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因冯小刚的年度大片《1942》的公映（我还没有看），网络上又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在于“1942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同时，随着这个话题而延伸出来的“国共孰优孰劣”、“毛蒋孰优孰劣”、“【1942】与【1962】孰优孰劣”等话题也甚嚣尘上…….电影《1942》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里面的内容大部分网友都很熟悉了，在此不赘，纵观目前网上辩论双方的观点主要如下：
一、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救灾不力，导致饿死300万。
二、死300万为谬传数字，当时的河南为抗战前线，因此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力有不逮，所以情有可愿。
三、【1942】死再多又如何？那时毕竟是战乱年代，而【1962】了？
第三个观点与【1942】的历史真相不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国粉典型的转移话题和东拉西扯，因此，本文不会触及【1962】，但是我要说明我的态度：将两个烂摊子摆在一起去比较，比谁做得更烂，然后得出结论，那个没有那么烂的摊子是好的，诸如此类的观点不单止是无聊，而是相当相当相当滴无耻，简直是没人性。
回到主题，持第一种观点的网友大部分的理由都来源于小说《温故1942》，或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曼于1943年在《时代》上发表的灾难实况报道，以及此后白修德本人与抗战时期美国著名的驻华战地记者贾安娜共同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的记述，同时还包括若干民国时期的资料。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多是具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或受政治抱负影响的民国粉、国粉、蒋粉等，这些人目前在我天朝又可以称为“民主派”、“柿柚派”、或“右派”，这部分人的也有一定的史料支持，如实际死亡人数为148万（出自1943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而不是白修德当初说的及民间盛传的300多万，但是，不管是300万也好，148也好，对于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死亡数字，这些人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由于是战乱时期，所以….情有可原”，持这这样的观点，很明显是以情感依托为导向而表述的，不是植根可见、可知的事实上的，对于反方提出的质疑也未能做出有力的合理解释，这种情况直到本月4号晚由新浪网友@漩涡星系2发表的长篇文章《真实1942：民国政府做过的那些事儿》以后似乎就嘎然而止了。
该文从“（1）关于河南的自然灾害（1942）”、“（2）1942河南灾害正处于抗日战争前线的大背景”、“（3）国民政府真的是在白修德等新闻界的压力下开始紧急进行灾荒救助吗？”及“（4）民国政府1942真的不救灾或者消极救灾？”和“（5）饿死灾民还是士兵”共6大点详细的力罗列了国民政府当时的一些救援措施和相关数据，以及分析了白修德对救灾所起的积极作用（观点：不大），最后得出“真相是国民政府积极救灾”的结论。截止到目前为止，该文转发高达11608次，评论2309条，一如既往的印证了：只要是说国民党好一定会被大量转发，只要说共产党好一定会被口水淹没的——“中国互联网传播定律”。
应该说，此文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毕竟很多是采用了当时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将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清晰的罗列出来。从那些“数字”来看，国民党的工作还是安排井井有条、面面俱倒，如此一来，貌似便驳倒了电影《1942》和前面说到的第一种网友的观点，然而….
