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样引出来的：前些日子，在“红歌会网”，我的一篇分析周秀云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山西警方代表的警察阶层矛盾性质的文章发出后，有位网友在文后留言批评我立场错误，说我把农民看的草芥不如，又指责我帮助修正主义，接着话锋一转，指向习近平，说习近平不能正确看待文革，坚持毛主席晚年错误的提法。
要说清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面很大，牵扯对诸多历史人物和他们重要施政方针的评价。毛主席、邓小平，修正主义，中国农民问题，文化大革命，等等。
必须有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评价做铺垫，形成初步共识，再联系目前政治局和常委的人员结构，才有可能把涉及习近平的问题完全说清楚。
于是我试图用一种直观的、暗喻似的方法，先解释一下我怎么看习近平，他有可能受到什么约束，然后再展开讨论。可惜那位网友一点耐心都没有，只知道扣帽子。
但我想，如果让我把话说完，也许会给更多网友一些启发。下面是我当时采用的暗喻。像中国古典评话中描写的场面：“两个公差押解一个犯人。一边一个，两个公差均姓X，他们为修正主义路线执行‘公务’。犯人只有挣脱了枷锁才有可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但现在犯人还在被劫持、押解的途中，自然有诸多约束和限制。”
当时我还解释了为什么我将那二位看作修正主义的“公差”——他们同为厉以宁的弟子，十几年前和厉以宁合作写过书，我研究过那本书，观点、立场毫无疑问是修正主义的(变相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彻头彻尾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其中一位目前身居政府高位，一天到晚，非常卖力，搞得主要就是书上那套东西。另一位位置也不低。对他我确实了解不多。但作为厉以宁的学生，想必也同样系统接受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还取得了学位。对这种情况，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疑虑。但关键是，在这二位的“看管”、“监护”下，等于“戴着镣铐跳舞”。一些动作、举措，不可能不变形、走样。这就有了许多决议中被人称作“政左经右”、针锋相对的矛盾。——只可惜我的辩论对手照例不顺着我的思路走，空喊一些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如果光喊口号就能打倒修正主义，事情岂不是太简单、太容易了?
在我看来，可以从习近平变形、走样的动作中，1、分析习近平的立场和政治抱负，然后做出判断;2、我们这些“旁观者”应当怎么办?有了这两点，才谈得上最后形成上下一致、反对修正主义的共识。
当然，对这两点，只能分开说——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就在我针对2说了“我们应当做的是帮着砸碎锁链，但你却要求‘犯人’马上做事，做一些条件不具备的事”，然后列举了我写过一些什么文章，比如批判厉以宁专著的文章，还说了我几年来写了一百篇文章，都是针对修正主义的，带有砸碎锁链性质。结果他认为我是在炫耀，于是话题又被转移了。借着那位网友让我指定一篇文章供他批判，我提议，“那就是”我博客上《黄尔文：谁将中国引向战争？》一文。既然争论与对习近平的评价有关，那篇文章又说到我最初“对习近平看走眼”的事，是针对“1”的话题。文章在中华网一年的点击数超过20万。不光左派有兴趣，一般网友也可能会感兴趣。但我的这位辩论对手竟然说他对那篇文章“看过两眼、并不以为然，瞎担心”。
“两朵花”连一枝都未表完，讨论就彻底中断了——我对我的这位辩论对手的理解力和辩论方法完全丧失了信心。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不认为我的这位对手是坏人，有意前来搅局，他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也是很鲜明的。只不过有些缠夹不清罢了。
但既然话题已经打开，就让我换一个方式，顺着原来思路，把欲表的两枝花表完：1、习近平的立场和政治抱负; 2、我们这些“旁观者”应当怎么办?最后归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话题。
先说1，当然还按原思路，先简单讨论《黄尔文：谁将中国引向战争？》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13年2月。是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地缘政治分析的结果。指出对中国来说，战争危险来自哪里？——回答是，显然不在钓鱼岛，而是与缅甸交界的边境地区。必须重视形如尖刀插入中国腹地缅北那片地区。必须加速滇藏铁路、川藏铁路修筑，才能逐步化解那一地区潜在的对中国军事入侵的威胁。
到了2014年1月3日，新华社放出一个很不不起眼的消息，关于习近平对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的报告的批复——看来我在文章中感到特别担心、薄弱的边境交通基础设施同样引起了习近平的重视。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正好处于我在文章中非常关注的重点位置。隧道一旦贯通，中国就具有了一个可以常年输送军事设施的重要运输通道(现在隧道已经贯通)。
我不能说我那篇文章影响了习近平。但至少可以说明，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就一定可以和习近平找到共同的关注点。
到2014年10月底，又看到发改委批准拉林铁路项目、拉林铁路即将开工的消息。拉林铁路为川藏、滇藏铁路的公用段。林芝接近未来两大干线的交汇点。这说明关系边疆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快速改善，加强边境安全的基础工程不再遥遥无期——这在我写那篇文章时还不敢想象。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我们每个人——不管他多么普通、处于什么位置，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就能够找到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共同的关注点！由此还可推断：总书记的理论基础、他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你如果按照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虑问题，就有可能和他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我们看到，对于文章中提到的“形成凝聚人心的物质基础的公有制”，仅仅只有一点苗头，——“小荷才露尖尖角”——进展比较缓慢。这又说明什么问题?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关于修正主义的问题。这里当然不可能搞的太深、太复杂。先说两点，第一，这是人民内部中产生的一种落后、反动的思潮，——我们暂时不管产生修正主义的外部条件，注意到“人民内部”四个字就够了;第二，要认识它的广泛存在。几十年“去政治”，不搞思想政治工作，这种落后、反动的意识已经在人民群众思想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潮流，且又与人民群众眼前利益相关——修正主义无非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利益诉求。仅凭这两点，就决定了解决修正主义问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稍有不当，就会站在大多数人群——持有修正主义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就会遭到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反对。这个“大多数”不仅在一般群众中存在，而且在党员干部中也普遍存在。这就是接手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的习近平面临的严酷事实。
