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面剖析历史 理性地认识历史
——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 ：本刊记者 李艳玲
历史是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以史为鉴，可以帮助人们察往知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如何认识历史、如何看待一些历史事件等问题上，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最近，就相关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
一、各国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要“历史地看待历史”
记者：马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世界在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发展。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历史都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把握与理解，反映的是当代人的认知。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在如何认识历史、如何看待一些历史事件等问题上，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
马戎教授：对于历史，我们只有进行深层次剖析，才能得出理性的认识。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重大历史转型的年代，通常会发生一些影响政治局势发展、在当时即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由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在其中扮演了决策性角色的历史人物，可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政策的出台，都与当时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密切相关，所以事件的发展可能比较符合某些人群的期望，也必然会遭至另一部分人群的反对。在事件发生之后，掌权的一派必然试图垄断对该事件的解释权，而其他派别的声音则会暂时沉寂下来。但只要出现适当的政治空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争议就会再次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舞台上。
在后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中，人们很容易以自己熟悉的社会场景和自己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作为标准，肯定或否定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人们容易以今天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运行规则去评价多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作为;二是容易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
有些历史人物的功过如何评价?有些历史事件应如何定论?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有时会特别悬殊，有的还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为了避免对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争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关部门有时会采取回避讨论这些“敏感议题”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暂时控制住事态，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把矛盾暂时掩盖起来。但是，有些问题迟早是需要公开讨论的。为了使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得出一个积极的后果，必须进行慎重的思考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准备，就是需要在公开讨论这些敏感问题之前，引导民众和精英分子去“历史地看待历史”。
记者：什么叫做“历史地看待历史”?
马戎教授：首先，要提醒人们把自己的个人感情因素暂时搁置一边，努力运用理性思维来判断历史的走向和历史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更多地强调科学分析，多从“学术”的角度冷静思考历史上发生的人物和事件，而不能只是感情宣泄式的“声讨”，因为那样只会激化矛盾，完全无助于争议的解决。对于那些本人或亲友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个人，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大局出发，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能够用理性战胜感情并说服自己。
第二，要客观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而不能简单地以今天的观念和知识结构来要求前人。比如，毛泽东出身农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很难要求他对市场经济有深入的了解。
第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要做冷静、客观、多方面的分析，要从“事后”社会发展的客观效果来分析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处理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正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必然会受到自身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束缚，正因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就不可能总是非常理性地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是人就会犯错误。错误有大有小，有关键性错误，有无关紧要的错误。必须客观、辩证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第四，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对他们进行评价和讨论时，最重要的是从评价和讨论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警示后人，把这些经验与教训转变为我们的知识宝库。我不主张那种在讨论历史人物时所持的进行“清算”的报复心理。对历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页历史就翻过去了。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总想使相关责任人“污名化”、“焚尸扬灰”，并想使与他们有关联的人(如后代)受到严厉的“惩罚”，以满足自己“泄愤”的需求，那么很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正，并会种下新的仇恨。这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记者：“历史地看待历史”可以说是正确地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那么，如何引导人们“历史地看待历史”?
马戎教授：为了使民众能够真正做到“历史地看待历史”，理性的学者们需要做许多积极的引导工作。首先要介绍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然后可以先从那些不太敏感的、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着手，逐步引导人的讨论与思维。当社会上已经有比较多的人们开始接受了客观、理性的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之后，也就是当社会的理性思维风气占据了主流之后，再转向对近代敏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讨论，这样就有可能使人们从原来持有的比较激进、感性化和简单的思维与评价定式中“解套”。
这样的“解套”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能力和条件引导民众用客观、历史的思维来开展讨论，做不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对一些事件或人物不能做全面的分析，而只是从一时一事出发，根据简单的判断来得出结论，那么，这样的讨论就很容易引发民众内部的激烈对立，甚至会引起部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对立，这样的讨论必然难以取得积极的效果。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引导人们“历史地看待历史”，关键是要创造一个平和、冷静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来讨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培养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的“历史的眼光”，也就是相对超脱和客观的态度。
马戎教授：是的。这样的讨论应当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坚持学术化，要努力用科学和客观的态度、用系统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由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行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场景中发生的，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打上了当时历史的痕迹，只有用学术性的研究态度，才能做到比较客观和冷静。
第二是必须理性化，也就是要超脱个人感情和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必须开展系统性的理性分析，对其功过的轻重要仔细衡量，不能仅仅抓住若干事实和个别结果就去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做整体和简单的判断。
第三是要有一个“向前看”的积极态度，而不是试图“秋后算账”、着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负责人进行“责任审判”。曾经发生的事情，也许有一些是给人们留下伤痛的、非常不幸的事件，后人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态度来讨论和处理：一种是刨根刨底，要求所有人都跟随着一起去认定那些历史事件的所有细节，要求确定每个环节的具体“责任人”，并坚持对其进行道德审判。这样，对历史事件“真相”和人物具体作用的认定，本身必然是一个漫长和充满争议的过程，这样的争议对于社会和谐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另一种是“向前看”，从系统互动演变的角度和宏观层面相对粗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坚持“宜粗不宜细”，评价的目的是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经验与教训，以便后人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显然，第二种态度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更有意义。
