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注意的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方士绅力量的收编工作。我们知道，清代台湾地方士绅出于垦拓、保护土地、防范“蕃害”之需，组织了不少私人的武装力量。日据初期总督府在严厉镇压参与抵抗的武装集团的同时，对于“顺服”的地方士绅的私人武装开展了收编和利用工作。特别是在防范原住民这一领域，借助民间力量以补殖民当局警力之不足，成为初期“理蕃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著名的雾峰林家为例，林朝栋在刘铭传时代就为了樟脑利益而拥有隘勇武装，日据之后仍得以保留，但控制权逐步为日本殖民者所掌握。1896年3月，台中县谕示林绍堂，其隘勇需接受殖民当局的管理，并规定：①隘勇人数为400名，如有变动须随时报告;②隘勇须听从官府调遣，不得有暴行;③火药由地方官禀请总督府军务局补给。另每月发给2200元为薪粮之费。黄富三：《日本领台与雾峰林家之肆应——以林朝栋为中心》，《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林家的隘勇名义上是保留了，但实际的控制权却被收归了殖民当局的手中。林家隘勇后来(1902年)还听从总督府的调遣，参与了对“南势蕃”稍来社的讨伐，日本殖民者以台治台的策略在此暴露无遗。
第六部分“蕃地”调查工作的展开(1)
台湾原住民生活在深山地区，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山地日益开垦，其与汉族人民间的交往逐渐扩大，人们对原住民的认识也开始清晰起来。清代的汉人著作中，就有不少有关台湾原住民的信息，譬如《裨海纪游》和后来的《番境补遗》、《番社采风图考》等等，台湾各地的府县志中也辟有记录原住民生产生活状况的专门章节，为人们了解原住民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然而，这些早期记录，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还是极不完整、极不详实的，既缺乏现代人类学的深入考察，同时也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浮于表面化和粗线条。因此，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之后，在整理旧文献以为我用的同时，也开展一系列的山地调查工作，以补资料之不足，以敷统治之需。
在抚垦署时代，鉴于当时无法进入山地深入调查，当局派人在平地与山地的交界处尽可能的了解“蕃社”的人口和风俗，以月报的形式供执政者参考。儿玉总督时期根据调查结果编制了《蕃社台帐》和《理蕃概要》。乃木总督时期制定的蕃地业务方针中，也提出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蕃地之踏查及交通”，但这时的调查着眼点还是在于治安和军事的需要。因此，调查小组的组成上偏向军人，譬如1896年对红屿的调查，1896～1897年对东部纵贯铁路线(宜兰—花莲)等的调查。后来，日本殖民者将此逐渐扩展到原住民全方位的调查，总督府民政局殖产部在部署调查事项时，罗列了近30项有关原住民人口、地理、生产、生活、相互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包罗万象的详细情况，如“蕃社的名称、人口以及其增减;各蕃社之间的关系;蕃人之间的阶级区别以及相互之间的连锁关系;蕃人生活的状况;蕃人的职业及其状况;蕃人枪器的种类;弹药供需的途径”等等，乃木总督还对各抚垦署长强调“蕃语研究”和“蕃情调查”是当前紧要任务。藤井志津枝：《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文英堂，台北，1997，第53页。总体来看，早期的原住民调查侧重于应对殖民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展开的，应急色彩较浓厚。这一调查当然也取得了效果，如编制并大幅扩充了《蕃社台帐》，内务部门还依据调查并从统治需求出发，制定颁布了《蕃界警察规则案》和《生蕃刑罚令案》，从而强化了在山地的殖民统治。此外，早期的调查从统治的需要出发，侧重于原住民的户口、地质、聚落分布和风俗习惯，且由警察为主导，此类调查的鼎盛期为1908～1914年，以《理蕃志稿》的刊出为其标志。作为总督府警务本署主导的作品，所谓的“五年理蕃计划”占了相当的篇幅。由于收集了大量官方资料，对研究日本殖民者的原住民政策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后，山地丰富的资源引起了殖民当局和日本资本的极大关注，而“蕃地”开发亦关系到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成败。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山地的详尽了解，正如总督府警视总长大岛久满次所言：“蕃地之开拓，与蕃人处分问题关系密切，——蕃地经营，在乎开发资源发展产业，而向来从事此业之小资本家急于目前利益，未能见其大成，究其原因，凡蕃地产业之经营必须预先查勘实地，一时之利害，偶然之得失，应置之度外。”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694页。为此，与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在官方组织的之下，民间力量的介入也成为可能。