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你如果处于习近平的位置，会怎么做?在党员队伍当中带头批评、抨击党章和决议?在群众中传播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的思想?如果这样做，会立即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不管在党员队伍当中还是在人民群众当中，你都会立马成为少数派，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任何正确举措都无法推进。因为你反对的东西很可能是多数人头脑中几十年时间已经习惯成自然、被天经地义地当成是正确的东西。所以，对党员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注意，是头脑当中的问题，况且又处于“和平建设年代”，——你只能慢慢地做思想政治工作，耐心等待党员群众醒悟、觉悟，等他们理论上有所前进，才能期待采取下一步正确措施。这其实就是“进展比较缓慢”的原因。
实际上，习近平的做法非常机智，效率也非常高，就是先搁置对政治路线、对老的历史决议、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争议，抓紧“打老虎”，从组织路线上纯洁共产党队伍。谁都知道，中纪委抓的大大小小的“老虎”，百分之百有共产党员身份、百分之百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些党员丧失了信仰、变成了罪犯、阶下囚，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先把他们清除出共产党的队伍，才谈得上整顿党的作风，才谈得上把政治路线引导到正确方向。党内存在一大堆汉奸、卖国贼、贪污分子、犯罪分子，又怎么谈得上正确的政治路线!
对这一点，我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可以参考我在2013年10月18日薄熙来案公审后期写的文章，《黄尔文：我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修改稿)》(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310/34199.html)，这里就不过多讲述了。
前面这些，主要说的是对党员队伍。对于群众队伍，在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初步完成之前，当然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整顿。但习近平也不是毫无作为。先重申依法治国，再把一部30年前的社会主义宪法摆在党员和群众面前，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
这一举措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1、明确指示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方向; 2、提供处理党内贪腐分子的法律依据;3、可以用宪法审查30年走过的道路，是否违宪?也可以把宪法当作一切工作的总“纲领”，凡违宪的政策、法规，迟早要得到纠正。
仅仅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立场肯定是站在符合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他的政治抱负毫无疑问是逐步创造条件，促使中国回归社会主义道路。
要实现这一宏大的政治抱负，当然道路曲折、困难重重，而且有可能失败。我们从习近平采取所有措施都力求扎扎实实、稳步推进、极其稳重这个特点，可以判断，习近平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任何人都不应当把习近平定位于封建帝王一样的角色，以为他解决任何问题都不需要对形势做出分析判断，不需要讲究策略，任何问题都只须一句话就能彻底解决。那不过是描写封建帝王的历史剧看多了的缘故，完全不了解中国政治局势的复杂，也不了解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例如修正主义问题就不是一句话、一个指示就能彻底解决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我2013年10月1日另一篇文章，《黄尔文：审判之后，如何看习总?》(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309/32976.html)这样，除了对于解决修正主义的条件、难度没有展开，对于欲表达的1，习近平的立场和政治抱负，前面实际上已经做出表述：习近平的立场符合人民大众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他的政治抱负是逐步创造条件，促使中国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条道路面临的艰难困苦——解决修正主义问题，将在对2做出基本表述之后进行分析。
对于2，我们这些“旁观者”应当怎么办?当然不能心甘情愿地只局限于“旁观”，应当勇于砸碎锁链：这里首先是自己头脑中的修正主义观念，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各种精神枷锁。对习近平会产生束缚作用的东西，对于一般的人，完全不存在。从理论上彻底搞清楚修正主义的本质，这是砸碎精神枷锁的先决条件。
这样，就不得不谈谈中国的修正主义问题。
不应当一提修正主义就觉得那是泊来品、外国的东西，就想起伯恩斯但、拉萨尔、考茨基，似乎与中国人离得很远。中国的修正主义与那些外国人基本无关，全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特色”。它的源头在于极广泛地、像汪洋大海一样存在、被称为“农民意识”的小生产意识。它的特点就是自私自利、目光短浅，为了眼前利益可以放弃一切原则。——这和伯恩斯但、拉萨尔、考茨基表达的政治观点、经济诉求，“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铁的工资规律”等等，完全一致。
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身上固有的两重性——革命性和落后、保守、反革命性，在中国农民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当革命性受到压制，其反革命性就会充分迸发。这种带有落后、保守、反动色彩的“农民意识”极广泛地存在，很自然地便成为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落后、保守的农民也因此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下面几段话取自我另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这几段话在网刊登那篇文章之前被删除了：
“毛主席来自农村，最深刻地了解中国农民;基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理解和深厚的哲学功底，说过一句极富内涵的话，“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并且持之以恒地、用各种方法对中国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毛主席去世后，不仅完全放弃了对农民的教育，任其跟着时间消逝，随波逐流。这种离开了社会主义教育、又解决了温饱的农民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放任自流又放松教育的做法不可能使中国农民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只会产生资本主义。
“必须承认：中国农民中自发产生、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消极落后、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完全不顾大局的消极意识，是中国政治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是中国大批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源头。农民工不过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群体。”
反映中国农民问题的这几段话，是不是符合实际?可以讨论!
