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论平大古凉战役的失败——对西路军组建后第一次重大战役行动的研究

　　目录

　　一、战役计划

　　二、向凉州进

　　三、袭城战报

　　四、徐向前的三个错误

　　五、是否有可能攻取凉州

　　六、攻城方案

　　七、如何获取情报

　　八、打下凉州可以得到什么？

　　九、河西走廊的地形特点——创建根据地的条件

　　十、防守古浪

　　十一、谁下令取消了攻击凉州？

　　十二、就算古浪一时失守，凉州也照样守得住

　　十三、放弃攻取凉州等同于犯罪

　　十四、在河西走廊获胜的根本条件

　　十五、消极避战的退却路线是河西失利的决定性原因

　　十六、西路军的英烈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附录1：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附录2：参考文献目录

　　论平大古凉战役的失败

　　——对西路军组建后第一次重大战役行动的研究

　　黄尔文

　　一、战役计划

　　按照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已经渡过黄河正鏖战于景泰附近一条山战线的红军，将分为左中右三路，左路出兵永登(古称平番，即战役计划中的“平”)以北的干柴洼(今干城乡)，之后集结于红凉山(今横梁乡)，随后进取古浪(战役计划中的“古”);右路经寺儿滩出兵占领大靖镇(战役计划中的“大”);中路则以穿插方式经干柴洼、红凉山、土门，进取凉州(战役计划中的“凉”)。其军事上的核心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突然出兵，控制古浪、大靖以阻援;接着集兵突袭，攻取凉州(武威)。

　　这一战役计划的提出，首先在于替代因形势突变已经难以继续实施的“宁夏战役计划”——按该计划，要出兵宁夏平原、夺取银川，需要集中一、二、四方面军全部兵力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根据当时敌军态势，先令一个军渡河，以便保持着灵活、机动的状态，轻灵腾挪、调动敌兵，在运动中作战杀敌;或以游击状态摧毁敌河防、抢夺渡口，策应主力;形势不利，还可跳回河东，与主力并肩作战;其余各方面军主力大部留在河东，在运动中相机消灭追尾胡宗南军之一部，停止其追击——这是渡河作战的先决条件。具备此条件，则能集中全部主力大规模渡河作战，而毫无后顾之忧，可一举击破银川。

　　这原本是一个十分稳妥的计划。

　　但由于张国焘极度畏惧胡军，促使徐向前过早发出“全军西渡”的命令，使得黄河东岸四方面军(共5个军)中的三个军(30、9、5军)和指挥部相继渡过黄河。东岸兵力立显薄弱，既无法与一方面军配合灭敌，也造成四方面军剩余部队(4、31军)被敌隔断，无法继续西渡;已渡河部队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非作战人员，包括许多妇女、儿童，还有一些军需、辎重，行动起来必然显得滞重、累赘。

　　这样一支部队，长期停留在景泰附近，肯定是不行的：饮水、粮食、弹药终无法解决;待胡军追近，被迫紧靠黄河作战，且东面渡口已失，强行渡河撤退，会被敌军半渡而击之，消灭于黄河滩涂与波涛之中;不渡，则难免有被分割、包围、消灭之虞。如果转至永登—兰州一线作战，东有宁马，西有青马，南有胡宗南追兵，北有被吸引到景泰附近的甘马河防部队。四面皆有敌之重兵，很容易陷入重重包围当中;继续执行原战役计划，向东作战，独立进击银川，又明显兵力不足。且宁夏平原十分狭窄，回旋余地很小，在追尾的胡宗南军和防守银川的马鸿逵军夹击下，很可能全军覆没。最好的结局无非是扔下辎重、突破封锁、带着妇女儿童进入贺兰山中打游击。那也是一种狼狈不堪的局面。

　　原本稳妥的战役计划，此时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渡河部队形成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徐向前本人负有一定责任，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造成，这里不加述评。只插入一段前期背景：在一、四方面军二次会合前，徐向前曾经有过西进方案，即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河，先据永登，再进古浪，然后经凉州向新疆进。虽和张国焘进青海、翻祁连山再西进的方案有所不同，但在当时背景下，提出这一方案的用意隐含着支持张国焘以西进对抗北上、避免与中央会合的主张。当时陈昌浩力主与中央会合，但四方面军领导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张、徐、陈三人中，张、徐二人反对，居于多数，陈只能服从。为此，徐向前搜集过情报，对路线做了调查，并推动实施。其后因中央明令禁止，稍作尝试即行停止，方案搁置(见徐向前回忆录493、497、498、499页)。

　　此时选择作战方向确属当务之急。尽管军情紧迫，各种条件与前有所不同，将早有的腹案调整后提出，并不显仓促。

　　1936年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在给军委和总部的报告中提出：“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除非特别说明，文中所有电报均转引自郝成铭、朱有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处可据日期查询，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指出)。”

　　第二天，即11月3日，得到军委毛主席、周副主席批准的命令：“朱、张、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毛、周”。

　　毛、周电报所提出的永登(平番)是袭占古浪的要点，否则敌方可经古浪峡谷快速回防，然后组织截击。咽喉要道丢失，所有计划均成空谈。综合这两封电报内容，可看作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军事行动方案的雏形。

　　完整计划于1936年11月6日由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联名发报、正式提出(计划原文见文后附录1：《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载《徐向前军事文选》)。

　　该计划在兵力分配和使用上有明显缺陷。如左路进军路线靠近古浪峡谷东口，为敌军重点防守区域，以进取古浪为目标，必会吸引大批敌军围追堵截。既要阻击、迟滞追敌，又要进击古浪守敌，势必分兵。之后还要转入防守，任务偏重;中路前期进军路线与左路有所重复，之后先取土门再取凉州力量又明显不够;右路战力最强，在左、中路吸引了敌大部兵力之后单取大靖则显任务不足，似以5军遏阻大靖敌兵回防，30军直取凉州为正解。此外，“战役政治工作要点”中，“战役胜利完成，主要依靠于统战政策”、“不得已与阻拦敌人作战”的观点和提法，放弃原则，企图以统战代替作战，有明显的倾向性错误且与军事目标相冲突。

　　只不过在前敌指挥作战期间，指导思想上的观点错误只能留待作战结束或不良结果显现再寻机加以讨论，针对具体方案未必一定要马上指出。作为战役计划，总的军事战略目标——袭取古、大以阻敌追、援;进取凉州以求创建根据地——基本上是明晰的。只要这一目标符合中央军委总体战略，兵力配置方面前敌指挥原本有权随时调整和调动，不能算作问题;军委、总部一般情况下也不宜过多干涉。

　　或许正因为计划存在缺陷，原宁夏战役计划尚未宣布终止，军委对整个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始终未加置评，只对相关军事行动给予了批准。倒是在计划提出后的第二天获得了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的批准。

　　在当时情况下，军委面对张国焘制造的既成事实和军事行动上出现的两难选择，当然急需新的战役计划来改变目前的被动状态。进取凉州创建根据地原本是攻取银川之后的下一目标，情况紧急、提前实施也不违背大的方向;总部张国焘本就有意西出凉州，这一计划正中下怀。

　　再从单纯军事角度，景泰—一条山一线的作战，已经完全暴露了宁夏战役目标：连敌下级军官都知道红军作战指向是东边的中卫，继而要向北进取银川。这就吸引了黄河西岸驻防的、以及由青海增援的大部分马家军队，造成河西走廊防务空虚。此时突然挥师向西，直指凉州，不仅实际上具有“声东击西”的作战效果，也深合“避实就虚”的用兵方略。

　　因此，“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提出，基本符合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已经形成的局部战争形势需要。除此，拿不出更好方案。徐向前对“凉州空虚”的基本判断也是符合实际的。此时的战场形势、敌兵部署，与当初企图冒险西进时亦有诸多不同。

　　凉州是著名的军事要冲、战略重镇、河西走廊的东大门。作为战役目标，趁虚夺取，不仅军事上意义重大，还可起到控制整个河西走廊的作用，这是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由此可形成红军新的战略基础。由于凉州距银川并不遥远，直线距离仅320公里，如根据地创建成功，不仅虎视银川，在适当时机可重启宁夏战役，还会达到一举改变全国红军困难局面的作用，突显战略意义重大——因此计划一提出，就立即推动并促成了西路军的组建。其军事目标，亦可看作宁夏计划的延续。

　　之后实施的战役行动，虽有局部调整，如5军未直达土门，而是到了大靖，其任务由30军一部代之，但整个执行过程仍大体围绕该计划，使其成为西路军组建后的第一个重大战役，也成为后人研究西路军前期战史的索引与纲领。

　　二、向凉州进

　　实际上，在战役计划上报前的11月3日，过河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开始行动。行动中，于5日得到红军总部“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的命令，8日得到中央军委“徐、陈向凉州进”的批准。

　　1936年11月11日，右路、中路的30军、5军以及西路军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先后抵达据凉州约80公里的大靖，进行了短暂休整，同时派出一部袭占土门。左路9军按预定计划在前一日(10日)攻占了干柴洼，正在向预定的红凉山集结点推进。

　　到13日，土门守军一个工兵营缴械投降，有近200人加入红军，右路30军完全占领了土门。指挥部及直属部队也开始进驻土门。

　　这里简述一下占领、进驻土门对于完成战役计划的意义：

　　看地图，土门距凉州52公里，可以是主力部队从东南方向攻击凉州的集结地，也可以是突击队伍进入攻击位置的出发地。其次，土门所处位置距古浪22公里，距红凉山28公里，距大靖33公里，如将这几个距离比作轮辐，土门基本处在车轮轴心位置，一旦这三地战事吃紧，均可派兵增援。因此，在此次战役初期，土门为攻防的要害部位之一。

　　13日，位于土门的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及中央军委发出了拟袭取古浪、凉州的报告。全文如下：

　　“朱、张、毛、周、肖、周：

　　甲、世才带八十九师今夜向凉州进，明晚袭城。九军主力已集红凉山，准备击松山、干柴洼来敌，海松带八十一团今夜袭古浪。八十八师主力位土门，二六三团今夜向古浪，配合海松动作。五军仍位大靖。

　　乙、土门马步青工兵一营，枪二百八十枝、三百五十人，经八十九师宣传，今午投诚，因此土门到凉州更便，地区坝大人多群众好，扩红筹资都易。现指战员士气甚旺。

　　徐、陈

　　十三日二十时”

　　至此，从前敌指挥部和总部、军委来往电文中也可看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第一阶段的目标基本实现。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即决战阶段，目标在于夺取凉州。

　　下面，我们对中央军委(电报署名“毛”或“毛、周”，即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部(署名“朱、张”，朱德和张国焘)——西路军指挥部(署名“徐、陈”)这段时间针对这一目标(进占凉州)的来往电文作一个摘要：

　　5日，“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朱、张，红军总部命令。

　　6日，“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徐、陈，战役计划纲领。

　　7日，“迅速执行为好”——林、朱、张(林为林育英，共产国际代表)。

　　8日，“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张、毛、周、博、林(“张”为张闻天，“博”为博古)，关于“新计划”。

　　8日，“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毛、周(给红军总部电令，由总部下达徐、陈)。

　　11日，“如情况可能，占土门后，或以三十军速出凉州，或主力即向凉州地区集结”——徐、陈给军委及总部电报

　　12日，“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现决定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徐、陈，给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复电。

　　12日，“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朱、张，对徐、陈复电的回复。

　　13日，“今夜向凉州进，明晚袭城”——徐、陈，给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电报。

　　研究一下地图，几则摘要所涉及建立根据地的地名中，徐、陈起初所说范围较广，包括了甘(今张掖)、肃(今酒泉)二州，几乎囊括河西走廊东至中段全域，要达此目标，非短期之功，有实施的次序、步骤问题。这里特别提示，综合前面摘要涉及全部需要夺取和占领并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地点，有几地在走廊东段的凉州附近，它们是：民勤、大靖、土门、古浪、永昌。在地图上，按叙述顺序，民勤在正北略偏东，大靖在正东略偏南，土门在正东南，古浪又略偏南，永昌则在正西略偏北。几地环绕凉州，距离凉州均在90公里以内。凉州处于中心枢纽地带，为交通要津、战略要冲。

　　很明显，要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必取凉州，否则各点被敌隔断，建立根据地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徐、陈的“决定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放弃凉、永”，基本上但没有完全抓住要旨。朱、张命令所说的“新局面”，包括凉州及东南区域的攻防要点，比徐、陈进了一步。毛泽东则用四个字“向凉州进”直指当前军机枢要。徐、陈后来的“向凉州进，明晚袭城”，从字面上看，已经领会了毛主席这一“中宫直取”的重大作战意图。

　　不管是朱德、张国焘，还是毛泽东，一般情况下在此时都不可能发出更加具体的作战命令，例如“必须占领”、“立即攻城”之类。特别是毛泽东，作为红军方面最高统帅，一旦命令有误，不仅会对全局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刚刚从分裂阴影走出的整个中国共产党，继而影响到全民族抗日斗争的形势。至于不久前还在处心积虑地另立中央，把部队当成私人资本、总想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一旦抓住毛泽东的指挥失误，也一定会大做文章。

　　毛泽东毕竟与张国焘不同。他具有深远的战略思想，也熟知中国历史，对形势判断洞若观火，杀伐决断、一言立决。这种风格、能力，张国焘完全无法与他相比。未得到确切的情报并加以验证之前，一般军事家都不会完全相信“凉州(防务)空虚”这种说法：凉州之城，“金城汤池”，在过去中国封建割据战争史上非常有名——这个军要重镇，属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失守，会影响到整个战略大局;一旦被夺取，夺取者也会立即借以获得一片割据领地。因此河西走廊再空虚，凉州也必严加防守，这是中国历代兵家常识。但既然镇守凉州的马步青骑五师全部三个旅旅长(马禄、韩起禄、祁明山)及下轄部队已经全都出现在战报中，并且已经出现在黄河防区并被调动至景泰附近，这就证明了马步青主力确实离开了凉州，凉州空虚为真。凉州之重要，机会之难得，战机之易于纵逝，长期征战经历，早使毛泽东主席深明其中的道理。

　　一个“进”字原本多义，在军事上可以表达向前推进、行进等主要指示部队向前方运动(未必一定会发生战斗)的命令;也可表达在向前方运动中作战、进攻、进击、夺取、进驻等向前方目标攻击直至占领(战斗一定会发生)的命令。

　　毛主席先用指示目标的“向凉州”三字明确“进”的方向，之后的逗号，表达语句在结构上的暂时停顿，以此来强调、突出“进”，但用逗号还说明意思未表达完，紧接着的“作战时集中兵力……”，则间接地补充、说明了未完的意思，按照中国文字逻辑，这就将多义词“进”的词义限定为“战斗一定会发生”的“进攻”、“进取”范围里。这是一种高度精炼又表达清楚、不会产生歧义的修辞方法。直白地说，整句话就是：“向凉州进攻，集中足可消灭一旅敌军的兵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法，歼灭敢于拦阻之敌，力争夺取凉州!”

　　发布这样的命令，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同时还包括了极大的胸怀和度量：你张国焘不是要西出凉州夺一块地盘与中央分庭抗礼吗?现在机会有了，就让你的追随者去占领这块根据地吧!两万红军战士的生命、抵抗日本入侵，这才是大局，其他任何事情又都算得了什么?

　　我想，看到13日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拟袭取古浪、凉州的报告，毛主席心里一定不平静。

　　三、袭城战报

　　14日夜袭城，战报最快到15日才能见到，如果攻城用3天，应该是17日出战果。此期毛主席正向彭德怀交代在山城堡与胡军作战军务，来往电文不断，再等3天又何妨。

　　15日，没有凉州袭城的消息。过中午后，毛主席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一封含有“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你们情况随时电告”语句的简短电报。“向凉州进”的指示早在8日就已发出，且13日已经得到“明晚袭城”的答复，再次说“同意”，已不再是批准的意思，而有赞成、赞赏、鼓励的含义包括在里面，同时也有明确责任，即“照此命令实施、出了问题由军委负责”的意思;要求“情况随时电告”则表达了对凉州战事进展的关心。当日未见复电。

　　到16日，虽有西路军占领古浪的捷报，但仍没有凉州袭城的消息。——进袭凉州与古浪的命令同日发出。凉州距离稍远一些，战报晚来一天也属正常。

　　然而，到了17日，收到徐、陈一封简单叙述西路军主力所在位置和动向的电报。电报中说，“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五军、九军均于十八日晚移动。”

　　——尽管语气委婉，但意思明确，就是通知总部和军委，凉州不打了，主力要向西走;位于凉州东南大靖、土门、古浪一线的部队十八日晚也全都要调走。对于夜袭凉州的结果仍然只字不提。

　　于是，毛主席在当天电报中询问徐、陈：

　　“你们现进至何处，凉州情况如何?”

