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2012年第 4期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5日
对张维迎教授钓鱼台演讲的联想
刘纪鹏
背景：腾讯网文静督促我写微博，这次发来的是评价张维迎教授钓鱼台演讲。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张维迎教授在演讲中表示：
“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希望在5—10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占到10%左右”。
实在讲，我对该论坛上，从吴敬琏“批高铁奇迹”到张维迎明确“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的演讲颇不认同。于是，借腾讯微博邀请做下述评价。
事实上，早在2009年张维迎教授就曾提出要让13亿人分外汇储备的大胆设想，一时成为学界笑谈，为此我写了《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张维迎分外汇储备的戏剧性》（摘自刘纪鹏著《大道无形》）。
后来在李南婚礼上，他说“你文章我看了，我有不同看法”，我回答“期待着”。然至今无下文。可张维迎“要分”的念想愈演愈烈，直到这次在钓鱼台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论坛的主宾提出“国企是未来发展主要障碍，第一要做的是私有化”。妖魔化国企的舆论导向正在向消灭国企演变。这样主流论坛，这样的大是大非，民众思想如此混乱的社会环境，还要再乱吗？
有些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借乱表激进，不惜要把“颜色革命”招到中国，不讲方法论搞激进改革与腐败的不改革一样祸国殃民。在社会上，一种愈演愈烈的仇视国企的民间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令人十分忧虑。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对这样明显否定中国30年来在国企改革和市场化方向上已获得重大进步的言论，无论是政界、学术界和理论界都没有相应给予应有的回应。为捍卫中国30年改革成果不毁于一旦，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对此熟视无睹。
事实上，中国30年来在国企改革上已经从过去的独一股在向股份公司过渡，我们在股权结构上尊重国情，以渐变的方式不断寻找合理的比例，取得的成果是举世公认的。而俄罗斯用“休克疗法”的方式搞国企私有化，无论是设计师美国人萨克斯，还是俄罗斯人都认为是失败的，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贫富差距都是令人痛心的。而这样的做法却被有些人奉若神明，试图在中国重现。
以简单反垄断的名义来反国企也是不客观的。因为如果说央企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这也是由发改委对产品价格审批的行政性垄断造成的。不从发改委政府职能转变入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而是简单地从消灭国企和国有资本入手来反垄断，思路是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这样的做法把国有企业当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来反，将制造民众之间的矛盾。其次，国有资本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现在就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时机并不成熟。按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发展下去，中国能否把30年改革的经验延续下去，是令人忧虑的。
为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这种从妖魔化到消灭国企化的导向，应该用事实从正面的角度对我国30年国企改革成功的经验进行阐述，对错误的理论必须加以驳斥，不仅让国企的干部员工能够理直气壮地参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而且要让社会民众对此也能有客观清醒的认识。
附文：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张维迎分外汇储备的戏剧性
本文摘自刘纪鹏改革论著三部曲之一《大道无形》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
听到张维迎教授要分外汇储备“藏富于民”的主张，以为是在开玩笑。但两位与会者说：“这回真的不是开玩笑，不仅有定性还有定量，即1万亿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7万亿，加上40%的国有股，折合人民币6万亿，合计13万亿，13亿人每人一万元。其中农村人两份，城里人一份。”据说，就这一方案，张维迎教授还和高西庆教授争论的很激烈。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分”的主张，得到了近80%网民支持。
其实，讨论这一问题的关键，不是外汇储备该不该分，而是能不能分？
2万亿外汇储备是当今国人心中一道隐隐的痛。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美国持续恶化的金融危机，中国最大的风险就在与此。而面对这一风险，大多数人对其资产属性、构成和风险并不太清楚。这两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实在太快了，眼睛一闭一睁，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日本、俄罗斯、台湾、香港、韩国、印度的总和，并成了拥有美国外债1/3的第一大债权人。显然，热议外汇储备，既有现实性又有必要性。
其实弄清外汇储备能不能分的前提，先要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析起。在市场经济下，不管是央行还是财政部，也不管是企业还是有住房按揭和信用卡的个人，其实都存在着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是资产（Assets）占用，是由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右边则是资金来源，是由负债（Liabilities）和自有资本（Equity）构成，其中负债形成的是债务性资产，自有资本则是权益性资产，二者构成了总资产。换句话说，资产等于负债加自有资本。而自有资本又叫做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或净资产，而负债则是他人权益（资本）。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性银行的总资产高达60万亿，但法律上规定它的资本充足率，也就是权益性资产，只需要达到8%，也就是4.8万亿就能开张了，而其他的55万亿，则都属于债务性资产，主要来源是储蓄者的存款。
我国央行对外披露的资产负债表则是一个特殊类型的资产负债表。见下表：
表的左边是资产（Assets），而右边则完全是由负债（Liabilities）构成，其特殊性在于，这张表没有体现所有者权益（Equity），而是把相当于所有者权益（Equity）的少量自有资金220亿也放在了负债里。所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正面是资产（Assets），其中外汇储备占了绝大部分（66%），反面则是负债，其中主要是储备货币（60%）。
