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学说不容篡改
——三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国家发改委研究所研究员 夏小林
按：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三篇。它以《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不容篡改——三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为题，发表于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刊《管理学刊》（双月刊）2012年1期。现转发原文（标题、部分文字与《管理学刊》发文不同）。
摘要：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三篇。基本观点如下：
——斯大林坚持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反“左”反右﹐主要反右﹐实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目标，实现了强国富民的赶超战略。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斯大林长期坚持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苏联经济实际上是“混合经济体制”。其集中性和备战色彩强，是应对严峻环境的适时选择。特殊的环境和时间因素，使斯大林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改革苏联经济的“备战”特征。
——斯大林强调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国情进行探索，并不认为苏联是 “终结者”。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总结经验﹐展开理论分析﹐主张变革﹐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奠基人之一。
——吴敬琏说﹐斯大林“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国家迷信”严重等等，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吴敬琏批判和否定“斯大林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国有经济，并由此而及其它。
关键词：斯大林；苏联；新经济政策；赶超战略；社会主义社会；混合经济。
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
— 毛泽东
前言
斯大林和苏维埃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时﹐继承了列宁的思想﹐—— 包括坚持新经济政策约15年﹐并在后来继续利用其中重要的积极因素﹐如不同所有制并存﹑商品货币关系和发展国际贸易等，—— 加快了苏联的工农业发展和国防力量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成功地实现赶超战略﹐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混合经济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赢得了“二战”胜利，捍卫了苏联主权和世界和平。战后﹐在美国等利益集团的经济封锁和核威胁下﹐他领导苏联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拥有了核武器﹐并积极支持新兴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集中性和备战色彩强，是应对严峻环境的适时选择。
斯大林运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合苏联1936年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情况﹐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继续利用不同所有制形式﹑商品货币关系﹑积极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学说﹐为后来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更深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新的理论和历史出发点。在晚年﹐斯大林仍然在思考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和变革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根本不存在吴敬琏捏造的“否定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体制”继承列宁“国家辛迪加”模式﹐以及“国家迷信”等假冒伪劣问题。[2] 斯大林时期的政策选择﹐既是对列宁政策的继承﹐对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理性应对﹐也是一种必要的成功探索﹐更为列宁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斯大林反对教条主义﹐不主张其它国家对苏联的做法照抄照搬。
斯大林并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完美无瑕、苏联社会十全十美。社会主义运动是亿万人民追求解放的历史性探索﹐无论有过什么样的代价和过错﹐比起资产阶级在18世纪以来三百多年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重危机和其它灾难﹐都是最小的。[3]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吴敬琏对斯大林和所谓“斯大林体制”的批判﹐同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法一样﹐也是充满了曲解和杜撰。他主要通过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结束了对马克思及欧洲范围内的杰出继承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全面批判和否定。然后﹐其分析目标才转向中国内部，并以已被严重歪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衬托，去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去提倡以私有化、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为核心内容的 “欧美模式”“伪改革”。
吴敬琏说﹐斯大林否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继承了他杜撰的那个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4]
实际上﹐斯大林从来没有认为列宁有个“国家辛迪加”模式（包括所谓的马克思的“大工厂”模式）需要自己去继承。斯大林头脑清醒，思路明确，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领导苏联利用新经济政策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这样写道﹕
“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5]
但是﹐吴敬琏毫无根据地完全否认这一点﹐并以列宁去世为背景﹐给他的博士生和读者们捏造了一个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自相矛盾﹑独断专行﹑残酷阴险的斯大林形象。这个木偶式的“斯大林”按照吴敬琏的安排表演﹐当时就昏头昏脑﹑自相矛盾地在联共（布）中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面急于摒弃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甚至残酷地用党内“清洗”“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是“国家迷信”病入膏肓﹐急于建立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即“计划经济”。吴敬琏写道﹕
“列宁去世……在俄共（布）领导层中就新经济政策的存废问题开始了一场新的论战。
论战的导火线﹐是苏联工业化的方法和速度问题﹐但它的实质却在于苏联应当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还是应当建立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
……斯大林……批判和清洗‘迷信市场自发力量’的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反右’的基础上﹐斯大林在1929年掀起了强制集体化运动﹐建立起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并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推行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斯大林……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一种理论模式变成现实。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强烈的‘国家迷信’色彩……。”[6]
吴敬琏这一段话的内容和观点非常混乱﹐连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顺序也被颠倒﹐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历史。[7]
事实上﹐在1921年初新经济政策正式诞生前后﹐俄共（布）党内就开始有争论了。先是布哈林等一直在与列宁争论不休。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后﹐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党内围绕新经济政策继续发生着一系列原则性争论。但是﹐这与吴敬琏所谓的“清洗”无关。因为﹐在1934年1月党的十七大上布哈林等著名的右倾反对派还作了发言﹐肯定党的成绩﹐并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时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已接近尾声﹐更不存在吴敬琏所谓的它的“存废问题”了。同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这才引起了1935~1937年的有关调查和党内清查﹐并最终导致对布哈林等人的严厉处理。但是﹐在时间顺序上评价﹐这一事件与斯大林是否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没有实质性关系了。因为﹐1936年苏联已经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在这里﹐吴敬琏硬把“清洗”布哈林等事件与所谓的斯大林“否定”新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明显地暗示布哈林等才是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这是违反事实﹐非常牵强附会的。他无非是想说斯大林残酷﹑专制并背叛了列宁。但这又是吴敬琏的一大歪曲。