　　——这是一个由两个问句组成的并列分句。对照前句“你们”，后句明显问的是凉州敌情，是凉州马步青军的守备情况——武器、防御工事、兵力、战力，等等，也包括对袭城结果的询问。很明显，毛主席对攻取凉州仍抱有希望。但此日，除了那封讲述西路军动向的电报，再无凉州消息。

　　等到第二天下午，即18日18时，在徐、陈前一天部署、安排古浪部队撤离的最后时间点之前，毛主席发了一封较长的电报，其中关键内容是要求徐、陈所部“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据毛炳文”(敌三十七军军长)，这可以看作领袖对攻取凉州行动还没有放弃希望。在同一份电报里，也告诫立志西去的徐向前：“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并于当天给张国焘发报：“胡军已露疲惫等弱点、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于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这两封电报，可以看作毛主席对完成平大古凉战役军事目标所做的最后努力：只要控制住古浪，就可以暂时阻止马军、蒋军回防、增援凉州，攻占凉州就有希望。至于如何应对这支刚刚会合不久又一心要分离远去、对军委命令时常推诿、敷衍或置之不理的队伍，也只能通过解除张国焘对胡军的畏惧心理、说服张国焘来对部队施以影响。他暂时还不知道，此时的平大古凉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张国焘在17日向这支部队的指挥者发出了暗示迅速撤离的电令;此战役计划将因前敌指挥者的失误以完败而告终。

　　但那也不过一天时间。在第二天(19日)上午，徐、陈先发电告知正“与马步青办外交”、“凉城几日来双方均未打枪”——这说明袭城之战根本就未发生;接着(在下午)又报告了古浪失利的情况，“敌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军血战终日，阻击溃敌”，“渡河至今伤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伤亡极大”，“人弹消耗极大，未得补充”，并且“九军收到古浪东北之定宁寨，已令其今夜续开凉州东及北地区双城堡一带向永昌转移”

　　至此，毛主席或许明白了古浪已经失守、攻取凉州战机已经丧失、战役计划基本上失去了实施条件，从此未再提攻取凉州之事。

　　四、徐向前的三个错误

　　但徐向前或许终生未能理解，下令取消攻打凉州是他近期所下达的第三个错误命令，也是他军事生涯中所犯的一个最大、最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命令，是一、四方面军二次会师前，下令部队从兰州以西渡黄河。这一命令没有给部队造成任何损失，但延缓了北上进程。其时胡宗南部距红军尚远，如能早日北上与一、二方面军配合实施宁夏战役，完全没有被胡军追尾的后顾之忧，当可一举击破银川。由于延误了作战时机，胡军迫近，原战役计划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即必须先击胡敌，停止其追击，才能继续执行原定的战役计划。因此，这一错误的影响主要是战略层面的。因延误时机影响了战役计划的实施，迫使战役计划必须调整。

　　第二个错误命令就是三十军渡河后命令九军跟进渡河，并把指挥部调过了河西，这就造成河东力量不足，难以立即组织与胡军的决战，停止其追击;在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后，对分兵进击定远营和中卫的命令又消极推诿，直到绥东抗战突起，丧失了进击银川的外部政治条件。因此此次错误仍然是战略层面的，形成渡河红军比较尴尬、进退失据的局面。

　　第三个错误命令就是此次下令取消攻打凉州。其影响不仅涉及到战略层面，使红军夺取一富庶地区、扩大根据地与苏联相连接的战略目标彻底失败;也影响到战术层面，使红军完全丧失了在河西走廊作战的主动权，最终导致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重大损失。

　　当然，取消攻打凉州的命令不是一天发出的，而是几天之内陆续发出、积累而成的。毛主席当时及以后并未追究徐向前违反军委命令的责任。面对大败后只身归来的徐向前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反而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好言安慰。我们现在追溯徐向前此一错误历程，则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对他个人负责。因为这一命令是他军事生涯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比前两个错误命令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这个错误不仅使渡河部队失去了制敌先机，逐步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以至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也使他在中国几千年战争史上落下了一个足以使后人嘲讽、诟病的笑柄。

　　五、是否有可能攻取凉州

　　对17日张国焘给徐、陈所发电报的内容及其对徐向前的影响，我们以后再讨论。现在将重点放在当时——从1936年11月13日到11月19日这6天时间里——围绕凉州的敌我双方攻防态势：凉州的城墙、防御工事、用于防守的兵力，布防情况;以及我方的兵力、可用来攻城的武器、装备，可能的战法，以便从当时条件推演出这场未曾发生的战争可能出现的最后结局，即是否存在以速战速决方式在6天以内攻破凉州的可能性，攻破凉州后是否守得住，守住凉州又有何意义，应采取何种军事策略，怎样解决兵源及弹药补给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所有推论的出发点，均取自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

　　首先是凉州城防问题。

　　当时防守凉州主要有两处据点，一是旧城(老城)，一是新城(也称满城)。目前关于两城城墙资料非常缺少，只能根据一些古籍推测。

　　先看旧城。此城历史悠久，由七座古城连接而成，因此外墙曲折蜿蜒，并非直线。主城为唐代所建，其规模大体上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呈长条状，非正规矩形。城墙经明代最后加固，为土包砖结构。据四库全书甘肃通志第七卷所载，此城周长“十一里一百八十步”(约5680米)，高“四丈八尺”(16米)，城上有楼二十四座(门楼、箭楼、嘹望楼等)，城外有“壕”(类护城河)，“濶三丈深二丈”(宽10米深6.67米)，又有长一里东厢城一座。但从1920年到1932年，甘肃、宁夏一带发生过三次超过七级的地震，两次在甘肃。其中震级最高的是1927年武威近旁古浪大地震，震级达八点二级，震源深度仅12公里，震中烈度11度，古浪城墙几乎全部倒塌，武威城墙也有损坏;24座城楼被摧毁23座，仅存一座北城门楼也在第二年史称“凉州事变”中，被回攻凉州的马廷勷军攻上城墙，将防守的士兵、民团500余人驱入此楼、纵火焚烧、全部烧死，此楼也随之焚毁。从1910年武威外国传教士遗留下的老照片看，武威城壕已成较平缓的坡坎。1927年地震后因上游堰塞湖垮坝形成巨大洪水，水深数丈，有淹死者挂尸树梢，虽未直接祸及主城，推想洪水冲击、荡涤下，此壕已基本失去防护能力。从1935年起，马步青用一年多时间，修整城墙，主要是修复地震损坏的墙体、垛口，所以凉州城墙尚算整齐。为防止红军攻城，马步青下令用土石封堵凉州四门，全部守军居于城内，因此城外没有防御工事，即使有也因城门封堵无法派兵进驻。攻城军队可直达城下。

　　再看新城(又称满城)，一建于清代供旗军驻防的军事要塞，位于旧城东北方2.2公里处，为一边长1公里近似正方形的土围子，外包砖结构。墙高11米，也有外壕。其时为马步青骑五师指挥部所在地，凉州战时通讯中心，马步青的私宅也建于其中。

　　大体上两处防守主要依赖城墙。凉州的城墙又特别高，比起三个月前四方面军攻打过的岷县城墙三丈六尺，高出一丈二尺，即足足高出4米。加之“夜间，敌人在凉州城墙每个垛口上点上一盏灯，长长的红色灯苗儿迎风颤动着，像是千百个吃人的鬼怪”(程世才：《悲壮的历程》，11页;程时任西路军三十军军长)。——可以想象，高大的城墙、诡异的灯火，加上城上打着火把来回走动的人群，确实给人防守森严、莫测高深的感觉。

　　但是实际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凉州守军的数量、装备和布防。

　　旧城：正规军队只有从嘉峪关外匆忙赶来填防的敌陆一百师第五九六团两个营，外加敌骑五师直属炮兵团一个连，以及少量警卫部队，总数应不超过1000人。当时尚有从一条山败退回(也可说是西路军放回)凉州的马进昌团600人，因城门封闭，马步青不许其进城，接马步青命令，此时驻扎于城外东关。这支部队战力、斗志几乎全无，且未直接参与守城，只须一小部取监视姿态，即可制其全部动作，完全可以忽略。

　　对于城上1000名士兵、5680米防线，平均每个士兵防御宽度接近7米。士兵之间夹杂着的和城上走动的人群，全是从商号和居民中临时征集未经训练的壮丁。实际上，守城士兵，未平均配置，而是南北城各三个连，东西城各一个连(以上数据见当时负责指挥防守旧城的敌陆一百师第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的回忆文章“我在甘肃河西堵击红军的见闻”，载《青海文史资料第二辑》)。按照东西长三里，南北长七里的说法，本来是东西两面城墙长，南北两面城墙短，虽然南北防守兵力加强了三倍，但东、西两面城墙防守力量削弱了，每个士兵防守宽度可能达到15米以上，这是一个明显的弱点。也就是说，一旦在东或西面城墙上打掉防线上连续四个士兵，并且用火力压制住两侧的增援(增援路线本身较长)，防线上就会立即撕开一个60米宽的缺口，如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连续打掉六、七个防守士兵，缺口宽度会超过100米(士兵既死，被强迫守城的百姓失去监督，即会自行溃散)。

　　因此，夜间所看到的凉州城高大、狰狞、令人畏惧的面目，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外表。如果决心要打，只须实施一两次佯攻，就可侦知其火力配置，兵力详情，窥破其假象——此时的凉州，偌大一座城池，防务却极其空虚，接近一座空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新城的守备情况。据当时就在新城里的骑五师师部秘书长孟铼百回忆(“马步青、马步芳军在河西阻击工农红军的经过”，载《甘肃文史资料第五辑》);参考田生兰、刘呈德回忆文章(田时为青海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兼马步芳的《青海日报》编辑)，新城当时主要守备是骑五师直属炮团(400枝枪)，但这一炮团有一个营调至景泰河防，因此建制不全，兵力应为两个营(缺一个连)，即700人左右，枪支不足300，配有中型山炮14门(按每连2门山炮计)。

　　注意到回忆者所述，防守新城还有其它兵力，如民团、保安队，但他所述时间是在11月底，即马步青河防溃败一个月以后(青海文史资料第二辑，35页)。这个时间段覆盖了我们所关注的重要节点11月19日(九军从古浪撤防，五军离开大靖—凉州间防御阵地向永昌进发)，由此推断，所述防守新城兵力中必有一部分是在此之后回防的。在19日之前，可以确定的兵力主要是炮团，或许还有少量骑五师直属警卫部队，总兵力也不超过(或略超)1000人。

　　但搞清防守新城的兵力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此时马步青早已下令用土石封闭了两城城门，进出两城的人员只能用绳索拉上、缒下。这样，两城的部队就被马步青愚蠢的命令自行隔断，失去了机动、突击、相互支援和突围、转移的条件(挖开堵塞城门的土方不可能瞬间完成)，使之均成为瓮中之鳖，可以集全力逐个击破而不必过多考虑其可能的相互支持。

　　这也就是说，在攻城时，一旦选定先攻某城(旧城或新城之一)，除了在外围留少量兵力监视另一城，可以将全部兵力集中于所攻之城。首选目标当然是凉州旧城。

　　现在，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当时攻防双方兵力对比：

　　此时，可用于攻城的西路军的兵力有多少?除去扼守红凉山—古浪一线的红九军及三十军一部，可用于攻城的三十军、五军以及指挥部直属部队总数超过13000人，要对付凉州旧城1000守军，兵力对比为13：1，西路军处于绝对优势。

　　再看此时攻防双方的武器配置：凉州方面重武器有山西造中型山炮共约16门，其中旧城只有2门，其余在新城。根据徐向前、陈昌浩11月3日电告马军编制、武器配置方法计算，防守旧城的两营马军共8个连，外加一个炮兵连，每连枪支50余枝、不超过60枝，因此用于守城的枪支数应当不超过540枝，且有一部分为老式单发步枪。机枪也很少，不会超过4挺(一个团的配置)。其余武器就是刀、矛之类的原始冷兵器(城防壮丁用);西路军没有山炮，但有少量迫击炮。根据陈昌浩所写的报告，过河后有迫击炮2门，(以后弹药用尽，丢弃了。丢弃时间不详，应当是在此次战役之后)，在突破河防和一条山战斗中又缴获4门，总计6门。此外，担任主攻的三十军有重机枪24挺，轻机枪80余挺，步枪3200余枝，手榴弹2200个，大刀数百把(见陈昌浩1937年《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虽然渡河及一条山作战消耗了部分弹药，但多少有些缴获。同时，指挥部还带有一个小型兵工厂(后丢失于临泽)，每到一处都要自制一部分手榴弹补充战斗消耗。

　　比较双方的武器配置：山炮可以及远，用于攻击骑兵集团冲锋较为有利，但抵近射击有死角，且受城上女墙、城垛阻挡，用于近防，守护城墙，作用难以发挥，置于城头比较容易受到迫击炮的攻击。总数16门山炮中，又有14门被封闭于新城，不能用于老城的防守。因此，在武器方面，西路军同样具有绝对的优势。

　　最后再看一下攻城器械。

　　有人以为攻城一定要有重武器——比如大炮，有了大炮就可轰破城墙，部队一窩蜂冲上去，城即攻破——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炮可用来攻击碉堡一类有坚固外墙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消灭其火力点，而不是用来轰城墙的。像凉州那样，城高墙厚，八级地震都未使其坍塌，要用炮把城墙轰破，得用多少炮弹?况且现在看不到任何马步青在城上构建碉堡的资料，由此推断，临时性的防御工事肯定是有的，但城上未建碉堡，大炮不是必需的。

　　按照西路军渡河前后的战例，红军攻城的主要器械是云梯。要攻凉州，主要器械当然也是云梯。

　　所用云梯从何而来?全都是就地取材、自制而成的简易云梯：

　　砍一颗高度足够的树，削去多余侧枝，然后在树干两侧须踏脚处用刺刀剜出孔来楔入短桩，在根部装一较长木杆(用来稳定)，云梯即成。只要人多，制作这样的云梯大约只需几个小时。使用时将其抬至城下，竖起后搭于城头，然后士兵顺树干攀缘而上，即可登城。凉州附近有没有足够高的大树?马步青驻防凉州后(1931年)曾命人种树，时间尚短，未必长成;但左宗棠新疆平叛，修三千里路，种三千里树。此路从凉州城西过境，路边保留的大树，树龄已经超过60年，想必早长成参天大树。1940年矛盾从新疆走兰新公路去延安，在路边所见的“参天耸立，不折不挠”的白杨树(见矛盾：《白杨礼赞》)，或许就有左宗棠命士兵种植的杨树。伐几棵用于制作云梯，高度是足够的。

　　实际上，在几年前，凉州已有过被云梯攻破的记录，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凉州事变”。据记载，1928年7月21日凌晨4点，马廷勷部“从西南城角登云梯攻克凉州城(见《凉州史话》107页)”。马廷勷的云梯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一定不会是从青海借兵时带过来的，大概也和红军一样是就地取材自制的。

　　对于凉州曾被攻破这段历史以及城破后的惨烈情景，马步青想必清楚，因为给马廷勷借兵的就是他的父亲马麒，且时间并不久远。但马步青为马步芳之兄，自幼仰承祖荫，养尊处优，习于安乐，本乃声色犬马之徒，平日纵马打猎架鹰养犬，生活荒淫无度。为满足奢侈需求，只知残酷压榨百姓、横征暴敛、用棍棒酷刑逼迫百姓纳税，强令乡民广种罂粟，通过贩卖鸦片敛财，供其荒淫挥霍、购置私产。对不服从者“大辟活人”，枭首示众，悬挂于城门(见范长江《中国西北角》的描述)，俨然一个土皇帝;虽挂骑5师师长衔，从他下达的封堵城门之类的荒唐命令，已知其对军事作战、布防常识，知之甚少。听到红军打过来的消息，害怕到了极点，下达命令时，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这种情绪，已经感染了守城军民，即使采取一些震慑手段进行佯攻，都有可能促使城防崩溃，守城士兵或缒城而下逃逸城外，或隐入城内民居藏身。

　　当时城防紧张、惶恐气氛，已达极点，大有一触即溃之势。连远在西宁的马步芳也是惊恐万状，打电话对马步青说：“阿哥安全第一，可弃即弃，万勿因守城自己吃亏”。但试想，马步青敢弃凉州吗?这里本是他的防区，河防已失，再失去重镇凉州，又失去可以依赖的大部兵马，甘肃省府一定会追查他渎职失守之责。丢官去职不说，只剩被送交军法从事一途。从他后来给奉蒋氏命令来凉州督战的朱绍良(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兼任西北“剿共”军第1路总指挥)贿赂礼单，即可看出他的此种心态。礼单计：大洋马一对，走马一对，鹿茸两架，麝香两包(每包10个)，狐皮筒子四件，豹皮褥子四对，黄金四封(每封五十两)，鸦片烟一千两(暗中赠给朱妻华德芬)。对朱的随员们也分别送有厚礼。

　　但是，如果凉州新旧城被攻破，他的私产(储于新城的黄金、银元、裘皮、名贵药材、良种马匹等)全部落入红军手中，地盘丢失了不说，连贿赂政府官员的本钱都没有了，只有死路一条。倒是缴出枪械，投降红军，反倒有可能留条活路，也许还能在红军建立的地方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保住家产。因此，分析马步青的心理状态，他肯定没有宁为玉碎的气概，一旦旧城被攻破，新城很可能不攻自破。当然，前提是攻破旧城。

　　六、攻城方案

　　下面我们不妨设计一个攻城方案：

　　九军仍于古浪——红凉山一线建立防御阵地，阻击来敌。

　　五军留一部(1500人左右)于大靖凉州间，对新城起监视作用，主要任务是拦阻可能从景泰一线退返、救援凉州的马步青残军。另一部(1500人左右)集结于凉州东南方城下，任务一是监视东关外敌军，二是与新城方向监视敌军的部队呈掎角之势，如果防守吃紧可给以支援，三是待攻城开始后以冷枪、精确射击南城上守军，消耗其防守兵力。

　　三十军以两部(各2000人)攻城，一部主攻，一部副攻。均分为三队：突击队(500人)，预备队(500人)，火力支援(1000人)，主攻点选择在西城南段，副攻点在西城北段。剩余部队作为攻城的总预备队位于两队之间，兼有拦阻可能来自永昌方向凉州援军的任务。

　　总指挥部从土门镇移至凉州城南近敌、便于观察、指挥之处，以直属骑兵队从凉州东侧向北绕过凉州向民勤方向侦察前进，如发现有来自民勤的马步青部(民勤驻有敌一团守军)予以坚决打击，如确认没有，则留少量部队警戒，对民勤取骚扰、进击、阻援姿态，其余绕西城方向返回。以妇女团(及儿童团)为疑兵，与骑兵队同时出发，在外围绕凉州城反向前进。待攻击开始后点燃火把、摇旗呐喊、壮大声势，以吸引守城军队注意，使守军不敢调集兵力于被攻击点。

　　总攻时间大体可确定于凌晨或清晨。由副攻部队首先发起，两小时之后主攻部队展开攻击。攻击时火力支援部队首先进入攻击阵地，射击位置散布于突击点两侧，待突击队抬云梯前进时对城上防守射击实施火力压制，掩护登城，如发现城上守军重武器及自动武器发射点(山炮、机枪等)，用迫击炮予以精确打击。

　　突击队则以排为单位预先分为数组，首先登城者携带短枪、大刀、多带手榴弹，快达顶时，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先投掷数轮手榴弹，消灭城上守军、驱散守城民兵，然后登上城墙，与残存守军做近身白刃战;第二组则携带手提机关枪等自动武器，在城头突破口两侧建立射击阵地，压制敌军可能临时组织的反冲锋，消灭敌军;接下来应有长枪、大刀登城，向两侧冲锋，驱赶守军远离，扩大城上占领区;最后是工兵登城。由于首先攻破的很可能是西城，然后是南城，待控制了城门处城墙后，工兵就可进入城内，挖开城门(西门或南门)，将大部队迎进城来。至此凉州城破。

