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东亚战争的失败与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开拓五十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间化为昨日之梦，全岛各地连这样的乡下地方都在讴歌复归祖国、台湾光复，今年的除夕，家家户户已扬弃稻草绳，改以贴上中国式的红纸门联，上面的“还我河山祝台湾光复”等字句，充分显示着台湾人再也不向任何人低头的由衷喜悦。寺奥德三郎：《台湾高等警察物语》，文英堂出版社，台北，2000年复刻本，第6页。
首任行政长官陈仪抵台，以总督府为首的各地方官厅、乡下之郡公所等陆续被接收，台湾人有力人士莫不举双手表示欢迎，各乡镇市街到处都竖立起豪华牌楼，牌楼上的彩灯入夜后就灿然发亮，用以庆祝欢喜的日子的到来。
在乡下，日治时代曾经被限制的歌仔戏、布袋戏等开始复活上演，销声匿迹已久的打拳师父如鱼得水地复出以舞狮、打拳指导年轻人而使之如醉如痴，各地竞相举行大拜拜，爆竹声永远是不绝于耳。
连乡下的偏僻地方，过去的太阳旗现在都改为青天白日旗，在心情无比舒畅的台湾人眼里，飘扬在初春晨风中的自己国家的旗子，应该格外美丽吧?
街上整日都是爆竹声喧闹着，而每当入夜后，街头上呈现的是车水马龙现象，露着欢喜表情的人民，潮汐般地到处涌来涌去，这是日本统治时代从来看不到的情景。寺奥德三郎：《台湾高等警察物语》，文英堂出版社，台北，2000年复刻本，第10～13页。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1)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随着殖民宗主国文化依凭国家机器的力量强势介入，社会教育和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式教育的建立和日语的普及，使得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台湾青少年在人生观和思想意识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文化领域，殖民地文学、戏剧、绘画等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台湾文化经历了一个大的变迁历程。这当中，殖民主义同化政策像幽灵般渗入台湾社会的肌体，表象化在教育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等领域之中，侵蚀与抗体既搏斗又在一定条件下并存，在台湾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卷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漩涡。
教育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既能为殖民者创造财富，又不惊扰殖民者自身安宁和悠闲的奴仆。
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可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大类。社会教育(包括特殊教育)是指各类社会团体、青少年团、训练所、家长会、伤残人教育等等。社会教育的主要指导方针为：①(日本)国民精神的涵养;②国语(日语)的普及;③情操的陶冶;④职业技能的培养;⑤公民精神的养成;⑥生活的改善;⑦体质的提高。蔡茂丰：《台湾日语教育史之研究》，大新书局，台北，2003，第483页。显然，社会教育涵盖了公民德育、智育、体育乃至职业培训等，是一种全方位的教育活动。其中日本国民精神的培养及日语的普及是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从所谓芝山岩“国语传习所”开始，到后来的国语普及会、研究会乃至各个社会团体，都以日语普及和日本国民精神涵养为其基本导向。例如桃园兴风会在其纲领中写道，该会的宗旨为：“一、振兴母国(日本)国风;二、驯致内(日)台人间及街庄内共同和亲之美风;三、奖励国语(日语)、厉行习得母国礼仪作法及其他国风。”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台北，昭和14，第102页。这显然就是个典型的殖民地教化团体。
台湾总督府在文教局社会课内设社会教育系，总体负责全岛社会教育。地方上，各州内务部教育课设社会教育系，厅、郡也有同样的机构设置。在社会团体方面，据1919年的调查，与普及日语相关的社会教育团体即有国语普及会、夜学会、研究会、青年会、妇人普及会、妇人修养会等等887个团体，会员44302人，分别借公学校、民宅、保甲事务所、庙宇等处进行修身、日语等教育活动。山根勇藏：《台湾的国语普及设施》，《台湾时报》大正9年4月号。据1937年总督府《台湾社会教育概要》所载，台湾的社会教育有以下主要机构或团体：