下面﹐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一系列具体场景。
一、斯大林长期坚持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现了新经济政策的宏大目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继续利用了新经济政策的积极因素，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国强民富，并使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历史上根本就不曾发生斯大林“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相反﹐吴敬琏颇为看好的布哈林等人﹐从一开始﹐就在对待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上采取了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右倾立场﹐并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先是不断的与列宁争论﹐后来是不断的与斯大林争论﹐——这比起前几年﹐中国几个精英在众多主流媒体上争先恐后地歪曲邓小平的话﹐呼天抢地不允许别人“争论”﹐并污之为“民粹主义”来﹐被他们视为专制主义者的列宁﹑斯大林可谓是民主之大典范了。
在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列宁时期﹐布哈林﹑托洛斯基就不断地歪曲新经济政策。
（1）1921年3月俄共（布）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决议。在这前后﹕
“布哈林帮助托洛斯基反对列宁和反对党。……托洛斯基和其它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纯粹是退却。这样的解释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路线是要恢复资本主义。这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极其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遇到了党内不坚定分子的抵抗。一方面﹐是‘左倾’空谈家﹐……他们证明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十月革命成果﹐回到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公开的投降主义者﹐如托洛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拜倒在资本主义‘威力’面前﹐并且力图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 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让步﹐要求按租让原则或按吸收私人资本参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则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党揭露并孤立了这两种人。党给了惊慌失措者和投降主义者坚决的回击。”[8]
（2）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1923年4月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宣布﹕
“我们退却已经一年。……已经够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9]
同年11月﹐在向全国作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列宁表示坚信﹕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0]
但是﹐在次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争论新经济政策声音再次高涨。一方面﹐托洛斯基的拥护者提议﹕
“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提议偿还被十月革命废除了的沙皇政府债务。”[11]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会以前就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当时就痛斥了布哈林﹐说他是搞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不可动摇性的侵犯。”[12]
2. 斯大林时期﹐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仍不断地歪曲新经济政策。
（1）新经济政策的存续和工业化问题。列宁于1924年初逝世不久﹐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又开始争论。托洛斯基提出“不断革命论”﹐这是“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13] 实质是否认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大方向。[14]
布哈林派呢﹖
“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15]
不久﹐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批评了“所有这些投降主义‘理论’”。[16] 更为重要的实际措施是﹐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侧重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
“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须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17]
会后﹐俄共（布）即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18] 而工业化中﹐由于当时俄国轻工业已经走上正轨﹐但十分缺乏重工业﹐工业基础薄弱。如不能制造机器﹐国防工业难以发展﹐个体农户也难以过渡到使用拖拉机等机器装备的集体农庄大生产﹐因此﹐国家工业化任务是“侧重发展重工业”。[19]
这个时候﹐新经济政策还在吗﹖
按照吴敬琏篡改后的历史﹐此时斯大林已经“否定了新经济政策”。[20]
但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回答言简意赅﹕
“到1927年底﹐……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工业化﹐短期内就有了重大的进展。”[21]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战前的相应水平。并且﹐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私营成分下降。
可见﹐吴敬琏以为造假可以否定历史﹐但反过来﹐却还是历史否定了他的伪说。
（2）农业集体化﹑新经济政策晚期和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
苏联工业化取得初步成就后﹐农业滞后问题日益突出。以个体小农生产为主要基础的农业战后恢复情况不理想。1927年﹐能够供应城市的粮食﹐仅仅等于战前的三分之一强。苏维埃政权面临“粮食生产的危机”。[22]
当时苏联的选择不可能是中国1980年代那种家庭承包制的农村改革﹐因为﹐“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农民基本保持了个体私有制﹐退无可退。于是﹐联共（布）[23] 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径﹕
或者﹐在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下﹐小农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意味着大量农民破产﹐工农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村失败。
或者﹐把小农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够使用拖拉机和其它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斯大林和联共（布）根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列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思想﹐选择了集体农庄的路径来发展农业。于是﹐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和表决﹐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24]
但是﹐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又开始反对这一政策。例如：
“布哈林派也进行煽动﹐说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所有这些煽动﹐在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25]
显然﹐这种暴力反抗导致的“最重要的结果是﹕镇压了富农的反抗”。[26] 但这决不是针对最广大农民的。类似的情况﹐据参加过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前辈介绍﹐当时中国一些地方也曾发生过。如有些参加土改工作的大学生被地主武装力量杀害。不镇压这些杀人放火的反动势力﹐农民就得不到土地。