　　在政治攻势方面，可以采用这样的口号：

　　“打下凉州城，建立地方抗日政府。”

　　“欢迎马步青加入地方抗日自治政府。”

　　“马步青缴出城防、守备，红军绝对保证安全、不侵犯私产。”

　　“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等等。

　　按照这个方案、战法与宣传攻势，攻破凉州旧城只需几个小时。加上准备时间不超过两天。旧城城破后，迅速包围新城，于攻击的同时，用凉州城里的直线电话，向马步青诉说厉害，要求马步青限时缴械。如果缴械，可以完全保证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邀请他加入包括有苏联观察员在内的抗日联合自治政府，维护地方人民的利益;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蒋介石政府军武装干预凉州自治。否则待新城攻破，上述条件不能保证。采用这样的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打击，估计打破新城也只需一两天。

　　对于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战法，要点在于“就虚”时，容不得半点犹豫、徘徊，而应抓住战机，尽快实施攻击，以雷霆万钧之力，一击破城。然后转过身，寻找战机，与增援敌军决战，将其一部或全部聚歼。否则就会给阻援部队造成极大压力。如不能抓住战机突击破城，待敌援兵赶到，虚转变为实，也就无虚可击，战机尽失。

　　我们说可以几小时、一天、两天破城，就是出自这种正在实施的作战方式本身具有的内在要求和前期实施过程中已经取得的效果以及对凉州当时的城防状态做出的判断——凉州城防确实很虚，红军兵力在这个局部地区又确实形成并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当时存在的客观条件，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实际上，当时凉州城内还有一支“奇兵”可作内应，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凉州城内的地下组织。当时，这支“奇兵”已经做好准备，打算采取措施、配合红军攻城。只是城门封闭，情报送不出去。但一旦红军开始攻城，这支“奇兵”一定会起到巨大作用，加速城防的崩溃。当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计算攻防兵力、设计攻城方案时，都不应把这支力量计算进去。

　　七、如何获取情报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方案是根据多年后已经确知的情报并针对凉州防守的弱点制定的。在当时，西路军不可能对城防情况了解的如此详细。但这仅仅是一种推脱之词。

　　任何军队在确定了攻击目标准备作战之前，都一定会尽力搜集情报，以便进行分析，确定作战方案。西路军当然也不例外。直属指挥部的侦察科及下属侦察部队，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和分析情报。如果徐向前真的决心要打下凉州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如他给中央军委建议的那样，而不是主观地“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决战”(陈昌浩语)，在指挥部进驻土门前的9日，直抵凉州城下的侦察部队就应当已经放出去了，目的是证实前期判断的“凉州空虚，易袭”是否正确，并尽力获取城防情报。到11、12日，初步情报应当已经返回——例如两城所有城门被土石封闭一类使马军固步自封、丧失机动能力的重要情报，几乎从凉州附近居住的任何一个乡民口中都可以轻易得到;至于城上的兵力、布防、工事、武器配置、火力点，通过抵近观察、审问俘虏、分析驻防部队的番号和调动情况，并与之前河防至一条山作战时获得的情报相比较，也可以了解一个大概：不但可以证明10天前给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电报所说的“凉州空虚”并非虚假之词，还可判断此时的凉州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并据所得情报制定出攻城方案。至于凉州仅存的防守兵力究竟有多少，准确数字当然难以获知，但令一队士兵抬一架云梯从不同方向进行几次佯攻，城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可立即暴露出城防的空虚与火力点的位置。甚至某次佯攻都有可能使城防溃败。当然，如果徐向前压根就不想打凉州，那之前说的“凉州甚空虚、易袭”，建议“进取平大古凉，创造抗日后方”就仅仅是一种借口、一个幌子，以便引军向西退却(逃跑)，脱离中央红军，为张国焘保存一点党内斗争的本钱，使一支主力部队游离于抗日主战场之外。这样，“向凉州进，明晚袭城”也就成了虚晃一枪的骗招，被欺骗的不仅有中央军委，西路军中、下级指挥员，还有那些后来牺牲在马家军屠刀下的极普通又极单纯、可爱、善良、英勇、顽强，能吃大苦耐大劳、面对死亡威胁毫不畏惧的红军战士，也包括徐向前多次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的张国焘。

　　可以用历史资料充分证明，那种单纯西进的路线同样是没有前途的，同样会面临失败，同样会给红军主力造成重大牺牲。并且也会证明徐向前很可能——注意“很可能”三个字——至少在那时，还算不上什么军事家，而徒具虚名、目光短浅、缺少战略分析眼光，和张国焘基本是一个档次。但那并非本文中心。我倒希望当时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指导思想的错误引起对形势判断的错误，继而影响到不愿做情报分析，最终引起了军事战略的失败。——对于一个尚属年轻(徐向前1901年出生，此时刚满35岁，陈昌浩则刚满30岁)又久负盛名的前敌大将、未来的元帅，即使犯了这种错误也没什么了不起。经验是通过错误积累起来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尽管此次失败过于惨重，所得教训也必刻骨铭心。倒是讳疾忌医、企图隐瞒真相、将责任推给他人，实在让人不齿。

　　所以，说那些情报在当时是不可知的，因此说制定攻城计划没有充分依据完全没有道理。

　　至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根据凉州敌军的兵力、士气、守备情况和当时红军的兵力、斗志、武器装备、作战经验以及可掌握的情报，红军西路军只要下决心攻城，凉州必破，且破城速度很快，损失也不会很大。这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出的“以速战速决方式攻破凉州”可以成立。

　　也许还有人会说：“好吧，就算当时凉州攻得下来，就凭西路军的装备和攻城消耗掉的弹药，也一定无法守住凉州，建立起根据地，只会引来马家军和蒋介石匪军更大规模的进攻。一旦失守，凉州离新疆更远，不要说450人，到时候恐怕连一个人都跑不到星星峡!”

　　八、打下凉州可以得到什么?

　　这样，就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西路军一旦攻下凉州，如何守住，即如徐向前所说的“不放弃凉州”。

　　这个话题实际上很大，既包含了军事战略与战术问题，也包含了作战所需物质、经济资源支持与资源配置问题，还包括了外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趋势。怎样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让我们从打下凉州西路军可以得到什么说起。

　　西路军若打下凉州能得到些什么?

　　首先可以得到当时急需的粮食和衣物。自唐代就有“凉州七里十万家”的说法。反映了在河西走廊诸多城镇当中，凉州的人口是第一位的，其富裕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所谓“金张掖，银武威”。张掖附近祁连山有金矿，商业很发达，所以和“金”挂上了钩;但武威(凉州)之“银”靠的却不是矿产，除了商业同样发达，主要经济支柱是农牧业。这个“银”就是指它的农牧业——石羊河流域农业经济历史悠久、排灌设施配套、发达程度远超张掖。尽管许多农田被逼改种了鸦片，但粮食总产量比之张掖要高出许多。所以徐向前说凉州“不缺粮”确实没错。

　　凉州商业历史悠久、经商的富户很多，房屋也很多。富户家里存粮供应西路军吃一年半载应当没有任何问题。凉州城里还有马步青1934年设的一个“电灯局”，配有12千瓦发电机一台及配套的锅炉、蒸汽机、发电工人，安装了360个15瓦的电灯泡。部分富户家里也装有电灯。这么一来，西路军携带的1500妇女、1000多儿童也同时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到夜晚用不着露宿荒野、星星点灯;凉州还有马步青设立的“机械局”，专门修理机械、生产炸弹、子弹等军械武器，西路军的随军兵工厂不仅找到了安置之地，还可扩大规模、加紧生产，产品中就有西路军急需的子弹、炸弹;凉州有外国传教士开设的诊所，还有几家中医药堂，西路军的伤员可以得到简单治疗，再也不用担心被抛弃在路上、惨遭马家军砍杀的命运。

　　实际上，此时的凉州，已经有了小型印刷厂、制糖厂、酿酒厂等轻工业基础，近处还有小型煤矿，比起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经济上要发达许多。以此为根据地，不仅作战所需物质资源有了保证，又去掉了额外负担和累赘，西路军等于没有了后顾之忧，作战战力、机动能力当可成倍提升。

　　打下凉州还能得到什么?扩红的兵源。当时凉州约有16万人口，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为张掖人口的3倍)。徐向前在后来作战期间，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曾抱怨说马家军在“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补充军队(徐、陈11月24日电)，红军只扩招了“不到五十名”(徐、陈11月21日电)。要是打下凉州，这三万名壮丁岂不是全成了红军战士?马家军在凉州连五十名都征不上!所以徐向前当初说凉州“人多，均汉人”一点都没错。

　　有了兵源，还有马匹。凉州自古出良马，民勤出骆驼，组织一个骑兵军加运输队数量应该足够了。

　　但组织骑兵军同样需要武器。此时最需要的当然还是武器。

　　打下凉州能得到武器吗?可以。凉州新城不仅有14门山西造的山炮，里面还有马步青的军械库，他那些后来从景泰一条山战场丢盔卸甲、败退回来的部队，就是用此库中的枪械得到补充的。当年已有马步青与日本人做秘密军火交易的传闻。他的部队装备有日军三八式步枪就是一个证明。近年有人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询资料时，在档案中找到了马步青抗战初期和日本陆军部做秘密武器交易的四张凭据，题目分别为《马步青武器购入件》、《对马步青、马步芳售出兵器件》、《相关给中国出售兵器件》以及《给中国出售兵器件》,均收录于日本旧陆军省大日记类的秘密档案《密大日记》——原属日军机密档案，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部分被销毁，一部分流入美国，解禁后返回了日本。这就证明马步青当年确实购进了不少日本制式武器(见《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05期，：秦永章)。至于此时库中究竟存有多少，实在是个谜，现在无法说清楚。但可以确认的是马步青军火库中子弹数量很多。在河西走廊作战期间，马步芳就觊觎过这些子弹，曾开口向他借，他不肯。倘若凉州丢失，红军向他“借”，他能不肯吗?这些子弹以及部分枪械当然不能完全满足新建一个红军骑兵军，他们暂时还只能使用马刀长矛类冷兵器，因为首先需要补充弹药的是防守古浪的九军，但骑兵军全副武装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因为打下凉州就意味着“远方”即将接通，这一重大任务已经初步完成。

　　谁说接通远方只有张国焘认定的西边新疆一条路?这是一条最遥远、最艰苦、最危险、最不方便的路。打下凉州，可立即获得两条近得多的路：一条是经民勤向北过内蒙(其时属宁夏西北部)的路。民勤在定远营(阿拉善左旗)正西约230公里，无非是将原定接送物资的地点向西平移了一段距离。据民勤县志载，“北自瞭江石(民勤以北三十公里)直抵亦不喇山(今称雅不赖山)、瀚海等处二百八十里，东北至柳林湖一百二十里，至白海东北亦不喇山北套(山势向北边弯曲的地方)，夷接壤(与外蒙接壤)，难以道里计……”(见民国版《民勤县志》，标点符号及括号内的说明是我加的)。这里从民勤出发到外蒙记载的道路公里数合计为230公里，未计载的约180公里，总计410公里，比起到新疆哈密的1010公里要近的多。尽管新组建一支五、六千人的骑兵军，作战经验肯定不足，但用来踏勘、平整这条道路，运输、护送物资，力量还是绰绰有余的。反正路上也没有敌人重兵把守，顶多有几个、几十个蒙奸、日本间谍暗中破坏，也没什么了不起。带几天的干粮就能走一个来回。

　　如果嫌这条路不近，还有更便捷的应急之路：凉州西北有飞机场，一旦占领凉州、控制了机场，苏联方面完全可以用运输机先送几批轻武器和弹药、急救药品过来，打一个来回只需要几小时——这也是后来毛主席想到过的救急方案之一，曾询问徐向前可否修筑一个机场，以便送一些钱和弹药救急，只可惜那时在哪里都已经站不住脚了，又怎么修机场?——当时苏联军队用的7.62毫米口径捷格加廖夫轻机枪射速可达每分钟600发，对付马家军骑兵非常不错;12.7毫米口径的捷格加廖夫重机枪用于阵地战威力很大，在后来的二战中让德军吃够了苦头。这种重机枪还可当作高射机枪使用，安置在凉州城头，打蒋介石那几架可能会空袭凉州的飞机，应当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待道路确定，稍加休整，派出护路、运输部队，苏联方面不仅可以提供重武器，甚至都可以开几辆坦克过来——四百一十公里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当时苏联著名的T34还在研发中，但双炮塔的T24早已下线。马家军的骑兵一定没见过这种外敷钢甲、用马刀砍不烂、会快速行走、连续发炮、射击、伤人的怪物，作战时突然不期而遇又会作何感想?

　　所以，只要打下凉州，远方道路会立即接通，包括去新疆那条最远的路，也会很快接通，因为凉州城里有汽车，填防凉州的敌一百师五九六团刘呈德的两营士兵，就是从嘉峪关坐了三天三夜汽车赶到凉州的。他们乘坐的汽车此时一定被封闭在凉州城里。派一些红军战士押车，有个六、七天时间，也可以开到新疆，再有六、七天时间，就可以满载而归了。

　　总之，打下凉州，所得极丰，接通远方的任务也会立刻完成。同时也获得了有助城防守备的大量物质资源。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建立根据地和接通远方这两大任务是密不可分、紧密相关的。

　　本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首先是为了夺取一片富庶的、人口稠密的地区给红军当根据地。既能解决部队就食，又能解决扩红的兵源。黄河九害，唯富一套。为黄河冲积而成的宁夏平原之富庶历史有名，素有塞外江南之称;此地盛产稻米，人口密度很高，银川尽得其利而发展。夺取这片地区既可和陕北苏区相连接，又很容易做到和苏联控制的外蒙相连接。宁夏西北(现属内蒙)一带本来人烟稀少，用来保卫根据地(也包括交通线)所需兵力不多。这样，中国红军的战略基地就扩大到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大本营连接成一片，很容易获得苏联红军的支持，这就叫接通远方。

　　夺取凉州地区，原本是银川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在宁夏战役因外部形势变化不能继续执行的条件下，成为首要目标有其合理性。凉州地区同属富庶地区，人口密度也很高，存在和银川地区相类似的地理条件。向东北压迫马宏逵收缩至宁夏平原(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然后向北以及略偏东控制住宁夏西北至正北(现属内蒙中段)地区，也能通过外蒙连接苏联。只要保持着向东的回旋余地，逐步将根据地扩大至景泰—靖远一带，向北占领定远营，雄踞贺兰山虎视银川，向南袭扰直至占领永登;河东红军再将宁夏南部、甘南苏区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到黄河沿岸，这样，从陕北到宁夏南部，然后跨过黄河到河西凉州一带，再通过外蒙连接苏联，也能使整个苏区连成一片，且地域更加辽阔，这同样也叫做接通远方。

　　因此，如果将接通远方仅仅理解为从远方(比如新疆)获得一批苏制武器、装备，那就太狭隘了。接收一批武器又能如何?根据地还是被漫长的敌占区割裂、阻断，未能达到战役根本目标;就算是接收武器装备，也需要稳固的根据地(同时也是物资接收地)。如果创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同时也有明确、方便的物资接收地点，共产国际还是会把急用的物资送过来的。但如果部队一直处在流动作战当中，没有安全可靠的物资接送地点，人家只能把物资送到远方某个他们认为可靠的地方让你自己去取，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变成到远方取货，为了重大战略目标而出动几个军的战役行动降低为可有可无的战术行动，部队的行动又会时刻被远方的货物所牵制——这就非常被动。

　　其实徐、陈在刚过河不久给军委所发的电报中，已经反映接触过共产国际派来送货的人，应当很容易理解根据地与送货地点的关系。当时为什么会有900峰骆驼所载的货物落到了马家军之手(见徐、陈11月6日电)?就是因为红军过河后没有根据地，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因此没有固定、可靠、安全的交货地点。

　　准备货物需要时间，货物在路上走也需要时间。共产国际得到消息送货过来，结果部队已经转移，货物落到敌人手里。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只能把交接点确定在一个虽然遥远但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如果红军攻占了凉州、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就有了确定的、安全的交货地点，比如凉州以北的民勤;再专门组织一支骑兵军接送货物，共产国际一定会同意将货送到民勤。

　　在当时，共产国际(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1943年自行解散，总部在莫斯科)之所以急迫地希望给中国红军输送武器装备，并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当然是有背景的：

　　斯大林一直非常担心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一条战线的敌人是欧洲正快速崛起的纳粹德国;另一条战线的敌人正是位于东亚、属纳粹轴心国之一的俄罗斯宿敌日本。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3月，其版图包括了中国东三省及河北部分地区和内蒙东部地区)，已经强烈地透露出以满洲国为跳板北上与苏作战的意图。虽然苏联和新疆盛世才结成了临时性的战略同盟，但盛世才一介军阀，反复无常、极不可靠;新疆又离伪满洲国太远，难以遏制满洲国向西北扩张的趋势，因此新疆只能作为辅助的、后备的战略基地。在新疆与伪满洲国之间，更需要一个可直接用于作战、又有兵源可作补充的军事基地——即我们所说的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承认共产国际的纲领，在组织上作为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在政治上更加靠近苏联。如果能够帮助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红军在更接近伪满洲国并紧靠外蒙的地区建立一支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会直接威胁到日本北上战略的实施，完全符合苏联的远东军事战略利益。这个地区不可能选择中国绥远(主要位于内蒙东段，1954年撤销)，因离作战区域过近，根据地难以建立。而以选择宁夏西北地区(后来属内蒙中段)更为安全可靠，可以对日军的北上作战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

　　因此，帮助中国红军在宁夏地区建立根据地，并提供军事援助，是苏联正在实施的远东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且因纳粹德国和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扩张态势而显得十分紧迫。

　　这一军事战略直到1939年苏联启动诺门坎战役，使日军受到重大军事打击，基本放弃北上军事计划，转为南下战略，以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为起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随着美国对日宣战，其迫切性才有所减缓。而1936年正是这一军事战略实施最为紧迫的时期。这一军事战略又与中国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的目标完全一致。如能不失时机地在宁夏西北地区建立起根据地，对于扩大中央苏区直至与苏联控制的外蒙相连接，使抗日根据地直接获得苏联经济和军事援助、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地位、推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全国抗日斗争形势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和转化，全都可以起到重大、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红军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

　　这就是当时建立根据地与接通远方的背景和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共产国际严禁西路军往新疆跑——过去个四、五百人不具威胁，当作顺水人情，做一下盛世才的工作，促使其同意（后来李先念等450人进入新疆要得到盛世才的批准。如果是4500人，盛世才会批准吗？恐怕未必）；如果不能在河西走廊立足，反而把较多兵力转移到新疆、侵入盛世才的地盘，就一定会引起盛世才的不满。地方军阀历来把地盘看的很重。盛世才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疑心病极重、阴险狡诈之人。经过几年争斗，刚刚打败马仲英，新疆统治渐入其手。卧榻之旁，又岂容他人鼾睡？更何况是一支颇具威胁的军事力量。这么一来，西路军势必和盛世才发生矛盾，这就会与苏联国家的整体战略和在新疆几年来外交经营成果发生冲突。任何政策都有其连续性。一旦双方发生战事，苏联政府还有可能给西路军一粒子弹的援助吗？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甚至都有可能帮助盛世才像消灭马仲英一样灭了西路军，至少会帮助盛世才把西路军逐出新疆。但此时西路军退路已断，且疲惫不堪，弹药粮草又已耗尽，除了全军投降，连殊死作战的本钱都没有了。

　　所以，徐、陈电报里将两大任务分成主要、次要，认为为完成主要任务——接通远方(新疆)，可以放弃次要任务(建立根据地)，这种认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且又十分幼稚，就是将接通远方狭隘地理解为得到一次接济，而完全没有考虑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与苏联关系的复杂性。就算历尽艰辛，牺牲很多战士，跑到了新疆;就算盛世才不打你，你也取得了一部分装备，但依旧没有根据地、没有粮食和兵源，没有衣服穿，延安苏区与苏联之间仍然被敌占区隔断，又有多少意义?至于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的，“西路军如果有一个炮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徐向前回忆录523页)”——简直是童言稚语，荒唐到不像是他那个年龄段的人说出的话。谁给你一个炮团?中国红军从创建之日，到一点点壮大，所用武器几乎全都是主动作战、从敌人手里夺取的，从来不存在凭空就可以的“有”。四方面军也同样如此。难道名气大了，蒋介石给出悬赏首级的价码和毛泽东一样高了，就变得完全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红军战士的力量，变成一个唯武器论者了?或者和张国焘接触的多了，也受了他失败、悲观、消极、避战情绪的影响?放着眼前唾手可得的一个炮团都不敢一战而取之，一心想要依靠外援，自信心已经降低到了零点，在这种心态下指挥作战，就算拿到陈云说的200门炮又能如何?还不是会丢个精光!

