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奉公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组织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总裁由总督兼任，中央本部长由总督府总务局长任之，中央设总务、宣传、训练、文化、生活、经济各部，地方州厅设支部、市郡为支会、街庄为分会、区部类落为区会、部落会，最末为奉公班，各级组织由各该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因此，皇民奉公会与总督府行政系统是完全重合的，赋予运动以强烈的官办色彩。这显然有利于总督府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系列思想及物质动员，同时也为其统治的强化，增加了又一重有效的统治网络。事实上，当时的各种征税、征兵、宣传、动员，都是透过皇民奉公会系统的基层组织进行的。作为皇民奉公会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诸如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报国挺身队、勤行报国青年队、女子增产队、奉公壮年团、文学奉公队、未婚女子桔梗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团体，甚至连宗教界人士也成立宗教护国团、佛教奉公会、佛教宣传队等。因此，组织上的强化是后期皇民奉公运动的一大特色。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2)
与前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同，皇民奉公运动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挺身实践，即以实际行动“实践臣道”。《皇民奉公运动规约》明确指出：“本运动为台湾全体岛民的臣道实践运动”，《皇民奉公运动实践纲要》要求：“本岛六百万同胞与政府表里一体，确立合作关系，展开臣道实践这一国民运动，竭尽奉公之诚”，重点为训练、增产和“台湾一家”的后方生活三大目标。
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对皇民化运动曾描述称：中川健藏总督时代(1932～1936年)的民风作兴运动是皇民化运动的先声，小林跻造总督时代的皇民化到长谷川清总督时代的“皇民炼成”，则标志着皇民化运动从精神运动向实践运动的发展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55页。，当然这一直延续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在于首先将台湾人民从汉民族的一员同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然后再利用台湾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服务，并乘机加大搜刮台湾富源的力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殖民者处心积虑的摧残当地中华文化，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台湾人的大日本皇国精神灌输，以图将台湾人民扭曲成为“畸形的日本人”。作为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推行日语。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一种语言的获得，伴随着对该语言所包含的特殊思维方式的认同，而“由支配者给与的语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则变成了奴隶的语言”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79页。。同化首先必须借助传播的力量，它以共同语言为前提条件。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正是以禁止汉文，强制推行日语为中心进行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强调：“我们坚信，作为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国语的彻底使用。”“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7页。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殖民者就下令撤废全台学校的汉文科，一律以日语为必修课，1937年3月，《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及《台湾新民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在4月1日废止汉文栏，而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力量。台湾军参谋长荻州立兵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言废止汉文，还亲自召见《台湾新民报》主笔林呈禄、专务罗万伡强硬要求尽速实施。 何义麟：《战时台湾媒体之语言使用问题》，收入台湾史研究部会编《台湾之近代与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名古屋，2003，第241页。虽然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不一定全面禁止任何场合均禁用台湾当地语言，但一些地方还是发布了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不得使用非日语语言。如花莲厅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罗东郡三星庄设立不学日语征收过怠金规约。有人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对于不解日语者，在买车票时就曾遭鄙视道：“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等。” 志华：《中日战争下的台湾》，《台湾先锋》1940年3月号。甚至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与此相适应，日本殖民者还大力强化日语讲习所、简易日语讲习所、日语保育园等设施，专门拨款资助，倾全力于日语普及。1936年日语讲习所2197处，学生131799人，简易日语讲习所1735处，学生73415人《台湾年鉴》昭和12，第132页。。1940年前者达11206处，学生547469人，后者4627处，学生215794人《台湾年鉴》昭和16，第144页。，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43年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台湾人就学率从1942年的64%增为当年的85%，1945年预计为90%。学校一律讲日语，说一句台湾话罚金一钱。战争末期更是以奉公班为单位，设立日语夜间讲习所，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各类讲习所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同时，总督府对原住民也毫不放松地进行日语普及活动，1939年原住民地区日语讲习所265处，学生17921人，日语普及会11处，会员415人。在奖励措施方面，所谓的“国语家庭”政策被努力推广。当时一个家庭要成为“国语家庭”须向官方申请，经核查该家庭全体成员确只用日语，再由官方认定为“国语家庭”，在其门前刻“国语家庭”或“国語の家”字样。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小孩比较有机会升学，就业上政府机构优先聘用。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1～52页。至于历年日语普及程度，据台湾总督府调查，情形有如下列 据《台湾事情》昭和14～19各册统计，1944年数字见王育德《台湾》，东京，弘文堂，昭和39，第133页。另据报道，1943年解国语者达80%，见周婉窈上揭书，第49页，供参考。：
由此可见，为推行日语，日本殖民者花费了不小的心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3)
第二，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人的祖先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与大陆闽粤沿海地区基本相似，台湾文化实际上是大陆闽南、粤东文化的延伸。然而，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竭力压制当地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七七事变”后，更变本加厉，试图以日本文化来取而代之。
宗教是日本殖民者促进皇民化的重要内容，他们推行神社崇拜，在各地修建神社，老百姓在家要奉祀伊势神宫大麻，1941年统计表明台湾奉祀神宫大麻739378尊，占到台湾总户数的70%。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个，其中38个就是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建的。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男女老少均需敬神如仪。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策略有放松，但经过了这次所谓整理，台湾的寺庙斋堂数目减少了约1/3。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41、44页。祖先崇拜蕴藏着台湾人民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国故地的怀念之情，日本人也曾将其作为善良风俗予以褒扬，但在皇民化运动中，却斥之为不利于以“天皇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动，“妨碍了皇民炼成”而遭取缔。此外，台湾人原有的汉民族风俗如传统节日的春节、中元节，及婚冠丧祭习俗，被斥为“弊风”，要予“打破”。家庭中则要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榻榻米，妇女穿日本和服，等等。
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施改姓名运动，于1940年2月11日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台湾总督府就曾策划允许部分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条件是该人家须为国语常用家庭，且在思想、宗教和习惯上都内地化(即日本化)了的。对于这次的改姓名运动，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称：“本岛土地已是帝国完全的领土，作为本岛人也必须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与内地人毫无相异之处。”“亦即在精神上形式上都与内地人一样才称得上完全的日本人化。”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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