布哈林等还在党内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来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导致1929年联共（布）党中央11月全会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中央政治局﹐并且警告了其它领导者。他们为此“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路线正确”。[27]
1929年底﹐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转归联合起来的农民﹐即转归集体农庄”。[28]
这时﹐苏联“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总攻已经全线展开了”。[29] 其间﹐农业集体化中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针对集体化运动中“违背自愿原则的现象”和强迫命令行为进行了纠偏。同时﹐也处理了富农利用这些矛盾指望“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的行为。总之﹐由于联共（布）中央“善于逆潮流而进﹐才把党内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头脑发热﹑离开党的路线使劲往下滑的干部及时引上了正确道路”。[30]
到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
“……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31]
（3）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斯大林继续利用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例如﹐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回顾性地写道﹕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32]
这里所指的“30来年以前”﹐正是1921年左右﹐那时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等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再如﹐经济开放仍然是苏维埃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斯大林指出﹐虽然遇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但苏联和东欧各民主国家还是争取到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并出口商品。[33]
以上历史告诉我们﹕
第一﹐在党内争论中﹐斯大林批评各式各样的反对派﹐根本不是斯大林要在政策层面断然否定新经济政策﹐而是他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它﹐并如列宁所说﹐最终要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34] 而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不断地从反对派的角度挑起争论﹐忽“左”忽右﹐歪曲新经济政策﹐向外资和私人资本投降﹐向市场自由调节投降﹐主张“国退资进”﹐是为了否定列宁利用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初衷。他们不仅这样对待斯大林﹐如前所述﹐也是这样对待列宁的。
进一步看﹐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按照列宁的原意﹐利用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违背列宁的意见﹐利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机会，放任国内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发展﹑外资垄断国民经济命脉﹑任凭落后的小农经济分化瓦解﹐最后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兼并。
而吴敬琏却说﹐这一的争论“实质”是“在于苏联应当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还是应当建立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是他对列宁﹑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史的曲解。
当然﹐如果按照吴敬琏“向往”的资本主义“欧美模式”[35]来曲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说其发展资本主义（包括外资经济）和小农的一面﹐不说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另外一面﹐从而断定斯大林搞社会主义是“否定了新经济政策”﹐那肯定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在这种偷天换日、偷梁换柱的情况下﹐吴敬琏与布哈林的右倾路线之间还有多少距离呢﹖其实﹐吴敬琏离布哈林的错误有多近﹐他离开列宁﹑斯大林就有多远。
一切历史争论都服务于现实利益。吴敬琏为布哈林等人的右倾路线涂脂抹粉和招魂﹐是为他今天力主的“国退民进”﹑[36]“欧美模式”﹑[37]“普世价值”[38] 伪造虚假的理论根据和历史理由。在《教程》的其它部分﹐他随时都在借机舞文弄墨﹐要求实现这些制度诉求。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改革中的“资改派”或称“西化派”﹐在企图扭转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时﹐无独有偶﹐前面早就有布哈林等人的错误在发挥种种的示范作用。不过，吴敬琏在跨越时空﹐招呼亡灵的同时，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们﹐他是干脆直接呼吁“向往”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和“宪政民主”了。[39]
于是，历史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有讽刺意味的问题：如果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等真的仅是犯了错误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幽灵会赞成今天吴敬琏利用自己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主张“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吗？他们会总结苏联和个人的正反经验，发挥自己的理论才能和雄辩来批评吴敬琏吗？
第二﹐实际上﹐在1936年11月斯大林宣布苏联进入“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之前，[40]在斯大林领导下展开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包括在工业化进程中﹐新经济政策一直在贯彻，不同所有制（包括外资等）并存﹑市场调节的局面仍然存在，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其实现形式有所变化。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斯大林时期也根本不曾映证吴敬琏的伪说﹐即斯大林要“废”了新经济政策的任何问题﹐以及更荒诞不经的在1920年代斯大林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伪问题。[41]
至于斯大林一直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和改造小农﹐为赶超战略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本来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题中之意﹐根本与“否定”它无关。相反地﹐是斯大林在利用新经济政策来实现它本身所指向的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目标。而按照当时的认知标准﹐斯大林也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宏大的制度改革目标﹐并利用新经济政策﹐加速赶超﹐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了先进的工业国﹐[42] 工人农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也明显提高﹐[43] 从而在1930年代中期﹐胜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在旧的沙俄时代﹐这是一百个沙皇加起来也不可能做到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当时在世界上不仅得到了仍然持敌视态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甚至在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背景下﹐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1930-1935年间﹐西方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一时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受惠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实践﹐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44]
另外﹐也进一步刺激了资本主义国家去改善本国穷人的状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等在2001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就回顾过这一段历史﹕
“大约一个多世纪以前﹐西方许多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政府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计划﹐作为对抗社会主义的堡垒。……这些计划旨在拔掉“赤贫”这根社会芒刺。”[45]
2005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一份的报告也承认﹕
