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改革的“限度”和历史风险

列宁论改革的“限度”和历史风险

摘要：列宁改革思想的精髓是其“战略退却”思想。它包含关于退却的必然性、限度性和风险性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体系，重新突出其限度性和风险性这两个被长期“遗忘”问题的重要价值。其中，关于“退却”的限度性思想，主要包括限度的决定因素、程度的判断标准、可控的前提条件、可能的历史结果等四个方面；关于“退却”的风险性思想，主要包括来自错误思潮、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风险问题。列宁为科学把握“退却”限度，合理化解“退却”中的风险提供了可贵的探索。

关键词：战略退却；限度；历史风险；化解

一、列宁改革思想的理论维度与研究状况

列宁改革思想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出发的：俄国没有经历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而在战争中采取了一种战时共产制度。这决定了这种制度必然存在一个“身份合法性”问题——经济制度的建设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还是为了政治权力的争夺。一些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区别，试图蒙混过关，将权宜之计当作历史规律，直接将其“推广”到其它阶段和其它领域。这必然激化利益受损者的矛盾而影响社会主义大局。政治进步不能代替经济规律，必须退回到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起点。因此，在列宁看来，改革的本质就是一种战略退却——通过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再来扩大社会主义成果。

列宁的战略退却思想不仅是一种经济学和政治学思想，而且是一种历史辩证法思想，是其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列宁“战略退却”辩证法的本质，是“为进而退”、“以退为进”。当前进无法实现既定目标时，就主动地、自觉地、灵活地实行“战略退却”，直到退到稳固地建立了前进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再扩大战果、继续前进。退却本身不是实践的目标和根本方向，而是一种策略和方法。这是一种在深刻体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冷静估量客观事实基础上，将辩证法精髓与俄国现实灵活结合而生成的辩证的社会发展观。

从内涵上看，列宁“战略退却”辩证法主要包括三个理论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关于“退却”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地位问题的论述，认为“前进中的退却”是一种社会历史必然现象。这一部分是整个“退却”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第二个维度是关于“退却”的限度及其程度把握的问题，详细论述了退却限度的决定因素、客观标准、政治经济前提和可能后果等问题。第三个维度是关于“退却”过程中的历史风险及其化解措施方面的探索。概括地讲，第一个方面是讲“要退却”，退却的“必然性”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讲“停止退却”，退却的限度性问题；第三个方面则是讲如何保证在“退却”与“停止退却”中掌握主动，退却的“风险性”问题。

关于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国内学界有个鲜明特征：直接成果凤毛麟角，间接成果汗牛充栋。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将关注点放在了其政策案例——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上。这种研究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获得感性经验，为改革实践提供直接策略依据；另一方面，又难免流于逻辑系统的表层，不能深入把握其哲学精髓。而且，即使个别人的研究涉及到“退却”辩证法问题，也是将侧重点放在了其三个理论维度的第一个维度，即“战略退却”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问题上，而没有深入研究其后面两个维度。这就难免流于理解解释的偏颇性，而不能“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深入到实施程度、把握力度、保障措施等机制性问题方面。这种情况除了与研究者的个人偏好有关外，主要是由现实实践展开的程度决定的。

上述这种“双重偏颇”现象，在理论上会导致研究的肤浅性、逻辑的不彻底性等问题，在实践上可能会造成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些重大风险问题。对于前者，无非是一个理论问题，可以不停地研究和探讨；对于后者，却关系到改革大业能否成功，十三亿人民的福祉能否得到保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建成的重大问题。列宁的思路是改革开放理论的“活水源泉”，邓小平也认为这一思路比较好。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角度，还是改革实践角度，我们都有理由将这一思想彻底地、完整地、准确地搞清楚。鉴于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维度已有所较多研究，笔者重点探讨一下后面两个维度。