毛主席曾经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对于修正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放弃“阶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去政治化”几十年，经济地位完全类同于小私有者、“小生产”的中国农民，由于不可能脱离劳动生产，身上保留着劳动人民勤劳、顽强、吃苦耐劳、勇于抗争的本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政治意识方面，有没有可能从他们当中“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和具有先进认识特点的无产阶级思想?——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你如果试着重提“教育农民”，对农民提出一点批评试试，立即会被“群起而攻之”，攻击你的包括“左翼”中部分知识分子，他们随时想寻找机会，表白一下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但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劳动人民中落后、保守情绪的维护之情，是恪守现存经济制度中必须革命掉的东西，总想加以巩固、维护之情。在不久前对周秀云一案的讨论中，我就遇到这种情况。甚至引起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因，也与此有关。这充分说明，在目前，要想对人民群众当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有多么困难，更不要说形成反对修正主义的共识、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中国直到目前，都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度。即使有上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从本质上说，他们仍然属于保有一小片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在中国农村埋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形成了由几亿农民大军组成的维护修正主义政权的社会基础，——这是所有人也包括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残酷现实。
他们是劳动人民，你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但他们现在就和你的敌人站在一起;你不可能把他们消灭，也无法消灭，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劳动者，消灭了他们就等于消灭了人类社会，消灭了自己。
社会主义事业真好比逆水行舟，每前进一步都无比艰难，但如今放任自流、随波逐流几十年，早已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才是真正的困难!
另一方面，过度的市场化，货币化，再加上开放几十年时间，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早已充满了资本主义的血液。这是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的另一道难题。今天不准备多说，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了。
但两道难题缠绕在一起，有些地方形成死结，根本无法解开。有些地方剪不断、理还乱。——这就是眼前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我们要解决问题，只能从眼前的事实出发，一步步往前迈进!
在我看来，要解中国难题，有些像解一道不定方程。什么是不定方程?那是给出的条件不全、必须补充条件的方程，否则有无穷多解，或者说无解。著名问题有“狐狸公鸡九头鸟一百个头一百个脚问有几只狐狸几只公鸡几只九头鸟”问题。但中国难题比这道三元一次不定方程要复杂得多。需要补充的条件也不止一个，有时须依赖外部条件。例如，经济危机有可能是一个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经济危机有时称为“革命危机”，因为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必然引起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对于中国，当然会引起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痛恨，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呼声会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经济危机有可能引起中国人民币崩盘、股市大跌，这样就会产生将侵入中国经济体系的外国资本、私人资本“一网打尽”的条件。当然，战争也可能是另一种外部条件。但战争有可能为中国全面恢复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也有可能把中国引向彻底的帝国主义道路。无论如何，都需要等待条件的成熟。
这里提到了人民币和股市，无非是想要说明目前环境的复杂，解决起来的困难。要认识到，中国内外环境已经不同于三十年前。比如人民币，如果在三十年前，人民币还属于真实的货币符号，但现在和股票一起，属于虚拟货币，是假想的、幻想的、不真实的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伪钞、假币有许多共同之处(看看农民工用生命讨回的薪资、又拼命积蓄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要使其被贬得一文不值，也许只要一个礼拜!——这种可能性真实地存在，而且就悬在13亿中国人头顶上方!这当然也是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不仅每个中国人可能面对，更是习近平必须面对的。
所以，要充分考虑目前环境的恶劣，条件的多变，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些难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同样也摆在习近平的面前。要从理论上彻底搞清楚修正主义的本质，要研究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途径，如何引导农民回归集体化道路，要研究中国如何备战，如何防止帝国主义的入侵，要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和周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私有制国家打交道而又不放弃社会主义原则。
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写作计划，调理一段时间，大约两三个月，此期不再写任何文章。给网友拜个早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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