国语普及国语讲习所、简易国语讲习所、全岛国语演习会、国语普及广播放送、国语普及功劳者表彰、爱护章配布、国语普及读物刊行 。
部落教化部落教化团体、强化委员会、部落集会所。
青少年团教育青年团、女子青年团、中坚青年养成设施、青年辅导教育、青年训练所、少年团。
一般社会教育一般教化及修养团体、民众体育、电影教育、广播教育、情操教育、教化强调教育、图书馆、博物馆、常设观览设施等等。
学校教育是台湾教育事业的主干，它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日本殖民统治初期，为了尽快达成与被统治者的沟通和建立有效的治理架构，台湾总督府曾经要求部分殖民地官吏学习台湾当地的语言，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将台湾人子弟招收到学校进行由殖民者按既定目标设定的系统教育才是殖民统治长远发展与稳固的必由之路。因此，以台北芝山岩学堂为嚆始，台湾的殖民地学校教育逐渐开展起来。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发展(2)
初等教育日据初期，日本人即开办了国语讲习所、国语学校，进行日语教学。1898年，台湾设立公学校招收台湾人儿童，设立小学校专收日本人儿童，原住民儿童则进入“蕃童教育所”。据《台湾公学校规则》，公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使台湾人儿童精通日语，并培养作为一个日本人应有的性格。其所设置的课程中，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时占总课时的70%～80%，普及日语为其主要目的。日本殖民者称：“国语(日语)为我国民精神之所在，其与修身一道，在国民精神培养上须占特殊的地位。”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台北，昭和14，第319页。小学教育则尽量向日本国内标准靠拢，同时依据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课程，以培养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1922年随着《台湾教育令》的颁布，初等教育实施日台学生共学制，台湾儿童中懂日语且适应小学教学者，依一定条件得入小学校学习，日本儿童希望入公学校学习者亦许之。1944年，取消公学校、小学校的区别，统一改称国民学校，从而至少在表面上达到了日本人自诩的“内(日)台如一的教育制度”。 梁井溥三：《文化南进基地台湾的教育新体制》，《跃进台湾大观》(四编)，中外每日新闻社，东京，昭和17，第35页。据统计，1918年台湾拥有公学校、小学校541所，学生128436人，1939年957所，592990人，1943年1074所，862674人;适龄儿童就学率，台湾儿童从1917年的13%提高到1943年的71%，日本儿童从1917年的95%提高到1943年的99%。相对于同时代的祖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日据时期台湾初等教育的普及率是相当高的。
中等教育最初台湾的中等教育是为适应在台日人的升学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早期在第四附属学校设中学科，1907年正规的中学校方告诞生，分别是台北中学校和台南中学校。两校专收日本学生，台人子弟入学无门。家境较殷富或获资助者，大多远涉日本留学。为此，台湾士绅呼吁给予台湾人更多的受教育权力，并酝酿在台中自行设立中学校。出于统治安定及方便控制考虑，台湾总督府接手办理，由台人出资设立中学校，收台湾人子弟入学。学校采取日本式管理，目的在“使学生获得作为日本国民所必需的知识”。女子中等教育初期亦附置于中学校中，1909年后独立为高等女学校，收日人女生。对台湾女生的教育则另设附属女学校进行，1919年方专设高等普通学校招收台湾女生，其宗旨仍为日语的熟练和日本国民性格的培养。1922年后，中等学校实施共学制，从此日台人中等教育双轨制取消。
日据时期台湾中等教育的特点是，在教学内容上侧重于台湾地方的需要，亦即课程设置安排了许多实用性的科目，尤其是对台湾本地学生，总督府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升学，而是力图将台湾学生引导到服务于社会的方向，以满足殖民地建设对中低级人力资源的需求。该时期台湾中等教育的发展，从以下几个简单的数字即可得以说明：1918年有中等学校4所，学生1843人，1939年为34所，18684人，1943年发展到44所，271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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