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日据后期台湾的工业化促成了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农业与工矿业产值比率的变化上，1938年工矿业产品产值已超过了50%，“足征台湾彼时已非以农业为重心之经济”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37页。。工业产品结构中，1942年轻工业占739%，重工业占261%，后者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台湾人口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30年的542%降低到了1943年的495%。张汉裕依据赫夫曼(Hoffmann)比率指标衡量，认为台湾在日据末期已达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亦即进入了初级工业化社会《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40页。。
再来看战时台湾总督府三大政策之一的“南进基地化”。众所周知，台湾地处日本与南中国及东南亚交通的中心点，是日本南进的跳板，也是日本获取南方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的重要通道。日本据台后，积极以台湾为基地开展南进(对东南亚)及对岸(对华南)扩张，在这当中台湾总督府扮演着南方政策的策源地和执行者的角色。1935年台湾总督府召开“热带产业调查会”，“官民一致”地主张强化对南方的开拓步伐，并为此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作为负责向华南和东南亚扩张势力的实体。“七七事变”后，台湾在日本南进中所占的位置愈形重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孤立，对经济自给性的要求十分紧迫。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经济分工体系逐渐被规划和建立，即由台湾供给米、糖、电力，朝鲜供应米、电力、金属，伪满洲国提供铁矿、煤炭、大豆，华北提供原料炭、黏土、棉花、盐，南洋群岛提供磷矿、磷酸盐，荷属印尼提供石油、铁矾土，马来西亚提供橡胶等。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41～42页。台湾的地位相比战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0年代后伴随粮食过剩危机而来的日本国内对台米需求大减，加上世界甜菜糖业的兴起及南洋廉价糖的输入，台湾作为米糖供应者的地位在下降，“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面临着挑战。台湾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限于岛内资源的贫乏，外来资源的获取和市场的开拓便成为重要课题，而这又正是南中国和东南亚的优势所在，“工业台湾、原料南洋”的转换格局逐渐形成。因此，向南方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项主要施政内容，对于战时台湾南进政策，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1941年台湾临时经济审议会上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现今正举国家总力迈进中的支那事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我民族未曾有过的大业，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上，必须确立以日、满、支为主干的包含南方各区域的自给自足经济圈，推进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并且在这一国策推进过程中本岛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都显得日益重要。因此，为了圆满达成此项重大使命，不仅要谋求农业生产的增强，更绝对有必要进一步期待本岛工业化时期的振兴即高度化及陆海空紧密结合的交通通信网络的完备。所幸本岛电力煤炭及其他资源、劳动力丰富，且在南进上有着人、物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在地利上有着极其有利的优厚条件，在此基础上，加上物质、技术、资金及内地、外地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相信得到飞跃发展乃是可以期待的。”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24～125页。这也可以看出，南进政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台湾战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两翼。
第七部分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3)
在国家政策层面，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将南进列入了国策，台湾作为南进的桥头堡，为日本政府和军方所高度重视，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即有就近掌控的意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切断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补给线，同时获得东南亚的石油资源，打破美、英、中、荷组成的ABCD包围圈，实施所谓的南方作战，台湾成为对南方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军内还成立了“热带作战研究所”，专门就在南洋热带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和试验。台湾军第48师团为适应南方作战进行了相应的装备更新，随时准备出兵菲律宾和爪洼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6页。。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空军就利用台湾的机场猛烈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台湾总督府还配合日军向福建、广东、海南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日占区派遣了不少的工作队和后勤支援团体。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1)
“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由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6页。。
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心内容为：“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将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会风气，强化后方后援，协助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维持治安、卫生，振作岛民精神。”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显然，针对台湾人是汉民族这一特性，在与台湾人的祖国发生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台湾人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特征，要求他们拥护日本帝国的国策，支持其战争政策。同年9月30日，总督府在台北公会堂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运动在全岛铺开。仅以“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为例，就有以下主要活动：
(1)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刷新社会风气，顺应时局。
(2)国民精神振兴周：明征国体本义，体现日本精神。
(3)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次强调周：显现肇国精神，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实施国民训练。
(4)国民精神总动员健康周： 健康报国。
(5)支那事变爆发一周年纪念：祈愿武运长久，强化时局生活实践。
(6)国民身心锻炼运动：体育锻炼，集体劳动效力。
(7)国民精神总动员金报国运动：强调经济战，要求人民将藏金出售。
(8)后方后援强化周：慰灵、祈愿，强化邻保关系，教化小国民。
此外，还刊行各种资料，开办讲演会、讲习会、协议会和巡回宣传等，以收“真正举岛一致之实效”。以后每年都有新内容出现，其实质不外乎试图“将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大力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兴正义之军”，进行的是“圣战”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41页。。同时挑唆对大陆人民的敌视心理，试图转变台湾人民对祖国抗战的向心力。
1941～1945年为后期，称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10月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1941年，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台湾于1941年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会，其指导思想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日本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600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日本人号召：“六百万岛民，不问其种族、宗教、生计如何，浑然融合，尽量减少摩擦，抛弃一切对立观念，形成‘台湾一家’，以举万民翼赞之实。”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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