然隐隐可见。想到他的伟大功绩和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关心，我再也止不住泪水。在短短的十来分钟的守灵中，我一直默默重复着孙中山先生唁电中的一句话：“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成最高的政治家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
列宁逝世半年后，1924年6月18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李大钊和其他与会代表一起，在莫斯科红场晋谒了列宁墓。李大钊由此成为晋谒列宁墓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
在漫长的岁月里，见过列宁的中国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富清于1932年随退入苏联的东北义勇军队伍返回新疆，受尽盛世才的迫害，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57年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红旗飘飘》第4辑记载了他的事迹，20世纪70年代逝世于新疆。今天，在新疆呼图壁市为他修建了塑像，基座上镌刻着“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新中国成立后，任辅臣夫人张含光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刘泽荣在1949年新疆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条约司顾问，1970年病逝。瞿秋白、张太雷、邓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萧三成为杰出的革命文学家、国际和平战士和政治活动家。陈独秀、张国焘、刘仁静、彭述之、江亢虎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走向反面，被历史淘汰。尽管如此，列宁与中国人的交往，作为列宁生平中的重要篇章，作为列宁关怀被压迫民族解放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有力见证。将永载史册。□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版，第30卷，第417页。转引自[苏]刘永安编著、王宜光译：《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2][5][6] 转引自李永昌著:《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3、181-182、185页。
[3]郑民、方雄普、黄如捷、黄力平编著:《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4]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为十月革命60周年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贺电，《人民日报》，1977年11月7日。
[7][13]秦晓鹰：《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一代元戎》，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470页。
[8][9][11]侯焕闳译：《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1-2、277-279页。
[10]叶林编译：《列宁生平事业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单位：李正军，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尚金州，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附：前苏联红军中国团长
http://www.ranwen.com/html/12/1211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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