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清芳等以台南为中心，积极发展民众加入、扩大队伍，他们利用神佛崇拜联络民众，进行鼓动宣传，揭露日本殖民者的横暴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其统治;同时还利用扶乩、神等民间信仰活动来做通俗宣扬。他们宣称：日本人在台湾只有20年的时运，到了大正四年(1915)就不得不退去，届时来自祖国大陆的军队会进攻台湾，应当起来里应外合一举击退日本人，那时的台湾社会将是一个理想的王国，“没有贫富悬殊，不征收租税，没有法律约束，可享有绝对无限的安乐和自由”同上山健太郎《台湾》(1)，第57页。等等。至1915年4月，所募集的资金已经达到4000元，队伍迅速壮大。此时，罗俊与余清芳共同商定，乘日本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逼迫其承认“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之机，在台中、台南一起暴动。
此时的日殖民者对西来庵事件已略有耳闻，但还一时找不到证据。1915年5月23日，在基隆开往厦门的大仁丸轮船上，日警逮捕了苏东海，搜查出密信一封，暴动计划不幸泄漏。总督府立即展开全岛大搜捕，余清芳等人被迫转移。6月29日，罗俊被捕。但暴动者并没有被吓倒，7月6日，暴动队伍袭击了北寮庄山中的日本警察队，击毙巡查柄尾末吉。余清芳探知日本警察队倾巢出动，后方空虚，于7月9日率领所部攻击甲仙埔，杀死留守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属，获取枪支弹药。同时，7月8日，分别袭击十张犁、大坵园、阿里关、蚊仔尺、河表湖、小林等警察派出所，击毙日警及家眷30余人。
惊恐万状的日本殖民者从阿缑厅、台北厅派出大批警察向甲仙埔逼近，双方展开激战，在日本殖民者的优势火力下，暴动队伍的各据点相继失陷，不得不退入山中。在后堀仔山，余清芳整顿队伍，于8月3日再度出击，袭击南庄派出所，消灭警部补吉田等12名警察及其余日人计20余人。6日，暴动民众向躲藏在糖厂内的日人发起总攻，人数多达千余人。但到了下午，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督府调集了步兵和炮兵包围暴动队伍，缺乏武器弹药和作战经验的暴动队伍放弃阵地退入山里，此役台湾民众牺牲300余人。暴动失败后，余清芳等见无法维持，便让众人四散逃生。8月22日，余清芳被捕，后江定亦被诱捕。
由于西来庵暴动得到了台湾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为了彻底消灭台湾反抗运动的社会基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先是发布公告，声称将赦免暴动参与者，引诱各庄民众回家“自动归降”，当善良的民众听信日人的谎言回到家园后，却被残暴的日本殖民者以集中训话为名拉到野外，令其自掘壕沟，然后集体屠杀，予以掩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噍吧哖惨案!据后人的粗略统计，整个西来庵事件中牺牲死难的台湾人约达3万人之多。在清剿暴动的同时，日本殖民者组织了台南临时法院，依据血腥的《匪徒刑罚令》处罚暴动参与者，结果居然有1466人成为被告，其中被判死刑的高达903人。该判决引起舆论大哗，被称作“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汉人：《台湾革命史》，第83页。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借大正天皇登基之机宣布大赦，但最终仍有200人被处死刑，另有703人被判无期徒刑。可以说，西来庵事件是台湾人民一系列反殖民武装暴动中牺牲最惨烈的一幕，正如史料所称：“整个台湾重新陷入恐怖政治的铁幕内，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其阴影一直笼罩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甚至到了10余年后，《台湾民报》的一篇文章里还提到：“西来庵事件的入狱者，虽然已经全部出狱了，但是台湾人心里头的印象，究竟是终不能消灭了。”参阅陈小冲《余清芳与西来庵事件》，《台湾同胞抗日50年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
第二部分几点思考
20世纪初期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武装暴动，与此前的抗日武装斗争相比较,表现出局部、突发和小规模的特点。总的看来，大致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经济侵略和资源的掠夺，如刘乾、林启祯领导的林圯埔事件，它反映了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当局及殖民母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迫和殖民奴役，如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等，它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对于自身所处政治地位的强烈不满和对异族统治者的自发反抗;第三，对新旧体制转换的无法调适及对社会急剧变迁感到迷茫，它反映出传统社会向殖民地社会过渡期中的一种自发抗体作用，但由于反对的是外来殖民者，故带有进步意义，如罗臭头领导的六甲事件。
另一方面，从整个台湾人民反殖民武装暴动的过程来分析，还能看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祖国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12次暴动事件中，就有6次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史料记载：“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南部起义的革命军以席卷之势风靡全国，不久颠覆了北京朝廷，二百年帝业一朝灭亡，中华民国基础奠定。”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0页。如土库事件爆发原因之一就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至于苗栗事件本身就是中国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罗福星领导的，其余如南投、大甲、东势角及西来庵事件，无不与辛亥革命有关联。台湾总督府也承认：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使得“我台湾民情逐渐动摇”，指责一部分台湾人“迷梦未醒”，“对中国革命霸业深夜入梦”。他们惊呼：“中国革命的烽火飘扬于武汉原野，沸腾了几千万汉族的心血，其余焰有欲毁南瀛天地之虞。”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所有这些，足以反映出祖国辛亥革命对台湾人民的深刻影响。其次，斗争方式上显示出浓厚的传统色彩。这些暴动事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利用民间信仰作为组织或号召形式的情形相当普遍。例如土库事件中的黄老钳即以祭拜玄天上帝来集结力量，“藉名神明，以信仰集团的力量举事”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六甲事件中的罗臭头亦以观音崇拜来招集信徒，托神传言，盟约举事。西来庵事件中的余清芳同样以信仰玉皇上帝与信徒相号召，自称受神饬语将为台湾皇帝，信众领取神符后可刀枪不入，等等。上述情形，给予暴动事件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乃至迷信的色彩，日本殖民者也将暴动群众蔑称为“匪徒”，说他们是“蒙昧之徒，螳臂挡车”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8页。
事实上，只要拨开这层面纱，就可以看到暴动事件所包含的强烈的反殖民压迫及民族反抗的真面容。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日本统治初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明清以来敬鬼畏神习俗依然盛行，民间信仰十分流行，而日本殖民者为稳固其统治，对所谓的民间“旧惯”也采取放任的态度。民间信仰是当时台湾社会最具号召力的组织形式，以其作为招集民众的手段实在不足为奇。再者，从暴动中曾宣传理想主义社会蓝图的情况来看，一些暴动甚至还带有某些“千年王国”运动的色彩。再次，暴动事件中台湾人心中有着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厚重的中华民族意识。北埔事件中，蔡清琳自称“联合复中兴总裁”，号召人民“协助中国军队，将日本人从台湾击退”，这里“复中兴”的含义就是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苗栗事件中，罗福星对“占世界面积三分之一”、“人口最多”的“我中华民国”充满深情，发誓为“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来与日本人斗争;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西来庵事件里，余清芳在其发布的谕告中写道：“古今中华王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贡，岂意日本小倭贼，背主欺君，拒献贡礼，不尊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实由满清气运衰颓，刀兵四起，干戈振动，可惜中原大国，变为夷狄之邦。”对中国的衰落深表痛心，他还自称大明慈悲国奉旨本台征伐大元帅，宣传“中国南陵，天生圣明之君，英贤之臣”，显见这次暴动是在反满气氛浓厚的辛亥革命影响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复兴汉人的江山。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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