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概括胡乔木的一生很难”，连他的子女也这样说。他生前从不宣传自己，也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传记方面的文字，更少跟亲友谈他的革命人生。
胡乔木的身世第一次向公众披露，是1982年他当选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由新华社播发的他的数百字简历。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但最让人称道的，还是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的合作。
毛泽东曾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评价“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幕后默默进行的。
基于各种因素，不久前，网络中曾出现谣传：“《沁园春·雪》为胡乔木代笔”、“毛泽东选集一些文章出自胡乔木之手”……作为第一秘书，胡乔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是怎样的?这些传言有根据吗?2011年8月12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进了胡乔木女儿胡木英的家。
一篇文章引起主席注意
“母亲谷羽曾感叹，父亲身边好像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即便和一些文人志士的往来，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父亲一辈子常说的话，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他很明确自己的位置，个人就是要服从组织。”胡木英意味深长地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胡木英的家，位于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房间虽然宽敞，环境也不错，但家中陈设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高档家具。举目四望，家中除了客厅中央悬挂的胡乔木照片，其他地方几乎全成了外孙女的天地，摆满了孩子的各种图书、贴画和照片。客厅一角的墙上，贴着外孙女写的三个字“图书角”，摆的全是书籍和奖状。
在这样轻松、温馨的环境下，胡木英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小时候我们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对我们管的也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休息时带我们去散步，多半时候也是若有所思，不爱聊天。他知识非常渊博，看到花草什么的，都能说出它们的名字、花期，以及和此相关的古诗词。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就是百科全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草树木无所不知。”谈起这些，70岁的胡木英笑得像个孩子，“所以我们有依赖思想，都不愿意查书，有问题就直接问，爸爸是活词典。”
1941年1月23日，胡木英诞生在延安中央医院。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挂满了毛巾、尿布的窑洞，迎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正在洗洗涮刷的胡乔木：“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很好，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推荐给了主席。主席看过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也就是说主席开始注意你了。主席身边人手不够，决定调你去。而且是主席自己亲自点名要调你呢!”就这样，胡乔木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父亲从小就博览群书，因为我的爷爷也是个读书人。和爷爷一样，父亲把藏书、读书当成毕生最大的嗜好。”胡木英说。1912年，胡乔木出生于江苏盐城鞍湖张本庄，父亲胡启东是盐阜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胡乔木6岁那年已能熟背大量唐诗宋词，1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从那时起，他撰写的文章和诗稿就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反响很大。
1930年，18岁的胡乔木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曾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回忆：“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我这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早晨，在盥洗室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是从哪里来的，但没有人向学校领导报告。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1932年，胡乔木在家乡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1937年7月，他来到延安。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并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教育。29岁时，胡乔木与一代伟人毛泽东相识，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轨迹。
澡盆里完成第一部简明党史
“父亲曾回忆，自己刚做秘书时，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胡木英说。1941年前后，正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最紧张的一段时间。那时，毛主席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300多件。
“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主席身边，职责是文化秘书。报到那天，他既紧张又激动，没敢多问。主席也没有交代工作内容。第二天，父亲坐不住了，鼓足勇气敲响了主席家的房门。”胡木英听父亲讲，他看到毛主席正在校对文稿，“父亲正好做过编辑，看到主席桌子上还摆着很多文稿，就说‘主席，我来干这个事吧?’主席笑着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正在校对的《六大以来》的清样，交给了胡乔木，并嘱咐他：“校对也叫校雠(同“仇”)，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
杨尚昆曾在文章中回忆：“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这的确是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因为参与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对和编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共建党以来党内斗争的内幕。
而真正获得主席的认可，是1941年。当时《解放日报》刚创刊一个多月，苏德战争爆发。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他叫来胡乔木说：“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供你参考。”接着，毛主席向胡乔木谈了自己的四点见解，一说完，他要求胡乔木：“现在就动笔，把它写出来，写完给我看看，明天见报。”