　　所以说，一旦出现重大战机，就应坚决地作战，通过缴获补充军需，依靠自己的力量创立和巩固根据地，也就自然地接通了远方，得到补给，两个任务均告完成。但如果条件不具备(比如没有占领至关重要的军事战略要津、敌军主力(或大部)没有被消灭，战力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仍脱离实际坚持要建立根据地，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注定会失败，两个任务均无法完成。徐、陈两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恰好处于这两个极端，这是后来导致西路军失败的直接原因。

　　上面简单列举了如果西路军打下凉州可直接获得用于作战和防守的物质资源(不是全部)。对于同时得到的战略资源，已经有所涉及，其余的在以后涉及军事战略与策略的时候，再插入叙述。

　　接下来从单纯军事角度，讨论凉州防守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即回答“凉州就算能打下来，能否守得住”的问题。当然，这种讨论必须从西路军现有的、尚未对作战资源得到补充的条件下说起。

　　九、河西走廊的地形特点——创建根据地的条件

　　在讨论防守凉州、创建根据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回过头来再补充描述一下凉州的地理位置和凉州的道路情况。以便进一步了解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和防守古浪对于在凉州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关系。

　　先看一下河西走廊的地形特点。这一地区南侧有高大的祁连山(又名南山)，北侧为北山(包括合黎山、龙首山及其东延余脉)，中间夹有宽15—50公里、海拔1000—1600米的狭长平地，形成一条天然走廊。由于南部的祁连山地不仅地形崎岖难行，而且地面水源没有保证，商旅行走极为不便;而北山又有大量泉水涌出，且沼泽遍布，也不便通行;只有中部走廊既有可靠水源，又不会成为交通上的障碍，还分布有许多绿洲和城镇，成为商旅补给的中转站，于是这一天然走廊便成为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路。因所处位置起点在黄河以西，故有河西走廊(或甘肃走廊)之称。

　　看地图上河西走廊的形状，可以想象成一只头向东南、尾朝西北，双翅打开、极其巨大的黄蜂(长一千多公里)。黄蜂成虫期身体外观包括头部、胸部、腹部。我们这只“大黄蜂”的身体也分成头、胸、腹三段，不过连接胸、腹的腰部更加细长。这只蜂，头的前面紧抵黄河中段“几”字形左边一撇的下段，形状略为三角形，顶点为景泰—大靖—永登三城。景泰为蜂眼，盯着中卫;大靖为颈背，连接、护卫蜂的胸部，永登为蜂的口器，斜对兰州。永登以西一片三角形区域，为巍峨、挺拔的乌稍岭，从下面将蜂的头与胸大部隔开。蜂的胸部，就是凉州——永昌地区。这是河西走廊的东大门，也是黄蜂的心脏所在——如果黄蜂有心脏的话。其双翅，以凉州、永昌为基部，向北边民勤方向展开，楔入腾格里沙漠，使这只黄蜂显出灵动、飞腾之势。从永昌西北约50公里处起，到山丹、民乐、张掖(甘州)，然后过张掖至临泽、高台、酒泉(肃州)一线，直到嘉峪关，为这只黄蜂连接胸腹的腰部。和真正的蜂腰一样，这一线地势狭窄，窄处只有十几公里，宽处也不过五、六十公里。过了嘉峪关，地势渐宽，进入较宽大的蜂腹部，南为大雪山，北有马鬃山，地貌已多戈壁、沙漠，十分荒僻;尾部形状分为两叉，从两叉中部出星星峡，便到新疆地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进入河西走廊的道路交通情况。

　　自古以来，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在乌稍岭以东，主要分成北、中、南三条，其中两条经过凉州(武威)：一为北路，从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过大靖达凉州。一为中路，从兰州以西渡黄河,再沿庄浪河谷过乌鞘岭，经古浪峡谷到凉州。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甘肃省政府为适应军事需要和促进民众利益，倡修汽车路，并发动沿线民工整修原有大车道，使之能通行汽车。这样，中路庄浪河谷至古浪峡谷的大车道经平整加扩，改为可跑汽车的公路——兰新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内地连接新疆最重要的唯一一条能跑汽车的陆路通道，其喉脖处，即我们前面所说被乌稍岭隔开的蜂头与胸相连接处，就是位于古浪峡谷出口的古浪县城。

　　顺便说一下不经过凉州的南路：从永靖(兰州西约50公里)炳灵寺附近渡黄河,经青海民和、乐都、西宁,再往北过大通河、从扁都口越祁连山经民乐到张掖，可进入河西走廊中段。这条路最长，当时未通汽车。

　　从河西走廊的地形特点和道路情况，可以知道，凉州处于走廊东部，地处要津，古浪则是名副其实的咽喉要道。另一交通要津便是张掖(甘州)，正当蜂腰处大路，且可通达西宁。

　　了解了河西走廊的地形特点和进入河西走廊的道路情况，便很容易理解，要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首要的条件是在军事上控制住这一地区。如果没有军事上的完全控制，创建根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由其地形和人口分布特点决定的：峡谷两侧山地陡峭、气候恶劣，不宜人居;谷内走廊地形过于狭窄，又多荒滩、戈壁，人口分布不均，主要人口集中于各大城镇，剩下的集中于有农田的村落、堡寨。各村落、堡寨之间又相隔甚远，其间人烟稀少，戈壁、荒滩裸露，作战部队在野外很难隐蔽，几乎无处藏身。这样的地理环境，如果不控制较大城镇，即使勉强创建根据地，也无法持久。必须以军事上的完全控制、形成护卫屏障来做保证。

　　要在军事上控制河西走廊地区，从东段到中段，首要的是必须控制住凉州;从中段往西北，关键便是张掖。但在凉州与张掖这两个城市中，又以凉州更为重要。因为凉州是内地(也包括宁夏、青海、内蒙)进入河西走廊的主要门户，在军事战略上的意义要大于走廊内其他任何城市。张掖仅仅是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中段的门户，军事战略上的意义低于凉州。

　　此外，控制了凉州，其威慑力将辐射整个河西走廊。如果仅仅控制张掖，虽有可能在张掖以北到嘉峪关直至关外一带建立根据地，但如无强有力的外援，将很难长期抵御来自凉州和青海两个方面的夹击;反过来，如果控制了凉州，以凉州为作战基地，就有很大把握攻取张掖，一旦攻取了张掖，整个河西走廊全都受到控制。这样，如张掖承受来自青海方面的攻击，有凉州做后盾，也容易守住;因此，守住凉州，就等于守住了张掖和整个河西走廊。

　　除了这两个城市之外，河西走廊其它任何一座城市，比如永昌、大靖、酒泉，军事战略意义，均低于凉州和张掖。这也就是说，夺取了凉州和张掖，其他城镇就算暂时有敌军盘踞，也都不可能持久，更起不到控制整个河西走廊的作用。换句话说，要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必须夺取并守住凉州，次一步的目标，是夺取和守住张掖。如果不夺取这两个城市，就算夺取了其它次要城市，如永昌、民勤、山丹等，即使建立了根据地，也只能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存在。

　　这么一来，我们的问题首先集中在夺取之后怎样守住凉州。由前述凉州在河西走廊的位置和进入凉州的道路情况可知，守住凉州，关键在古浪。这样，就初步了解了攻取并防守古浪对于防守凉州、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十、防守古浪

　　1936年11月13日，徐向前、陈昌浩在发出进袭凉州作战命令的同时，还发出了袭取古浪的命令。到16日，九军已经占领古浪。17日，九军主力集结于古浪，另一部在红凉山。——到这一天，距发出进袭凉州的命令已经过了四天。按我们设想的方案，凉州也已经打下来至少一天。

　　18日，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但第二天(19日)上午，徐向前、陈昌浩来电说“九军今到大河驿，明到西四十里铺。”徐、陈二人显然未遵照军委命令执行，发出的是放弃古浪、九军转移的命令。古浪险要之一的红凉山实际上已经主动撤防。到了下午，突然传来了九军古浪失利的消息——但无论如何，这一天距离发出进袭凉州的命令已经过了六天。凉州应当已经打下来至少3天，凉州新城在西路军压力下，也早已不攻自破。增援古浪防线的部队早就应出发甚至抵达了古浪。

　　若凉州城破，待处理之事极多。例如，旧城破，须即刻增兵包围新城，并占领凉州飞机场(位于凉州城西北);同时立即给中央发报，报告凉州已攻破，且已控制飞机场，要求中央通知共产国际，尽快派飞机运送一批武器弹药来;城内则须肃清敌守城残兵、建立城上防御阵地、成立政府、成立地方党组织，成立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征集粮草，等等。事务繁多，但增强古浪防御力量是当前最大的事情。从完成攻城任务的部队中抽调出的一部分兵力携带部分给养、物资增援古浪防线是必须的。

　　从发出攻占凉州的命令开始，到九军从古浪撤防，已经过了六天时间!

　　这六天原本可以决定并做出许多重大的、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同时也回答了有些人的疑问，认为取消攻占凉州的命令是因为古浪战役失利，因此失去了攻取凉州的条件。但事实是下令取消攻取凉州在先，古浪失利在后，其间至少相隔六天;且古浪失利与取消攻取凉州的命令有关。如不取消攻取凉州的命令，古浪未必会失守。另一方面，即使古浪一时失守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攻取凉州和防守凉州。

　　因此，我们的凉州防守战就从此时的古浪开始。

　　为什么首先从古浪开始?正如前面介绍的，古浪是敌军的必经之路，且道路狭窄、地势险要，因此在古浪可以较少兵力拦截住威胁凉州——此时应当已经落入西路军之手——的绝大多数敌军。

　　这些敌军在凉州被攻破之前，主要有三股：第一股是马步青骑五师的河防部队;第二股是由马元海(马步芳任命的敌河防总指挥)指挥的来自青海的马步芳第一百师援助河防的步、骑兵部队和青海民团;第三股是胡宗南属下的杨德亮补充旅。

　　敌人三股部队汇合在一起，数量远超九军，看上去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军事力量，对九军防守构成巨大威胁。但仔细分析，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第一股力量，马步青部队。其战力平平，西路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见识过，基本上属于一触即溃类型。这支部队高、中级军官几乎全都安家于凉州，一旦城破，私产、家属全被西路军控制，如家属带信过来，述说红军的好处，让他们投降红军，军官们当即惶惶如丧家之犬，哪里还会有战斗意志，辖下部队出现混乱完全可以预见;这时的马步青很可能先是成为红军的阶下囚，转而成为红军的座上宾，并加入红军成立的地方政府，挂上个联合政府副主席、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之类的头衔，对于那些相当于家将、奴仆一样、和他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骑五师军官们，下达一道停止和红军作战的命令，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结果会如何?这股力量将顿时作鸟兽散，化为乌有。

　　第二股力量，马步芳部队。其战力当然远超马步青的部队。尤其是马元海(敌河防总指挥)率领的民团，后有正规军督战，“作战不退，无令不回”，纯粹是一大群用躯体和生命赚取九军弹药来拼消耗的“炮灰”，给人一种作战顽强、打不完、杀不尽的印象。九军弹药终有尽时，所以感觉上很难对付。

　　但其实这股力量——来自青海的马家军——也有明显弱点：一是在地形险要、地势狭窄、不宜集结的地方，民团一旦溃败，势如退潮，会冲破后面的督战部队，前军冲后军，人仰马翻、相互践踏，形成大溃退局面，一退十数里，收拾残局很费时间(青海民团第一次进攻红凉山失败后，溃军在一狭隘地段夺路而逃，竟踩死两匹战马;此时马元海指挥部成员亦与马元海失去了联系;之后才在一狭长山谷见到了身边只剩下三五个随从、畏缩在乱石丛中的马元海，口中正惊呼：“‘胡大’呀!事情怎么来的不知道!我们的人马这样倒退下来，将来怎么打下去?”);二是军无粮自乱。青马的后勤供应来自青海，从青海出发走兰州附近铁桥过黄河，再到永登，沿庄浪河谷过安远，进入乌稍岭古浪峡谷。道路崎岖，运输线又很长，超过200公里，部队就食成为大问题。由于尾追九军进入古浪峡谷，九军在前，沿途首先征集粮食，再说服老乡坚壁清野、上山躲藏;马军在后，无粮可食，沿途抢劫，已现饥饿、疲惫、人心浮动状态。连马元海指挥部的参谋人员也饥肠辘辘，有时只能“几个人分食”一个杂面馍(对战场及马元海情况的描述见张时之：“甘肃河西一条山至古浪阻击红军的战斗纪实”，载《青海文史资料第三辑》，张时任敌一百师司令部参谋处参谋，随马元海指挥部行动)，继续下去，再有几天，势必大乱;三是凉州已失，马步青必会劝马步芳退兵。尽管马步芳早就觊觎马步青在河西的防区，劳师动众，借口追击西路军，实有假途灭虢、一石二鸟的用意，其最终目的在借机侵占马步青的领地、同时阻碍蒋介石势力介入河西走廊。后来在四十里铺作战时，马步芳委任的总指挥马元海令马步青部队不带攻城器械去攻打西路军防守的小城堡，有意令部队毫无遮挡地全部暴露在西路军枪口下，既无法前进也不许后退，任凭西路军将一团人马几乎杀伤殆尽，明显地就是要借西路军之手杀灭马步青的军队。所以马步青初步劝阻未必有效。但仔细权衡一下，凉州若失于红军之手，城坚难攻，又有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做后援，想要攻取，也实在不易;况且凉州有小路翻南山经皇城滩可直达西宁。西宁此时同样十分空虚，自身安全反而受到极大威胁。若红军扬言要组建一军攻破西宁，稍有动作，马步芳即会调军回防，乐得坐山观虎斗，看红军与蒋介石的部队对阵。如果红军作战失利，他可择机攻取凉州，将整个河西收入囊中;如果蒋军作战失利，他反倒有可能在暗中和红军结成临时性同盟，共同反蒋抗日或逼蒋抗日。

　　所以，只要度过前期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几天或十几天，马步芳的部队要么因饥肠辘辘无处就食自行崩溃，要么得令回防西宁，只留少数部队行监视职能，实在不足畏惧。

　　再看第三股力量，胡宗南的杨德亮补充旅。杨旅曾驻防兰州，渡河后由于马步芳不欲使其插手河西战事，有意令民团将其隔断，所以这股部队未与西路军交手，其战力如何不得而知。杨德亮本人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其部队军官、士兵想来也有不少比较狂热的极端宗教分子。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齐全，战力应超过马步芳部队(马步芳部队武器配置不齐，民团很多使用自备的原始冷兵器或老式叉子枪)。只是杨旅也有同样的弱点：如果在古浪峡谷作战，部队给养会出现问题。试想：如果凉州失守，马步青、马步芳部退出，蒋介石一定会严令胡宗南督促杨旅急速进军，欲趁红军立足未稳夺取凉州。因为凉州一失，兰新公路必然中断，从陆路连接新疆的主要通道就会丧失，对整个战局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督促杨旅急速进军就是必然的。杨旅向凉州进，若走景泰—大靖一线，要比走古浪峡谷多出一百多公里，且道路崎岖、荒僻，所以，为争取时间，一定会选择沿兰新公路西进，进入“马不并辔、车不并行”的古浪峡古。此时若对敌军拦头阻击，再以一军出击永登，断其退路，在延绵数十公里的狭窄山路上，部队装备再好也很难展开攻击，加之人生地不熟，粮食只能靠飞机接济，最终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下场。

　　在当时，要取得这样的战绩，主要依赖两个条件：一是据险防守，而不是据县城防守。二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守、只守不攻。古浪峡谷被称为虎狼峡谷，地势险要历来有名，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条件，谁也搬不走。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战役指挥者如何利用有利地形，遏止杨旅的前进;主动出击则不但需要谋略，需要精确运筹，更依赖胆略，所以同样也是对战役指挥者的考验。这两个条件全都集中到了西路军战役指挥者徐向前和陈昌浩身上，特别是承担军事指挥重任的徐向前。现在看来，黄埔一期的徐向前，虽然当时名气很大，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渡河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表现说明他当时尚不具备作为战役总指挥的素质，却又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对于真正的军事战略大师毛泽东的点拨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无动于衷，终于酿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古浪战场上，设计一个更加积极主动因此也更加合理的防御计划：