真的如此吗？
最起码，笔者不这么认为，我是这么评价此文的：
研究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收集资料或加减乘除，历史真相的研究必须依赖真实、客观的原始资料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从错综复杂的海量资料中做科学性的数据挖掘，并从中梳理出清晰可见的历史脉络，最后得出客观、让人信服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还原历史真相。
这个玩的就是数字游戏，他全文最大的逻辑谬误就是：
“措施多”=做到了，去做了=做好了。
是这样的吗？显然，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措施多”≠做到了，去做了≠做好了。
接下来，笔者将一一给大家证明。
花园口决堤的政策错误是加剧豫灾饥荒的根本原因，是造成自然灾害频仍的根本原因，国民政府难辞其疚
发生于民国三十年的河南大饥荒，在当时俗称为“中原大饥荒”，简称为“豫灾”，起于1941年，1942年为饥荒的“发展期”，1943年达到高峰期，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气候及其它客观因素的变化逐渐开始缓和…..（真正结束是在1947年，记住这个时间，非常值得发人深省，最后面会讲到）。
讲1942豫灾就必然绕不过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毫不夸张的说，这个被国粉们称之为“壮士断腕”的壮举如果没有发生，饥荒的情况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如此严重、也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死那么多人。
1938年5月下旬，以12个师的兵力而无法歼灭兰封附近5000~6000日军的国民党部队，终于被集结的日军两个师团逼近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尽管当时的第一战区共有30个师的兵力（大部分为中央嫡系），但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亲自命令下于6月9日9时炸开了花园口，时值大雨，汹涌的河水奔腾而出，经小河入淮河，从淮入海，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左右，影响范围总面积达30.000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000~15，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0，000人，3，900，000人外逃，890，000人死亡，淹没耕地19，934，000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达1，091，762，000元。（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1948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写并出版。）豫东、皖北、苏北成为一片泽国，形成了黄泛区，这就是著名的“黄水抗战”，从这一时刻开始就注定了三年后的“中原大饥荒”是一场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兼备的空前悲/惨剧。
自然灾害我们无法控制，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国农民是典型的“靠天吃饭”的人民，只要一有天灾发生，人们几乎就只能被动去承受，根本不能改变什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灾情没有显著改善，政府又救援不到位，那么，毫不夸张的说人民只有等死的份耳！黄河改道的迸发症对往后的饥荒造成的直接影响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流民与士兵集结豫西——造成粮食紧缺
百姓的家园被淹没，没住没吃的人们只能大量外逃，1938年开始到1941年重灾区的豫东有数十万人通过各种方式逃入豫西、豫北及部分没有沦陷的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口突然暴增，而被淹没的豫东平原恰恰是河南省最重要的产粮区，于是，其它地区的粮食当然无法满足这些人了。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1941年的3月份，“抗战史上最大的耻辱”（蒋介石语）——中条山会战打响，仅仅20天，不争气的国民党就以战死4.2万人，被俘虏3.5万人，而日军却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的“光荣战绩”结束战争，此战以后黄河北岸的领地几乎全部丢失殆尽，从前线退回来的军队又退到了豫西、豫北，使得这两片地区的驻军人数直逼100万，这些士兵的到来不仅占用了当地的生产资源，而且极大的增加了口粮的供应量，由此便不难想象到，当地的农民和逃亡过来的难民们既要与这些士兵们“分粮（吃）”又要“分担（缴）粮”——军粮，除此以外，国民党还要抓壮丁，能干活的年轻人都给抓住了，逃跑的就枪毙，对于一片受过如此严重洪灾、穷得一贫如洗的土地来讲，人民生存之艰难实在是无法想象。、
而这么严峻残酷的时刻，该年8月份，旱灾来了，于是，1942地狱般的画卷展开….。
