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文化协会内部对于是不是放弃体制内抗争路线转而以激进方式争取台湾人民民族解放问题上，林献堂、蒋渭水均予以反对，这也是他们退出文化协会的主因。但林蒋二人的观点仍有所区别，林献堂坚持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为主轴开展台湾地方自治运动，要求在不改变殖民政体下获得体制内的参政权;蒋渭水在此基础上，主张支持台湾的工农运动，认为只有联合广大民众才能获得民族运动的最后胜利。在台湾民众党的组建过程中，蒋渭水的主张得到了体现，民众党的早期组织“解放协会”在纲领第二条明确提出：“拥护台湾人全体的利益，尤其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但该条在改名为“台政革新会”后被删去。最终体现在台湾民众党纲领上，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表述仅在社会方针方面提出“援助农民运动，劳动者运动及社会团体之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34页。因此，仅从党纲上看不出民众党对阶级斗争的真实态度。围绕阶级斗争问题，蒋渭水和彭华英分别提交了各自的“对阶级问题的态度”解释案，蒋渭水提案分五点：“一、全民运动与阶级运动并行进行。
二、拥护农工阶级即实行阶级运动。
三、扶助农工团体之发达即造成全民运动之中心势力。
四、企图农工商学之联合即造成全民运动之共同战线。
五、本党站在代表农工利益之地位，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之不致阻碍全民运动的前进。
六、结合台湾各阶级民众，在党领导下实行全民众之解放运动。”《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56～157页。彭华英提案一至四条及第六条基本与此相同，但关键的第五条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彭案第五条称：“本党考虑农工阶级之利益，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其不至于阻碍全民运动之前进”。蒋案将民众党定位于代表农工利益的政党，彭案则仅仅是表明民众党将会考虑农工阶级的利益，二者的立足点根本不同。彭案得到了林献堂、蔡培火等的支持，并在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成为党的政策指导方针。这表明，民众党成立之初，对于农工运动及阶级问题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实质上着眼于“合理调节个阶级间的问题”。即使是认为民众党应当是代表农工阶级政党的蒋渭水本人在谈到此问题时亦坦承：“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民生主义能够防止阶级争斗”。《共产主义向左去，三民主义对右来》，《台湾民报》昭和2年6月5日。他在《我的主张》一文中还称：“我们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经济上倡导劳资协调。党的运动规定为，全民运动和阶级运动同时并行。尤其不写为‘阶级斗争’而写为阶级运动，是基于劳资协调的意思。”《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31页。换句话说，这时的台湾民众党主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2)
民众党成立后，积极推动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揭露总督府评议会假民主的欺骗幌子，要求实施台湾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抨击日本殖民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指出“总督府的所有政策皆偏袒内地人(按指日本人)”《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3页。，要求摆脱经济上受束缚受压制的地位，强化台湾人在各类产业组合中的主导权，反抗台湾青果会社等日本资本对台湾流通领域的控制;同时举办遍及台湾全岛各地的讲演会和政谈演说会，其中如“是悲惨的台湾?还是安乐的台湾”等讲演，就被殖民当局称为“不畏国法之言辞”而遭禁止。据统计，仅1927年一年，就有211次讲演会，听众达52250人，政谈演说会50次，听众30280人，电影放映活动(前身为原文化协会时期的美台团)94次，观众人数约有35336人。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4～17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十分注重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领导，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日本殖民当局及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得到了广大工人的积极响应，台湾的工会组织迅速汇集到了民众党的旗下，在民众党组党的1927年底，即有台北土木工友会、基隆店员会、台南机械工友会等21个工会团体、兰阳农业组合等农民组合及新竹青年会、大甲日新会等青年团体公开支持民众党。到了1928年2月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后，民众党领导下的台湾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初步统计有41个工会纳入工友总联盟，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倍，号称会员达9300人。此外，农民组合及青年团体的数目也有较大的增长。《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64页。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众党在工农政策上的进步，也将党的领导层推上了民族运动的峰口浪尖。1928年党的第二次党员大会宣言指出：“全民运动为台湾解放运动必须经过之过程，这不但是先人之遗教，也为极合理稳当之路径，我们必须援助各种团体之组织与合同，把民众威力发挥出来。回顾过去解放运动之失败，在于参加者只局限于知识阶级之故。因此，今后我们的全民运动应使广大范围的民众参加。特别应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重点放在对农村与工场的宣传，使工农阶级组织化实为最要紧之事。”《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7页。到了1929年党的第三次党员大会宣言，民众党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岛，而是将台湾民族运动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主张“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参加国际解放战线，以期与世界解放的潮流汇合”。民众党在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形势后，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间及帝国主义国内之矛盾日益扩大的现象愈益显明，且已发生动摇，离崩坏之日必不在远。世界所有的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间的相互联系及共同斗争，实构成其致命伤”。强调“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对内要坚固阵容，对外要紧密联系，更加努力奋斗，猛烈进攻，向其作最后的决战”。《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21页。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些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现在居然出现在了民众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楚地表明台湾民众党在方针上“左”倾色彩已日益鲜明，党的民族运动路线已经从建党初期的温和立场大大前进了一步，变得愈来愈具有战斗性和革命色彩了。
1930年12月，民众党中央常委会拟定了政策纲领修正案，该修正案清算了民众党建党以来的软弱涣散状况，指出“创立当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客观形势之限制屡屡遭禁止而难产，因此不能充分表达立党精神”，强调必须鲜明树立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方面，民众党认为：“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矛盾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状态。现今的世界经济恐慌蕴藏着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全世界的经济组织遭遇到激烈的转换时期，帝国主义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老没落的境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正在新兴崛起。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转换期。”我们知道，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空前激化、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丁惠宁、宋农村编著《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第240页。显然台湾民众党已经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且将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了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崛起上。1931年2月党的第四次党员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政策修改案》中，民众党的纲领修改为：“一、争取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政治自由;二、拥护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日常利益;三、努力扩大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组织”。《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55页。党的主要领导人蒋渭水更是明白声称：“今天这个时代并非倚赖资本家之时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固不必再喋喋不休。但在台湾现在的情况下作为过渡时机下的方针，如不在阶级运动中再加进民族运动的话，那么要得到运动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1页。在这里，阶级斗争或阶级运动被确定为民众党方针政策的主轴，民族运动反倒成了台湾无产阶级在殖民地条件下获取胜利的辅助条件。可以说，1930年底的民众党已经基本上转型为无产阶级政党并在思想路线上向共产主义靠拢，倘若不是立即被日本殖民者取缔，如同新文化协会那样逐渐被台湾共产党收编而成为其外围组织或与之并行成为左翼民族运动组织，或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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