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习近平三一讲话 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修订稿）
刘建友
（2012年3月20日撰，2012年3月29日修订）
4、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是大资本家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工具
2012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这是一篇习近平同志在特殊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同时也必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关于“党的纯洁性工作”的定位，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高度重视保持党的纯洁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从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句话传达了三重含义：第一，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从根本上是为了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第二，从现实角度，是为了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第三，这是一项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工作。
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干部认识到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将其上升到“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及应对当前“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这样的高度，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深刻学习、坚决贯彻，决不能有丝毫拖延懈怠。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纯洁性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习近平同志认为，保持思想纯洁，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信念：“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成功，南征北战，流血牺牲，靠的正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和平建设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靠的还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顽强拼搏，勇往直前，靠的仍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
而党的纯洁性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随后，习近平同志又再一次强调：“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中那些屡经教育仍不悔悟和改正的人，要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根据时代背景，结合以上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前三十年物质和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同时党和国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关系到党是否变色和变质、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党面临着重大风险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党和国家变质变色，当然是极端重要的和紧迫的工作。
第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党内存在“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些人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他们认同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者受到了这些错误思潮的侵蚀。正是这些党内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主张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官员们在改革开放年代里兴风作浪，危害党的事业，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需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思想上，就是和这些官员主张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在组织上，就是把这些官员清除出党。否则，党和国家将变色，国家将出现重大危机和动乱，无法长治久安。因此，保持党的纯洁性，将这些官员清除出党，这是一项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任务。
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要吸取我党90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一方面，大部分的党内矛盾是于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内反应，对于这类矛盾，要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求得团结、统一、共识，而不能搞斗争扩大化。
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党内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对于此类矛盾，决不能无动于衷、姑息养奸。比如某些党员干部背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仰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理想、信念、理论、实践早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当前党内此类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在党内之比例并不太大，但是他们却身处某些关键岗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其严重。再比如，某些罪大恶极、无药可救的腐败分子，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共产党员的资格，他们的存在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严重地破坏了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以上这两类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有些领导干部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所以，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内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必然是“总开关”问题最严重的官员，同时也必然是党内危害最严重、民愤最大的贪腐分子。而那些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自然在根本上比新自由主义官员有更强的拒腐防变的能力。那些新自由主义官员们，他们的立场不是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边，而是赤裸裸地站在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大富豪一边。其实，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本身已经是大资本家、大富豪。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内核就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受这些观念侵蚀的官员是最容易腐败的。所以，这些腐败的官员信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胡锦涛同志建党90周年讲话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便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们羡慕国内外大富豪、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被国内外大资本家收买，或者老婆孩子亲戚好友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已经转变为隐形的大资本家。
今天中国最突出的腐败，已经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贪污国库贪污公款，而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内外的大资本家阶层服务(这在国内外大资本家参与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资流失的无数案例中已经有清晰的展示)。因此，中国最腐败的官员，正如苏联解体前的特权阶层一样，必然会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披上新自由主义及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面纱。
事实上近几年查处的某些民愤极大危害严重的有代表性的腐败官员，如前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商务部高官郭京毅（收受外资贿赂，主张开放无禁区）、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主张自由主义，主张按照美国模式搞政治改革）等人都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奉起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高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如果看不到当前中国及世界存在的显著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如果看不到当前党内危害最大的腐败分子的本质是国内外大资本家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看不到我党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同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如果反腐败斗争不深入到理想信念及理论旗帜等政治层面，而只停留在司法表面，那么反腐败斗争很容易异化为争权夺利式的内斗和内乱，甚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反腐败斗争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
