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早期附属于国语学校中，称国语学校师范部，其中又分甲乙二科，甲科收日本学生，乙科收台湾学生。1899年独立的师范学校方建立，办学宗旨是培养一代尊崇日本皇室，富于日本精神的教师。换句话说，日本殖民者试图首先将为人师表的师范学生训练成日本帝国的忠实臣民，然后通过他们去影响和训导下一代台湾儿童，以达到同化的目的。随着共学制实施后，在修业年限、课程编制等方面，日台学生的差别逐渐取消。但是，小学师范部与公学师范部的区别依然维持着，日本人可以进入公学师范部，台湾人则不能进入小学师范部，即日本人毕业后有权教育台湾人，而台湾人毕业后没资格当日本人的导师。它显示，日本人作为统治民族的优越性是不容挑战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只限于为初等教育培养师资，中等以上学校师资均来自日本国内或是日本国内大学毕业的台湾人方可担任。1918年全台共有师范学校2所，学生908人，1939年为4所，1748人，1943年为3所，2642人。
高等教育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总督府医学校、农林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等专科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成立于1899年，1919年改名医学专门学校，1936年后附属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负责培养服务于台湾本地的医学人才;台湾总督府农林专门学校创立于1919年，分为农业科和林业科，1922年改称台湾总督府高等农林学校，后附属于台北帝国大学;1919年台湾总督府高等商业学校开办，最初专收在台日人，1922年后亦收台湾学生;工业学校设于1931年，目的为适应台湾工业发展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在岛内外曾有过一番争议，赞成者认为台湾地理上接近华南、南洋，利于对该地区进行研究以配合日本南进的需要，反对者在日本人一方是惟恐台湾人接受大学教育会对日本统治带来威胁，日本殖民者考虑到台人转赴日本或大陆求学反而不易控制，故同意开设。《台湾民报》曾揭露说：“台湾人近来的向学心日渐增加，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愈迫切，然而台湾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者的要求，所以多数的台湾学生不得不跋涉重洋到内地中国或外国去留学。对此现象当局者以为于统治上不便当，为欲阻止台湾青年的岛外留学，于是乎着意于台湾大学之建设。”《浪费的台湾大学》，《台湾民报》昭和4年3月17日。文中《台湾民报》未将中国列为外国，颇值得玩味。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创办，内分文政学部和理农学部，后增设医学部及工学部，为一综合性大学。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3)
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895～1921年教育机构逐步完备，日台人教育实施分而治之的双轨制，此为创始期;1922～1941年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中等以上学校实施日台人共学制，此为发展期;1941～1945年随着公小学校区别的取消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近代化教育体制已在台湾形成，此为成熟期。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等教育获得了普及、教育体系逐渐完备。此外，民众的教育意识也提高了(台中中学校事件即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点)。研究结果显示，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1922年为292%，1935年415%，到1943年则提高到658%。赖建成：《日据时期台湾的合作经济制度》，《清华学报》新18卷第2期。然而，日本殖民者发展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提高台湾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而是为了培养可供其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资源。在初等教育方面，他们要普及的是以日语和日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同化教育。日本人意识到：“凡得国须得民，而得民须得人心。若欲得人心，首先，非得借沟通彼此思想的语言工具之力不可。”参见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推广日语运动初探》(上)，《台湾风物》第37卷第1期。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亦称：“台湾教育始终不渝之目的为国语普及”，“以普及国语作为台湾教育之根本，理由如下：第一，作为沟通用语;第二，作为发展文化必备之工具;第三，作为同化之必要手段”。故而他明确表示：“设公学校的目的，乃为普及国语。”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昭和18，第122页。在中等以上学校，正如总督儿玉源太郎所言：“教育不可一日忽视，然而徒为灌注文明，养成偏向主张权利、义务之风，将使新附之民，陷于不测之弊害。”宿利重一：《儿玉源太郎》，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8，第335页。即从殖民地基层行政和经济榨取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训练一批既可资利用又不会妨碍殖民统治安定的中下层人才。日人主张：“将来台湾土人教育之至当措置为，以产业上之技能教育为主，低度之普通教育为从，尽可能不施高度之普通教育。”参阅吴密察《从日本殖民地教育制度发展看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台湾近代史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0，第160页。《台湾民报》揭露：“‘凡统治殖民地的原住民族，须使他们无学文盲为安全。’这句话不但是后藤氏和东乡氏的所见，恐怕是殖民地领有者的共通心理。”殖民者的策略是“专重言语教育和职业教育，以教育言语为殖民地教育大半的职务，专造通译的教育法，或专注重手艺养成杂役，而防压政治、思想、社会、文艺方面的启发”。《排斥愚民教育要求人格教育》，《台湾民报》大正14年11月22日。