这是造成三年后大饥荒的根本原因，由于黄河改道致使河南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严重改变了原有的环境特征，对气候与地貌都有极大的影响。如原本一片平原的土地变成了沙滩河汊，沙土堆积高达数米，不但阻塞交通更覆盖了原有的土地，还有随处可见的坑坑洼洼（积水）和淤土（无法种植），由黄河溢出的各种物质形成的盐碱土（对农作物危害极大），同时，为了阻挡洪水老百姓与当地政府从1938年~1946年间不停的修筑大大小小的河堤，由于洪水到处都是，所以这些河堤也修得到处都是，有些地方相隔得非常近，而每当天降大雨时，中间的平原地带就变成泽国，人民无活在那里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于是便产生越来越多的无人区，人们可居住的地方就越来越少，能种植的地方也越来越少，粮食供应就更加紧张了，更重要的是，由生态环境的改变，由此引发了频繁的自然灾害，经过大旱炙晒后，撂荒的土地滋生出无数害虫，蝗灾就是这样子形成的。以下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片肥沃的土地因为黄泛变成怎么样了？
试问，在这样的一片死地农民还怎么耕种，怎么缴纳那么多的军粮给国民政府？
@漩涡星系2展示了一张从15世纪到民国时期《河南历代旱灾发生频度表》，似乎想用此证明40年代的大饥荒是天灾所使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有多少“天灾”（纯天然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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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灾荒类型 |
灾荒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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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
水、旱、雹、虫 |
多种并发，但受灾情况尚属可控，况当时全省粮食收成能达到4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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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
特大旱灾 |
由于洪水险情已经基本控制，因此，水灾的破坏程度减少，但是从年初开始，持续九月有余，重灾区豫东大半年几乎滴雨未下，农民去年撒下的种子，全部死绝，全省粮食收成不足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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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
特大蝗灾与水灾 |
黄泛区飞来无数蝗虫，扑向豫西的田地，连窗户的纸和门上的对联都啃光，同年5月豫东老河堤决溃，开封、郑州以南、潼关以东低凹地又成泽国（黄河第二次决堤，正是因为花园口掘开后，老堤承受不住，终于于1942崩塌了），粮食收成无法估算。 |
蝗灾由始至终都伴随着河南大饥荒，这蝗虫多到什么程度？
蝗灾发生以后，国民政府便组织民众开展灭蝗运动，1944年8月，河南内乡县15个乡捕捉了27万多斤的蝗虫，掘出宠卵700多斤，据当地人回忆，最多的时候，漫天都是，用竹竿随便都能打到十几个，房屋的墙壁上、窗户都爬满了，家里的锅本来就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一打开的话蝗虫就会疯狂往里面钻，结果整个锅都是绿得发亮并且在不断蠕动的蝗虫，看了都让人作呕，最可悲的是灾民因为久未果腹，也没东西吐了，只能吐胆汁了，你说有多惨？
蝗灾，拜谁所赐？
三、黄泛致使交通瘫痪，从外省运粮难度极大，只得加重当地征收——征粮的最大根因
前面说过，河南盘踞着100万国民党军队，又是抗战前线，这些部队还多数是中央军，地位自然无比尊贵，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对军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洪水的肆虐和阻挡下，河南的交通已经基本瘫痪，国民政府通过从外省用车或用船远粮食最少都要几个月，对于当地的驻军来说，显然是远水救近火，军不可一日无粮。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得在当地加重税收，于是便不停的发放巨量粮券，让农民无偿纳粮。
这，又是谁导致的？
记住：这是一个畏战的政权造成的，这是一个在面对仅为自己7%兵力的敌人的情况下选择“壮士断腕”的军队，而且仅延缓了日军三个月的进攻，淹死自己人89万，淹死敌人7000.国民政府干下的这桩事就是个定时炸弹、是战争时期河南老百姓的催命符。
最让人悲愤的是，河南人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养活的这100万军队却换来了1944年兵败如山倒的豫中会战（豫湘桂会战），人民最终还是做了“皇民”，日军发现了足够供应汤恩伯20万军队一年的粮食（100万袋面粉），而此前1943年间日伪政权和日军竟然不定期的救济灾民，所以，在豫中会战期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发生了：有5万国民党军队被灾民缴械。
掘开了黄河，也掘好了自己的坟墓.....。