二、关于改革的“限度”问题

既然退却是“为进而退”、“以退为进”，那么退却就不能永无止境地退却下去，而必然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程度上停止退却，转而采取进攻的战略策略。然而，这种“退却”应该退到什么时间、什么程度？依据什么作为“停止退却”的标准？什么东西可以“退却”、什么东西不可以“退却”？“退却”超过限度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是非常难以回答的，但如果不能及时和科学地得到回答，就有可能在干部队伍和群众中导致思想混乱，甚至是政治立场的动摇和转变。对此，列宁以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密切关注着各种迹象的变化，在不同的实践程度和时间阶段上，做了详细和丰富的论述。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退却”的限度，是由退却要达到的目的的历史合理性的限度决定的。在列宁看来，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实行直接过渡，已经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后期实践证明为不可行。所以，必须进行战略退却。那么战略退却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列宁早在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1而不是具有永远的历史合理性，即只是在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内不可避免，而不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退却”的限度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限度决定的。因此，列宁说“我们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为扎实地转入进攻做好了准备，我们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2

第二、判断何时停止“退却”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践。列宁深谙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法，当着实践并没有提供丰富的完整的素材之时，列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退到哪儿为止？’…我们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只有进一步实行我们的转变，才能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材料。”3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4当着实践开始发生一些关键性的、影响到全局性质的变化时，列宁则以他超凡的敏锐性捕捉那些信息，并做出及时的灵活的结论：“我们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5当着战略退却的目的基本达到，必须停止退却，巩固扩大战果以备转而前进之时，列宁则以十分果断的态度下令停止退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6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7

第三、（作为第二点的一个方面）如果实践证明“退却”得不够，就必须坚决地继续“退却”。列宁追问道：“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不，实际表明退得还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8，“而且这还不是最后的退却。甚至不是（为所有人）充分认识到的退却。”9实践证明退却得不够，就要坚决地继续退却，而不能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第四、在作为“退却”的政治、经济保证的国家政权、经济命脉问题上，无论如何不能“退却”。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搞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在工农政权前提下，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工农政权”，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就不能保持进退程度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就必然要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光有人民政权还不够，国家还必须掌控核心经济命脉和经济手段，因为没有了这个“经济基础”，不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难以建立起来，国家政权自身的存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反过来讲，我们之所以“能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手里拥有大批工厂、铁路，我们又有居领导地位的党（在基层有共产党支部，在上层有共产党员）”。10没有这两点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没有保证，因此这两点无论如何是不能“越过”的。

第五、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退却”必然产生“矫枉过正”、超过限度的路径依赖式历史风险。这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历史现象，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加强纪律维持秩序，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对此，列宁客观地指出，“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11“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拼命向前冲。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开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12军队的前进和退却如此，经济制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所以那种不讲求不同部门和行业的特殊性，“一切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13

三、关于改革的历史风险问题

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退却有无危险？这样的退却是否会增强敌人的力量？…是有危险。是会增强。”14除了上述路径依赖意义上的历史风险，列宁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强调了其它三种风险类型：来自错误思潮的风险、来自国内外“敌对阶级”的风险、来自党内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风险。这些风险出现的必然性和化解方式，都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

（一）来自错误思想观念的风险

这里所讲的错误观念，主要是指“左”的和右的两种教条主义，以及狭隘的局部利益本位主义。右的教条主义，是指那种将积极的退却当作消极退却的“改良万能论”。

对于来自右的教条主义，即来自“路标转换派”的“改良万能论”的风险性，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路标转换派议论说……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很有益的话…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17“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主张是与革命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这与俄国国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来自改良主义政党的危险，一方面会使来自“左”的极端悲观主义完全丧失信念，另一方面它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

（二）来自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风险

一国首先实现和建成社会主义，其国内外政治环境自然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多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有着完全的不同。对此，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19这里所讲的资产阶级，包括国内的“小私有者”、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

来自国内阶级敌人的风险，主要是指小私有者和民族资本，特别是小私有者不遵循国家规定进行违法的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列宁认为“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20“投机商、奸商、垄断制度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或者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21“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22列宁这里所讲的无政府状态，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由此可能带来了经济破坏。而消灭这种无政府状态，实质是强调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对于战略退却的首要意义。

来自国际资产阶级的风险，则主要是指进行租借和参股的外国资本，可能成为国际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操控和和平演变的工具。列宁认识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它们正窥测时机，一旦发现动摇，就要把‘自己的人’送回，就要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的形式变了，但它仍然是一场斗争。所有的承租人仍然是资本家，他们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则应当尽量利用他们的贪婪。”23与此同时，与西方交往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使农民腐化”，会成为“投机倒把、间谍活动以及给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帮助的根源”。24因此，在执行租让合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决不让资本主义政权复辟”，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25