　　第一，红凉山阵地不能主动放弃，仍应保持在九军手中，或者保持在增援古浪三十军之一部手中;同时采取更积极、主动、灵活的攻防策略。这样，马元海指挥追尾的马家军民团就会被拦阻在红凉山以东，九军主力就不会在古浪县城被团团包围，“血战终日”，人员牺牲三分之一，受到重创了。

　　第二，在占领古浪县城之后，大部兵力应前出至峡谷较狭窄处，占据公路一侧制高点，剩余兵力应拦路构筑防御阵地，挖掘壕沟、设置路障，不使马家军其余部队突出峡谷，这样也无法形成对我军的合围之势;参与红凉山防御的部队在敌军突破防线后，反倒可以与古浪防御部队对敌形成合围，兜尾打击敌军;

　　第三，增援部队应携带缴获的山炮和对九军的补给，尽速向古浪方向运动，意图择机消灭可能突破红军防御阵地的马家军部队。然后构筑阵地，参与防御。后续援助，军需物资、粮食衣袜，也应不断派队送出;

　　第四，在阻挡住马军以及蒋军最初进攻后，采取左攻右防的战略，即成立一支左路军，从大靖出兵景泰一线，然后攻取永登，伺机断敌退路;右路则以凉州为后援，据险坚守，阻止敌军从古浪峡谷进军凉州。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战役布局，情况或许没有后来实际发生的那样被动。只可惜实际结果和我们的设想有很大不同：

　　说古浪是必争之地，据守古浪险要，主要指扼守县城以南古浪峡谷道路曲折、狭窄的险要处，并非是据守县城。从红凉山到黄羊川再到十八里堡，也包括从十八里堡前出至黑松驿一线，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路段比比皆是。用少量兵力扼守，即可收到很大效果。如果从干柴洼到红凉山，再到黄羊川、十八里堡，沿途留下七、八个游击小组，三、五人为一组，或以侦察敌军动向，扰乱、停滞马军行进为目的，或以袭击其后勤补给线为任务，甚至以狙杀马元海(敌河防总指挥)为目标——此人大字不识一个，指挥作战总是选择一较高山坡，背后插一面大旗，带一队传令兵，用口授方式让传令兵传送命令、指挥民团作战。判断出马元海指挥作战的地方，令狙击小组预先埋伏，击毙此人还是非常容易的。此人一死，青海民团失去首领，必然大乱。——所以，在古浪峡谷要迟滞马军行动、造成其混乱、使其部队失控，办法很多。游击小组的安全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无非是敌若进攻，我就退入高山，敌若离开，再下山袭扰。——这种作战方式本是红军的强项。乌稍岭地势陡峭，多断层、悬崖，马军骑兵只能下马徒步登山作战，行动迟缓，还受马匹牵制，远不如我游击小组机动、灵活。但到了古浪县城，办法就少得多。县城已位于峡谷开口如漏斗口般渐宽阔平坦处，城东向西北已是一马平川，利于敌骑兵作战。且县城地势低洼，城墙又在几年前地震中几乎全部坍塌，易受攻击而无险可守。因此将九军大部分部队收缩在地势低洼又无险可守的县城，围绕县城四周分兵布防，外围制高点火力不能相互支持，又兵力不足，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失策。城南古龙山至少需要放两个团防守，南关(师部驻地)再放两个团挡大道构筑工事，设置路障(壕沟、鹿砦一类)，卡断兰新公路，剩余部队置于城西侧山口及坡上，再向前放出警戒哨，这样，整个部队从高到低在最狭窄地段完全控制了古浪峡出口，且所有防御阵地为一整体弧形，相互连接、火力交错，互相支持，兵力配置也为一整体。马军想要从峡谷冲出，几乎没有可能。如果企图牵马走小路绕过红军防线，前出的警戒哨、侦察人员可及时窥破敌之企图，略施干扰，即能阻碍敌之行动，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兵包围县城。

　　那种分兵保卫县城的指导思想和集兵拦阻峡谷出口的指导思想，当然有显著不同：分兵保卫县城可看成并不主要是为了拦阻可能救援凉州的敌兵，为攻打凉州争取时间，而是为九军指挥部作掩护，随时准备向西退却。结果被敌冲出峡谷，分割包围，古龙山与西山阵地分别失守，南边防御部队全部牺牲(1000多人)，北边位于南泉的部队被敌隔断，县城反被敌包围，马军骑兵反复冲杀，指挥部损失惨重;集兵拦阻峡谷出口则和原定战役目标相一致：就是不让马家军从峡谷突出，为打下凉州争取时间。凉州一克，即会得到增援，被堵在峡谷中的马家军兵力无法展开，骑兵优势难以发挥，再加上部队无处就食，饥饿疲惫、军心涣散，此时如扼守红凉山的部队兜尾打来，受两面夹击，马家军想不全军覆没都难。

　　这说明，攻击凉州与防守古浪的战役思想，原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须随时保持一致、统一协调的两个方面。古浪之守，就是为了凉州的打和防。这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如果不能坚决地、始终如一地贯彻预定的作战意图，都会给另一方面带来影响。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主导和统一、协调地位的指挥部的指导思想起着关键作用。

　　由此看来，古浪战役九军遭受重大损失，有战术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战役指导思想方面：布防要求与整个战役目标不一致，不是为打凉州阻援，而是表现出企图轮番掩护部队向西撤退的姿态。很可能就是接到指挥部命令后将主力集结于地势低洼无险可守的县城，正在做转移的准备，结果被从红凉山、黄羊川一线尾追而来的马家军团团包围，激战终日，在三十军一个团接应下，才突出马军的包围。一战伤亡超过2000人，达到九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前17日徐、陈述西路军主力所在位置和动向的电报来看，已令“五军、九军均于十八日晚移动”，19日上午又说“九军今到大河驿，明到西四十里铺”。大河驿距古浪约42公里，西四十里铺又距大河驿31公里，合起来两天要走近150里路。出发前当然需要做准备。是否就是在部队得到命令撤防、集合、准备带着辎重出发之际，被敌包围于古浪县城?如果能够证实九军有提前撤防的动作，就可以断定，造成九军重大损失与西路军指挥部所发出的命令有关，或者说，与徐向前、陈昌浩改变战役部署、不令部队攻打凉州、准备向西转移的命令有直接关系。如果不能够证实其直接责任，违反军委命令，放弃攻城作战在先，古浪失利在后，这个历史事实就已经证明了西路军前敌指挥部战役指导思想最初并不坚定，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波动和变化，因此对九军的作战失利负有间接责任。

　　十一、谁下令取消了攻击凉州?

　　那么，徐向前、陈昌浩为什么会取消对凉州的攻击?下达这样的命令有什么依据，即是否得到了军委和总部的批准呢?

　　我们已经列举、分析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此期的主要电令。毛主席的命令十分明确：“向凉州进”(作战、进攻)。以后，没有一字改变此命令。甚至在意识到战役行动有可能被徐、陈二人终止，战役目标有可能被放弃之后，仍然去电要求部队留在原地、扼守古浪峡古，婉转地希望继续执行原定作战计划。因此放弃攻击凉州与军委命令无关，或者说是违反中央军委电令的行为。倒是此期徐、陈接到过一份电报，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17日红军总部电报。

　　电报全文如下：

　　“徐、陈：

　　甲、马步芳让马中义、马呈祥两团十四日由平番启程，十七日前可到古浪。

　　乙、韩起功旅在一条山战斗时伤亡颇大。

　　丙、(不清)

　　丁、(缺)

　　戊、毛炳文本日开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结锁罕堡、大小卢塘，再向大靖进。

　　己、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

　　(万万火急)”

　　这份有着“万万火急”字样的电文，原件无发电人签名，但从内容看，显然是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给徐、陈的命令。翻译成简单、通俗的语言，要点是：

　　甲、马家军要来了。

　　戊、毛炳文部队要来了。

　　己、赶快集合队伍向远方逃命去吧!

　　万万火急!

　　呜呼!以创建并扩大根据地来打通远方的宏大战略目标此时竟变成了向远方退却的借口!这样，徐向前、陈昌浩似乎有了一个违反中央军委命令、改变战役目标的依据，将来一旦出现问题，军委要追究责任，自然可以推到红军总部头上，甚至追究到张国焘头上，却与前敌指挥无关。

　　但是，请注意，张国焘这封电报是17日发的，距13日徐、陈发出“向凉州进，明晚袭城”的作战命令已过了4天，距8日军委发出“徐陈向凉州进”的作战命令已过了9天，距7日红军总部(含张国焘意图)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已过了10天，距徐、陈6日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已过了11天，距2日徐、陈提出“凉州甚空虚，易袭”，“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建议并于第二日得到军委“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的批准也已过了15天。一个从酝酿到批准并且调动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两万多人执行了10多天时间的战役计划，一个为执行这个计划两万多人马兵分三路各行军一百多公里、其间重大战斗10余次、牺牲红军战士近千名、已经到了决战阶段、到了就要一锤定音的关键决胜时刻的战役计划，一个已经在4天前就下达了进袭命令本应当已经取得最后决定性胜利、获得极大军事收益和战略性成果的战役计划，岂能因张国焘在事后的一封电报就改变，而因此功亏一篑，使战士的努力和牺牲付之东流?

　　张国焘当然没有使时光倒流的神通，他的一封电报也不可能改变任何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

　　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从一开始，前敌指挥就没有坚决地、完全地、彻底地去执行军委(也包括张国焘)攻取凉州建立根据地的作战命令，所谓的战役计划无非是企图掩盖脱离中央红军、将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调往西面、为张国焘保留党内斗争本钱的一个幌子。

　　进一步，我们再来讨论，在前敌最高指挥者徐、陈二人中，又是谁积极主张停止对凉州的攻击，将主力部队调往西面，这样就会明确最后的责任者。

　　在此之前，陈昌浩已经公开与张国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当然深知张国焘的德行：凡与他作对、反对过他的人绝无好下场——被处死了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就是前车之鉴。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两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夫人张琴秋)，陈昌浩头脑中的神圣原则和自身安全保障，都会促使他更希望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更坚决地完成军委命令，以此来抑制张国焘的恶行。倒是自称只将精力放在“军事”上，不愿过问其它，深藏不露的徐向前，连老婆被张国焘杀掉都能隐忍不发，永远表现出完全臣服于张国焘的姿态，永远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不管张处境如何，也不管是明是暗，永远坚定地支持张国焘——也因此得到张的信任、为张所重用，委以四方面军总指挥之职，掌管当时中国红军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使徐向前手握军权、名声大振。所谓知遇之恩、投桃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此，徐向前一直心怀感激，到了晚年都念念不忘。可以说，当时的徐向前与张国焘极力保持一致，已经超过了陈昌浩。

　　所以，可以初步推断，在西路军最高领导者徐、陈二人中，这段时间最希望帮助张国焘保存实力、脱离中央的，必然是徐向前，而不是陈昌浩。也是他最积极地接受了张国焘右倾、消极、避战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前敌指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坚决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军委攻取凉州建立根据地的作战命令。

　　这样推断当然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但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西路军如何“进袭凉州”，就会证明上述推断正确。

　　先看一下程世才回忆录中有关文字：

　　“上级又来了命令，全军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按照总部的计划，打算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解放河西的人民”(程世才：《悲壮的历程》，9、10页)。

　　——这也证明打凉州的命令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已下达到部队。

　　只是这场战斗如何进行?来看这位奉命“带八十九师今夜向凉州进，明晚袭城”的三十军军长如何描述：

　　文字中只找到“我军攻城未下，分兵一部监视敌人，主力指向永昌”一句(引文同前，11页)。对于兵力如何配置，采用何种器械，突击点选在何处，敌军如何防守，攻防双方伤亡情况如何，对所有这些攻城细节，均只字未提。对这场极其重要、关系全局战略、甚至关乎西路军生死的攻防战，语焉不详。

　　再看一下当时防守凉州旧城的总负责人敌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如何描述这一场战斗和可能出现的结局的：

　　“在城头望见红军前锋绕道凉州城南，向永昌方向前进，随之大部队伍，日夜未停地行进，人数不知有多少，使我不胜惶恐。有一晚间，红军曾向城头打出一排机枪，未来围城，也未进攻新城”，“红军如以全力攻击，凉州新旧城是很危险的(《青海文史资料第二辑》，第4页)。”

　　——莫非这排机枪，就是程世才说的“攻城未下”?

　　再看当时任“青海电讯社”社长、第一百师参议、与马步芳多有接触的陈秉渊先生所述：红军主力“沿凉州城南源源前进，直向西行，未去攻凉州新旧城。当晚马步青向马步芳告急的电文，不下七八次，马步芳束手无策”，“当晚午夜，时而在伪省政府，时而赴军司令部，忐忑不宁，终夜彷徨。但闻他低头哀呼‘胡大’之声，情绪的紧张，达到了沸点”，“清晨，马步青有急电到西宁说：‘红军向凉州旧城仅放排枪一次，绕城而过’。马步芳自是才眼开眉舒，他说：‘阿哥得免于难，不是胡大相助，凉州失守，西宁也必守不住，那时我们脚步一乱，前途就很危险’”。

　　之后，马步芳捏造军情，由“青海日报”编拟稿件，发表新闻说：“马步青率所部及刘呈德团坚守凉州，躬自严防，以城防早有严密准备，与红军在旧城激战五小时，红军未得逞，反受重创”(见《青海文史资料第三辑》，“马步芳阻击北上抗日红军的始末”，26、27页)”。

　　——从这几段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攻城之战没有发生，顶多就是“一排机枪”。“激战五小时，红军受重创”，是马步芳捏造出来的假战况。

　　那么，是谁改变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当了马步芳的“胡大”(相当于基督徒的“上帝”)，在危难时刻解救了二马?我们看一下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的叙述：

　　“在大靖附近，我们收到中央军委十一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徐向前回忆录521页)”

　　——中央军委这封电报的性质本是将河东情况通报西路军，并针对“新计划”征询西路军方面的意见。这个“新计划”是指11月8日发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及彭德怀等的电报，旨在调整宁夏战役计划。其中关于西路军的任务，“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与西路军当前任务并无冲突。且明确规定：“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因此，徐、陈接到中央军委的11日电仅仅是通报情况、了解情况、征询意见的电报，其中并没有取消之前下达的命令、变更西路军的作战任务、令西路军改变当前作战部署的内容。更不是将西路军任务仅仅局限在或去新疆或东返这两条之内，供其取二选一，非此即彼(原电不是采用两个连用的问句形式，而是用序号(1)、(2)、(3)将三个问句分开，(3)问的是“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舍弃(3)，将(1)、(2)简化后放在一句话当中连用，无非是要给读者造成一种非此即彼、择二选一的印象)。因此，对西路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立即作战，以取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要津。那么，怎样面对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接着说——

　　“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徐向前回忆录522页)。”

　　说“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应当是事实。三个月前，陈昌浩任总指挥指挥四方面军之一部攻打岷县。因鲁大昌(甘肃军阀、时任国民党新编14师师长)一个师部两个旅约八、九千人全部收缩到城内，据城死守，每个城垛有四、五枝枪，还备有滚木擂石，四方面军攻城兵力与鲁大昌部持平或略多，因此县城未被攻破，到后来形成以少数兵力围而不打的局面。对这次攻城，陈昌浩必定记忆犹新。此时要攻打凉州，城高墙厚，比之岷县高出一丈有余。召集军政会议，分析敌军兵力、布防，讨论一下攻城方案，应属正常。

　　但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避开攻城这个议题，直述他的意见——主张“西进新疆”，并“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而不是围绕攻城讨论可行性。这间接地承认了，他反对攻城，并且用他的“理由”获得了大多数参会者的支持，又一次使陈昌浩居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处境和地位。

　　只不过，徐向前“列举”的“五、六条理由”，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站不住脚：

　　什么叫“战略靠背”?不就是能够在物资、军械、器材方面支持部队作战的根据地吗?打下凉州就能立即获得“战略靠背”，不仅让红军战士有饭吃、有衣穿、有鞋袜，还能获得扩红的兵源、部分武器装备，使西路军立即扩大两三万人，兵力达到五万以上，如果再能够收编马步青部分兵力，兵力总数还会扩大，将会超过马步芳部与杨德亮旅之和，并且会立即拥有一个炮团。放着近在咫尺的“战略靠背”不取，要让士兵穿着草鞋单衣、冒着严寒，拖带伤员、辎重、妇孺，步行上千公里到新疆去找“战略靠背”，这是什么逻辑!至于“苏联援助的武器”，打下凉州一样拿得到，而且趁守军被堵塞于古浪峡谷，尚未回防，还能拿下许多防守空虚的城池，如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大靖、民勤。再说“打马军易如反掌”，在此之前，感到马军难打了吗?电告中央的多数都是“马军战力平平”，“一触即溃”。

　　这些荒唐的理由竟然取得“大家赞成”，说明避战、退却思想已经弥漫于西路军高层。只不过你想避战，人家不肯，你不要这个“战略靠背”，人家求之不得。

　　几天后，被九军从古浪峡谷放出来的大批马军迅速集结于凉州郊区，无论是衣食枪械，还是兵源，全都得到了补充;后来，杨德亮补充旅也抵达凉州，驻扎于郊区;国民党空军第十五大队几架助战的飞机停在了凉州机场。从此，凉州不仅成为敌兵休养、整顿、作战的基地，也成为青海运输河西走廊剿红物资的中转站，甚至后来关押西路军的战俘营，也设立在凉州新城;在马军集结于凉州的同时，马步青下令挖开被封堵的城门，组织马军首脑在新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马步青主持会议，布置了由马元海任步骑总指挥、分三路进剿西路红军的计划：左右两路骑兵绕过西路军前行拦头、设伏，中路步骑兵混合尾追攻击。三路兵马几乎全都是从古浪峡谷放出来的甘肃、青海马军及民团，一部是大靖方向从一条山撤回“率一团余”固守大靖正与之“办外交，均未打枪”的祁明山旅(徐、陈、李11月12日电)。

　　于是，西路军两万战士真正的噩梦就从凉州开始了。马敌以凉州为“靠背”，轮番猛攻西路军占据的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至永昌一线，以后四十里铺丢失、永昌因粮尽放弃，西路军损失甚重。至于下一个“战略靠背”是甘州(张掖)，也因有马军一团驻守而不敢攻取。甘州位置何等重要!在河西走廊蜂腰处挡在大路的正中央，如一战而破之，前不远(相距仅五、六十公里)有山丹、民乐可形成犄角之势，集兵防守，马军如何突破?且张掖南面扁都口为通青海另一战略要道(后来有一部分西路军战俘就是经扁都口押送西宁去做苦工的)，直接威胁到西宁，占据张掖可立即改变西路军的战略地位，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临泽血战、高台失守、董振堂牺牲的悲剧。依然是不敢攻坚，部队只能在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以“一字长蛇阵”绕过张掖，前军后队相距二百余公里，又被敌以张掖为“靠背”，拦腰斩断、分割包围，兵力辎重损失大半，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恢复，但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还是看一下前面(军政会议期间)徐向前如何安排部队行动的。

　　“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徐向前回忆录522页)”

　　——这里的“中央复示”应当指11月15日中央军委毛主席、周副主席给徐、陈的复电，前文曾引用过，是“同意向凉州进”，而不是“同意向凉州前进”。“进”与“前进”字义上的差异，前面也做过分析：毛、周电文中的“进”是“进攻”(与8日电一致)，徐向前此时所说的“前进”是“部队向前方运动”。在引用时又完全回避毛、周8日电，和自己12日提议、13日复电，并且将作战命令已经下达后接到毛、周电报文字中分列的两条用逗号连在一起，给人“前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新疆接济”的理解。

　　毛、周电报中两条分列，一是针对徐、陈12日电第(五)条提议：“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进到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现决……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和针对当前凉州作战(徐、陈13日电)“今夜袭城”作出的回复：“(甲)同意你们向凉州进”——同意的是作战、击敌，夺取凉州后建立根据地;一是针对徐、陈12日电第(六)条“对外与远方”提出的三点要求(“请国际直接同我们联系”、“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作出的回复：“(乙)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因三条要求有些不着边际，故回答很简短。

　　原来分列的针对不同内容的文字，此时竟被拉扯到了一起，作了另外的解释!