无论如何，白修德的作用是无比积极的
@漩涡星系2说白修德报道河南灾情时已经是1943年的3月，他同时又列举了国民政府于1942年2月开始陆续建立起的救灾体制及措施用以证明白修德对推动救灾的作用并不大。
首先，我且不说报道的时间先与后，但是白修德的报道无疑是带来正面且积极作用的，要知道，重庆方面对豫灾舆情可是严加封锁的，《大公报》的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几位老板或创始人与重庆方面关系非浅，尤其是张季鸾还曾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曾经的下属（报社），重庆方面很多通稿都授权给《大公报》发布，一份这么有份量的报纸竟然也会因为报道了饥荒被停刊了三天，撰写《豫灾实录》的记者张高峰还被汤恩伯关了半年。而采访完回到重庆的白修德亲自谒见蒋介石向他面阵灾情他还矢口否认，直到出示了哈里森.福曼拍到的野狗啃食尸体的照片蒋才承认河南灾荒严重一事。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灾荒新闻的审查与封锁是多么的禁锢，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中央根本就不重视灾情。正是因为有了白的报道，才最终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1944年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际救灾会进入灾区进行善后救济及协助国民政府，要是没有国际的关注，以国民党的腐败不堪，后果更加不堪想象。
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我天朝子民总是呼唤GCD要开放报禁和言论自由，让人民监督权力，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是怎么就对白修德的监督作用不以为然呢？
白修德对救灾所起的监督作用，及带来的改善有一例最好的佐证：
1943年初，白修德与哈里森.福曼在河南采访时见过几次当地的军队把外省运来的赈灾粮食抢走了，为了这件事他和何应钦吵过几次，何应钦死活不承认，白修德则坚持自己所见到的是真的，如此这般，吵得整个重庆的军政界都知道了（冯玉祥知道了），虽然蒋依然是爱理不理似的，但在“国际压力”下，情况终于还是发生了改变，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灾区的一位传教士的信，信中这样说：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缷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正是白修德的报道才让国民政府亡羊补牢，河南当地人民对他感激不已，所以才会有了一种说法“白修德让重庆救灾”，评心而论，这个说法并不为过，俗话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白修德何止救了一个人？
所以@漩涡星系2说的“难道等白修德报道了以后重庆才去救灾吗？”的说法，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
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形同虚设，救援缓慢、投资不足、贪污腐败、苛捐重税、草菅人命
漩涡星系2在他的文章中的第三、第四点里详细的将国民政府当时制定的救灾措施罗列了出来，看上去挺美，我很好奇，也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我天朝万民每一谈到共产党的政策就嗤之以鼻、破口大骂，可是看到当年比现在的共产党更贪赃枉法、吏治腐败N倍的国民党的政策时，怎么就会深信不疑呢？那些字面上的东西，谁不会做？
腐败与无能——是中原大饥荒“人祸”的最大根因。
一、投资不足、贪污舞弊、侵吞赈款——救灾资源被严重消减
赈灾首先就要用钱，如果没有钱，就等于没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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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款种类 |
时间 |
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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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急赈款 |
1941~1943 |
第一次：4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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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省府急筹款 |
1942 |
5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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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
1942 |
1亿（法币） |
以上是国民政府的救灾资金总额（估算），那么，这些钱都哪去了呢？