台湾的占领为成立不久的东京人类学会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实践场所，伊能嘉矩的《台湾通讯》和发表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的论文以及著作《台湾蕃人事情》、《台湾蕃政志》等，均为早期重要的研究，伊能本人任台湾总督府嘱托，基本上也是半官半民的身份。最初较为正规的台湾原住民调查机构当数1898年的“蕃情研究会”，出版了《蕃情研究会志》，提出了不少所谓“蕃政”建言，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色彩十分浓厚。1900年成立台湾旧惯调查会，虽主要以台湾汉族为对象，但也有原住民的资料收集。较具意义的是1901年组建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该会由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亲自发起，1909年起开展原住民的调查，成立了“蕃族科”，参加者包括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36人，人数虽不算太多，却出版了洋洋大观的20余册报告和论著，平心而论，实属成绩显著。主要出版品有《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蕃族调查报告书》(8卷)、《蕃族惯习调查报告》(5卷)、《台湾蕃族图谱》(2卷)、《台湾蕃族志》、《台湾蕃族惯习研究》(8卷)等。第一部报告书内容包括总说(名称、区域、支族、社名、由来)，社会状态(社会组织、阶级制度、氏族、家族)、季节行事(开垦祭、播种祭、收获祭等)，宗教(神明、恶魔、生死观念、祭典、梦卜等)，战斗和媾和(出师、媾和、出草、首祭)，住居(家屋、豚寮、建筑)生活状态(日常生活、农耕、烹饪、买卖、武器等等)，人事(结婚、男女关系、生产、医疗等)，身体装饰(服饰、刺墨、缺齿等)，游戏及玩具、歌谣及舞蹈乐器、教育、口碑及童话等等，显然侧重于物质文化和生活习惯，对于住居、生活状态、身体装饰报告较为详细，插图丰富;第二部报告书则着眼于社会组织和亲属关系，对个人、亲族、财产、相继、社会等方面着墨较多，如财产、相继法制状态等等。森丑之助的《台湾蕃族志》则对于台湾原住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颇见特色。 陈奇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与台湾土著研究》，收入《台湾土著文化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2。
第六部分“蕃地”调查工作的展开(2)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成立，将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所谓土俗人种学相当于当代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为当时台北帝大的特色学科之一，以人种学讲座、语言学讲座最为有名。1930～1933年实施了对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工作，并得到了卸任殖民总督上山满之进的支持。此外，还组织了南方土俗学会，出版《南方土俗》杂志(1940年改名《南方民族》)，吸引日本的人类学家发表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日本顺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编《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览——来自日本的视点》，风响社，东京，2001，第39页。1928年直至光复前原住民调查研究的主要著作有移川子之蔵的《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冈田谦的《未开社会之家族》、小川尚义与浅井惠伦的《原语高砂族传说集》、奥田彧的《台湾蕃族之烧畑农业》、千千岩之助的《高砂族住家研究》、佐藤文一的《台湾原住种族之原始艺术研究》、国分直一的《祀壶之村》以及散见于各刊物的相关论文。与日据初期相比，这时的原住民研究，开始摆脱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框框，较注重科学性、学术性，台湾原住民研究的中心也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了台湾岛内。 陈奇禄，上揭书。
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移川子之蔵携助手宫本延人、嘱托马渊东一所做的研究成果——《台湾高砂族所属系统之研究》，书中探讨了台湾原住民的来历、迁徙、接触、融合乃至对立等历史进程，通过对原住民系谱传承和口碑资料的分析，首先提出了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分类，即所谓的九族分类法，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界，被称为台湾原住民研究史的“原论”，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日本顺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编《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览——来自日本的视点》，风响社，东京，2001，第40页。宫本延人另著有《台湾的原住民》一书，也对原住民的“各种族”分类给予详细的描述，并对台湾原住民移民台湾提出了自己的假说，认为“台湾原住民的祖先，是来自吕宋岛或对岸大陆的南端”，这一结论应当说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宫本延人：《台湾的原住民》，晨星出版社，台中，1992，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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