二、开展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要注意维护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记者：近年来，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总是能够听到与我们以往形成的认识不同的声音。有的是美化以往人们印象中的负面人物的形象，有的是对人们心目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加以非难、贬低。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马戎教授：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必须考虑这样的评价和讨论对本国社会未来发展、社会整合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才是一个真正对历史、对现在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有功也有过，但是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或一个时代的某种象征。如果专注于“挖掘”这些人物的“污点”，这样的讨论和审判也许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在这方面，梁启超先生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梁启超先生曾经激烈反对李鸿章，指责他“误国卖国”。但是，在李去世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对李鸿章所做诸事时的历史处境表现出充分的谅解。他在《李鸿章传》序中这样写道：“合肥(即李鸿章)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即梁先生)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并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是梁启超先生留给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警诫。当斯人已逝，不可能再影响社会政局，我们就应多存仁厚之心，从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来理解其一生作为。
对本国重要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如果客观、理性，会帮助我们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使整个社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但是如果粗糙、莽撞，并任由激荡的感情去引领，那么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引入分裂。引导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不仅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的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留给后代一个撕裂破碎、人人有心理创伤的生存环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譬如美国人心目中的乔治·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英国人心目中的威灵顿勋爵和丘吉尔首相，法国人心目中的戴高乐将军，德国人心目中的俾斯麦，俄国人心目中的彼得大帝，印度人心目中的甘地，古巴人心目中的何塞·马蒂。尽管这些人生前也曾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获得解放或者得到荣誉，他们使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和骄傲。为此，民众愿意忽视或原谅这些人物身上的瑕疵。
与广大民众相比，理性的知识分子的目光是挑剔的，而且也应当是挑剔的。他们会仔细地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且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通常对历史人物所犯的过错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无情的批判，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更加健康的发展，是必须的。但是，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也必须考虑到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心理需求，不要在这样的批判中简单地、轻易地毁掉民众心中的英雄和偶像。当一些领袖人物已经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之后，他们已经成为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符号”，对这些领袖人物的否定性批判，会使整个国家的民众对过去感到迷茫，并对未来失去信心。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记者：当年苏联曾对斯大林进行简单的否定和批判，后来扩大到批判与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包括列宁本人和其他苏共主要领导人，最终发展到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这种批判严重毁坏了苏联领袖的形象，搞乱了苏联人的思想意识，从而引发一系列思想意识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信仰危机。当时，不止是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被严重扭曲，他所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形象都被严重损毁，使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这是不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马戎教授：苏联简单批判和否定列宁、斯大林等的教训极其深刻。无论从价值判断的原则还是从造成的社会后果来说，斯大林无疑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列宁和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和苏联的奠基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地主贵族武装和外国干涉军被打败了。斯大林采用集权的方法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西欧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使苏联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短短20年间把沙俄时代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建成了坚实的重工业和军工业基础。凭靠这样的基础打败了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的德国法西斯，保卫了祖国，并使苏联各族人民在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享有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尊重。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已经成为全民族的英雄和苏联国家的胜利象征，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享有崇高威望。
赫鲁晓夫在50年代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犯过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秘密报告”简单、彻底地否定了斯大林，使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民众中失去信誉，同时使苏联广大干部群众对整个苏联的历史和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产生出这样一个魔鬼领袖并长期掩盖真相的政党，还有权利继续执政吗?”这样的质疑，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苏联民众中的威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为了推动他的“改革新思维”，选择从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上入手，提出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历史上的“痛苦”和“灾难”情况时，“应该表现充分的明确性和彻底性”。在这种思路下开展的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导致各种非理性思潮的泛滥。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在回顾那段时期时感叹到：“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不难想象，这种把国家奠基人和长时期引为荣耀的国家历史抹黑成为“魔鬼”和“地狱年代”的做法，将使国民的心理和自信遭受多么大的冲击。
于是，在许多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斯大林的形象从伟大领袖变成了“专制恶魔”，苏联共产党也成为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恶魔”的党派和帮凶。这一巨大的思想冲击导致几百万苏共党员退党，在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后，全苏联几乎没有什么共产党员站出来保卫这个党。可以说，苏联社会就是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争论和裁判中分裂的，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大的政治氛围。
记者：苏联解体后不久，俄罗斯学界与政界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就开始了反思，反思当年对斯大林等领袖的批判。在反思的过程中，当年批判斯大林的一些历史事实逐步澄清。进入新千年前后，在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还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社会思潮。这些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俄罗斯人也深刻认识到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马戎教授：在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里，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一直在对当年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批判”进行反思。否定斯大林，解散共产党并建立“民主政权”并没有像人们曾经期待的那样使俄国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国家，带来的却是政治的衰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混乱，包括那些当年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都为俄国的衰落痛心疾首。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对斯大林和列宁重新进行评价。俄罗斯作家季诺维也夫曾是一位在青年时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在90年代完成的小说《诱惑》中，却描写了一个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组通过激烈辩论宣判斯大林无罪的故事，并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写到斯大林逝世时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2000年，俄罗斯进行了一项推举“世纪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列宁赢得大比率的支持，被认为是俄罗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则排在列宁之后列第2位。
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很多俄国人先是对列宁和斯大林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然后又对他们给予高度肯定。同一群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反复?这些问题难道不应当引起深思吗?