1、三大思潮的尖锐交锋
处理好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的首要条件是深刻把握党员干部们的思想动态，其根本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三大主要思潮：
第一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二是极右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论；第三是极左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理论。
众所周知，前两种思想在党内干部中影响最大，而第三种思潮的影响仅限民间，这种思潮对邓小平理论不以为然，认为改革开放已经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从而回过头去肯定文革——尽管主张第三种思潮的很多老干部本身就是文革的受害者。应该说，大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的还是已经写入党章宪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也有不少干部尤其是掌握关键权力的干部信仰第二种思潮。
很多人已经看到，中国当前三大思潮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有尖锐交锋，比如：
在经济改革领域，“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需要恢复毛时代一大二公、全盘公有制。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是：认为中国应该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搞大规模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避免新资产阶级的出现、走共同富裕道路；
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应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最大程度排斥市场。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是：认为中国须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最大程度排斥计划。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须完全恢复毛时代群众运动甚至文革大民主运动。右的主张是，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应全盘西化、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传统的群众路线，结合时代特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道路；
在改革发展道路问题上，“左”的主张是：对所有事物、所有问题都问姓资姓社，反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是：认为姓资姓社是思想牢笼，反对在国家大政方针、发展道路和改革性质等问题上问姓资姓社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认为，对于某个具体的机器、具体的技术来说，没有姓资姓社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来说，当然有姓资姓社问题，中国要姓社，而不能姓资，连特区都得姓社而不能姓资……
2、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当前，三大思潮争论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在经济层面，其主要焦点是如何对待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全文，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根据宪法及党章、党纲等基本文件的规定，我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是，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利用私有制经济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绝不能使私有制经济成为主体。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应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私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不能让私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任意泛滥危害公有制经济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让私有制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全民利益的有害威胁。也就是说，在公有制尚无条件介入且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可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但是公有制能够介入或者已经存在的领域和行业，应防止少数国内外资本家垄断控制进而侵吞全民利益。
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5年3月7日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11，人民出版社，1993）。《宪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何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本质就是要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不变。可以说，《宪法》认为，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资本家凭借企业所有权获得利益（即按资分配）是一种剥削，《宪法》只允许这种剥削在局部范围出现，而且要使之受到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限制。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让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各种领域竞争，应努力创造这样的局面：使公有制在各领域各行业保持主体地位的同时，而又面临着私有制经济和外资的竞争压力。从另一方面看，私有制经济和外资也应在各领域受到公有制经济的压力和限制，这是限制资本家的权力、限制和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防止外资危害经济安全必须的举措。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的举措，除非中国共产党否定自己的历史、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承认地主和资本家对劳动者没有剥削。
3、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性分歧
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意识形态，而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论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两者根本性的分歧是如何认识私有制带来的剥削问题。马克思曾对人类历史总结道：“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263）。在马克思看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少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都是少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垄断者剥削大部分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社会。
假如有一个地主，他拥有一大块土地，他雇佣10个无地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在这个地主的有生之年，他没有参加任何劳动，仅仅凭借他对土地的所有权，便获得了农民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其实这些劳动成果完全可以再买10块地。他还可以把这块土地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仍然可以不参加任何劳动，仍然继续凭借他对土地的所有权，继续占有农民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劳而获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叫做剥削。
在上述案例中，把地主改成资本家，把农民改成工人，把土地改成工厂，整个结论仍然成立：
假如有一个资本家，他拥有一个工厂，他雇佣10个工人在工厂里劳作。在这个资本家的有生之年，他没有参加任何劳动，仅仅凭借他对工厂的所有权，便获得了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其实这些劳动成果完全可以再建10个工厂。他还可以把工厂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仍然可以不参加任何劳动，仍然继续凭借他对工厂的所有权，继续占有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这种产权可以世世代代遗传下去。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劳而获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叫做剥削。
恩格斯曾指出，认为“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医治此病的药剂就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曾经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极端派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P392）也就是说，认识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不是一件复杂的高智商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凭借自己的智力完全能够明白，今天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只要不是白痴也能明白。但是自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土地应该共同占有，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P392）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装弱智了，他们很多人就连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承认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P298)