　　这种用增加一字，改变词义的方法，再将事后出现的电文加以修改拉到事前，移花接木，企图将取消作战命令的责任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手法也算高明，却全然不顾历史留下往来电报上的白纸黑字、时间日期，那是谁也无法修改的!

　　用这种方法，徐向前“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迅速西插。”

　　于是改变军委的作战命令便得到了“依据”，顺势对“部署”做了“调整”，也就自然地中断了攻占凉州、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而将作战任务改成了一个“插”字!——竟然全是文字上的功夫，全然不顾历史事实!

　　接着，“(在引用了修改过、用作依据的中央十五日电之后的)十三日，九军以一个团袭占古浪，守敌逃窜，主力进至城内，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并致书被困凉州的马步青，告诉他红军只是路过这里，并无攻取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云云。马步青还算听话，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随后，我们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徐向前回忆录523页)。”

　　于是，一场事关战略大局甚至事关西路军生死的重大作战任务，就被徐向前消弭于无形之中(这里且不说“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一句的语病，——马家军大部被拦阻在古浪峡谷之中，本来就非常“集中”;对凉州也并未主动去“围”，部队无非是以弧形绕过凉州，进军路线自然形成一种半包围姿态;当时的马步青根本没有兵力出击、拦堵，只要你不攻城，他当然巴不得“龟缩”在凉州城内;后面所说的克永昌，克山丹，基本上都是少量守敌“望风而逃”、主动放弃的，该克的张掖和凉州一样，未见攻克)。

　　文过饰非、修改历史的方法古来有之，将事后发生的事件移花接木到事先也颇多见，但任何一种文字游戏都无法篡改历史事实本身：

　　徐向前当时是西路军负责军事行动的总指挥，也说过自己“精力，主要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回忆录461页)”。一个军事上的最高指挥员，对于上级要求攻取凉州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当然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但这种发言权和最后意见，必须来自对凉州敌情的分析、对军事情报的分析——防守凉州的敌军数量、兵力、士气、武器配置、工事，以及防守的漏洞、薄弱环节，与我军兵力和武器配备的对比;其次，要打应当怎样打，攻城路线、方案，并且对最后结果作一个预测，能打下来还是打不下来;打下凉州能得到什么，如说打不下来，理由何在?或敌军数量太多，或我军没有重武器，或城墙过于高大，找不到高树不能制作云梯，或发起攻击损失太大，打下凉州得不偿失，等等。这些全都属于纯粹的军事问题。他应当也必须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主管军事的指挥员基本职责所在;他也有权否决上级的命令，但必须拿出自己的理由，否则就应承担个人责任。

　　遗憾地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未见徐向前有一字叙述，甚至军委主席来电询问凉州敌情，也未见他有一字说明。为了避开这段历史，甚至不惜把中央后面的电报加以修改，拉到事发之前。这种蓄意歪曲、刻意回避，只能解释为他根本就不想打或不敢打凉州，因此他在军政会议上的意见是反对打凉州;而之前的建议、计划、作战部署，全都是为了坚决贯彻张国焘一贯的主张——向西退却做掩护。但是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他又无法回避自己的职责，因此就千方百计地用文字游戏的方式，引导人们曲意解释，以便把不打凉州的责任转嫁给中央军委，而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执行军委命令——打通新疆。这当然是徒劳的。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断定，确实是徐向前力主改变中央军委的命令，并且在西路军高层发生了影响，直至放弃了攻打凉州的军事行动。是徐向前无意识地当了一回马步芳的“胡大”，在危难时刻解救了二马。

　　至于陈昌浩当时所起到的作用，他的意见是否因为处于少数而被否决，或者又一次摆向了右倾，现在缺少资料，很难说清。但陈昌浩性格上本身有许多弱点，有时“英勇有余”，失于冒失，很难避免走上左倾军事冒险的道路;有时优柔寡断，难免主观，又很难避免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和张国焘共事期间，多次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最后转到支持张国焘的立场上，因此犯有严重错误。在西路军期间，从徐向前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出，为建立根据地，陈昌浩与徐向前多次发生争执，指责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多次坚持要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则坚持要往西跑，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关于此二人军前的争执，可参考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中说的：“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而坚持自己过去路线错误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陈昌浩所说“顾虑威信”的“个别同志”，经徐向前回忆录证实，就是徐向前本人;陈要斗争的是徐的“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来，陈昌浩当时的指责没有错误。徐向前力主放弃攻取凉州，主张“和马步青办外交”，使西路军丧失了渡河以来最大、最有利的战机，因而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和战术上的制敌先机，——这当然是右倾;在渡河以后的景泰—一条山战场，部队就已经多次出现了对敌围而不打，聚而不歼，将敌连人带枪带马整建制地放走，以后补充弹药又与红军作战的事件(枪、马难道不是西路军最紧缺的物资?);马廷祥(马军河防副总指挥)被压缩包围于景泰，已接近弹尽，急待援军，红军却放弃攻击，与马谈判。马廷祥得到马步青命令“已由青海调动大批援军，在未到达前可派人与红军虚与讲和”，红军与之谈判正中下怀，一面虚与谈判，一面趁机补充粮食、弹药，修整城防、加固工事。其后，青海援军大批到来，马廷祥立即恶狠狠地说“不谈了!”(见李惠民“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景泰、古浪间阻击红军的战斗回忆”;李时任马步青骑五师司令部参谋处参谋主任，被派往前方指挥所，正在景泰;亦可参考黄火青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有关段落)——这当然也是右倾。

　　马步芳、马步青在国民党战斗序列中本来就属于与日本军方勾勾搭搭的亲日派，属于最坚决的反苏、反共、反人民派，这是由其极其落后反动的阶级性和军阀封建割据的性质决定的。和马步芳、马步青当然可以谈判，但只能在将其部队缴械、占据战略要点、获得绝对优势之后，而不是将其部击溃之后。被缴械想要重新武装、恢复战力十分困难;但被击溃之后，只要将部队重新召集在一起，稍加整顿，补充一些弹药，就能很快恢复战力。

　　马步青的主力部队在河防一战，就被击溃了。指挥系统与各部队失去了联系，各个部队混乱不堪，这就好像一条蛇被重击之后处于昏迷状态，处于一种僵死、不能运动、尚未恢复的状态。在西路军抵达凉州附近之时，这条蛇尚未完全苏醒，这时候和他办什么外交?要办外交就是在攻城的同时通知他交出凉州城防，红军保证不侵犯其私产、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并邀请其加入联合政府，否则凉州一破玉石俱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谈。以宋襄公之仁，通知这条毒蛇，我们不打凉州，仅仅是路过，你好好休养生息，待恢复过来再与红军决战;还把土门投诚的部队送回去，再附上一挺机枪、一封信件(署名徐向前、董振堂——马步青曾经是董振堂的下属)，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什么?甚至说他在西路军中同样属于“被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坚持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也不为过。看一下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是怎样谈的(出发前安排上党战役，临回来前上党战役结束，灭敌三万五千人，俘敌将官27名，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就知徐向前的“办外交”有多么荒谬!

　　对于批评徐向前右倾的陈昌浩来说，关键是在军政会议上不能力排众议、动用自己在西路军的最高权力，否决徐向前的意见，反而再次受徐向前影响，倒向右倾立场;在事后，看到了严重后果，后悔莫及，指责徐向前当然是有依据的。但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不能抓住扭转被动局面的要点(例如坚决攻取张掖，然后集兵拦阻东敌)，所提出建立根据地的目标脱离客观实际(如永昌距敌作战基地凉州过近，张掖又未被攻取)，这是陈昌浩的悲剧。

　　那么，当时的徐向前为什么不想打凉州，一心想往西跑?只有一个解释：在此之前就已经被灌输在头脑里的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与他心灵里的怯懦、畏惧已经融合在一起，这种怯懦、畏惧主导着他的思想，使他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对眼前的敌情，或许和程世才一样，在夜晚看到了高大的城墙和诡异的灯火，便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程世才感到恐惧是允许的，但徐向前的职责却不允许他有丝毫恐惧。因为恐惧会影响他的判断力，使他完全忽视对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他甚至想都不曾想过：打下凉州不仅可以为中央红军所用，更可直接为张国焘所用。张国焘是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对形势的判断随时会变化，但徐向前是前敌指挥员，怎么也脱离实际做出错误判断?只能解释为是出于恐惧对战情假象作出了肤浅判断，使这位前敌总指挥、未来的将星、元帅，临敌畏缩，终于丢掉了可以使他一战而名至实归、永远光彩夺目的机会;使他本可以留一笔“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夺取战略要地的经典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而不必因误中了缓兵计、空城计，在人类战争史上永远地留下一个偌大的笑柄。

　　“空城计”原本是中国民间传说的军事神话，但徐向前的对手马步青——一个官府纨绔子弟出身的师长，或许只是在戏文里才听说过“空城计”三个字，从来都不曾梦想自己能当一回诸葛亮;黄埔一期出身、征战多年、久负盛名的徐向前，却无意当中做了司马懿。只是司马懿退兵不过丧失了一次战机，而徐向前不取凉州不仅丧失了一次战机，还丧失了西路军在河西的制敌先机，使河西红军一点点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这就等于丢掉了两万多名红军战士战斗和生存的权利。

　　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明在当时红军西路军高级指战员当中，并不仅仅只有徐向前一个人受到张国焘右倾、避战思想的消极影响。例如后来作战非常英勇的三十军，其高层在一条山作战期间，就已经开始采用一种将“与敌作战”看作“不得已”的行为，企图投机取巧，“主要依靠统战政策”来达到胜利的愚蠢行为，闹了不少笑话。徐向前作为军事上的总指挥，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消极思想对部队的影响，以自己的英勇与无畏成为各级指战员的表率，通过对当前形势和情报的科学分析，通过对胜利成果的准确预测，使各级指战员消除畏惧心理，获得信心，坚决战胜敌人。可惜他没有掌握正确科学的方法，自己不但接受那些消极、错误的观点，还在部队中积极散布和推行，对此次失败，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十二、就算古浪一时失守，凉州也照样守得住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回到防守凉州这个议题上。

　　前面，我们曾用很大篇幅论证凉州防守的要点在古浪，古浪防守的要点在据险，要能够抓住这两个要点关键在前敌指挥的指导思想。由于前敌指挥的指导思想并不坚定，造成九军向古浪进军过程中未能更加积极地滞敌、阻敌，主动放弃了许多防御阵地;而在达到战役目标的关键时刻，前敌指挥的指导思想发生波动，临敌退缩，放弃了攻取凉州，又影响到古浪防守，甚至造成九军的重大损失。这样，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就难免围绕战役和战术指导思想形成三个问题：

　　一是如果指导思想在原则方面正确，并且战术方面的失误很少，在这种条件下，凉州是否攻得下来并且守得住。

　　二是如果指导思想出现重大错误，凉州自然攻不下来，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是否也一定会陷入极大困难之中。

　　三是如果指导思想在原则方面正确，出现一些战术方面的失误又是难免的，在这种条件下，凉州是否守得住。

　　对于一，我们前面极大的篇幅就是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通过分析西路军前敌指挥指导思想方面出现的问题，从反面来论证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攻取凉州与防守古浪都将获得成功;因此在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完全可以完成。

　　对于二，西路军覆没于河西走廊的历史，已经用事实做出了证明，即证明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作战期间，由于指挥系统的指导思想存在严重问题，放弃攻打凉州，又失去古浪，这等于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此时已经没有条件在凉州—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多次对形势判断发生失误，没有下决心夺取张掖，使西路军能够在张掖以北立足，终于导致了西路军全军覆没，并且使中国红军丧失了一次快速发展的机遇，也延缓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西路军指挥系统的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真正的问题集中于对三的分析，即：如果指导思想在原则方面正确，出现一些战术方面的失误又是难免的，在这种条件下，凉州是否守得住，根据地是否能建成，远方能否顺利接通。

　　这里，指导思想原则方面正确是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凉州就一定打的下来。至于战术方面，最大的失误无非是古浪没有守住，马家军冲出了古浪峡谷，随后，杨德亮补充旅也顺利通过古浪峡古，在这种条件下，凉州是否守得住，后续战略如何，历史将会如何演变?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凉州一克，马步青军将立即失去作战动力，马步芳军将有很大的可能转入观望状态。因此此时凉州最主要的对手是属于蒋介石中央军战斗序列胡宗南辖下的杨德亮补充旅。其余毛炳文部一出定远营一出中卫，不久因山城堡战役红军大获全胜，又东渡黄河，返回了河东，难以及时增援。因此杨德亮旅此时属于孤军深入、劳师远征的状态。以西路军当时的兵力，如能吸引其攻城，然后运动部队，抄其后路，完全可以将其全部歼灭于凉州城下，不使一兵一卒漏网。即使杨部不敢攻城，驻军观望，也可卡住古浪峡谷，断其退路，尽快寻机与之决战，至少可歼其大部。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杨德亮旅尚未被消灭、马步芳军也还未转入观望状态之前，——在这段时间，很有可能会存在一段马、杨联军与西路军对峙的阶段。而此期西路军即使从凉州得到了兵源、极速扩红，也从苏联得到了部分轻武器和弹药，但新军初成，未经训练，且武器仍不足，因此若主动出击战斗力不够，但如果用于防守，还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由于这段时间马、杨联军（正规军约二万左右，其余为民团）很可能会集兵猛攻凉州，凉州攻防必定会成为此期战争的焦点，西路军防守凉州也因此会出现一种非常艰苦的局面。

　　这样判断，是因为凉州已经攻克，马步青必会令大靖、民勤、永昌守军将防务交与西路军，或两军共同防守。这样，青马与杨旅就会完全失去后勤支持。由于部队给养中断，无处就食，靠飞机空投只能解决部分部队的需要，不能解决全军就食，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攻破凉州，取得给养，以求速胜；这一选择又与蒋介石严令迅速夺回凉州的军令相关。因此马、杨联军必然会以正规军督青海民团架云梯猛烈攻城，攻击位置很可能在西南两面（东面要避开新城的山炮），再辅以兰州蒋军飞机助攻——向城头扫射、轰炸，故此战必定惨烈无比。

　　但此时以西路军指挥部直属部队、妇女独立团、以及五军全军，三十军之一部为骨干，辅以从凉州招募的新军，城中防守兵力已经超过万人，甚至达到两万人以上，与马步青唱空城计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城外九军及三十军主力合计亦超过万人，且新得补充，也有可能达到或超过两万人。并且从时间上计算，西路军已经开始接收苏联方面空运过来的首批武器弹药，也包括可用于防空的自动武器，因此无论城内还是城外，战力均大增。

　　若城上以重机枪及高射机枪建立防空阵地，加强防空；以轻机枪射击城下攻城部队、坚决顶住马军民团的首轮攻势，待敌军饥饿、疲惫、惶恐、无奈之时，城外主力部队快速迂回至敌攻城部队身后，突然打击民团后面督战的正规军，督战部队稍现混乱，攻城势头必极大减弱。城上防守压力一减，反击力立即增强。城外部队再反复冲击几次。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马、杨联军以疲惫之师攻城，既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凉州，又受城上背后两面夹击，在反复打击下，此攻城之战必因力竭而崩溃，敌军有可能向大靖、古浪两个方向溃败。西路军主力乘胜追击，并趁势夺回古浪，缴获必丰。只要不使敌残兵侵入凉州以西，此役即告大获全胜。

　　如此一来，马步芳军将会彻底丢失夺取凉州的希望，苏联方面空运的弹药抵达也不止一次，此时速派军夺取甘州，采取“围三阙一”战法，猛攻城北及东西三面，留南城不攻，城中马军（一团人马）已知凉州失守且增援无望，必弃城出南门向东南方向经民乐过扁都口向青海逃窜。只要挥师追击，将其驱过扁都口峡谷，就已达到此役目的。

　　扁都口是被古人称为“大斗拔谷”、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又一处险关要隘。峡谷长28公里，险隘深邃。道路两侧奇峰耸立，峭壁突兀，怪石森然，叠嶂无穷，窄处宽仅10余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控制了扁都口，就等于卡断了青海与河西走廊西北部的直连通道；走廊西北部的酒泉（肃州）、嘉峪关、玉门关、安西、敦煌本来已十分空虚，此时就可说已经尽收囊中，只剩下派员接收、建立政权一件大事。至此，马步芳军势必全部退守青海，河西走廊将完全被红军控制。

　　这么一来，我们可以做出推断：只要攻下凉州，即使古浪一时失守，也仍然可以守住凉州，将敌聚歼于凉州城下，再重新夺回古浪；之后的军事战略，将转成前述左攻右防的战略。右路扼守古浪险要，左路过大靖出兵景泰，然后攻永登。蒋介石的中央军若敢再渡黄河，必成奔命之势，无法应付河西红军的崛起。河西走廊将建成红军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北接外蒙，西连新疆，东向银川。再加上河东红军不断向西进击，向东、向北扩张。全国抗日局面将会向好的方面出现质的突变。

　　十三、放弃攻取凉州等同于犯罪

　　所以，关键还是要攻取凉州。西路军最大的失误也就起于放弃攻取凉州。由此可见，当时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发出放弃攻取凉州的命令是犯了多么大的罪!不仅造成有两万多红军战士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结果，使其中八、九千战士牺牲，七、八千战士被俘，三、四千战士散失民间，还使宁夏战役计划彻底失败，从此完全失去了在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这两块比较富庶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机遇。

　　以后，只是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通过长期、艰苦的游击作战、通过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以山区、农村等贫困地区为依托，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渡过英勇、卓绝、艰苦的八年抗战，才终于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绩。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四方面军未渡河部队以及西路军失败后返回延安的红军士兵指战员的巨大功绩。但这首先是毛主席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通过武装全体红军指战员所取得功绩。

　　徐向前在毛主席去世以前谨言慎行，却在毛主席去世以后所写回忆录有关西路军的章节中，掩盖自己所犯的错误，对西路军历史进行了大量篡改与歪曲，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给毛主席(当时的军委主席)，用自己的过失来否定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这是非常错误的。

　　例如，他在回忆录中说：“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我们在前面反复证明过的放弃攻击凉州，就没有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而是违反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这种违令行为徐向前负有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

　　他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然而，说“凉州空虚，易袭”，要挥师西进，——这本是徐向前提出的建议，得到军委的批准，且军委下达的任务很明确，也很简单——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以此来接通远方——根本谈不上“飘忽”。倒是徐向前自己违反军委命令，放弃攻取凉州、从古浪撤防，使马家军和蒋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古浪峡谷、抵达凉州，取得了最有利的作战靠背，逐步地夺回了因集兵河防被西路军突破后快速向西移动而失去的作战主动权，转而向西路军大举进攻，能说这是因军委的命令“飘忽不定、变化多端”使西路军失去作战主动权吗?能说使西路军失利的根本原因(“因素”)是因军委命令造成的吗?