在殖民地台湾的国语教材中，以第三期国语读本为例，日本历史、文化、地理及天皇关系、爱国(爱日本)教育的内容占57课时，实学知识和近代化知识占68课时，台湾事物占67课时，道德教育占46课时，劳动者占6课时，中国事物占最少的5课时。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226页。实学教育的兴盛受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对日常生活和科技知识的了解。如课文中有金龟子、动物的保护色、星星的故事、森林、气象及诸如母亲教儿子节约用水等等内容，符合福泽谕吉主张的“普通日用”知识。台湾乡土课程有台湾动植物、乡村景观、乡间生活、产业与物产、地理景观与名胜、台湾相关人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乡土事物的内容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截取了台湾乡土的静态的横断面，却看不出其历史的由来与脉络。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追溯历史必定要论及台湾人的原乡，论及台湾人的汉民族的历史传承，这对日本殖民者推行的同化政策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与此相对应的是横插进了日本历史的教育，如除蟒蛇(素签鸣尊除八岐大蛇的故事)、仁德天皇、伊藤博文、奈良大佛、日本海海战等等。因此，“台湾学童学习到的只是天皇史观下的日本历史，台湾只是日本历史脉络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环节”。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273页。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则更是少得可怜了，日本人通过教育来改变台湾人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的企图昭然若揭。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4)
修身课是仅次于国语课的重要教学内容。所谓修身，就是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塑造和培养的过程。修身课的基本趣旨为：一、国民精神之涵养;二、顺从;三、诚实;四、勤劳。其中又以国民精神之涵养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说，除了一般的道德教育外，日本殖民者重视的是对台湾人的日本帝国臣民及天皇子民的教育，以“尽忠天皇、崇敬皇室、信仰神道、讲国语”为其具体内容。相关的课文有天皇陛下、国旗、台湾神社、明治神宫、教育敕语、日本皇室、忠君爱国等等。列入教科书的历史人物，也是以日本人占绝大多数，除了天皇与皇室人物，在第二期教科书上罗列的33名历史人物，有31名是日本人，如盐原多助、伊能忠敬、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只有吴凤和曹谨是台湾人。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30页。也就是说要向这些日本的所谓楷模学习，让台湾人理解日本人、学习日本人，最后将自己改造成为日本人，这才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教育的最大远景目标。
与上述目标相适应，日本殖民者在台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切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除了限制海峡两岸的人员来往和物质、文化交流外，教育也是日本殖民者实施“将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政策的一个关键领域。学校课程设置、教科书编纂等主要围绕着同化台湾人而设计，“教育敕语”更谆谆告诫学生“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教育论”的再认识》，《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各类学校规则均对台湾学生进行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日本国民精神及日式礼仪规范的教育，日语更是同化教育的核心。1922年后，公学校增设了日本历史课，日本殖民者毫不掩饰地说：“历史是人类进展发达的轨迹，反映了国民活动、文化发达之因果过程，通过对它的了解，可知国体的尊严，获得传统的国民精神，本科新设之理由，是使台湾人了解作为帝国臣民的名誉和幸福，以资造就真正善良的日本人。”嘉义市玉川公学校编《嘉义乡土概况》，昭和8年油印本，第286页。矢内原忠雄指出：这种教育方针是“欲以教育的力量同化台湾人及先住民”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76页。，总督府民政长官内田嘉吉即明言：教育是“为了使台湾人成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为目的”。《帝国议会贵族院委员会速记录》(明治篇26)，第27回议会，明治44，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62，第127页。东乡实亦称：“大体上，即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东乡实、伊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1916，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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