“从一开始﹐西方就很清楚冷战的实质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最好的遏制战略也许是证明在大众繁荣方面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拥有更好的处方﹐这样﹐就开始努力采用经济和社会上的遏制战略了。‘社会和人性的资本主义’的主张占了上风。强大﹑繁荣和民主的国家被看作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可靠壁垒。因此最佳壁垒看起来似乎应该是那些福利国家。”[46]
这些西方政界人士和学者有些无可奈何的承认和感慨﹐比较吴敬琏对于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污蔑和否定﹐是不是要更客观一些呢﹖
据说﹐1959年1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演后﹐也流传开了他的一句评价斯大林的名言﹕
“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47]
言归正传。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检验真理﹐再反过来再看布哈林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如放任市场自发调节﹑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泛滥﹑外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贫富分化等等﹐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样做不会阻滞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不会大大地延迟苏联工业化进程﹐不会妨碍国家推进赶超战略﹐不会让苏维埃政权在“二战”中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不会“国弱民穷”﹖
答案应当是明白的﹕
布哈林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会使这些目标都落空﹐并埋葬苏联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和人民的物质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长达十多年中﹐一再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歪曲﹐才是真正地实施着“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政治行为。
“二战”中苏联赢得胜利证明﹐斯大林利用新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赶超战略、捍卫国家主权，是卓有成效的。[48] 这一点﹐全球有目共睹。吴敬琏也不能不承认﹕
“计划经济制度……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49]
在吴敬琏的这个承认下﹐我们再来看他批评斯大林“批判和清洗‘迷信市场自发理论’的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言论﹐[50] 是不是觉得他在自相矛盾呢﹖
因为﹐如果在当时条件下﹐斯大林利用“计划经济制度……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那么﹐“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市场自发理论”﹐一再从右的方面解构新经济政策﹐又有什么正面意义可讲﹐凭什么要翻右倾错误之案呢﹖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如果当时布哈林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得以贯彻﹐私人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外资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上千万小农被大资本分化瓦解﹐当“农民工”都没有地方﹐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市场制度”决定一切﹐是不是就不“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了呢﹖
如果不能﹐批判斯大林﹑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鸣冤叫屈加翻案﹐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呢﹖
如果不能﹐“二战”中苏联能够赢得胜利吗﹖
如果不能﹐斯大林到底有多大的错。三七开﹐还是七三开﹖
至此﹐斯大林和布哈林比较﹐孰是孰非﹐以及《教程》一书以假乱真﹑是非颠倒﹐还不清楚吗﹗
于是﹐我们看到﹐吴敬琏在这里既表明了自己的理论﹑政治和历史的价值取向是何等的不切实际﹐远离历史﹐同时他也陷入了自我混乱的泥坑﹐让人不知所云。这是典型的要意识形态﹐不要历史真相和逻辑的必然结果。
第三﹐斯大林和联共（布）推行“侧重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时﹐农业集体化还没有成为党的决定和国家的全面行动。苏联工业化方针是在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上提出来的。农业集体化方针是以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为根据﹐在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上才提出来的。这两个重大方针都是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就时间顺序而言﹐是工业化方针在前﹐集体化方针在后。斯大林认为﹐应当以工业化带动农业集体化﹐这是务实的﹐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因此﹐吴敬琏的下列说法也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杜撰﹕
“斯大林在1929年掀起了强制集体化运动﹐建立起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并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推行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51]
描述重要历史事件时颠倒顺序﹐这或者反映出吴敬琏在评论历史事件时有非常大的主观随意性﹐或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评论对象十分缺乏了解。总之﹐立场决定水平﹐他治史的态度是不严肃的。
另外﹐与此相关的一个质疑是﹕
当时斯大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能够用拖拉机等机器设备去促进农业集体化﹐能够实现“赶超战略”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吗﹖
第四﹐在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仍然坚持了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如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对外开放等等。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吴敬琏说1920年代斯大林就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完全是杜撰的无稽之谈。
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列宁﹑斯大林相继利用新经济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由斯大林初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保留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调节范围和个体所有制等的混合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苏联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方针。斯大林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伟大探索者﹐而且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奠基人之一。[52] 斯大林也不主张其它国家教条式地照搬苏联的做法。吴敬琏说﹐“斯大林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理论观点”﹐[53] 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
从本文特定的分析角度评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如下﹕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空间。在1952年完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总结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实践﹐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后﹐“应当消除商品生产”的意见是“大错特错了”。他写道﹕
“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54]
他同时强调﹐要利用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55] 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一直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赫鲁晓夫时期﹐否定斯大林成为一股歪风。但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却仍然写道﹕
“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56]
苏共“党纲的这一原理”﹐在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决议等文献中也不断地反映出来。当时﹐在苏联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讨论中﹐一般的倾向是要求扩大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57] 如承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等等。这一切﹐难道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与斯大林第一次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肯定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没有任何历史的关联﹖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有的老成之人经常仿效小姑娘去任意打扮历史﹐并落下笑柄。