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无法一一查实，但是以下择取一二例，不难想象，说这些钱用在了救灾上面，简直是天大的玩笑。
（一）1942年
重庆国民政府曾拨给河南省救济款法币一亿二千万元（实际是贷款），河南省政府将此款交给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与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办理平粜解救灾荒。而马、李两人利欲熏心，竟盗用一部分平粜款，收买美金公债，由洛阳转到重庆，从中牟利，直到1943年河南灾情即将解除时，才从外省购来一批发霉的小麦，强以高价配售给各县。
（二）1943年
1943年3月，重庆中央政府拨给河南8000万救济款，河南省局“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让它生息增值”。又因这些钱“都是面值100元的钞票”，需在银行兑成小票，才能在市场流通，而“一张100元的大票只能兑换回83元的小票――1元的，5元的和10元的。”银行从中侵吞巨额救济款。
以上共2亿的赈灾款是国民政府从1942年12月开始至1943年分两分投放给河南省政府的，给两亿，吞两亿。
（三）小官也贪
三青团河南省支团部主任及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委员王汝泮，利用职务之便贪污200万元救济款，并以此款购地500亩，一夜暴富。（当时的民国报纸都登记了）
二、一边救灾，一边征粮——名为救民，实为保军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1942年10月到河南考察时，得知1941年河南省政府承包了第一战区（豫及皖北）的200包小麦（军粮），1942年时居然还包揽了第五战区（豫、皖西、鄂北）超150万军队的军粮，该年度国民政府军政部给河南政府的目标是280万石的军粮，谢伟思则认为远远超过实际需要。1943年仍然保持250万石的惊人数字，而河南省的征粮数目在1937~1942一直是全国之冠。
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征收最重、最多的粮食：世上罕见，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如何能看出“名为赈灾，实为征粮”？请看下面一例：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派出张继与张厉生两名大员赴豫，两人此行的目的据《行政院第584次会议决议》决议：“特派中央监察委员，负责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写得多好看，叫得多响亮……
实际情况了？
二张18日晚抵达洛阳车站，无数灾民夹道欢呼、拜天跪地。二张即席现场发表了慰问讲话，并于当晚十点左右接见了前来报灾的绅士代表10数人，详细询问了灾情….但4日后的10月22日，张厉生在洛阳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却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河南固然遇到了灾，但是军粮既不能减，更不能免，必须完成任务。虽有灾应救，但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也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他还表示，他受党和领袖的栽培及多次提拔才有今天，他一定实事求是，忠于党，忠于领袖。”
这两位就是十足的钦差大臣，俨然以蒋委员长代言人的身份前来对河南官员训话的，代表的就是蒋委员长。
还需要说得更明白吗？鼠胆匪类的蒋介石政府和他的国民党军队畏战拒战，以水代兵，以水抗战的后果就是眼巴巴看着豫省附近的鄂、苏、皖等省丰收也无法分享给河南的军队，只得继续在当地加重征粮，蒋介石终于吞下自己因消极抗战而种的苦果。
他活该就算了，可是，多少穷苦人民为他的错误和消极冤死九泉之下？
三、愚蠢至极——总想将河南“送给”日本
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但是蒋介石的“黄水抗战”和“焦土抗战”的概念多少都有受到白崇禧从1812年俄法战争中所得到的灵感的影响。同时，一向最信洋爸爸的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早于1937年就向蒋建议过炸开黄河阻挡日军，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整体消极抗战的思想指导下，蒋下令炸开花园口，但是很不幸的是并未能阻止日军侵略的步伐（对于海军自沉和炸开黄河这种愚蠢低级的行为我实在无法理解，正如李宗仁说的那样，一看地图就知道是行不通了….），三个月后，日军便集中了优势兵力攻陷了武汉，国民政府退守重庆。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蒋介石开始懊恼：“河南这个地方丢掉吧~不行，毕竟是抗战最前线，还有自己嫡系的近百万军队。守吧~日军却不进攻了，狡猾的日本人看着黄泛区与饥荒就知道那是块一文不值的死地，要来也没用，本来侵华战争的初衷就是为了掠夺资源。讽刺的却是日军还在沦陷区里搞起了“三不政策”（不杀、不抢、不淫），并且组织日伪政府搞起了赈灾运动，搞得比国民政府还有声有色（共产党也在陕甘宁边区组织了有限的人力物力接济逃难而来的灾民，阎锡山也是）。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公那颗不会拐弯的脑袋便开始愈发偏激，总想着反正河南是守不住的了，就拼命榨干吧~！“绝不可以粮资敌”——就是在这么荒唐愚昧认知下产生的想法。