三、警惕境外势力介入和利用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讨论
记者：近些年来，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时出现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论调，其中一些观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论调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或一些组织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马戎教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战略对手”，都存在希望这个国家走向分裂或被内乱削弱的外部势力，这些外部势力也许是某个邻国，也许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国。这些外部势力也会努力在自己的“战略对手”内部积极寻找和培育能够分裂和削弱这个国家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思考何时以及如何对本国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讨论时，绝对不可忽视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推波助澜。不要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盲目地被内部要求和外部压力推动着去仓促地进行讨论，从而落进敌人预设的陷阱。
在进行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时，如果各方面缺乏必要的准备，对讨论中将要触及的核心问题，没有能够在深入充分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在基本价值和感情上都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话语和分析逻辑，那么就可能无法掌握讨论大方向的主动权。境外势力对这一讨论进程的影响程度，也许会超出我们事先的预料。
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曾经分析过西方国家在鼓励苏联社会“重新评价历史”时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在心理战中用历史做武器需要采用一系列具体方法。其中包括颂扬法和妖魔化法，将某些历史人物奉为神明或贬为恶魔，将某些历史时期捧上天或踩下地。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就是重写历史”。在对苏联历史重新评价的过程中，赞扬白军将领邓尼金的文章发表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被描绘成有着高尚品德和仁爱之心的君主，对他全家的处决被艺术地处理为映射苏维埃政权的残暴，而列宁则被描绘为“邪恶帝国的精神化身”，“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来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的鼓励下，一些人“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日也不放过”。而当格鲁吉亚的民族分裂分子公开打出“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和“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的种族清洗口号时，“西方的‘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正是这些西方的“民主支持者”的推波助澜，使民族分裂的势头不可逆转，并在此后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这些年我们对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出版物的了解来看，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再评价”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口述史研究”，也可能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如认为清朝不是中国皇朝而是异族政权的“新清史研究”，还可能是精心编排的对中国政府相关文件材料的“再解说”，也许还会请参与一些事件的当事人出面来“澄清历史”。总而言之，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符合他们政治目的的对“中国历史事件的再构建”，以此推动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再思考”。
这些准备工作，有的是政府机构推动的文化交流项目，有的是由学术团体(如大学)出面组织的合作研究课题，有的是由“非政府组织”主导开展的“维护人权项目”。这些活动通常能够吸引国内各界人士和学者参与，有的参与者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有的参与者是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强的学者。许多学者主观上也许没有通过这些活动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直接动机，但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已经在西方媒体和学术出版物中被“定位”和做出“结论”了，相关的“事实”也即将被组合在一起来证明这些“结论”。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在形式上似乎松散无序，但它们在本质上各有各的功能，配合得十分到位。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当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新思维”指导下推动对苏联历史“再思考”时，西方势力曾经以什么形式和方法来“推波助澜”，对中国将是极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今天考虑应当如何评价某些我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时，对苏联曾经走过的道路必须仔细回顾并引以为戒。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读中国革命史、评价中国历史人物时必须牢记在心的。
记者：可以说，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举措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历史问题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马戎教授：需要从有偏见、非理性的传统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的，并不只是中国人。为了世界的和谐，西方国家也十分需要“解套”，他们受“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的影响太深了。 美国20世纪50年代出现“麦卡锡时代”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冷战”思维、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圣战”的意识，在不少美国国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能“不战而胜”当然最好，否则，美国人是愿意为了“自由世界”在全球的胜利付出代价的。
只有从“冷战”思维和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绝对负面的思维定式中“解套”，美国人才有可能真正客观地认识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和而不同”的共处理念，放弃在中国等国家推动“颜色革命”之类的企图，放弃“解放世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只有在接受了“和而不同”的共处理念之后，美国人才不会陷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样的泥淖，才有可能与其他的文明和平相处。
记者：再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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