（二）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首先﹐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领导机关的计划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能有“计划迷信”。其次﹐国家计划﹑企业计划都要需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国民经济全局中﹐计划影响生产﹐价值规律也还影响生产。而且﹐计划实行范围有一定限度。斯大林痛批一些新干部被苏联的成功“冲昏头脑”﹐自“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58]
在宏观经济层面﹐斯大林清清楚楚地指出﹕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59]
另外﹐在微观经济和企业管理层面﹐斯大林也指出﹕
“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价值规律的。”[60]
斯大林还指出﹐当时与国民经济计划有关的产品交换制度并不发达。他写道﹕
“我们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有产品交换的萌芽﹐即农产品的换货。”[61]
（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农业中还存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两种成分。斯大林指出﹐苏联宪法规定﹕
“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此园地上所有的副业﹐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为其个人财产。”[62]
（四）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如前所述﹐虽然遇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但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还是争取到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资金和商品（包括先进技术等）﹐并出口商品。[63] 早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工业化时期﹐对外贸易就曾使苏联国内的“工业企业得到大量的进口机器”。[64] 到1953年﹐苏联已经在同51个国家进行贸易。[65]
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指出﹕
“苏联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互利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事务的联系的方针。但是﹐……受到在美国侵略集团压力下所实行的歧视政策的阻碍。”[66]
同时﹐苏联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当时占其贸易额的五分之四。[67]
（五）苏联的做法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一直到晚年斯大林都认为﹕
“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 她在发展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68]
而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也认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仅在于﹕让外国同志知道我们是怎样做的。例如﹐了解“为什么我们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69]
而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这本教科书里﹐在涉及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时﹐特别明确地一再提示读者﹕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依据的﹐也就是那些决定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运用这些原则时﹐是考虑到本国经济政治的历史发展特点的。列宁教导说﹐‘所有民族都要达到社会主义……但是所有民族达到社会主义的方式并不完全一样…… ’ ”。[70]
三、评论：混合经济、“国家迷信”和经济变革
从以上的理论概括﹐其实也是斯大林的实践作为中﹐我们又看到些什么内容﹐可以进行哪些评论呢﹖
第一﹐在严格意义上说﹐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国有﹑集体﹑个体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对外开放的“混合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的多元化内涵﹐远不是吴敬琏简单﹑僵化的公式﹐即“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所能覆盖的﹐[71] 也不是吴敬琏虚构﹑杜撰的马克思的“大工厂”模式﹑“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理论模式”和“计划经济”所能覆盖的。对于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这个经济体的多元化特征﹐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并被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自己的探索中进一步地改造和发展了。
另外﹐吴敬琏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强烈的‘国家迷信’的色彩﹐……被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72] 但是﹐吴敬琏并没有提供斯大林这个“定义”的有关文字﹐以及文献索引。这又是他根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内容在牵强附会的臆造。[73] 而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其中有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内容的许多评论和建议﹐—— 也没有发现这种被吴敬琏批判的“定义”。相反地﹐在这本书中﹐如前所述﹐斯大林痛批了一些年轻干部“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国家迷信”。[74]
那么﹐吴敬琏这样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在转弯抹角地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国家所有制。吴敬琏写道﹕
“在他（指斯大林 — 引者注）指导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机关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列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国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虽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强烈的‘国家迷信’色彩﹐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75]
这段话里﹐吴敬琏回避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承认﹐在还需要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占有只能通过国家形式来实现。这不是什么“国家迷信”﹐是科学和基本的政治常识。斯大林对此是非常清楚的。斯大林似乎预料到自己身后会有人出来说他是“国家迷信”者﹐所以﹐1952年他就曾特别地指出﹕
“事实上﹐转归国家所有（指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 —— 引者注）﹐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国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这点所正确说过的那样。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转归国家所有﹐无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国有化形式。但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76]
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清清楚楚。对此﹐吴敬琏偏执的“国家迷信”批判﹐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出来呢﹖难道连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也要反对了吗﹖
当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论争。但是﹐那就请吴敬琏不要再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名义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说三道四。
另外﹐吴敬琏也说对了一句话﹐即国家所有制（还应当包括其它公有制形式）为“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77]
比如﹐中国有“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78]