（三）来自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风险

社会主义政权如何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对于新生的官僚主义现象，列宁是密切关注并十分痛恨的。他一方面冷静地分析了人民政权产生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官僚主义进行严肃处理。列宁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流转和协作。26官僚主义产生于两种阶级基础，一种是分散的小农阶级，一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尽管列宁认为当时官僚主义经济根源主要是小农的分散性，但却已经觉察和预见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了。对于官僚主义这一“祸害”，列宁主张“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27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战略退却的政治前提——人民政权的本质属性的重大问题。政权不能保持人民性，等于直接向阶级敌人投降。

对于官僚主义的毒瘤——贪污受贿的腐败现象，列宁则从政治建设和政策执行的高度指出，“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28而没有了政治，所有的战略策略就成了无头苍蝇，就不能保持本色和控制力，就必然要失败。腐败是一种腐蚀剂，是产生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经济原因，是使工农政权蜕变的罪魁祸首，必须用各种严厉手段进行彻底打击。

四、关于界定改革“限度”和化解改革风险的基本原则

合理界定退却限度、科学制定化解风险的方法策略，是保证战略退却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最终目标达成的基本前提。对此，列宁根据现实实践的要求，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维护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性质，充分发挥政权的专政功能

在列宁看来，政治相对于经济不能不处于首要地位，而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政权。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建成。正因为有了国家政权，所以“退却”才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29

从政治和思想的角度讲，正因为牢牢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有效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例如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经济角度讲，正因为有了国家政权，我们才比资本家更有优势，才能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节制资本。我们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我们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

（二）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

在列宁看来，尽管战略退却已经不是疾风暴雨式的军事斗争，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是最关键的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光依靠党员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不是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的人民群众。所以，“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30没有人民群众这个“最终的力量源泉”的支持，一切社会改革都终将失败。

与阶级敌人作斗争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现象作斗争，则更加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相对于群众的作用，一些人过多地强调了法律和宣传的作用，实际上仅仅依靠后两个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做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31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得官僚腐败分子处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官僚腐败现象。否则，很难突破“治标不治本”的历史性难题。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在列宁看来首先要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功能，不仅要发挥工会的调解功能，而且要发挥工会的维权功能和监督国家政权的功能。他说，“发挥工会的作用：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32除了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任务之外，工会还必须担负起同官僚主义弊病、同资本家破坏经济秩序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做斗争。“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做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权。”33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工会的功能，列宁主张设立“罢工基金”。

（三）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而不是“抽象图景”出发

“战略退却”的最终目的，是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最终目的，怎样来实现这个最终目的呢？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上，必须反对那种将其理想化、抽象化的错误做法，而把它看成是“日常生活”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在这一目标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结果如何问题上，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出发。“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34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的态度，是检验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四）加强党风和执政能力建设，坚定革命乐观主义信念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呢？是强迫资本家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还是我们和资本家沆瀣一气，随波逐流，受其腐蚀，成为他们的权力代表？列宁坚定地指出，“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35战略退却能否成功，关键在国家政权能否保持本色不变；而国家政权能否保持本色不变，关键在党的作风和执政能力建设。所以，列宁非常看重党员的质量而非数量问题。

在战略退却大背景下，要提高执政党党员的素质，首先必须对其进行革命乐观主义的信念教育，让大家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36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思潮的蛊惑下，放弃信念，陷入极端悲观投降主义不能自拔。

上述四个原则，只是列宁关于化解风险思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教育、司法、外交等方面所应该采取的措施。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事业。比起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涉及到的对象更加复杂。但作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然具有的共性，决定了列宁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所出现的问题，产生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在我们的改革实践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对应，例如“左”和右的教条主义、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资本家勾结狼狈为奸的腐败现象等等。以史为鉴，可以通古今，瞻未来。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彻底暴露。如何在与国际资本主义交往中，守护人民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被资本主义吃掉，实现科学发展和世界和谐，赢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是列宁提出而没有完成的课题。这一历史使命如今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肩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立足实践、以史为鉴、开拓创新，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难题，必将为人类做出伟大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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