由此可见，财富(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第二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劳动。人类社会创造的价值来自于人类劳动的创造。按照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自大自然的财富，应该平等地分给每个人，使每个人都平等地是自然界物质财富所有者；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应该根据人的劳动付出量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一个人凭借各种手段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如果不是偷盗、抢劫、诈骗，就是剥削。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资料所有权，才是人的第一人权，也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谁控制了它，谁就是这个社会最根本的主人。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人民大众只有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人民才有根本性的自由。一个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必须要消灭剥削，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基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不可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假如美国真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会继续让资本寡头垄断资本和生产资料并剥削人民大众？可以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所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已经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自马克思主义出现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奴才，自由主义理论和学者，从本质上看都是大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专制、洗脑的工具。
4、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是大资本家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工具
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学里的垄断分卖者垄断(Monopoly)和买者垄断(Monopsony)。什么是买者垄断？比如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巨型超市，对很多生产厂家来说，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购买方，许多生产厂家必须通过超市打开城市市场销售其产品，因此，沃尔玛和家乐福可以极大地压低进货价格。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就是一种典型的买者垄断(Monopsony)。在资本家们的眼里，购买工人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必须尽量压低价格。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归少数人资本家所有和垄断的，而工人之间的竞争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激励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适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无数的人在竞争这个岗位。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在企业内，资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佣奴隶。工人面对资本家，完全没有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在人数极少的资本家阶级手里，因为这一小撮人，垄断了劳动力购买市场。只要工人之间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竞争程度超过资本家之间购买劳动力的竞争，那么工人便被资本家剥削。因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人数较少很容易就可以联合起来，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而工人要想减少剥削，只能是成立工会、政党与资本家谈判，而要想消灭剥削只能是建立公有制经济。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领域让私企和外资控制，其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这绝对是颠覆宪法的行为，这个政策落实下去就基本上全面的私有化，因为95%以上的经济都是竞争性的。其危害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少数资本家阶级垄断产品供应，很容易出现卖者垄断和通货膨胀。比如，假如商品零售市场全部被几家大型商超垄断（比如被沃尔玛、家乐福等巨头垄断），在这个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资本家竞争，其竞争程度仍然少于十几亿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他们相对于消费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消费者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并且极容易加重物价的通胀。再比如房地产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房地产商，他们相对于亿万购房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如果没有政府的严厉干预，房价原则上可以以几倍的成本增长，房地产商的利润可以增至成本的几倍，因为住房是基本需求。如果有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房屋，就可有效地压低房价，减少房地产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削。同样的道理，如果粮食和食品行业私有化市场化了，而政府放弃经济干预职责，粮食及食品价格也会像房价一样暴涨，粮商就会像房地产商一样获得暴利，因为粮食需求是比住房还要刚性的需求。因此，在任何社会，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及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在美国，政府也会给粮食企业大量的高额补贴以压低粮食价格的原因。
因此，物价的通胀和工资的紧缩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结果，其本质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二战以后，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资产阶级被迫向工人让利，工人福利显著提升。而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兴盛以来，无论是看欧美还是看中国，工人的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基本生物必需品的涨幅，工人阶级的工资一直在负增长。假如政府不代表人民干预市场经济、限制资本家权力，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一定是野蛮的、残酷的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大资本家阶级主导和控制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让市场决定一切”，其本质就是让大资本家阶级决定一切。
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他们相对于亿万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劳动力供应方是亿万工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劳动力间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是垄断资本家，他们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这种方式剥削工人劳动力，这是资本第一大剥削手段。
同样的，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只要产品购买者是亿万工人消费者，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消费者间的竞争，这些企业就是垄断企业，他们之间很容易达成价格同盟，一起涨价，剥削劳动者，提高企业利润。再加上一些投机资本的囤积炒作，加大了这种通胀和涨价。资本家们就是通过涨价-通货膨胀这种方式剥削工人消费者，这是资本的第二大剥削手段。
5、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源
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包括本土资本及外资），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条件灵活处理。从原则上看，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全民，私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极少数国内外的资本家，全民的利益当然要高于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是基本常识。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且存在某些体制弊端，国家政策可以适当偏向外资和私企以促进经济活力。但是，当外资和私企的规模和比重已经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体时，当中国两极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时，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平等对待甚至将全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必须的了。但新自由主义官员的主张却是永远优待外资和私企，歧视国企，直到彻底私有化将国企消灭干净。