吴敬琏经常说﹐要贯彻这个《决定》。2011年元旦﹐他更是特别发文﹐强调要“执行”它。[79] 但是﹐他却反对该《决定》以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国有经济是“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认为这是需要清除的“国家迷信”﹐杜撰党中央的政策应当是“民进国退”﹗[80] 吴敬琏在这里﹐是不是又在自相矛盾﹑言不及义﹐让人不知所云﹐但知其所欲了呢﹖
第二﹐历史地看﹐这种“混合经济”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苏联的经济发展是赢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它身上处处都被那个特殊的艰苦卓绝的时代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它需要与时俱进﹐在不断变化了的环境中不断地充实和改善自己。
实际上﹐斯大林也一直在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在晚年也没有停止过。他作为先行者﹐通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也确实为后人留下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财富。但是﹐在吴敬琏看来﹐斯大林留下的仅仅是令人讨厌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彻底推翻﹐由他“向往”的“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81]
一个简明的历史事实是﹐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正常运行的时间很短暂﹐差不多也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弱点和缺点。只是﹐两者相比较而言﹐当时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不仅差不多是白手起家﹐而且﹐所拥有的建设和发展时间是太短了。
具体历程如下﹕
苏联1936年11月通过“新宪法”﹐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而在1935~1937年间﹐二战“实际上已经开始”﹐[82] 苏联开始加紧战备﹐重工业加快发展。“高度集中”机制不可避免。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战时经济”更加“高度集中”。“二战”时期的欧美各国也是一样。
这样﹐在苏德战争之前﹐苏联社会主义在高度战备状态下享受的经济和平发展仅才四年多时间﹐相当于人生的幼儿期。
1945年9月“二战”结束后﹐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其间实际上才七年多时间﹐其中直到1950年代初﹐“二战”中损失惨重的苏联才在独立奋斗的状况下，基本渡过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并且还要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预防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威胁﹐帮助各个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接着又是帮助中国抗美援朝。
这样﹐勉强算下来﹐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发展﹐以及今天经济学家们十分关心的制度建设﹐所能利用的和平时间总共也就11年左右﹐相当于还没有渡过人生的少年时期﹐属于“少先队”。其间﹐备战﹑战争﹑战后恢复和繁重的援外工作﹐[83] 使得“集中计划经济”的色彩﹑重工业主导的色彩﹐在这个初生婴儿和儿童般的经济体身上注定是挥之不去的。
所以﹐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从诞生开始﹐就没有获得真正的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难以在常规状态中运行和完善自身。但是﹐它适应了当时苏联国内外的复杂、险恶环境和世界革命的需要。它是成功的。
如果后人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眼光﹐特别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眼光对它求全责备﹐说它牺牲了一些农业﹑轻工业和民生的内容﹐竟然在一个四周的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和弱肉强食的残酷时代﹐采取了非常手段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那肯定是非历史的态度。对此﹐中国古代智慧所能给出的释疑倒可能更为贴切﹕两害权衡取其轻。
另外﹐如果要求这种当时能够成功实现赶超战略﹐能够相对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够成功应对军事威胁和世界大战的经济体﹐不经过改革和变化﹐就可以适合长期和平时期的发展需要﹐并将其体制“模式”简单化﹑绝对化和教条化﹐也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主义模式”怪物。恩格斯也早就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不断变化和改革的。
晚年的斯大林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不仅继续反对教条主义﹐还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写道﹕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84]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工作仍然在继续。例如﹐在农业中﹐1953年8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出了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接着，赫鲁晓夫也在同年9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85] 这些建议导致的结果是﹕
“1953年9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变当时的采购﹑收购和交售价格水平的决议。提高采购价格以及其它物质刺激的重要措施﹐迅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农业总产值1958年为1953年的150％﹐其中种植业为154％﹐畜牧业为144％。”[86]
但是﹐1958~1965年﹐由于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改革政策脱离实际﹐“导致了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的急剧下降。”[87] 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有风险。
但是﹐吴敬琏不是这么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相反地﹐他在曲解立场上概括和批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所谓错误“模式”以后﹐就以这个宣布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斯大林体制”为最重要的靶子﹐通过从核心问题﹐即否定其经济“基础”国家所有制来进一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
四、小结
（一）斯大林坚持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反“左”反右﹐主要反右﹐实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目标，实现了强国富民的赶超战略。
（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斯大林一直坚持继续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苏联基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对外开放﹐保留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调节范围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集中性和备战色彩强，是应对严峻环境的适时选择。特殊的环境和时间因素，使斯大林没有条件来改变经济的“备战”特征。
（三）斯大林强调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国情进行探索。他不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做法是什么“模式”﹐并不认为苏联的一些做法具有普适性。斯大林更没有去充当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终结者”。
（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总结经验﹐展开理论分析﹐主张变革﹐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奠基人之一。
（五）吴敬琏说﹐斯大林“否定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体制”继承列宁“国家辛迪加”模式、斯大林“国家迷信”严重﹑[88]“斯大林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理论观点”﹐[89] 是一种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吴敬琏对斯大林时期历史进程的分析和评论也充满了混乱﹐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
（六）吴敬琏批判和否定“斯大林体制”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攻击国有经济。因为﹐吴敬琏认为，“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90]吴敬琏也非常清楚﹐“国家所有制更被看做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91]“计划经济”也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92] 中国是“仿效苏联的榜样”。[93] 所以，否定“斯大林体制”、“去苏联化”﹐就可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及改革开放中坚持的“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而引出他所“向往”的“欧美模式”﹐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结合本文内容，推荐阅读2011年10月吴恩远文章：《俄罗斯教科书：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1_10/31/10289186_0.shtml)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http://book.qq.com/a/20101122/000011_5.htm）。