一个军事统帅指挥打仗，打到这份上，我们还能说什么？
四、“上”既有意，下即瞒报——隐瞒灾情，草菅人命
“上”当然是指千古完人蒋中正。
从目前已公开的史料来看，蒋不是不知道灾情，他是不重视灾情（直到白修德面谒以后）那么，他为什么不重视呢？答：因为下面隐瞒了灾情的严重程度。
为什么要隐瞒？
答：因为蒋公不爱听。
这件事最可以反映出蒋作为一国之统帅人格有极大的缺陷，他也不具备一个合格的统帅应有的心胸和大局观。
（一）1941年的国民政府参政会
河南代表曾呼吁对河南减税和请求救济，蒋介石却指出：这可能是地方逃避征粮、以求赈济之举，粮食不是不够，而是分配不匀，因此不能减免。
（二）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代表求见被拒
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是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三）1942年9月西安王曲军事会议
一向人渣的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汤恩伯顶头上司）看不过眼，不满河南省政府瞒报灾情（当然，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军粮着想），向蒋介石参了省主席李培基一本（报告了豫灾情况），会议上，李培基也呈交了一份灾情报告，双方记载的内容出入颇大，李培基的是“稞收尚好”、粮食收成有四、五，蒋鼎文的报告则饿莩遍野、粮食收成仅一、二。
面对军政两份完全不同的报告，蒋公给出了一个结论：
将原计划征收的280万石军粮减为250万石，并再次强调“征收军粮”要注意。
看明白了吧？
当然，军队是他的命根，他是不会不管的。
说穿了：就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请问：作为一国之君，救灾能说无能为力吗？
干不好你也得干！
五、囤积居奇、私售赈灾粮食——草菅人命
1942年，襄城救灾委员会“派余俊崇等赴界首采购粮食，准备运回后平价出售给群众，余俊崇等购到粮食之后，运至漯河中途变卖，从中渔利”。另外，周口“有些官吏勾结粮商，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六、以工代赈——走奈何桥
“以工代赈”是国粉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一项救灾措施，看起来似乎不错，因为饥荒产生了大量流民，又发生了瘟疫，这些人没吃没穿又没钱治病，不是等死就是变成刁民，由此也使得当地的治安变得异常混乱，为抢吃而杀死人的惨案时有发生，至于山匪盗贼更是无处不是。国民政府实施“以工代赈”以后这些现象有较大的改善，人民有工作做了，有东西吃了，不会犯法也不会乱跑动了，同时还能为政府产生利益，似乎是两全其美、一举两得的美事…..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咱们就讲一讲鼎鼎大名的抗日名将——汤恩伯先生吧~！
（一）边区学院
（二）大修黄河
1942年春，灾情发展到了顶点，人民大批死亡，汤恩伯畏敌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以工代赈”，大修黄河，各县人民慑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违误。有些民工驰赴工地之时，即行倒毙在途，无人过问。其到达工地者，多因瘦弱无力，口粮不给，倒毙河沿，日有多起……（1400万壮丁是怎么死的？这是最好的注解）。结果是工程并未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而且传闻中他们没有领到工钱，以国民党的野蛮凶残，你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难道不可能吗？
无风点评“以工代赈”：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举措，还颇有创新，但是可惜的就是国民政府永远都不能体察民意，饿得在垂死边缘的百姓们怎么可能帮政府做苦力、做很多工作了？“以工代赈”这个“工”是否应明确轻体力劳动呢？是否应区分老弱病残的类型去分配工作呢？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
如果一早就做了这样的事，还会有汤恩伯的劳民伤财吗？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看上去很美，揭开是白纸——国府救灾。
总结
据统计：从汉朝（西汉）开始至近代，中国历史上因重大自然灾害（台风、洪涝、干旱、严寒和酷暑等）而死亡万人以上的截止到清末总共才161次，而民国38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万人以上的就有75次（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特征》）。
民国期间最大饥荒——“中原大饥荒”肇始于1941年夏季，结束于1947年春夏交替，在那之前的1946年底：花园口修复了，黄河归道。
请问：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最后，对于漩涡星系2罗列的那一大段“积极救灾”措施，我只有一句：
本就是“你”该做的，有什么值得表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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