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日本殖民当局政策。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台湾总督府针对大陆劳工赴台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总的精神是严格审查赴台人员，限制赴台人数。因此，大陆劳工赴台一直只能以低水平的程度缓慢增长。显然，台湾的殖民地地位，使得数百年来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正常发展被打断，此后台湾汉族人口的增长中，外来人口影响力便大为减弱。
其二，两岸关系。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两岸关系不能不受到中日关系大环境的制约，大陆劳工赴台同样如此。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成为交战国，在台湾的大陆劳工该年离台返乡数创下了日据时期最高记录，达2万余人，而渡台劳工数则在第二年降为零。
其三，台湾经济景气状况。相关研究表明，1912～1940年间台湾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达6%左右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变化(1860～197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1页。，工厂职工数从28548人增至78571人(1937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处主编《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770页。，台湾本地中小企业也获得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越是显得急迫，而大陆劳工在一定程度上正可补其不足，但在景气回落时，则对大陆劳工又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比如在日据初期百业待兴，劳工赴台自受其制约;其余如战后衰退期，日本关东大地震余波殃及台湾等等，都使大陆劳工进出台湾人数发生一定的变化。
第四，劳工原乡社会经济状况。经典移民理论告诉我们，影响移民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除了移民目的地对移民吸引力(即拉力)外，另一个就是移民原住地对移民的推动力(即推力)，此种推拉之合力最终导致移民行为的发生。清末至民国期间的东南沿海地区，除少数通商口岸外，广大农村地区地少人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据调查，1912～1949年间，福建全省就有13个县为米薯兼食区，5个县为甘薯主食区，人民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亦与明清时期相类似，工业近代化程度更是极其有限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0，第91、238页。。再加上地方土豪劣绅的盘剥及混乱动荡的政局，劳工纷纷离乡外出。他们的目的地除南洋各国外，地理相近、文化相同、乡亲众多的台湾便成为重要的选择之一。
第九部分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及其反日斗争
大批大陆劳工渡台后，自身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日本殖民者又采取歧视性的“差别待遇”政策，不许他们兴办学校接受教育，若有违规之处，更是押解出境，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因此，20世纪初开始，一些在台大陆劳工陆续成立团体以图互助自救。最初的劳工团体大致不脱封建时代会馆的窠臼，如三山善社、广东台北公会等等，即以祖籍为分野、乡情为纽带，基本上属于一种互助组织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不分祖籍而以近代社团形式设立的团体，当萌芽于1902年台南的“清人组合”，而至1923年成立的华侨俱乐部粗具雏形。1923年10月10日创立的中华会馆，则标志着全岛性的在台大陆人(所谓“在台华侨”)团体的正式诞生，参与者中又以在台劳工占绝大多数，约为741%。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1910年代中期，台湾民族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及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后，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反抗日本殖民者经济剥削和台湾总督府专制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全岛各地次第展开。在台大陆劳工与台湾本地工人阶级一样，身受日本资本、本地民族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艰难，备受歧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自1923年起，成立了各行业工会组织，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的潮流当中。
因此，日据时期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基本上有两条纵向的组织脉络，一为中华会馆及下属各地分馆，一为各地大陆劳工成立的工会组织，其大致情形可见表8-7所示(括号内年份数字为不同资料提示之不同说法，存之以待查证)。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仅仅是列举了1923～1929年间部分在台大陆劳工团体的情况，据1929年末统计，在台大陆劳工工会组织有22个，会员1998名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昭和62，第157页。。此外，1929年2月21日成立的台北华侨总工会，有台北锡箔工友会、台北木工会等10个工会参加，委员长为台北中华会馆的高铭鸿，它标志着会馆、工会两个系统大陆劳工的互融和团结，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力量。
许雪姬《台湾中华总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95人;店员2个，371人;杂工6个，401人;其他1个，45人。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劳工工会组织大多受台湾民众党的指导，而与文化协会的关系则十分淡薄，如1928年民众党系大陆劳工团体有5个，而文化协会旗下却没有一个。1929年台北华侨总工会成立时，就有民众党干部钟麟、黄周、郭发、张晴川、林谢乌番、杨江海、陈木荣、卢丙丁等出席道贺。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昭和62，第854页。台湾民众党在它的政策中也明确提出要求台湾总督府撤废包括“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南国公司许可制”等歧视大陆劳工的“恶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55页。此种情形的出现，与民众党建党思想中“应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7页。这一指导原则密切关联，党的领导人蒋渭水就曾表示：“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86页。这与文化协会将工作重心侧重于农民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大部被纳入民众党麾下是很自然的事。
大陆劳工团体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由于规模和力量的限制)相对于台湾本地工人来说，要弱小得多。1930年发生的59件劳动争议中，参加者15706人，其中大陆劳工仅10人;1931年52件劳动争议2256人参加，大陆劳工有164人;1932年比例为2000对138;1933年为1571对48;1934年为1294对53。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みすず书房，1971，第503～504页。显然，大陆劳工在台湾工人运动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大陆劳工运动的意义仍不容忽视。首先，它是作为所谓“外国人”的大陆劳工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压迫和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是大陆民众参与、支援台湾民族运动的重要内容，具有民族反抗的积极意义;其次，在工人运动中，大陆劳工与台湾工人团结一致，共同抗争，使日本殖民者不能不意识到二者同为汉民族的民族性，并为此感到担忧和警觉。如1927年4月30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力车夫与大陆人力车夫共同罢工事件即是一例。当时台北市有台湾人力车夫746人，大陆车夫1271人，他们共同计划脱离当局强制车夫们参加的所谓车夫组合而自主组织工会，遭到警察的禁止，正逢日人开通台北市内巴士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故以此为导火线举行罢工，但立即被镇压，有22人被捕，台湾民众党指导了这次罢工。1929年2月，台北木工工友会在民众党领导人蒋渭水的直接指导下，向资方提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4项要求，遭到拒绝。为此工会发出罢工指令，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起而响应，参加罢工，引起当时殖民当局的震惊。除拘留民众党干部外，总督府将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6人拘捕，并以煽动罢工为由把郑纪祥等4名大陆劳工遣返大陆。这次罢工被称为“台湾工人与大陆工人共同斗争”事例而载入史册。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昭和62，第842~8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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