[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第14~15页。
[3] 并且﹐这些过错还都是社会主义者自己来纠正的。像浩瀚大海一样﹐社会主义运动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这一切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巨大历史优越性的一种生动体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来的敌人和异见者总是出于自私自利﹐仰面唾天﹐用各种欺骗手段把它极度地妖魔化﹐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
[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4~15页。
[5]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党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2页。
[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4~15页。
[7] 例如﹐在《教程》里﹐吴敬琏对一个重要历史问题的混乱说法是﹐列宁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形式﹐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后﹐“斯大林……（又）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一种理论模式变成现实。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问题是﹕第一﹐列宁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了吗﹖第二﹐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维埃政权到底反反复复、接二连三地建立了几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
[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79﹑285﹑286页。
[9]《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87页。
[1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89页。
[1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90页。
[1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90页。
[1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03页。
[1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89页。
[1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04页。
[1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04页。
[1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05页。
[1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09页。
[19]《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10页。
[2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2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15页。
[2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16页。
[23] 1925年12月﹐俄共（布）改名为联共（布）。
[24] 推荐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0章第2节。
[2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22页。
[2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0页。
[2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26页。
[2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6页。
[29]《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41页。
[3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8~341页。
[3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399页。
[32]《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0页。
[33]《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562页。
[3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89页。
[3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7-408页。
[36] 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配置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中国改革》2011年3月3日。在这篇文章中﹐吴敬琏伪造党中央决策﹐说“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做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最近这些年有所停顿﹐在有的部门和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
[37] 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 — 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407页。
[3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82页。
[39]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97页。
[40]《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2~399页。
[4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42] 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记载﹐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农业快速发展﹐技术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具体数据如下﹕
第一﹐工业化进展迅猛﹐装备先进。“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立了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1937年﹐全部工业的固定生产基金……比1928年的水平高4.5倍﹐就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来说﹐则高六倍多。建立了数十个在革命前俄国根本没有的新工业部门……1940年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几乎等于1913年的12倍。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时﹐苏联工业品总额已经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在铁路货物周转量方面﹐苏联占世界第二位。……苏联在战前13年中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约多十倍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是世界史上无可伦比的从落后到进步的最伟大的飞跃。”（引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74页）
第二﹐规模化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达到世界“最高”。“1940年﹐苏联农业中有53万台拖拉机﹐18.2万台联合收割机﹐22.8万辆载重汽车。……1940年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达到﹕用拖拉机翻耕休耕地 — 83％﹐翻耕秋耕地71％﹐用拖拉机种春播作物和秋播作物 — 52~53％﹐用联合收割机收割谷物 — 43％。”（引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91页）到1957年﹐春耕作物地的翻耕工作﹐已有98％是用拖拉机完成﹐播种和收割谷物采用机械化达到92％（引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563页）。
[43] 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记载﹕
1937年4月1日﹐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在这个五年计划内﹐苏联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仅仅在1937年﹐国家用在工人和职员的保险﹑生活改善﹑文化需要﹑医疗和疗养院等方面的经费﹐就大约有一百亿卢布。
