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寓教于娱乐之中。在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下，陈嵌、周天启等组织成立彰化新剧社，开创台湾新剧运动。台北陈凸也成立星光演剧研究会，研讨“五四”以来的新剧并将其移植到台湾。此外还有新竹新光剧团、基隆民运新剧团等，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以宣传民族意识、讥讽总督政治为中心内容，世人称之为“文化剧”。另外，在1925年又成立了美台团电影放映队，在放映的同时以台语配音，言语中不时讽喻政治，当临场警察出来干预，台下民众便发出一片抗议声。《台湾民报》报道：在凤山郡的放映中，“往观的人实在是空前未有的多，而警察方面却有些神经过敏——即有一个巡查某，公然拿出手指簿记着男女儿童多少人去看戏。看着的人多是抱腹而笑，听着说这是上司的命令，真是命令的丝毫无意义，难免受人民误解警察当局过于干涉了。”《台湾民报》1928年11月25日。放映前还同声高唱美台团歌，密切了文化协会与广大民众的感情联系，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4) 文化讲演会。文化协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动员手段即是遍及全岛各地的文化讲演会，日人史料记载称：“讲演会是文化协会最重视的活动。在一般民众知识程度较低的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如采行文书宣传，难免缺乏大众性，所以说它几乎全以讲演会来达成目的，并非过言。”“因为他们所讲述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统治的诽谤，激起地方民众很大的回响，很受欢迎。”“地方会员每当有事，便召集干部开办讲演会，动员无智的民众，名为欢迎，鸣放鞭炮，进行一种变相的示威运动，有时则召开旁若无人的大欢迎会，一壮气势。干部们对地方民众的这种态度，颇为自得，以志士自居，一味煽动起民族反感，不加省察，以致造成空前的反母国风越发加深。” 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日本)《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在这当中文协干部无形中成为集聚民众的领导者。讲演会听众踊跃，如1924年有132次，讲演者432人，听众44050人;1925年讲演会315次，讲演者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273页。
第五部分台湾文化协会(3)
复兴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针对日本殖民者企图移植日本文化并消弭中华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文化协会开展了一场振兴台湾地区中华的浪潮，他们宣传台湾与大路同根同祖的历史渊源关系，进口大陆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祖国的新文化新气象，强烈抗议殖民当局压制汉文的政策，要求恢复汉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同时编撰教科书、在社会上开办各类汉语学习班，这些举措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陈逢源指出：“中华民族自五千年来，虽有同化他民族的历史，但至今未被他民族所同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日人)若要排斥中华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98页。
文化协会的广泛宣传带来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启迪了民智，推动了台湾民众祖国意识及民族意识的高涨，使之进一步认清了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文化灭绝实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殖民地台湾的顽强扎根和传播，从而保持住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基。所以，尽管在台湾民族运动中有所谓祖国派和自治派(台湾派)的区分，但二者在对待祖国和中华文化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一致的，日本人的内部资料《警察沿革志》就明确记载说：祖国派认为中国将来必能振兴并收复台湾，因此要传承自己的民族性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台湾派则认为，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中，苛政猛于虎，现时回归还不是时候。然而，日本人深刻的认识到，这部分人“也只是对支那的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回复如同前者的见解”。《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4页。
文化协会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及全台民众的广泛觉醒极大的刺激了日本殖民者，为了消弭文化协会掀起的民族运动浪潮，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剥夺参与者的种种原有特权，如有公职者予以罢免，有专卖权者加以取消，等等;其二，利用御用士绅如辜显荣组织公益会和有力者大会等团体，公开与文化协会相对抗，并唆使流氓破坏文协的讲演会，比如1924年11月台北“陋风打破大讲演会”上的打斗事件即是;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78～79页。其三，直接运用警察镇压机器压制、取缔文化协会的活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治警事件”。但这一切似乎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被罢免的公务员成了运动的斗士，被逮捕的文协会员声望反倒扩大了，对文协讲演会的横暴取缔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和抗议，之后的参加者反而更多了。
文化协会发展的转折点乃出自内部的分裂。1920年代，正是中国、日本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日本共产党接着诞生，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北伐战争获得成功。所有这些都给了岛内外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在大陆的台籍学生纷纷建立如平社、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左倾色彩十分浓厚。在岛内，有连温卿等人组织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翁泽生、王万得等人组织的台北青年会，蔡孝乾等人组织的彰化无产青年派等等，一大批青年的思想急剧左倾。尤其是连温卿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与山川均保持密切联系，“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理论及战术，以此对其领导下的青年加以宣传、煽动”。总督府称其“对于当时的民族主义统一运动战线，逐渐地酿成了无产阶级运动抬头的机运”。《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44页。这样在文化协会内部形成了连温卿等的无产阶级派、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势力及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此一对立的根本即在于民族运动发展方针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首先，文化协会从创办伊始，其政治上的最高诉求是设置有权处理台湾地方事务的台湾议会，实现台湾自治的目标，行为方式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主要手段是启发民智和请愿斗争，在体现坚韧毅力的同时又显现出隐忍等待的心态。林献堂自己就说过：“天助自助者，为贯彻目的，我们今后必须不屈服于任何障碍，纵使有时变成奴隶，也非隐忍不可。”《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08页。暴力和阶级斗争显然是与其不相容的。其次，文化协会是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台湾民报》1927年新年号所载的蔡培火、蒋渭水、连温卿三人的文章正代表着文化协会内部三个不同派别的立场。蔡培火将文化运动局限于文化的范畴，蒋渭水谋求的是以农工为基础的全民运动的路线，连温卿则主张无产青年应占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随着加入文协无产青年的增加及旧文协会员思想左倾者激增，到了1926～1927年间，文协内部结构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激进派的一边，要求改组文协的呼声高涨。连温卿甚至公开提出“如欲解放台湾人民，必须主张阶级斗争”。1926年10月，王万得等人面见林献堂，直截了当地申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为不可能实现的妄动，假使实现，也不能增进台湾人的幸福。这项运动是承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之唱高调，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这种不彻底的妄动，宜予以中止。”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第269页。这就直接否定了林献堂等稳健派以设置台湾议会来达到台湾自治的斗争方略，二者的矛盾已不可调和。1927年1月3日的文化协会临时总会上，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掌握了领导权，林献堂等宣布退出，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协会由于采行了激进的斗争方式加上殖民当局的全力取缔，在新竹讲演会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的打击后，文协渐告覆没。
第五部分台湾民众党及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
文化协会分裂后，林献堂、蒋渭水等相继退出文化协会，并决意成立新的民族运动团体，继续遵循其合法、稳健，体制内斗争的道路推进民族运动的发展。1927年2月蒋渭水、蔡培火、林幼春等齐聚林献堂宅中，商议政治结社问题，蒋渭水提议成立主张“台湾自治”的台湾自治会，被总督府认定其“明显违反本岛统治的根本精神”，明令禁止。《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29页。5月又筹划组织台政革新会，揭示其纲领为“期待实现台湾人全体的政治、经济、社会解放”，殖民当局指其含有民族解放自决色彩，不予准许。6月正式决定成立台湾民众党，10月在台中举行发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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