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早期的几份调查研究，1933年进行的原住民调查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对原住民在定性调查之外更注重定量调查，统计学的运用是其特色;另一方面，调查者的身份也较具特殊性，通常是由各辖区所在地的警察派出所来充任。调查成果汇编为《高砂族调查书》，全书共六编，第一至第四编为统计资料，第五编为各“蕃社”的状况和有关迷信的记述，第六编为原住民草药的记录。由于该书是台湾历史上有关原住民资料中定量分析最全面且统计资料最丰富的调查报告，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殖民当局“理蕃政策”的制定也有着很大的参考意义。日本顺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编《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览——来自日本的视点》，风响社，东京，2001，第47～49页。
概而言之，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一开始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调查的重点也在于原住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状况及武器弹药的来源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目的是便于殖民当局能因地制宜制定统治政策，避免因不了解情况而出现不必要的冲突，早日平定山地治安，以利于开拓山地资源。到了后期，随着山地统治的基本确立和资源开发的展开，更系统详细和科学的原住民及山地状况调查成为可能，各个学科学者的介入使得台湾原住民调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往实用主义和为官方服务的色彩逐渐淡化，纯学术研究渐成气候，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台湾原住民研究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
第六部分对山地资源的掠夺(1)
台湾地区在地形上呈一叶片状，其中山地占据了面积的大部分。台湾的山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有矿藏、森林、林业副产品、动物等等，砂金、煤炭、樟脑、林木及早期的鹿和鹿产品都是台湾名闻遐迩的特产。到了近代，山地资源也是日本殖民者侵据台湾的动因之一。台湾殖民总督府首任民政局长水野遵就曾说过：“(台湾)樟脑之制造、山林之经营、林野之开垦、农产之增殖、矿山之开发，对内地人(按指日本人)之移居，无一不与蕃地有关。台湾将来之事业尽在蕃地。”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7页。因此，对山地资源的掠夺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内容。
首先，日本殖民者从法律上否定了台湾原住民对居住地及部落土地的所有权。1895年10月颁布的《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第一条规定：“无官方证据及山林原野之地契，算为官地。”第二条规定：“台湾交接以前，除有清国政府之允准执照者外，一概不准民人采伐官地之树木及开垦官地。”人们指出，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原住民哪里能够提出有利于自身的所谓证据，此一法令无异于宣告台湾原住民丧失了其祖辈相传的土地，台湾的山地一夜间被剥夺成了日本殖民者的囊中之物，山地资源即可因其为国有而随意开发了。瓦历斯·诺干、余光弘：《台湾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编印，南投，2002，第151页。
其次，日据初期台湾殖民地财政的窘境迫使总督府加紧山地开发的步伐。众所周知，台湾殖民地财政在占领初期需要日本国内的大量补助，1896年国库补助金694万元，占台湾岁收入的719%;1897年虽颁布实施《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预定在1909年起摆脱对日本国内的依赖，但在此之前必须有新的财源以资补充。在当时除了制定鸦片专卖法以增加收入外，对山地资源的开发也是重点之一。据统计，清末台湾的樟脑出口即仅次于茶叶位居第二位，每年得自樟脑和脑油税的收入就有30万～40万元多，再加上其他的山地产业收入，预计可达150万元左右，这对台湾财政的贡献将是巨大的。藤井志津枝，上揭书，第91页。