同时﹐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巩固﹐农村中的贫穷和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已经消失。三年前﹐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两公斤粮食﹐而这时产粮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已能分到5~12公斤粮食﹐许多人甚至能分到20公斤﹐此外还能分到其它产品和现金。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
1936年﹐政府已经拟定大规模建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的计划﹐拨款比上年增加2.5倍。还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给多子女的家庭大量补助。
由于普及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小学生和中学生人数1914年为八百万﹐而1936~1937年已经增加到2800万。高等学校学生人数1914年为11.2万﹐而1936~1937年已经增加到54.2万。
斯大林指出﹐“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4~376页）
[44] 孔根红﹕〈危机与变革 — 简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几次反“危机”〉﹐《红旗文稿》2010年5月第10期（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jj/article_2010052210009. html）。当然﹐1930年代危机中﹐“二战”对美国经济恢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45]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46] 魏伯乐﹑奥兰‧扬等﹕《私有化的局限》﹐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47]〈从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看斯大林的历史地位〉﹐http://blog.sina.com.cn/s/blog_ 50ddee580100f80w.html。
[48] 1931年2月﹐斯大林就在新经济政策下尽力加快苏联经济发展说过一段话﹐这是任何一个熟悉“因落后挨打”历史的中国人﹐看过都会有所动容的。
“……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旧俄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46页）
[4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21页。
[5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5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52] 在这方面﹐如前所述﹐在面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不同或相同的角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的问题。如“赎买”﹑“地租”﹑“承租和出租”“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债务”﹑“工资”等。斯大林能够在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继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等﹐不能不说一种智慧和思想解放的体现。
而采用今天的眼光去批评他﹐不如按照历史哲学的一般要求﹐去看看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以及今天的改革又有哪些历史的出发点可寻。例如﹐起码我们应当知道﹐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就这么说过。德国和美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约‧魏德迈在1853年3月还创办过《改革报》。毛泽东主席也说过社会主义要“改革”﹐等等。“改革”不是今天中国某些欺世盗名者的专利。
[5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54]《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8~549页。
[55]《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557页。
[56] 转引自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第209页。
[57] 推荐阅读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第八章〈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第二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
[58]《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557页。
[59]《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4页。
[60]《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553页。
[61]《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11页。
[62]《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0页。
[63]《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562页。
[6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55页。
[65]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556页。推荐阅读刘重﹕〈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的情况〉﹐《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http://euroasia.cass.cn/news/61949.htm）。
[66]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556页。
[67]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556页。
[68]《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8页。
[69]《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3页。
[70]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623页。
[7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7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7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74]《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557页。
[7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76]《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06页。
[77]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78]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36页。
[79] 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月1日（http://money.163.com/11/0101/01/6P9AFCNQ00253B0H_3.html）。在这篇文章中﹐吴敬琏写道﹕要“执行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除少数需要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现股权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的决定”。
[80] 阳淼﹕〈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新京报》2010年11月12日。
[8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28页。
[8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64~368页。
[83] 如支持中国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156个大型项目。
[84]《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
[85]〈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百科名片》﹐http://baike.baidu.com/view/ 28761.htm。
[86] 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第201~202页。
[87] 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第202页。
[8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4~15页。
[8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90]凤凰网财经讯： 《吴敬琏: 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4223463.shtml。
[9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5页。
[9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6页。
[9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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