　　对于放弃夺取凉州这个丧失作战主动权的最重要原因，徐向前几十年时间里没有只字认识，在回忆录里尽力回避、推卸责任，却将整个战役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空洞地解释成“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且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仍然想把责任推给军委。

　　实际上，中央军委给西路军有足够的“机断专行”的权力。西路军总指挥部给军委说明当前部队行动的电报，许多都是先斩后奏的通知形式，军委每下命令也多半都是按照西路军总指挥部的建议作出，有的属于事后追加批准(从前面引用过的电报中也可看到这种情况)，并非“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当时军委采用这么一种方式，很可能考虑到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刚刚会和不久，为防止红军再次分裂，甚至因前敌指挥意志不坚、遇到困难率领全军叛变，因此发布命令一般都尽可能地尊重前敌指挥的意见，并给以充分的自主权，以避免可能出现最严重、恶劣的后果;其次，徐向前当时名气很大，又是黄埔一期的将领，以往战绩也还不错，军事上的素养应该不低。所谓响鼓不用重锤敲。关键之处给以提示、点拨，他应当完全可以理解，说多了反而会起到反效果。所以军委命令多采用商量、提示方式，且十分简短、语言精炼、表义清楚，而非十分刻板的命令格式，也没有“不折不扣的指示、命令”类文字要求必须执行。在当时背景下，军委这样做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能出现丢失夺取凉州战机这种重大失误吗?以后提出“迅取甘州(张掖)”的是徐向前，在得到“以一部夺取甘州、……甘州占领后，可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县活动”命令后，又因“甘州有马敌一团及民团，城高坚，豪宽深，不易袭及(陈、徐19日电)”而放弃打甘州的仍然是徐向前，还是没有“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

　　那时，如能趁着马军增援部队(马禄等部)尚未回防之前，一战打下甘州，所得虽不如凉州之丰富，但河西走廊蜂腰处被卡断，走廊西北各重镇皆被隔开，也能够取得重大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至少能够派一小部去新疆方向取得补充，还能够建立起一个临时性的根据地，能维持多久要看苏联方面的支持，总不会那么快就垮台。倒是徐向前对自己的建议被批准后执行起来非常“飘忽”，给军委报告是要打，得到批准后又不敢打。

　　设想，如果打下张掖，大部兵力集中于张掖、民乐、山丹三城，阻断马军西进回防路线。这三城距离均在五、六十公里之内。留少量兵力(如妇女、后勤、部分警卫部队)守城，将主要兵力驻扎于三城连线形成的三角形之内，例如，张掖部队向东南前出三十到四十公里，民乐部队左出五至十公里，山丹部队右出五至十公里，三支部队之间距离二、三十公里，既可以城为依托，获得物资供应，在所依托之城被攻击时及时回防，三支部队又互为依托，一旦发生战事，均可互相支援，这就达到中央提出的集兵程度和要求。你敢攻我一城，另两城均可出援;你敢进到这个三角形区域内，三城同时出兵将你聚歼。也就可以完全阻断马军向西回防的路线，失去了被拦头打击的威胁，能从战略角度使西路军日趋被动的地位有所改善，而不必以二百公里长的“一字长蛇阵”绕过张掖。又怎能说受地理条件限制，“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

　　如前所设想，以三城阻断马家军向西北的通路，就是利用河西走廊地形狭窄的条件集兵，使马军无法增兵回防，只须一小部兵力就可夺取酒泉(肃州)、嘉峪关、玉门关，直达安西，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这就有可能在河西走廊西北部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北方向占领与外蒙交界一片区域(如现在的额济纳旗一带)，接通苏联，又怎能说“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

　　恰好相反，本文所提出占据张掖这种方略，是利用狭长的“当地的地形条件”设计的。中央要求西路军将兵力“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进，退则集中退，打则集中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也完全是针对狭长的“当地的地形条件”提出的。

　　关键是要敢于打，集中兵力不仅为了防，更是为了打。在关键的时候、甚至已经到了性命攸关、生死存亡的时刻，依然是不敢打，这不是右倾畏战，又是什么!结果还不是要打?只不过是被右倾思想主导、幻想避战的指挥者，因胆怯和无知而置于绝望境地的红军战士被动地、面对死亡威胁所进行的拼命，是一种被敌人的凶残激发出来的、完全不在乎生死、近乎发自本能的拼斗。

　　尽管红军战士在河西走廊的战斗之惨烈惊天地、泣鬼神，尽管红军战士所展示出的战斗精神将永垂史册、千秋万代不会泯灭，但这种打法原本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首先抓战略要点(如在河西创建根据地必须占据的古浪、凉州、张掖，而不是凉州近旁的永昌，张掖附近的山丹、临泽、高台)，是更加积极主动、以较小牺牲赢得重大胜利的打法，而不是被动地与敌拼消耗、弹药消耗完了拼命。所需要的是毛主席从战役一开始就在电报中一再点拨、提示和要求的打法。

　　能够把握住并向三军推动施行这种战法的，不是西路军的战士，也不是西路军的中下级指挥员，——他们处于执行的地位。把握、推行主要靠西路军的高层，特别是徐向前和陈昌浩，出问题的原因也只能是这二人。

　　还有“后来盛世才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一段，说得也过于托大。

　　盛世才的骑兵部队1930年底到新疆，在新疆已经经营多年，1933年开始得到苏联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退入苏联境内的部队4万多人，经苏联转运至新疆，除了路上死亡的，有近3万人留在新疆，为盛世才利用，卷入内战，不到半年的战争，付出约5000条生命。以后义勇军高级将领数十人悉数被盛世才杀害，一般人员丧生于盛世才黑暗统治中的竟多达1万余人。这不能不使人非常痛恨盛世才的阴险狡诈。后来东北义勇军旧部为报仇，四处寻机刺杀盛世才，因他深居简出，先转去内地，后到了台湾，又从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杀盛世才不成，转而去兰州将盛世才岳父(盛的帮凶)一家老少十一口(最小的只有五岁)全部杀死，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一日雪。徐向前将这段复杂的历史，说得忒也轻松。人家义勇军3万人从苏联回国，有人有队伍，要赴内地参加抗战尚且不能，你西路军一万多人马，企图背离抗日主战场西进、躲到新疆，沿途被马家军截杀，给养、弹药全无，还要士兵穿着草鞋单衣在冰天雪地徒步经过数百公里荒凉的无人地带，红军士兵两条腿能有马家军骑兵的四条腿跑得快?受马家军骑兵追杀后能剩下多少人跑到新疆?又能有何作为?不被盛世才剿灭，高级将领也难逃盛世才的屠刀，还想克制盛世才叛变?盛世才一介军阀，政治上的两面派，历史的弄潮儿，极擅长玩弄阴谋诡计，看到德军攻至莫斯科城下，以为苏联必败，不惜将自己担任机械化旅旅长、亲苏的亲弟弟杀死，以嫁祸苏联、清剿共产党人，凭徐向前当时的政治经验，张国焘尚且看不透，又怎能窥破盛世才的鬼域伎俩;徐向前在电报里津津乐道“盛之六大主张”(无非是盛世才向苏联要价的政治筹码，徐、陈19日电)，反映了徐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对于盛世才那样阴险狡诈的政治小丑，又何来“不敢叛变”一说。

　　此外，被徐向前当作西路军功绩之一的“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也不值大书特书。因为这“二万五千余人”中，大多数(至少有一万五千到两万)是被马步芳用保甲制度逼上战场的“民团”，他们本来也是和西路军战士一样的穷苦人、劳动人民、阶级兄弟，所以他们的生死马步芳完全没有在乎，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马步芳对青海的统治。实际上，河西走廊战事一停，马步芳民团就立即解散了。这等于民团全数死亡，留下的只是青海回民与汉人红军的仇恨。我们能说马步芳消灭了六、七万民团是一大功绩吗?

　　1937年1月24日，军委毛主席去电和周恩来等讨论了西路军最大的问题，不仅一针见血，而且十分中肯：

　　“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

　　同日又去电西路军：

　　“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在此之前，几乎每步行动都是根据西路军徐、陈二人的建议，对符合中央意图的命令，予以批准，对那些无法实施的要求，耐心说明不能批准的原因(例如徐、陈多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建，其言外之意十分蛮横——“这两个军是我们的，你们无权扣留，把他们还给我们!”对此，中央仍作出说明：两军在一千八百里之外的西安，无法去河西走廊)。在此之后，也多次做过类似的指示，比如可以突围向北，进入蒙古，或向西进入新疆，接受盛世才整编，方向自决，又怎么能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央军委?

　　由于徐向前回忆录中叙述的这段历史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过多，远远脱离本文拟定的主题，这里仅仅简单提示一下，暂时不做深入讨论。

　　有人认为，徐向前回忆录中关于西路军一段存在那么多与历史不符的地方是由于撰写时某些捉刀代笔者的观点有问题，存在某种政治目的，与徐向前无关。本人不以为然。

　　从凉州之战到徐向前开始撰写回忆录，已经过了45年时间。“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徐向前回忆录554、555页)。”此言应属肺腑之言。因为承认自己存在重大指挥失误才会有愧，因为存在有重大战机自己未能捕捉才会有悔，没有自己的失误与责任，责任全是毛泽东的，其次是陈昌浩的，又何来“愧悔交加”?只能是“痛恨不已”。45年来，对此役过程之关窍、自己失误在何处，他心中又何止思忖、回顾了千遍、万遍。仅仅是在梨园口会议后，按照会议决议、听了陈昌浩的话离队，显然谈不上“愧悔交加”。那时败局已定，离不离队都于大局无补，不离队说不定局面还要糟糕，说“愧悔”又有何用!所以回忆录中并未揭示出“愧悔”的真正原因。现在看来，未能彻底执行自己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临阵畏缩，放弃攻取凉州，又看到了甘州(张掖)位置的重要，终于未能下决心夺取，几十年来纠结于心中，才是作为一个“军事家”的他“愧悔”的真正原因。

　　回忆录付印出版后，徐本人尚在人世活了六、七年时间，且神志清楚，并不糊涂，还参加了许多与西路军有关的社会活动;对有人借回忆录中的观点攻击毛主席的行为也必定有所接触和感受。这本是超出个人荣辱的大是大非问题。他完全有能力对回忆录中与历史相悖与自己认识(愧悔之原因)不合的有关内容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声明——这是一个光明磊落者应有之举。我们未见到有这样的意见和声明，就说明他最终认可回忆录中的叙述，也认可借他的名义攻击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因此他就必须对这种叙述负责。

　　十四、在河西走廊获胜的根本条件

　　在前面，我们论证了，如果不放弃攻取凉州，并且攻下了凉州，即使古浪一时失守，也同样有机会守住凉州，并且歼敌于凉州城下，重新夺回古浪，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基础。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起决定作用的是前敌指挥必须具有正确的战役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和军事路线。有了这条正确的路线，即使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战术上的失误，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古浪失守一类比较重大的失误，都有机会扭转暂时的被动，重新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逐步赢得最后的胜利。

　　而在当时的战役中，关键之点就是绝不能放弃夺取凉州这个极为重要的军事目标。

　　前面我们反复指出了西路军前敌指挥的指导思想问题，这里又讲到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路线，还提到战役中的关键之点。那么，它们之间，即指导思想，思想、政治、军事路线，战役的关键点——这些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指导思想，当然是指当事者基于某种认识方法对外部客观环境与作战条件做出的判断和应对方法，很难避免会受到个人性格——包括情绪、胆略、所掌握各种知识的范围、认知深度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挥员，必须采用的认识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这至今仍然是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从客观条件出发，分析己方面对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敌方存在的各种矛盾、不利因素，找到破敌的关键。

　　例如，对凉州敌兵防守情况的了解、对敌兵各部队之间存在的矛盾分析，然后与我军情况进行对比，就是从客观条件出发使认识深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必然得出我军处于绝对优势、攻城必破的结论，这就可以避免主观上的畏敌、企图避战的消极影响;对于我军击破凉州可以得到的战略物资，对继续作战的影响，也是出自客观的分析，可以提振我军的士气和信心。从客观条件出发，努力占有凉州方面的全部信息，加以全面分析，去伪存真，得出最后结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要求的基本方法，也是克服主观因素(包括心理上的怯懦、畏惧)不良影响最有力的手段。只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方法，才能找到最适合当前作战的正确指导方针，提振信心，避免作出错误的决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那么，指导思想与思想路线又有什么关系呢?

　　指导思想普遍存在。包括每个红军战士，中下级指挥员，直到高级指挥员，指导思想都会主导他的行为。只不过因在整个作战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担任的职务不同，掌握的信息不同，各自具有的指导思想起到的作用不同，影响也不同。

　　对于每个士兵，可能存在因指导思想正确，刻苦训练，积极提高单兵作战技能，在战场上有效杀伤敌人，保护自己;或因指导思想不正确，影响作战的战术动作，被敌所杀伤。但无论如何，一个士兵，他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影响到的主要是他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指挥者，他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影响的将是他所负责的一个团体：连长的指导思想会影响到全连100多人;团长的指导思想会影响到全团1000多人，西路军总指挥的指导思想会影响到渡河的三个军两万一千八百人。

　　这种会影响到全局的指导思想，且在某一特定时期，已经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向全局推广，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路线。

　　因此思想路线主要指处于领导地位的最高领导者所推崇和采用的，被当作基本指导原则、往往包含在训令、命令中向下级传达的，同时又是利用上级权威地位被强制推广、要求部队必须执行的，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也包括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方法。

　　在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最高领导者所面对的具体任务多而纷乱，又必然会有主次的区别，集中全力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在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一切矛盾的焦点——我军的给养、弹药和兵源补充、作战靠背、创建根据地与接通远方的任务;敌军的给养、弹药和兵源补充、作战靠背，所有这些，我若得到敌就失去，我若不取敌就必得——此为力量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之临界点;外加敌三股部队之间的矛盾关系、敌之士气，均集中在是否能够夺取凉州上。因此，战役的关键点也就集中于凉州之战上。能否夺取凉州，就是此时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战夺取之，红军可以得到补充，力量急速扩大，马军之一部(马步青部)彻底崩溃，另一部(马步芳部)在信心上受到重大打击，给养立时会发生问题，敌强我弱的局面就可以逆转，西路军肩负的任务也可以初步完成。由此可见，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获胜的根本条件就在于前敌指挥者是否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能够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认识并抓住当前局势下的主要矛盾。一旦思想路线正确，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有可能获得在河西走廊取胜的契机;但如果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结果不仅会造成一次次的失败，还将影响到全军的生存。

　　例如，红四方面军之一部渡河本来就是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根据地，而不是西进途中借道过路，这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作战本是红军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积极、主动地发起的，即使你想借道，人家也未必答应。因此作战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夺取敌人的装备武装自己的主要手段。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已经反映出张国焘企图西进的思想，同时继承了张国焘消极、避战的观点，把作战看作是不得已的被动行为，企图用统战代替作战，借道西行。诸多提法，明显地不符合战役的根本目标。其后的作战过程，也一直反映出此种企图借道西行、消极、避战思想已被西路军前敌指挥者在头脑中固化下来，占有主导地位。但你想避战，敌人不肯;你希望通过“办外交”来放弃作战目标脱身而去，但敌人借此实施缓兵计，拖延时间，等待救援，待援兵一到就要彻底消灭你，让你的希望彻底破灭。所以，企图避战的思想属于脱离实际的极幼稚的幻想，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无疑地具有右倾思想路线的性质，对全军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消极的。