第三，台湾是个森林茂密的岛屿，木材蓄积量较大，但在台湾的早期历史上，其房屋、道路、桥梁及各类建筑的木材却大都来自大陆特别是福建。福建山区的木材一路沿闽江顺流而下，至福州南台一带，一路由九龙江至厦门，再分别转由海船运载赴台。木材是福建仅次于茶叶的出口产品，而对台出口占其大宗;据统计，对台贸易额曾达300万元。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厦门，1991，第330页。为减少对福建木材进口依赖所造成的负担，同时开发台湾本地的木材资源，以敷日益增大的建设用木材需求，殖民当局也不能不加速山地的开拓进程。
在相关管理机构的设置上，管辖原住民的机构同时也就是开发山地资源的机关，譬如说抚垦署的分内事就是以下四件：一、处理“蕃人”;二、樟脑制造;三、开发森林;四、移殖日本人。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33页。台湾总督府在实施了鸦片、食盐专卖后，紧接着就落实了樟脑的专卖，1906年6月，颁布《台湾总督府樟脑局官制》下设樟脑局，负责樟脑和脑油的收购、买卖、检查及制造等。同时发布《台湾樟脑及樟脑油专卖规则》、《台湾樟脑及樟脑油制造规则》。依据规定，在台从事樟脑及樟脑油的业者，必须向总督府递交契约申明制造数量和期限，依总督府所订价格把产品卖给樟脑局，不得另行贩卖转让或做它用，违反者可处罚款、没收、停业、取消等惩罚。台湾历史上樟脑业均掌控在外商的手中，实施樟脑专卖后，驱逐了外商的势力，日本人得以全面掌握台湾山地最大的资源樟脑业，一些日本垄断资本也乘机深入山地，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如铃木、池田及三井等。根据松田的统计数字，1897年台湾出产樟脑700万斤，加上日本国内出产的200万斤(其中150万斤为从台湾进口的300万斤粗制樟脑再制造而成的精制樟脑)，共输出了900万斤，曾造成世界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由此可见台湾樟脑的影响力。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103页。樟脑的制造和销售由神户樟脑精制合资会社等八大会社组成的托拉斯组织——日本樟脑株式会社台北分社统揽，对外输出方面自1909年起由三井物产会社经营，1918年后改由日本樟脑株式会社接办，输出日本内地则由专卖局自行经营。
第六部分对山地资源的掠夺(2)
在林业方面，日本殖民者于1899年发现了阿里山大森林，随即在1903～1904年两次调查了森林蓄积状况并筹划建设林业铁路，计划开展阿里山国有林场开发。据当时总督府的估计，台湾森林面积有150余万町步(1町步约为9918平方米)，却从大陆进口大批木材，以1901年为例，木材输入额达1397250元，输出额仅26160元，很不成比例。加上铁道事业和各地官舍、学校等建筑工程的渐次展开，所需枕木及木材等数量庞大，提高木材自给率成为一大课题。于是总督府支持日资会社藤田组投资森林开发和伐木事业。在林业行政方面，1895年就已在民政局下设林务课，1915年设营林局，1919年将各林业机构整合到营林局之下，除脑务之外的所有森林事项均由营林局负责。后林业主管部门又有所变更，直至日据末期，森林事业归农商局山林课，内设庶务、林政、林产、林务及业务五系。台湾森林面积在日据时期有很大的减少，从最高峰的1926年2158521公顷到了1942年仅为172926公顷，骤减近90%，其中除有开垦为稻田、蔗园等合理用途外，过量的采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日据末期为战争需要而乱砍滥伐大批林木，给台湾的森林覆盖率造成了直接的损失。在输出方面，台湾木材大部分输往日本，大致占其输出量的75%以上，输入木材也由原倚赖祖国大陆转而大多来自日本内地。台湾木材既输出又输入，其间亦大有奥妙，按矢内原忠雄的话就是：“台湾出卖桧木而购买松杉”，“凡同种商品，则以上等品供给日本，下等品由日本进口”。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局，台北，1980，第751页。这也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台湾资源的一个例证。
台湾山地资源的另一重点就是矿藏，主要为沙金和煤矿，沙金早在荷据时期就闻名于世，日据时期沙金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主要是新的金矿发现不多，采掘规模也未见大的扩张。煤矿则增加颇多，1897～1942年，矿区由20增为331个，煤炭产量由19275公吨增至1913937公吨。矿产资源同样多为日本资本所占有，金矿有金瓜石的田中长一郎、瑞芳的藤田组，及后来三井系的台阳矿业株式会社，资金则由台湾银行提供融资。煤矿有大名组、藤田组、三井、芳川、赤司等，而以三井系最为有力，煤炭总产额的54%为三井系所有，贩卖则由三井物产把持，台湾人的矿业企业除基隆颜氏家族外，鲜有能与相竞争者。换句话说，台湾的山地矿藏资源和由此产生的利润大都由日本资本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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