只有当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制约有效时，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才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当国企提供的劳动岗位充分、全国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公有制企业就业时，公有制经济便主导了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才能大幅提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便很难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剥削工人。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存在，会将中国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将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引入死路。由于新自由主义官员能够相当大地影响经济改革政策，这使当前中国推行的许多经济改革过度地照顾国内外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忽视全民的利益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任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发展壮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转移和基本性质的变质。
新自由主义官员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于他们身处关键岗位，危害极大。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影响。比如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下岗国资流失资本家暴富，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国内外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带来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控制骨干产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出口企业市场化过度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白白外流（稀土行业是典型）；新自由主义官员拿中国老百姓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两房债券和其他垃圾债券……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中国改革一切弊病的根源之所在。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这种局面，正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私有化误导，中国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低于30%，已经远远不占主体。这已经严重颠覆了宪法和党纲的相关规定，但新自由主义官员不但反对落实宪法、壮大国企，反而极力主张国企进一步私有化。
毫无疑问，极右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干扰源。继续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影响、干扰改革开放，破坏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中国两极分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发展壮大直至控制国家政权。出现这种局面，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改革开放就必然失败和走向邪路，党必然变质国家必然走向动乱。所以，习近平同志三一讲话是及时的的、必要的，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实与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在80年代，两任总书记因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下台，可见，这种思潮在党内可以说是“盘根错节”、“源远流长”。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出现，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党进行常年西化、分化的“丰硕成果”。
当前，党内西化派官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阉割基本路线，他们无限制地拔高改革开放，而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禁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当做改革的对象从而对之进行深度破坏。第二是，他们在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的同时，曲解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
所以，中国党内的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党内危害最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如果要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新自由主义官员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及涉嫌颠覆国家基本制度的敌对分子清除出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第三种极左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思潮在80年代是并不存在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出现，主要是9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官员倒行逆施的产物。正是因为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中国经济以私有制为主体并逐渐被外资主导、中国社会出现比美国还严重的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现象的出现，导致很多马列主义老干部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官员又把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那么在这些老干部看来，邓小平及其他改革开放领导人等人便是走资派，而文革则需重新评价，于是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思潮呈现日益壮大的趋势。但是这种思潮主要存在于底层民众及退休的马列主义老干部，在当前掌握各级权力的干部中影响甚微。可以说，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官员的恶行，是极左思潮的出现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官员的权力越大、其改革措施推行越多，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就越大。如果习近平同志的主张得到落实，新自由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得到抵制，新自由主义官员得到清查，当前信奉极左思潮的人也必然自然地回归正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假如新自由主义官员一直得不到不有效清查，极左思潮便一直会泛滥，最终的结局不管鹿死谁手，肯定是改革开放的彻底失败。
从历史沿革来看，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右的思潮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受挫折，其领袖下台，第一梯队叛逃海外，而其第二、第三梯队继续潜伏党内没有得到清理，这些人就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官员。89之后到92年，“左”的东西略有初步抬头，但是尚在邓小平理论框架内，尚未发展到极端的马列毛原教旨主义的程度。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主要防“左”，右的思潮趁机发展壮大，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从9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右的思潮的壮大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左”的思潮也开始在民间发展。
80年代有些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人，其本意还是反思文革极左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民主主义内涵。所以，如果说80年代许多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人还可称之为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话，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及普世价值派官员，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之的矛盾，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
综上，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是谁。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尤其要提防新自由主义官员耍弄某些形左实右的招数。
当年，叶利钦使用的招数就是将其对立面妖魔化为“保守主义者”、“特权利益者”、“暴君斯大林的走卒”，煽动民众肢解苏联。戈尔巴乔夫便没有正确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站在叶利钦一边，将发动8-19事件的所谓“保守派”元老全部抓捕入狱，而戈氏自己也迅速丧失执政基础沦为叶利钦肆意羞辱的小丑和全世界的笑柄。
今天，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同样在将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妖魔化为“保守主义者”、“特权利益者”、“毛泽东文革余孽”，煽动民众肢解中国，对此全党全民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绝不会再走戈尔巴乔夫那愚蠢透顶的老路、邪路。落实习近平三一讲话的关键是清查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官员，而不是相反去清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群众。保持党的纯洁性，将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清除出党，这是一项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斗争，这项工作也应该成为当前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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