胡木英说：“爸爸按照主席的要求，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把稿子赶了出来。主席只稍作修改，就同意立即送到《解放日报》第二天发表。这是爸爸第一次接到主席下达的写作任务。”之后，胡乔木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近60篇社论，不仅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还有了中共“笔杆子”、“大才子”的美誉。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胡乔木列席了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为会议记录者，他在这次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中，写下了担任秘书以来最闪亮的一笔。原本定为两个月的会议，最终进行了11个月，直接原因就是《历史决议》(主席后起名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难度很大。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又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到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
谈起这段历史，胡木英告诉记者：“那是1951年6月中旬，父亲胃出血刚做完手术，还在休养。北京的天气特别闷热，坐着不动都一身汗。父亲没日没夜地写，母亲就在旁边给他扇扇子，后来为了给父亲降温，母亲还从中南海的冰库里找来很多大冰块放在父亲周围，也无济于事。最后热得实在没办法，父亲就让母亲在大澡盆里装满凉水，然后在澡盆上搭上一块木板，自己干脆坐在水里写。”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胡乔木在澡盆里完成了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戏称“婆婆”做事严格
“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胜任工作，和他的积累分不开，” 胡木英说。
胡乔木的住处，有一间很大的藏书室，里面有3米多高的大书架一排17个，整整齐齐8排，共136个，再加上办公室的4个特大书架，总共是140个。“父亲珍藏的图书有4万余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化等领域，还有新闻、小说、剧本，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胡木英说，最让她佩服的是，“如果什么问题父亲记不清楚，会直接告诉我，去哪个书架第几排找第几本书，大概在书的什么位置就有这个内容，八九不离十。”
胡乔木的读书方法也很独特。他能同时看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多门类的书籍，如政治、自然科学、小说、剧本等，交叉阅读。他视这样的读书方式为“休息”。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工作过的人们回忆胡乔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领导方法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从头到脚”，“事无巨细”。从选题、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和标点，都不允许有差错。尤其在新闻评论写作上，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被大家戏称“婆婆”。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今天的第三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从这个题目人们绝不能得到关于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一现象。”
《人民日报》评论员、国际部负责人崔奇曾在《向乔木同志学习写评论》一文中回忆：“我们起草的评论稿到了乔木同志手中，极少有一字不改就通过的，相当一部分做了较多的修改，有不少稿件改得面目全非………应当说他的改稿，不论从理论、思想和政策水平，还是从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上看，确乎高出一筹。”
“冷藏”岁月
对于胡乔木，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庐山会议后期，据说刘少奇和胡乔木有过一次谈话，刘少奇想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胡乔木转告主席，他也没去和主席说……
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是有意见的。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他晚上来找我谈过，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啊。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1961年，他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回来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
胡木英则认为，父亲就是对领袖、对党一片忠诚。她指出：“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父亲说了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也不好太反对，毕竟父亲只是个秘书。比如反右倾时候，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完全变了，父亲非常不同意，但他知道说了也不顶用，所以只能提醒张闻天少说一点;包括说胡风是‘反革命集团’，父亲也很不赞成，他提出来但主席不接受，他也不好再说，只能对一些事情尽忠言而已。所以主席对父亲的评价很对，说他虽然正直、正派，但是不太懂政治。主席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还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
“文革”期间，胡乔木也受到了冲击。在江青和康生的授意下，他搬出生活了17年的中南海，真正离开了毛主席。
胡木英说：“父亲没有直接在什么事情上得罪过她。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江青想要出来工作，让父亲安排。父亲当时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父亲和主席商量，准备在宣传部文艺处给她安排个处长，但主席不同意，最后给了她一个副处长。后来，江青对文艺处处长不满，提出调离，想当主席的秘书。总理对此也很为难，最后平衡，定下来让江青做主席的生活秘书。可能是这些事情，江青对父亲有看法。”
让胡乔木遗憾的是，1966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只跟他匆匆忙忙见了一面。“那一次父亲心中有千言万语，他想谈自己对‘文革’导火索、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意见，因为吴晗写《海瑞罢官》还是父亲出的主意。可是见了面，主席握着父亲的手，让他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父亲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胡木英说，后来，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多次要求造反派“不准批斗胡乔木”，“父亲终于不被拉出去批斗了，但也被‘冷藏’在家中，不能随便外出活动。”
1992年9月中旬，身患癌症的胡乔木病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来到北京305医院看望。9月27日，胡乔木用颤颤巍巍的双手翻看了《人民日报》一至八版……他从新华社电讯中得知25日是巴金88岁生日，他挣扎着拿起笔，写下“连日卧病，不可到沪，亲临致贺。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寿辰。胡乔木”……随后，胡乔木陷入昏迷，9月28日凌晨逝世，享年81岁。
胡乔木共有一女两子，长女胡木英退休前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长子胡石英现任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副主席，次子胡海泳在“文革”中不幸病逝。对于现在社会上一些假借父亲名义，玷污毛主席的讹传，胡木英进行了澄清：“父亲确实替主席起草过一些文件和文章，但思想是主席的，文章都是主席亲自修改的。”令胡木英担忧的是，“现在有人想诋毁我们的党，就直指它的精神领袖，年轻人要有辨别力和判断力。正如郁达夫所言，‘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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