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户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2%。1944年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总户口数的169%，人口占总人口的206%，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差距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页。此外，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2)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如所谓的诸神升天、奉祭神宫大麻、参拜神社等，不仅参与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执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还很难说。台湾总督府对原有宗教的废止和诸神升天运动，后来鉴于民众的强烈不满，在长谷川清总督任内不得不废除。《长谷川清传》将之称为“仁政”，但实际上是“惟恐不满产生反抗，反抗带来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黄昭堂：《台湾总督府》，教育社，东京，1981，第168页。吴浊流回忆说，他们的教员宿舍里摆着配给来的神宫大麻，但却从来没有拜过。在乡间，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对于天照大神，他们说：“上面叫我们拜它，所以才拜”，“上面要我们早晚拜它，所以我们拜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鹫巢敦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4年12月号。还有一个例证就是，日本战败后，台湾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就被人民遗忘了，神道信仰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所取代，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之民族性。台湾人的祖先崇拜，尽管受到了压制，但其生命力仍然十分顽强，有的宗族“仍能与诸宗循时序佳节，维持集会于不坠，因是而被日人嫉忌国族之团结，迭次迫令解散，族人不为所屈，虽一时阳示解体，而实愈坚强也。”《王氏族谱》A205，《柯蔡氏大宗谱》29，台中新远东出版社，1976。
在教育领域，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对青少年的同化思想灌输，就有台湾籍教师团结起来与皇民化色彩强烈的日籍教员唱反调，“遇有校长或其他日本教员提出不当要求时，本岛教员便团结一致，根据理论排斥他们”。“对日本色彩最强烈的教员尽量排斥他们，使他孤立;他要做的事，大家故意不予合作，而只要发现他的缺点，便会在会议时群起而攻，尽量的指责他。”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湾文艺出版社，台北，1984，第105页。在文学界，一部分作家搁笔不写，以示抗议;一部分作家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更有一部分作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民族立场，不顾危险进行创作。其中如吴浊流在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明知作品没有出版的希望，却仍在暗中赶写《亚细亚的孤儿》一书，当时该书的写作带极大的危险性，只要被发现，无疑即被当作反战分子来处置。但他毫不气馁，终于在战争结束前完稿。
“七七事变”后，台湾人民大多心向祖国，或明或暗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台湾军为防范台湾人而搜集的机密材料《本岛人的思想动向》为我们展示了台湾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皇民化叫嚣下不屈反抗的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不少的台湾人相信“中国是大国，中国必胜”，各类传闻也在台湾到处流传，有的说中国军队人数众多，日本军队将告失败，有的说中国将乘胜收复台湾，还有人准备起来响应。更有人冒险向警察局投匿名信，内写“日本必亡，祖国兴隆”，或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予以宣传。在对大屯郡下西屯公学校高年级的问卷调查中，这些学生家长“相当多数的人希望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台湾军司令部为此深感忧虑，他们说道：“(‘七·七’)事变爆发当时，一部分本岛人中间由于民族的偏见，依然视中国为祖国，过分的相信中国的实力，受宣传的迷惑，反国家的或反军队的言论和行动在各地流传，民心动摇。”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1936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解散后，在日本殖民者高压政策下，除了个别人的反抗言行，台湾岛内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无法展开，但台湾人民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抵制着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也从心底就从来不敢相信台湾人民会是自己的同路人，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同胞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的，台湾同胞万一和敌人的登陆部队内应外通，从背后偷袭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据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弘文堂，东京，1964，第136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失败的。
也应当指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人民面临日本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的重压，到处是万能的警察网，不绝于耳的皇民化叫嚣，强制执行的宗教、文化压迫，每日不停地向台湾人民施加着强大的压力。动荡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格，在台湾社会肌体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3)
首先我们来看从特别志愿兵制到征兵制期间的一些情形。1942年4月，陆军特别志愿兵第一回募集开始，“岛内及岛外各地在留籍民如潮涌至”，应募者426000余人，1943年应募总数突破60万。1943年7月，海军特别会议志愿兵开始募集，“尽管附带各种条件，应募者数尚达三十一万六千余名”，从中选出的应募者，在日本教官的训练下，“磨炼无愧作为皇军一员的资格”。在这些应募者当中，大部分是认为既然逃不过充当军夫的命运，倒不如作为正式军人会境遇好些，或其他种种原因而报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属于这种情况，曾经到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富泽繁指出：“当时，由于台湾青少年进入公学校后受到彻底的日本教育，有人对实施志愿兵制度表示高兴，这也是事实，精神上完全日本化的这些人，踊跃应募。”另据一赖氏回忆，他当时(1943年)就是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少年飞行志愿兵的。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6页。当上所谓的皇军，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鼓噪下，被说成是“岛民的最高荣誉”，是青年至高无上的光荣，在早期还曾是台湾人不能享受的崇高待遇。当时甚至出现了使人为之炫目的血书现象，如有一份血书就是这样写的：“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68页。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皇民化运动对日据下受日本教育成长的一部分台湾青少年的毒害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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