　　再例如，红军从来都是通过积极战斗消灭敌人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的。把胜利的基点完全建立在依靠外援方面，哪怕这种外援远在千里之外，也幻想着可借以摆脱困境，却完全忘记了唯一的道路是战胜眼前的敌人，只有战胜眼前的敌人才有可能为下一步行动开辟道路，否则就无法避免眼前的失败。随着一次又一次眼前失败的积累，会导致最后的失败;这种最后失败的起因，就在于不相信自己原本有力量可以战胜敌人，结果一次次丢失机会，终于一步步走到无可挽救的境地。这种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一心希望外援的思想，同样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对于任何一个思想成熟的人，他的思想意志决定了他的行为结果：如果他的筹划与行动符合外部客观世界的规律，他有可能获得成功，否则必然失败。因此我们说他的成功或失败是由他的思想意志决定的。——这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意志决定论、唯意志论，恰好反映了思想意志在符合客观条件和规律的时候，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即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对于一支作战部队，部队最高指挥者的思想意志可以决定部队的生死存亡：如果指挥者的战役计划符合外部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如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武器配置，以及作战取胜的其他条件，均有利于己方，在这种条件下，指挥者全力推动作战计划的实施，在多数情况下，部队的作战都会取得胜利;但如果战略计划不符合外部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作战就很可能失败甚至造成部队的灭亡。这样，我们可以说指挥者的思想路线决定了部队的生死存亡。

　　此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在全局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部队最高指挥者利用有效的战术手段，调动了敌兵，在局部形成对敌作战的绝对优势，指挥者抓住当前形势要点，制定出符合取胜条件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全力作战，战胜了敌人，就有可能逐步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但如果部队指挥者临战时刻总是不能下定作战决心，一次又一次制造机会，临敌决战之际又因主观因素(总想着避免决战)而放弃必胜的决战机会，使部队一直处于运动和疲于奔命状态，敌始终未受到根本打击，敌强我弱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根本改观，最后很难逃脱覆灭的结果，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失败的结果同样是由部队指挥者的思想路线决定的。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就完全符合这最后一种情况，因此，可以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是由前敌指挥的思想路线造成的。在当时条件下，西路军存在着取胜的条件，特别在凉州这一局部地区，具有绝对优势来取得破城战的胜利。这样，西路军就有机会获得补充、使马步青部受到致命打击，使敌我兵力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转化，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局逐步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但西路军前敌指挥思想路线主观、右倾，未能捕捉住这一战机，而是一心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主动放弃了凉州攻城战，使西路军在前期通过大规模运动形成的局部优势全部丧失。敌军在全局和局部全都恢复了敌强我弱的局面;接着西路军前敌指挥又未能抓住攻克张掖来扭转和改变战略上处于被动局面的契机，而敌方不断补充、加强，连续攻击，西路军终日作战、无法补充，坐等消耗殆尽，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形成最后这种局面，归根结底，是由于西路军前敌指挥在主观上不能克服右倾避战、退却路线，反而坚决地执行了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最原始的来源，显然与张国焘相关。因此说西路军前敌指挥人员继承并执行了张国焘路线，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几段叙述里，我们实际上省略了一个过程，即由思想路线决定军事路线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正确地认识当前军事斗争形势下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正确地制定出符合此条件的军事计划的过程。此外，正确的军事路线还包括人民战争思想，以及与一定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思想，等等，但所有这些思想的基础，全都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而军事路线又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无论军事路线还是政治路线，其基础，仍然是坚持还是放弃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了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获胜的根本条件，就是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并以这条思想路线为基础，形成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有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就一定能够在河西走廊战胜马家军和蒋匪军，创建一个辽阔的根据地，并使根据地接通远方，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伟大政治任务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十五、消极避战的退却路线是河西失利的决定性原因

　　1936年11月14日，彭德怀总结宁夏战役失利的原因，给军委、红军总部发电报说：

　　“党中央和军委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自己力量的可能，正确的定下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完成上述任务，对抗日的发动无疑的具有极大推动作用，而这一具体任务未得完成，是在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之下丧失了宁夏计划。

　　(1)是避战，对胡敌力量过高估计。

　　(2)是对目前抗日怒潮的过高估计，以为不一定要打仗，新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

　　这两种倾向，以第一种倾向来得更危险，影响军事上的分兵西渡，动摇坚决打击胡宗南的决心。”

　　彭德怀的电报已经表露出对那种对敌力量估计过高，消极避战，和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幻想“不一定要打仗”的强烈不满，并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消极避战情绪导致宁夏战役计划丧失。这封电报不仅发给军委，也发给了身处红军总部的张国焘。

　　第二天，军委给红军总部及彭德怀发出电令：

　　“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

　　丙、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战胜敌人。”

　　这封电令，甲项强调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否则敌以为我可欺”，强烈反对无原则的妥协;乙项讲“打破敌人”的有利条件，特别讲了如何看粮食困难问题;丙项则调整了红军作战的指挥系统。其中“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一句，看上去是对河东红军指挥系统作出调整，实际上针对张国焘消极避战行为，给了张国焘一个信号，他以红军总部名义对西路军的指挥权将被取消。

　　两封电报的精神、原则，同样能解释河西战事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河西最后失利的决定性原因，也是一个深刻说明。从理论上说，两份电报张国焘都应及时转发给徐向前。徐向前就此应当对那种无原则的统战包括“和马步青办外交”可能具有的危害性有所认识。同时，他也应当明白，红军总部——张国焘对河东红军已经没有了指挥权，对河西红军的指挥权也基本被取消，其原因就是张国焘消极避战的思想路线已经影响到河西作战。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张国焘标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报不署名。因为他明知再发干预部队行动的电报违反军令，于纪律所不容，所以他不敢署名。

　　只不过，张国焘的电报发于徐向前改变部署、取消攻打凉州的计划之后，因此违反中央军委命令的直接责任仍然应由徐向前负责。至于那封电报不管早发还是晚发，其基本精神从渡河以后，徐向前就一直奉为圣旨，这种消极避战、特别惧怕胡宗南部队、渴望向西退却的思想，一旦在徐向前头脑里固化下来，成为他的核心思想，主导着他的指挥原则，他就会以此为基础，指挥、调动部队。根据他当时的职务，对军事上领导部队的权威地位，他所接受了的张国焘的指导思想，当然可以称之为路线。当这条路线存在于徐向前的头脑中，就必然会排斥正确的路线，也就不可能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最终因为这条消极避战的退却路线的存在和影响，造成了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结局，导致了西路军的彻底失败，这正是徐向前乃至整个西路军的悲剧所在。但这样说并不排斥张国焘的责任。他毕竟是这条路线的始作俑者，要承担根本性的责任。

　　总之，这条后来被称之为退却主义的路线不仅使徐向前丢失了前敌指挥最应看重的战机，失去了可能夺取的凉州，也影响了古浪的防御，造成红九军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在前面讨论古浪防御战时，首先要跳出了徐向前的思维逻辑，克服那条退却主义的思想路线，设计出更加积极、合理的防御计划，这就有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四条计划。也包括制定此计划的依据。这四条尽管未必非常合理，但比起实际发生的结果肯定有所进步。以后，西路军一次又一次的作战失利，也全与这条退却主义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里总结西路军的历史教训，当然也应尽量避开这条路线的思想基础——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这样才可能作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要求，我们应当承认，当时的红军，一般情况下都会尽量避免攻取坚城，以免伤亡过大;建立根据地，多数选择的是从敌军相对薄弱的山区、农村开始起步，逐步包围城市，相机夺取之。但这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和不可更改的教条。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和不可更改的教条，恰好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出现了战机，客观条件具备，有机会夺取城市，也一定要下决心去夺取，这样就能快速获得战略上的重大利益。这正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领域的运用。

　　这里，攻城还是不攻城，最关键的是前敌指挥对敌城防力量的准确判断，对战机的捕捉和把握。例如，陈昌浩在担任总指挥攻打岷县(岷州)前，毛主席就作过指示：“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敌37军军长，王指王均，敌3军军长，1936年8月13日电)”。当时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对敌城防情报把握的不是很准确，岷县城未能攻破，最后形成以少数兵力围而不攻的相持状态。但城虽没打下来，鲁大昌部(一个师部两个旅共八、九千人)被压制在城内不敢出城，红军仍获得了极大的战略利益，不仅得到了一段宝贵的休整时间，使经过长征、极度疲惫的部队有机会补充、休息，还分兵接连打下临潭、漳县、渭源、通渭四座县城，控制了岷县、陇西、临洮、武山、宕昌等县的广大农村。在这段时间，召开了岷州会议，成立了甘肃省委和甘肃省苏维埃政权。

　　此时凉州情况与当时岷县情况又有很大不同。针对凉州的特殊情况和战略地位，只要稍有打下来的可能，就必须要打、坚决要打。对历史资料的研究，也说明了当时存在着打下来的条件和可能，而且可能性极大。只不过，在当时整个红军中，也只有毛主席等极少数深通辩证法的真正兵家大师，面对转瞬即逝的战机，才有可能捕捉到并做出正确决断。徐向前此时尽管名气很大，但实际的军事素养，与毛主席相比，相差甚远。因此，决定攻击凉州和制定古浪防守计划，确实远远超出了徐向前的指挥能力。我们不能不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在当时，如果毛泽东处于前敌指挥的位置，凉州一定能打下来，并且打的比我们设想的还要漂亮的多，古浪峡谷也一定会成为青海马家军和杨德亮补充旅的“滑铁卢”。如果彭德怀处于前敌指挥的位置，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也同样能打下凉州，并且在古浪峡谷取得比山城堡还要骄人的战绩。只可惜，西路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看他后面起草的那些电报，尽管言语谨慎，骨子里却流露出一种目中无人、桀骜不驯，完全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更不要说仔细思考毛泽东在战役指挥中的点睛之笔，几十年时间都没能做到。倒是临战之时方见真功夫。这样的元帅，那段时间，说好听一些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说难听一些叫“胆小如鼠、畏敌如虎”，面对千载难逢的战机，竟然弃之如敝履，临阵畏缩。人们常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对于徐向前来说，则是“将帅怯懦、害死三军”，并且永远地留在战争史上一个千古笑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十六、西路军的英烈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虎头蛇尾的平大古凉战役终于因总攻命令被徐向前取消而彻底失败了。它失败的无声无息，并且静默无声了数十年。甚至在当年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延安，都似乎不曾有人提起过。

　　尽管当年毛泽东有可能因为马步芳捏造的战况而误以为凉州攻防之战确实发生过(毛泽东有时从敌方报纸中获得情报)，但以毛泽东的海量，以他永远往前看的眼光，他也不屑于去追究、纠缠这些已经过去的历史琐事。

　　红四方面军的产生与发展，毕竟与张国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国焘仇视知识分子。一大批理论素质较高、富有政治经验的红军将领被张国焘杀掉，一大群二十来岁工农出身的年轻人有机会代替被清洗的干部当上军长、师长、政委(1937年，三十军军长程世才25岁、政委李先念27岁、九军军长孙玉清牺牲时28岁、政委陈海松牺牲时23岁)。工农干部有自己的阶级优势，但文化程度本不高，一般比较容易从较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考虑问题，缺少抽象思维能力，不太关注较抽象的党性、原则、观点、方法、路线。年纪很轻被提拔到较高位置也容易产生某种感恩思想。这本是张国焘愚化军队干部、达到控制部队为他个人野心服务的手段。但这些年轻人受张国焘提拔、在张国焘有意培养的仇视知识的氛围下，除了学习张国焘组织编撰的、时而流露出分裂主义倾向的“干部必读”，没有更多兴趣和时间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只知张主席不知毛主席”;结果很容易受到张国焘这个有着“去过苏联”、“唯一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光辉经历的投机分子打着马列理论招牌的歪理邪说的蛊惑。所以，张国焘的思想方法、观点、路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这支队伍的高级指挥员。

　　清除张国焘的影响，使这只队伍能够健康成长，而不是追究战场指挥员的个人责任，这才是最重要的。以批判张国焘一人的路线，普遍地提高队伍各级指战员的思想素质，改善他们的认识方法，来免除对队伍中高级领导者指挥错误责任的追究，比照斯大林在德军入侵后，将西方面军的司令员、参谋长、通讯兵主任、方面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等大将、中将、少将们因惊慌失措、怯懦畏惧、临阵退缩、擅离职守、无所作为等原因使西方面军整个指挥系统崩溃、造成重大战场失利、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后，一律剥夺军衔送上军事法庭立即枪决的做法，在当时中国抗战急需用人之际，无疑是极其高明之举。

　　如果不是因为徐向前在晚年用回忆录的形式企图推卸当年自己的责任，这件事本可以永久地静默下去，直到后人把这段历史完全忘记。但既然他篡改历史，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推卸给拯救了中国也拯救了徐向前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对徐向前极其宽厚，以后多次委以重任，让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并于1955年批准授予元帅衔)，并因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将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且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影响，有良知的学者就不能不指出他的谬误，来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地位，也就不能不将历史大白于天下。这已经不是针对或维护某个个人的名誉问题了。

　　那么，在对徐向前指挥西路军的过程进行剖析、指出其错误与应负责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可能会否定西路军战士们英勇奋斗的历史的因素?本人以为不应当有此担心。西路军的战士们除了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用自己英勇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彰显出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斗争精神和风骨，还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永远存在的、谁都无法夺走的、巨大的财富，这就是：

　　西路军战士用他们坚忍不拔、英勇战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用他们的屈辱，从反面证明了一条真理：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所有的劳苦大众，要想摆脱饥饿与贫穷，消灭人剥削人的旧世界，获得幸福生活的条件，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即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和军事上的(在和平年代是经济上的)路线。如果没有这样一条正确的路线，即使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军队，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得到的一切也都会失去，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改善认识方法，经常地思考正确的路线应当如何，时刻地关注他们的领袖所制定、推行的路线是否正确，以避免这些领袖因为个人素质的欠缺等主观因素或者因为胆怯、懦弱等心理缺陷甚至为了个人及家庭、子女的私利而选择一条错误的路线，无意识地成为敌人的帮凶;对于自己队伍的领袖，当然应当相信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但永远不可盲目地轻信;唯一应当相信的，永远是人民大众的力量;只有当这些领袖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语言的表白)、用他推行的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证明了他仍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这才值得信赖——这就是从西路军战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用他们的屈辱，留给后人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总结出来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毛主席身后，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共产党领袖、高官，不愿意谈论路线问题，无非是想要摆脱人民群众的监督，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许多年所取得的成果攫为己有，因此他们谈论更多的是他们曾经有过如何伟大的战功，似乎历史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却避免谈及自己的失误，更不谈人民群众、普通战士所付出的牺牲，似乎这么一来，甚至他们的后代“继承”人民的财产也全都有了合法性一样。为这批人做帮衬的也包括了徐向前——我们当然承认，徐向前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他对西路军这段历史的描述，不符合历史事实，且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错误性质十分严重，属于晚节不保性质，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既然宁愿为一些投机分子利用，那就背弃了西路军战士用鲜血证实了的真理，因此也彻底背叛了牺牲在河西走廊的红军战士。所以，不管他死后身上是否覆盖共产党的党旗，不管他死后获得了多么崇贵的荣耀，也不管他是否留言将骨灰撒到河西走廊，都将因他的背叛变得毫无意义。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附录1：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甲、敌情：据先念电话称敌人位置：

　　一、马步青一、二旅各一个团固守一条山寨子，一团守景泰城，一团守芨芨水，马所率队由镇罕堡似退松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团四个营。

　　二、马步芳一、二旅各一个团位一条山附近。保安旅第六旅在一条山北十里通中卫路上。其一、二旅余各两团及三旅全部，经二十七师击溃，向镇虏堡、永登方向撤退。四、五旅似仍在寺儿滩、永泰堡一带。

　　三、连日战斗甚烈，敌伤亡两千以上。我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伤亡殆尽，不好补充。三十军子弹消耗七千余排。

　　四、估计我军虽数次击溃敌，但因骑兵相当多，因地形关系，不能予以彻底打击，马敌尚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轮翻前进，向目的地出动，决定求野外消灭敌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

　　乙、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军为一纵，以占大靖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出动，拟经永泰堡或寺儿滩向大靖前进。

　　二、九军为二纵，以占领古浪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由虏堡地区出动，经松山地、干柴洼、红凉山向古浪前进。

　　三、五军为三纵，于七日夜开始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约于十一、十二日进中永泰、红水地区，有监视一条山、景泰与寺儿滩敌之任务，尔后集结干柴洼、红凉山，对东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军确到大靖、古浪后，有经土门取凉州任务。

　　四、指挥部随九军行动。

　　五、各部关于物质补充、路线调查，即具体准备。各部接电后立复，并将原稿焚去。行动前须严守秘密。

　　丁、平大古凉战役政治工作要点：

　　一、向全体说明本战役是随时进到抗日前线，打通苏联、外蒙、新疆，争取广大回、蒙、汉群众，创造巩固抗日新局面的关键，是先发制敌，有力地配合河右岸一、二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本战役意义，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的实现，奠定抗日战争的稳固基础。

　　二、本战役胜利地完成，主要依靠于统战政策广泛灵活的运用，在不得已与阻拦敌人作战时，亦能不失时机的进行争取工作。

　　三、对内动员中心口号：“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争取西北国防政府之实现”，“猛烈扩大红军，武装保卫西北”，“联合回民、蒙民共卫西北”，“配合一、二方面军，直接准备对日本作战”，对外除一般抗日与发动群众斗争口号外，应特别注意对马步芳、马步青等部队的争取工作，多写信、办外交、派代表来组织回民，并优待释放俘虏，大量输送宣传品，说明：

　　1. 红军诚心联合回民，保卫西北。

　　2. 红军来甘，志在联合苏联、外蒙及新疆组织西北国防政府，绝对保持回民与回军的利益，红军愿意接受回军所提出一切不防碍红军抗日的条件。

　　3.红军进入甘北愿意给回军一切实际援助。对于学忠、朱绍良都应不倦地进行争取工作。

　　4.在准备与行动中要高度巩固部队，严守政治纪律，注意扩大与筹资，注意社会调查，特别是外蒙、新疆的材料。在部队中广泛传达与研究苏联胜利。

　　5.一般的军事秘密，加强骑兵部队及侦察警戒，与夜间行动中的政治工作鼓动。

　　——录自《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附录2：参考文献目录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郝成铭、朱有光主编。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进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甘肃省档案馆编

　　《青海文史资料第二辑》、《青海文史资料第三辑》，1964年，青海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集第五辑》，

　　《甘肃通史第七卷·中华民国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甘肃通史》编篡委员会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甘肃通志卷七(城池)》，清乾隆

　　《凉州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凉州史话》编写组

　　《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武威市市志编篡委员会

　　《民勤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五十九年，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徐向前

　　《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张国焘

　　《悲壮的历程》，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程世才

　　《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火青

　　《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陈秉渊

　　《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范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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