值得指出的是，央行和商业银行负债的主要区别是，商业银行的负债来源主要是储蓄人的存款，而央行的负债来源，则主要是印刷机印刷出来的人民币和金融性机构存款构成的。
我国的结汇制度决定了，各种贸易和资本顺差形成的外汇一进来就会兑换成等额的人民币，而这个人民币是印票子印出来的。如果这些外汇储备没有在中国境内发生实质性的作用，那么兑换出的人民币票子将多出实际中的需要，央行就必须通过各种票据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回收这些货币，或者要尽快把这些美元资产花出去。好在美元是世界货币，不仅可以在美国花，还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花，不仅可以买外国的金融资产和外国公司的股权，也可以买实物资产，拿回国内来用，才能平衡。而这些行为往往是由国家外管局伦敦或新加坡等地的分支机构以及大公司和商业银行来实现，商业机构要出去买物或投资，也要来央行调剂、兑换美元，而央行则把人民币回收对冲，继续保持央行外汇资产和印刷票子的平衡。
因此，分央行的外汇储备资产，就如同把商业银行的资产分掉一样，由于这些资产大部分或者说全部是由负债构成的，把它分掉了，那么当存款人提款的时候又如何支付呢？而若把外汇储备分了，除无法支付金融性机构的存款，那些超印且发行在外的人民币，一旦回过头来兑现美金，发现美元资产没了，而央行又不能印美元，所以面临要么无法支付，要么人民币贬值，导致结构性通胀。显然，无论是分央行的外汇储备还是分商业银行的资产，如果要想把资产分走，就必须要带着负债走，否则就像试图分走一块硬币的上面，而又不要反面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商业银行的资产还是央行的外汇储备都一样是不能分的债务性资产。
退一步说，假如真能分的话，会发生什么？一是分的人拿到一万人民币等值的1400美金或美国债券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到国外去消费，要么去投资。尤其是8亿农民兄弟，那拿到两份绿票子的感觉，使我不禁想起了杨百万和我熟悉的另一位上海企业家当年到农村去以四毛钱的价格去从农民手里收到面值一块钱的国库券，掘得第一桶金的经历。假如这1400美金不值得大家去国外花，因为还不够出国盘缠，于是决定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的号召，在境内消费，就必须得先去央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才行，这样又把美元还给了央行。央行的外汇储备一点没少，而印刷的人民币却越来越多。制造一个“分－－换－－花”的无限循环，相当于种了一棵“摇钱”树。
显然，弄懂了央行外汇储备的资产属性是债务性资产，就会发现，其实讨论外汇储备该不该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回真的不能分。
我在学校讲课时，无论对法律专业还是经济专业的学生，资产负债表都是必修的内容。开始，总是有一些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不重视，于是我就会向学生提问：“你们知道那些把财富作为择偶第一标准的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常常被欺骗吗？因为她们不懂资产负债表。一见到那些拥有高级轿车，房地产和存款、股票的‘大款’，就以为碰上了富人。其实那些资产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可能是由债务性资产如银行或他人借款构成的。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故事，富人的资产减去负债，可能一无所有，甚至是‘负人’。所以女孩子若要把财富作为择偶第一标准去找对象，一定要看对方的资产负债表，不仅要看那张表左边的资产，还要看它右边的负债。这可避免‘赔了人还要倒贴钱’的爱情和婚姻风险。”
我记得在80年代中期，维迎曾提出“为钱正名”的观点。以后又亲耳聆听了于光远先生总结的一个改革顺口溜，大意是：若要向前看，必须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的企业改革，必须强调企业应以盈利为目的，这是必要的。但前提是你“看”的那个钱必须是“咱家”的，不能由于过于想钱就想到“人家”的钱去了。那很容易诱导犯罪倾向。如从银行骗贷和美国的麦道夫现象屡见不鲜。
所谓分外汇储备也属于打上了“人家”钱的主意。因此，忽悠分外汇储备的人要么是戏剧家的幽默，要么是经济学家的妙手偶失。而参与分外汇储备的人则要么是小偷要么是败家子。当然，支持分外汇储备但不了解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朋友除外。
本来这篇随想是想直接寄给张教授调侃一番，但未及，却见到他《埋葬凯恩斯主义》这篇更大胆的文章，这回真的感到有点沉重了，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是凯恩斯“有形之手”导致的结果，还是斯密“无形之手”导致的结果；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结果还是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果，这是目前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及其经济学家，与几位英美“海归”经济学家在美英等国政府是否应该救市上的理论分歧点。正可谓“沙老太太和阿庆嫂”自家人打起来了。阿庆嫂不满意沙老太太在自己家里不坚持斯密的经济思想，而搞什么救市，批评美国人动摇了市场经济的理念，而格老成了次贷肇事者。这事，如果仅是让美国人埋葬凯恩斯主义，那仅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之争，不过是小事一桩。可问题就怕延伸到中国。正当中国政府扩大内需，集中优势兵力度过难关，“有形之手”在困难时期发挥优势的关键时刻，此时如果一边把国有资产（不含外汇储备）分掉，一边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有形之手”，那么中国政府率先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连外国人今天都在效仿的两大优势，就都丧失了，这样的玩笑可就真的开大了。
至于以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搞凯恩斯背景下的斯密理论还是斯密主导理论下的凯恩斯主义，我不知道。但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在探索中要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大势所趋，不要去搞“不是你埋葬我就是我埋葬你”的尖锐对立。人类规律不可抗拒。还是老子说的那句话，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何必太着急。迄今为止，谁能想到中国人自己的“摸着石头过河”一点都不比俄罗斯请美国人搞的“休克疗法”慢，可这真真切切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2009年既是关键的一年，也是敏感的一年。经济学家要捍卫自己的声誉，还真得从自己做起。
注：本文摘自刘纪鹏改革论著三部曲之一《大道无形》（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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